（编辑说明：“林彪事件”是中国当代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某种程度上讲也是文革的一个转折点。其对当代中国人所起到的思想启蒙作用也是无论如何怎样估计都不为过的。但鉴于该事件的敏感性，尽管国内外先后有些研究出版，但对该事件的客观公正的研究整体上一直无法有效地展开，因此，虽然明年就将值此事件发生半个世纪的纪念日了，可这个事件依旧有相当令人费解、扑朔迷离的谜团有待解开。作者多年来对此事件花费诸多精力与时间，试图给出一个新的答案。这里刊出，以飨读者。同时也正如作者殷切希望的，鉴于多数当事人年事已高，该文的发表能引发更多人关注，进行资料抢救工作，以便最终探明历史的真相。因该文较长，分上下发表）。

百年中国史上的最大谜团

1971年9月13日深夜12点20分，在山海关机场的寒风中，林彪秃着头，喘着气，爬上自己的256号三叉戟专机临时放下来的软梯，飞机起飞后二个小时就坠落于蒙古温都尔汗。这就是“九一三”事件，发生至今很快就50周年了。

文化大革命时期发生的这一重大事件，震惊全国与世界。其前后经过与前因后果，至今在世人心目中仍然扑朔迷离，网上可以看到许多有关传闻。最离奇且传播最广的一则是，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据称已经获得了256号专机的现场“录音”，其中披露：驾驶员潘景寅接受上峰“秘密使命”，让飞机故意飞往蒙古国并引发爆炸。这则录音在社会上影响甚大。

由于信息极度不对称，大多数读者在复杂的历史面前，都是弱势群体，于是一些谣言的编造者比骗小孩子还容易得手。也有人著文，把林彪描述成共和国的“失败的英雄”。

另外，据当事人林彪女儿林豆豆的回忆（见于《林豆豆口述》，舒云整理，明镜出版社2012年出版，下称“林立衡回忆录”），周恩来9月12日晚上接到林豆豆报告，得知林立果将挟持林彪上飞机逃走，周总理在电话里让林豆豆也一起上飞机。由于林彪飞机起飞二个小时后就坠毁，许多人推论，这就是周恩来故意让她与林彪一起被灭口的“铁证”，以此来证明，这是一场在飞机上安放定时炸弹刺杀林彪的惊天阴谋。前面提到的所谓加州大学的“黑匣子录音”似乎也“印证”了这一判断。

可以说，中国自近代以来，林彪事件是最为众说纷纭、同时也是最大的历史谜团。在林彪事件发生将近半个世纪之际，人们都希望能知道这一事件的庐山真面目。

必须承认，如果在十年以前，要搞弄清环绕这一事件的种种谜团，确实极为困难，即使是国内权威学者与专家，也无法澄清原委。这是因为，文革时期高层政治的秘密，无论学者与百姓都难以知晓。即使是当事人事后的言说与判断，由于各自观察角度的局限，往往都是彼此矛盾的、碎片化的一己之见，无法让人们看清事件的整体真相。

即使是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国际权威，如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主任麦克法夸尔教授，在他的最后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史著作中，对林彪事件，也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他的有些重要判断也明显错误。例如他推论，毛泽东是故意让林彪当国家主席，以便林彪像刘少奇一样被打倒。（麦克法夸尔：《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出版，第329页，根据2006年英文版译出。）

然而，所幸的是，自2009年以后，与林彪事件直接有关的大量回忆录，包括文革时的军委办事处的林彪系四大爱将邱会作、吴法宪、李作鹏、黄永胜等人的回忆录，已经在海外出版。许多高层人士与当事人的一系列口述访问实录，也在国内与海外相继问世。作者本人就有幸读到过一本林彪事件一百多个当事人的访谈纪录汇集，该书还详细标明了访谈人与当事人谈话的时间、地点。

近年来，没有上飞机的副驾驶员康廷梓的回忆录也已经出书。作为事件亲历者与飞行专业人士，他考察与思索林彪事件有四十年之久，此书对我们了解“九一三”事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专业信息。另外，毛当年的秘书谢静宜的回忆录也于近年出版。本文作者也是在疫情期间，偶然读到她在书中无意中透露的周恩来接见她讲话时的一个细节，它对我们解开林彪事件中最重要的谜团，可以起到关键作用，这就让作者获得了对林彪事件贯通性的解释的可能。这也是为什么作者现在写此文的契机。

尤其要指出的是，半个世纪以来，林彪事件当事人多以作古，目前在世的已经不多，且大多数已经八九十岁，可以说，历史留给历史学者与当事人共同探究、核实历史真相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很希望他们都能读到作者发表在此的文章，也希望与他们有联系的读者，或他们的亲友，能把本文介绍给他们，期待他们对作者的分析判断，提出批评、意见、更正与建议。这样做，也是对未来中国人负责。我们不应该再把谜团永远留给未来的子孙。

在此作者要感谢多年来尤其是2009年以后发表回忆录的所有当事人，没有他们提供的种种宝贵信息，没有他们深怀社会责任感的积极努力，作者是无法写出此文的。

 

第一部分  毛林关系的破裂

林彪是怎么一个人

林彪并不是某些人说的共和国的失败英雄，他长期以来，一直是极左思潮的强大推动者。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其内心而言，林彪就并不是毛的崇拜者，他私下里对毛的一些做法就心怀不满，然而，只要毛召唤他来中央开会，他总是以比任何人更极端的左的姿态，出现在大会讲台上。1959年的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时是如此，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也是如此，1966年5月下旬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名批判朱德是“野心家”时又是如此。多年来，林彪不断鼓吹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把中国推向深重的极左灾难。为了迎合极左政策，说了许多变本加厉、推波助澜的狠话、左话。对中国文革中的极左化，他是负有重大的历史责任的。

林彪虽然是共和国的一位杰出战将，对共和国建国贡献甚大，但他并非一个襟怀坦荡的军人。他性格阴郁内向，心胸并不开阔，长期病症折磨也使他的心理发生一些扭曲变态。 1966年5月18日，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念“政变经”，讲了古今中外各种政变。经过他的创造性发挥，中共高层已经被他渲染成布满“政变地雷”的危区。

正因为他通过叶群向毛打报告，总参谋长罗瑞卿成为文革爆发后最早被打倒的将领；在他的挑动下，康生把贺龙打成莫须有的“二月兵变”的主持者。必须指出的是，文革初期，他在鼓吹与迎合极左路线方面，并非是被动的，而是十分积极主动的。他是领袖的继承人，是文革初期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他利用各种机会，清除异己的山头，一开始做起来也得心应手。

武汉的“七二零”事件发生时，林彪故意夸大“七二零事件”的严重性，称有政变可能，想让毛离开武汉，并在北京与江青共同举办大会，把陈再道打成反动分子。他想利用这一时机把非四野的红四方面军干部打下去，让林彪系的四野的人取而代之。江青也支持这样做。林彪利用江青来实现自己清除异己的目标，中央文革派则利用此机会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这是林彪系与江青系关系最好的时期。

武汉“七二零事件”以后，他支持并积极宣扬要“揪军内一小撮”，也表现出他的机会主义一面。林彪把极左化进一步推向最高潮，“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论，就是在这时出笼的。

但林彪还是有一个优点的，他内心的常识理性并没有完全泯灭，对造反、武斗造成的极左灾难，在文革的不同时期，他也在进行反思。比如，煤炭部长张霖之被领袖点名为“走资派”，并被造反派活活打死，林彪把张的夫人请在自己家中，在合影留念时，坚持让这位“走资派”的未亡人坐在正当中，自己则陪坐在她身边，以示对死者的敬重缅怀之情。这表明，对文革，他内心是也有反感与质疑的。

林彪的两重性格 

可以说，由于文革时代中国政治的极端复杂，林彪在适应这一生存环境的过程中，是具有复杂的两重人格的。为什么从五十年代末到文革前期，林彪会变得这样左？其实，这是林彪复杂的两重性人格的反映。当文化大革命来临时，这种两重人格又进一步向极端发展。分析林彪处境与林彪的两面性格演变，是理解林彪事件的关键。

一方面，作为久经沙场的军事家，林彪有着朴素的务实的常识理性，早在建国之初，他就认为，中国经济还没有恢复，千孔百疮，朝鲜人应该自己在本国打游击，不要让中国参战。相较毛，他对发展生产力，提高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比搞阶级斗争更感兴趣。九大时，他指示陈伯达为他写出强调抓生产的政治报告初稿，就让毛颇不满意。

另一方面，自高岗事件以来，党内高层不正常的政治环境日益恶劣，出于高层政治生存的需要，他学会了一种通过迎合领袖的左的政治倾向来保护自己的“政治生存之道”。毛在庐山会议上把林彪当作救兵，他就从隐居状态前来会场讲台，高调赞颂毛。当他这样做时，得到领袖更大的信任与巨大的利益回报，他由此而当上了国防部长。这也让因长期病患而处于边缘状态的他，由于重新回到聚光灯下而深受鼓励。

七千人大会上，彭真建议领袖在党内进行自我批评，在彭真的要求下，毛老人家在大会上为三年大饥荒承担了自己的责任。

在此关键时刻，毛再次请林彪出来救驾，林彪用比在庐山会议上更高的调子，赞颂领袖的丰功伟绩与伟大英明。他说：“我们在大跃进中所犯的所有过失，都是因为没有听领袖的话，只要我们听了领袖的话，就不会犯现在这些错误了。”

林彪的出场，再次语出惊人，原先已经形成的党内反思与纠错气氛，被他一扫而空，领袖对他的感激是可以想见的。毛后来对身边一些高级干部说：“林彪这样好的发言，你们谁能做出来？不能就好好学嘛。”

领袖对林彪再次投桃报李，林彪在党内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作为一个因严重病患不得不在政治生活中处于边缘状态的人，这种荣耀感，往往如同强心针一样，使他重回人生的高峰体验。

这样做，难道林彪内心没有矛盾？他毕竟是一个有常识理性的人，他如何自我解释自己在大会发言中不顾事实的说法？他确实为自己找到了理由。那就是，现在中国处于困难时期，越是困难时间，党越不能分裂，中国越不能没有毛这样的领袖，否则就会陷入一盘沙散，这将对中国的革命事业与社会团结不利。在他看来，自己是毛的嫡系，也是就他自己所说的“双一”系（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是领袖嫡系中的嫡系。那么，我林彪现在不出来为毛主席站台保驾，还有谁更有资格？

当他内心这样想，以这样的理由来安抚自己，并用这样的话语对别人说时，他内心的纠结也就平和了。听的人也只能沿着他的思路来思考，在当时的体制下，人们这样想也顺理成章。

当1966年8月初，毛通过汪东兴打电话，通知他前来北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时，他正在大连海滩休养，内心并不想回北京。她的女儿林豆豆听到，当时林彪轻声叹了一口气，且自言自语地说：“不是说好我已经请假休养了吗？”一到北京，他就被安排住在人民大会堂内，毛就亲自前来看望他，与他谈事。（《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这是何等的殊荣。不久，他就取代刘少奇成为毛正式的接班人。

当毛再次要他上北京开会，他内心多少已经猜想到，这是他继1959年庐山会议，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人生中第三次出山。然而，六十年代初生过一场大病的他，在心理上与生理上，已经是一个严重病患者，这种带有忧郁症倾向的病患，使他缺乏生活的乐趣，也缺乏权力给予健康人的那种尊荣与愉悦感。不论从心理上还是生理上讲，他都是个严重的病人，但领袖这样看重，他现在不能不出山了。

此时，他内心对政治并无太大兴趣也是事实。邱会作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述，1966年8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林彪已经被毛指定为自己的接班人。当时开会的一批四野老部下，乘这次难得的机会，去林彪住处看望他，以表示祝贺之意。出人意料的是，面对老部下，林彪却一点也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感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其实，他的忧虑大于兴奋，因为他身体状态与心理状态，已经不能让他享受权力高峰的乐趣，安静与休养对他更重要。他并不愿意卷入到复杂的政治生活中去，他太了解其中的难处了。

然而，一旦进入高层政治其中，他又像打了兴奋剂一样变成另一个人。他亢奋地、声嘶力竭地称颂领袖的伟大，他深知领袖很喜欢听这样的话，领袖当时也自认为这样的个人崇拜，对实现他的伟大革命目标是必要的，是革命政治的需要。

人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当时，林彪确实没有必要在中国政治极左化的方向上火上加油，他完全可以选择低调一些，完全没有必要如此高调地把极左的东西推向更为极端的方向上去；他保持低调，决不可能因此而失去一个共和国功臣安心养病的条件与权利，那么他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错上加错呢？

这里也许涉及到人性中最隐密、最深层、最复杂的方面，任何好心肠的同情的理解，都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只能用一位深知林彪性格的老部下在文革后接待林豆豆时的话来说。那就是：“不管怎么说，你父亲确实是有私心的。”

处于病痛退隐状态的林彪，对处于巨大权力光环下的老部下，确实也有心理上的妒意。例如，林彪不喜欢位高权重的罗瑞卿，他让叶群代表自己向领袖告了几个小时的状。毛让“罗长子”下台，这固然出于对罗瑞卿与刘少奇的关系有疑虑，但也可以看作是毛对林彪要除掉罗瑞卿的要求的满足。

于是就形成这样的恶性循环：林彪说假话，是为了更大的好处；林彪得到好处的同时，也就必须进一步迎合领袖左的政策方针，于是陷得更深。领袖犯的错误与过失越大，干部中怨言越强烈，领袖对林彪的极左高调发言，也就越感到需要，而林彪出于“党内不可分裂”的堂皇理由，进一步名正言顺地、雄辩地强调领袖的伟大。

林彪以军人的果断与简洁风格来表达“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有些话讲得非常过头，粗听起来难以让人接受，但却在革命战争形成的体制文化中，有着特殊的效果，它能激活人们在战争中熟悉的东西， 把它当作维护大局的命令与号召来接受。

毛在获得林彪个人崇拜的支持的同时，又进一步浪漫主义地解释自己的革命宏愿，于是又陷入进一步的错误，从大跃进、反右倾到发动文革，于是又进一步希望得到林彪的支持，恶性循环又周而复始。从五十年代到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毛林互动逻辑就这样重复着。

林彪再次受到重用，但党内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党内生活本来已经有可能形成的纠偏机会再次丧失，党内高层政治思维不再以常识理性作为基础，而是以左的意识形态的高调程度，来作为标准，党内政治生活良好秩序的破坏，林彪负有重大政治责任。

然而，在这种恶性循环中，林彪在边缘状态得到充分心理与精神上满足的同时，更加如临深渊，他的务实理性也陷入焦灼状态。领袖以越来超越常识的革命浪漫主义发动文化大革命，并视全国性的大武斗、大内战为实现理想主义新世界的战略部署，林彪则从常识理性出发，本能地更加反感。他在情绪失控时，甚至会在家中把毛发给自己的委任状都撕掉，做出这样的极端行动，说明他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强烈到何等程度。

然而，他深知任何直接向领袖表露心迹是无意义的，只能顺从，当他对自己这种无条件顺从都感到厌倦时，他连在批文上签名的事，也会让秘书仿效他的笔迹去完成。与其说是林彪懒政，不如说是出于对极左文件的极度逆反与厌恶。

一方面，林彪在私欲驱动下的极左高调，让他可以受到领袖的青睐，从而摆脱了长期病患中孤独状态，享受到鲜花掌声中的巨大的权力地位。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有严重生理与心理疾患的病人，对世俗生活的无趣，对政治的厌倦，以及常识理性不断在内心的呼唤，也让他难以接受毛的激进政策，

可以说，林彪是党内在公开场合最为高调地赞颂领袖的人，同时，又是党内在私下里对领袖评价最低的人。所有这些因素，在林彪身上复杂地纠结在一起，形成他特殊的双重人格。可以想象，正是林彪的两面性，使他在私下里对林立果说了许多对毛的狠话，这位给全家带来灾难的儿子后来的所作所为，林彪本身要负很大的责任。

毛林关系是如何走向破裂的

林彪与毛的最早分歧，是1967年初中央文革开始对他施加压力，坚持要发动军队内的文化大革命。军队的激进造反派对大批老干部进行残酷批斗，他的部下邱会作被打得死去活来。写纸条请他救命，他收到纸条后，气得发抖。

二月逆流时，他内心是完全支持老帅们的，毛十分机智地把自己与林彪联系在一起，毛说：“林彪呵，你的地位也不稳呵。”他还说，自己准备上山打游击，带林彪一起走，以此暗示林彪不要加入进去。一旦领袖发了火，他林彪就立刻转变了过来，与老帅们划清界限。但他内心对文革的质疑从此则越来越深。

九大时，他的接班人地位被载入党章，这是领袖对他的投桃报李。但林彪在委托陈伯达为自己准备的九大报告初稿中，却逆毛的意志，强调要发展生产力，这一变化应该看作是林彪身上的务实理性的呼唤。这就让毛开始对他产生不满。但这种不满是隐约的。毛只是在大会上淡淡了一句：会上那么多军人，难怪外电说我们是“军事官僚专制”。

由于隐约感觉到林彪与自己的分歧，毛对林彪的猜忌也就产生了。九大以后半年左右，珍宝岛事件后，林彪发布对苏备战的“一号命令”。此传阅件送到毛泽东那里，毛疑心是林彪要抢班夺权的预演，极为愤恨，甚至当着汪东兴的面，划火柴把传阅件烧掉（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14页），后来才知道，所谓“一号命令”是当时的具体经办人员出于编号的需要而临时取的名称，林彪并不知情。毛林裂痕此时已经深深地形成。

1970年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确实是错误估计了局势，他受陈伯达、汪东兴的影响，错误地以为，江青、张春桥已经不再得到毛的信任，他认为他对政敌江青发动攻势的机会已经成熟，于是在大会上发表了批判张春桥的长篇发言。虽然没有点名，但却引起大多数参会的中央委员出于内心的强烈支持。会场上，中央委员们慷慨激昂地要揪出张春桥的气氛是如此强烈，让毛看到文化大革命面临着在他身后被否定的危险。毛于是决定，以“批陈（伯达）整风”方式，反击林彪。

庐山会议后，毛通过各种方式要求林彪检查，但林彪就是不检查。任何人劝他也没有用。在林彪看来，毛已经对自己不再信任，毛就是要通过要他写检查，来让他靠边站，他就是不给毛这样的机会，看毛怎么办。

毛对林彪不愿意检讨越来越不耐烦，于是采取“抛石头”、“掺沙子”、“挖墙角”的方式对林彪施加压力，林彪仍然不为所动。两人的矛盾越来越深。

1970年10月下旬，毛患病，且病情越来越重，并转成肺炎，因为他的保健医生在外地，周恩来派了另外3名专家级的医生来诊断，毛火了，就说他们是“林彪派来的”，是“按照林彪的指挥”治病。毛用双拳锤击前胸说：“林彪大约希望我的肺脏烂掉。”

林彪越不检讨，毛越对他不满。毛预感到，林彪这样的法定接班人，会使他的文革理想不但不会被这位继承人进一步推进，而且可能全盘否定。此后相当一个时期，毛内心充满不安与焦虑，往往整夜无法入眠。

于是毛属意毛远新在1971年2月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说出了“庐山事件是未遂政变”的重话。

林彪为什么一反常态，逆毛的意志，如此僵硬？建国以后，高层干部受到毛批评后拒不检讨，这种情况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这可以从林彪的个性与心理方面来解释。

首先，林彪认为，毛肯定不会让他继续接班了，检讨只不过为领袖打倒自己提供借口与理由而己。林彪身体不好，在庐山九届二中会议以后，他就认为毛决不会放过自己，既然如此，那干脆就是不检讨，看领袖能拿自己怎么办。林彪的个性本来就极为倔强，他是毛欣赏的爱将，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特殊的保护，没有经历过延安整风与各种运动，没有经历过忍辱负重、能伸能屈的磨练。这是他与其他高级干部最大的不同。

林彪失去与毛和解的最好机会

不过，对林彪来说，局面不久后就柳暗花明，峰回路转了。

将近1971年4月，在军委办事处的四大将黄永胜、邱会作、吴法宪、李作鹏向毛泽东提交了自己的检讨书之后，毛在中南海家中接待了他们，顺水推舟地接受了他们的检讨，并说：“这件事到我这里，就算是处理结束了。你们可以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不要再有思想负担。”

邱会作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述，到1971年的7月底，也就是“九一三”事件发生前一个多月，南巡前的两个星期，毛还要总参谋长黄永胜去毛的寓所，专门谈对苏备战问题。这表明针对林彪而发起的“批陈整风”运动，到此已经过去了。林彪及其在军委办事处的将军们，确实也放下心来了。黄永胜等军委四将还轻松愉快地私下举办了庆贺宴。

为什么1971年4月初毛会放弃追究林彪系？毛的这次让步，也是让人们不得其解的。因为此前的二个月，毛远新还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以毛的口吻与说话风格，公开说：“庐山会议上的事，就是一场未遂政变，这次政变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你们内部没有协调好。”众所周知，毛远新在党内还是一个小人物，如果没有得到毛的指示，决不敢在党的如此重要会议上，公开说出把副统帅林彪在庐山上的活动定性为敌我矛盾的重话。然而，毛本人却在此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居然息事宁人，这又是为什么？

其实，毛确实长期处于纠结与两难矛盾之中。一方面，毛看到林彪对文革的消极甚至抵制的态度，这是他不能容忍的。既然林彪不肯向自己检讨，那就意味着，如果他身后林彪掌权，文革被否定将不可避免。

另一方面，如果就因为庐山会议上林彪发言时不点名地批评张春桥，就要将其打倒，理由上实在是不充分的，在全党与全国人民中，也是难以让人信服的。更何况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已经载入党章。林彪系的军队精英在文革时期的中国政治中，已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毛所信任的江青、张春桥等中央文革派，完全没有力量取而代之。从常理论，军委办事处四将呈交上来的检讨也够诚恳了，再上纲也只能如此了。这也是毛在1971年3月底决定顺水推舟，不再继续追究林彪的原因。

至于毛是暂时放弃追究，等候新的机会，还是就此打住，重新回到原来确定的毛林体制中，我们无法从已有的资料得知，至少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从4月到8月的近四个月里，一切似乎太平无事，回到了过去正常状态。

这四个月也是周恩来自文革以来最为轻松的时期。周恩来是务实派，他有大量日常工作需要有人帮助他做，相较于咄咄逼人的江青这些中央文革激进派，他与军委办事处四将军的关系还算不错。林彪系与江青张春桥这些中央文革派一直有矛盾，江青对周恩来不断打压时，军委系的这些将军总是帮助总理解围。在4月到8月的三个多月里，黄、吴、李、邱经常邀请周恩来餐聚休息，周恩来也在紧张中得到放松，为此，邓颖超还特地感谢过军委办事处的这四位将军。

按理说，此事到此结束了。然而，天又有不测风云。

五一节天安门城楼上的观灯晚会，本来是林彪与毛重修关系的绝好机会，没有想到的是，林彪居然拒绝出席天安门城楼上观灯晚会。在叶群的强烈乞求下，在周恩来的电话催促下，才勉强出席晚会。林彪比毛来得还要晚，与对面座位上的毛冷冷相对，低着头，没有言语交流，只过了十来分钟，就当着毛的面，不辞而别。连摄影师拍毛林合影的机会都没有。

毛已经在一个月前结束了对军委派的处理，“批陈整风”已经结束，这应该是令林彪高兴的大好事，林彪应该对毛表示感激才是，为什么林彪如此一反常态？

可能的解释是，林彪对毛的怨恨积累太深。在林彪看来，自己为领袖出生入死，在庐山会议和七千人大会上，多次解救领袖的政治困境，对推动对领袖的崇拜又是如此积极，而仅仅因不点名批评了张春桥，且事前征求过毛的意见，并得到毛的允许，毛却把庐山的事，定性为“未遂政变”。虽然，毛后来不再追究了，事情已经过去，然而，这就如同小孩子被哄后哭声更响一样，他长期被压抑的埋怨情绪，终于突然爆发了，他固执的个性再次倔强地表现出来。

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公然冷遇毛，就是要向毛表达这样的意思：我林彪是病人，长期请假，不问政治，本来就在北戴河养病，没有想当接班人，是你在1966年8月把我叫到北京来，硬要我做接班人的，还让我上了党章。我就这个样了，你能拿我怎么办？对像林彪这样一个有严重病症的人，一个对生活世界的任何事物兴趣索然，情绪又极易失控的人来说，他长期压抑的不满，通过这种方式得以爆发。作者相信，连他自己都无法控制。可以想象，他甚至可能有一种释放压抑的情绪后而产生的快感。

然而，林彪这样的情绪爆发，确实不是时候。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举动，让毛极为震惊。对毛来说，自1943年以来，他就从来没有受到过部下这样的冷遇，尤其是被他列为接班人的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大庭广众面前，对他表现出如此的冷淡，实际上无异于对他的蔑视与羞辱。毛是共和国的缔造者，被全国人民尊崇的伟大领袖与政治家，是何等自尊的人！当他已经想退一步息事宁人时，对方却突然翻脸，羞辱自己。他看到了他与林彪之间的鸿沟是有多深。不用说，他心理上的第一反应肯定是，一旦他百年后，林彪肯定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这事决不应该完。

可以说，从1971年5月1日到8月初南巡讲话以前这三个月，毛虽然隐忍不发，但内心是充满纠结矛盾的。据毛身边的人回忆，这一段时间，是毛心情最为郁闷的时期。林彪决不是他理想的接班人，但要取消林彪的继承资格，又一时还没有充分的理由。

五一节城楼事件以后，林彪冷静下来，也对此后悔过，他担心自己会有刘少奇同样的命运。在潜意识的紧张与焦虑不安中，5月21日，他写了一封永远没有发出去的给毛的信。在信中，他向毛提议，对党的高级干部，包括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第一把手、第二把手，“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等四不”。如果主席同意，将以上规定“传达到北京以至其他必要城市担任卫戍部队的每一士兵，且每过一段时期反复传达一次”，以此来保证高层干部的安全。

林彪写的这封没有发出的信，充分体现了他内心的焦虑与惶恐不安。然而，这封信中他提出的建议实在有点荒唐，尤其是建议每隔一个时期，就反复向每个基层警卫士兵传达“不可处分高干”这一条，岂不是要士兵拒绝“乱命”？任何人读了这封没有发出去的信，都会觉得其政治判断力之弱，智力与思维能力退化，已经到严重的地步。

其实，林彪晚年已经有精神系统的疾病。有人曾把林彪的名字隐去，只介绍林彪的症状，精神病院的医生看后说，这么严重的病，为什么不赶快送来?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草 

两个多月后，毛南巡。从1971年4月初批陈整风结束，到8月南巡，其间有四个月时间，这一突变的原因是什么？

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不告而别，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这并没有让毛最后下决心。值得注意的是，邱会作回忆录中披露了一则重要史实。邱本人并没有对此作进一步引伸解释，然而，这件事很可能是毛决定采取行动，重新清算林彪的转折点。

1971年8月初，四届人大即将召开以前，周恩来把一份拟定的国务院与政府新任领导人名单呈送给毛，其中赫然有被毛批判过的黄永胜、邱会作、吴法宪、李作鹏的大名。在周提交的名单中，黄永胜将成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邱会作将实际负责国务院日常事务，吴法宪将担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彪将在会上继续向全国人民作政治报告。这就意味着，林彪势力不降反增了。

周总理递交的这份名单草案，从原则上说，并没有错，一切都合符组织原则与政治逻辑。这首先因为，既然军委办事处四将的问题已经处理完了，他们又没有受到进一步处分，他们的检讨书，毛也已经通过了，那他们就可以轻装上阵，正常工作了。以他们现在的地位而论，让他们担任政府工作也顺理成章，更何况毛还在不久前在自己家里亲自召见黄永胜，与黄商量备战这样重大的问题。

其次，文化大革命几乎把所有能够工作的文职系统老干部，如彭真、薄一波等人，几乎全都打倒了，现在能工作的，也只能是军委办事处中的这些林彪的年富力强的老部下。周恩来年岁也大，日理万机，确实迫切需要有助手与接班人。

然而，周恩来送交的名单却极大刺激了毛。毛意识到，自己身后，将是林彪派系的一统天下，这本来是文化大革命中通过让军队支左而造成的客观政治格局，然而，却恰恰又是此刻的毛绝对不愿意看到的。

在毛看来，如此下去，文化大革命将前功尽弃，因为这些被他批判过的林彪系军人与江青、张春桥恰恰正是势不两立，形同水火。这些对文革怀恨在心的人的地位，不降反升，党政军大权在握。毛心里想，自己百年后，这些人怎么可能不否定文革成果？在毛看来，这就是不清除林彪的必然后果。毛发现，从时间上看，林彪最终将仍然会是胜利者。

恰恰此时，毛又从总参谋部的一位负责人熊向晖那里得知，“批陈整风”中黄永胜的检讨报告，并没有下达到干部中去。1970年的“批陈整风”汇报会文件中四大将的检讨书，中央文件发给军事系统60多份，可是军委办事组黄永胜他们扣住了，只发了7份，传达范围非常狭窄。可见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冼维月编纂：《林彪事件：知情者证词》，香港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159 页） 这就让毛找到了黄永胜“死不改悔”的铁证，为毛打倒林彪系，提供了最直接的理由。这件事，可以说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毛是永不服输的革命家、政治家，他在此后几天里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那就是除恶务尽，立即南巡。他要亲自向各省军政要员打招呼，为清算林彪作舆论准备。毛南巡是突然决定的，这也让熟悉毛日常习惯的中南海的主管汪东兴，在后来写的回忆录中说，连他也感到异乎寻常。

毛在南巡过程中先后到达武昌、长沙、南昌、杭州、上海，每到一地，就找当地军政要员个别谈话。谈话内容大体相同，那就是，“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当中肯定有‘鬼’，他们还有后台。”“1970年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每次谈话结束时，就让大家一起唱《国际歌》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然后要求受接见的人会后立刻讨论，并把讨论纪要立刻发给他看。接着再乘专列开往下一站。

南巡过程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件史实是，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听到毛批评林彪的话后，随口迎合说，下次全国党代会召开时，应该在会议上建议林彪同志公开承认错误并写检查。毛听了刘丰的话，特别兴奋，拍大腿说：“对，就是要这样！”毛要刘丰在下次中央开会时，就把这个建议在会上公开提出来。在毛看来，这样做，就能在全党面前看到林彪的当众检讨，他也就可以以此机会，顺水推舟，把林彪予以靠边处理。这正是毛想通过南巡讲话达到的目的。

多年以后，刘丰见到出狱的邱会作时，对他的这位老战友说，自己终生对当年在毛面前的“失言”非常后悔。因为他居然主动去夹在毛泽东与林彪两个巨头之间，左右不是人。如果在党代会上不作让林彪检讨的发言，毛那边他过不了关，如果作这样的发言，林彪那边他以后也过不了关。他说，像他这样一个夹在两个巨人中的“小人物”，命中将注定不会有好结果。

在这一过程中，毛又从江西军政要员程世清那里听到汇报，得知叶群的一些可疑活动，根据毛的警卫长、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的回忆，毛听完略有所思，把眼睛咪成了一条线，远眺窗外，没有讲一句话。除此之外，谢静宜的丈夫苏某在空军机要局，毛从谢静宜那里又得知林立果在空军搞不正常活动的一些消息。这让他再一次肯定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

于是，他提前决定立刻从杭州到上海，在上海只作了最短时间的停留。毛的专列出乎意料地于9月12日中午就回到了北京丰台。

正是在这个历史的节骨眼上，林彪自己最珍爱的“潘多拉盒子”，却已经被打开了，林彪本人已经无法控制了，这个“潘多拉盒子”如何成为是林彪事件的中心内容，并决定了林彪本人的命运，将是下一节的内容。

 

  第二部分  祸起萧墙

林立果小集团是权力场上催熟的怪胎 

毛的南巡讲话，如此大造声势，却客观上对已经图谋不轨的林立果小集团，起了打草惊蛇的作用。

五年前，林立果还是个十分腼腆青涩的小伙子。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八月”，就严令林立果不要参与北京的任何政治活动，为此，他特地把林立果送到远离北京的上海，让过去的老部下看护。

但林立果回到北京后，毕竟是“副统帅”的儿子，地位实在特殊。1967年，林立果参军进了空军，为讨好林彪，空军司令吴法宪不久后就让林立果当上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并给予极大的权势。1970年7月31日，林立果在空军作“讲用报告”。8月4日，吴法宪把录音拿到空军“三代会”上放，并吹嘘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林立果的报告是“第四个里程碑”；吹嘘林立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第三代接班人”，是“全才、帅才、超群之才”。

汪东兴后来回忆，毛得知后非常不高兴，他说：“对二十几岁的人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在权力环境中熏染过的林立果，用他的姐姐林豆豆的话来说，在短短几年里，与过去相比，几乎判若两人。

副统帅之子当上了空军作战部副部长，这样的巨大光环，吸引了一批追随者。林立果身边从此就拥有了巨大的可调动权力资源，其中最核心的人物是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这些人并无实战经验，可以说，是部队机关中对文革时局不满的小知识分子型人物。在林立果身边簇拥的这些人看来，只要林彪顺利接班，林立果就可以在林彪系势力的支持下，成为林彪的当然接班人。中国未来的最高权力非林立果莫属。这些死党的利益驱动力是极强的。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他们认为“老派不行”了，用他们在私下的话来说，“这些老总(注:黄吴李邱)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过去指挥军事战役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的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林彪事件：知情者证词》，第147页。）

他们还自认为受格瓦拉影响，在政变失败逃跑前，在他们没有来得及焚毁的物品中，就有一本《格瓦拉传》。他们自认为是“革命的行动主义”者。他们相信“唯意志论”，认定“天将降大任”于自己。

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后来回忆，有一次在北戴河，林立果让她与自己一起听音响，放出来的是张宁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激动人心的摇滚乐，林立果在沙发上把头向后一昂，说：“世界上这么好的音乐，中国人听不到，旗手总让人听那些‘下里巴人’，我总有一天要让全中国的人都听到这样好听的音乐。”更有政治经验的周宇驰连忙打住他，连说“不谈政治。不谈政治”。

林立果与周宇驰、于新野等人相互影响所形成“勇武派”军人的行动性格，自我期许为“中国第三代接班人”的权力欲膨胀，对文革左的政策的不满，对西方生活的惊羡，要做惊天动地事业的、“天将降大任”的使命感，所有这些都复杂地纠合在了一起。

自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以及此后的“批陈整风”，他们认定毛信任的是江青左派，和平接班要在至少五到六年以后，由于林彪地位明显不稳，那时情况就更难说了。林立果这样的“少壮派”觉得不能这样被动，必须要有积极的自主行动，来保卫林彪的权力地位。急于行动，便成为这一小批人的强烈政治冲动。

1971年3月，他们在上海秘密讨论的基础上，搞了一个政变行动提纲，由余新野执笔，林立果取名为《五七一工程纪要》。林立果通过秘密渠道，得知毛泽东的南巡讲话中点了林彪的名以后，就想用他的“小舰队”来拼个鱼死网破。

一方面。林立果是一个精力充沛、想象力丰富的青年人，另一方面，林立果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被权力欲膨胀起来，快速地升到那样的位置，这让他失去了一个正常人渐进地习得的具体政治经验与知识，他对许多基本军事知识都近乎无知。对体制运行方式毫无经验，这就造成他的实际判断力很差，军事知识贫乏，头脑中又充满着不切实际的幻觉。这些致命弱点，在极左时代的林彪权力庇荫下，根本没有人会指出。

通过二年催熟式的权力欲膨胀，心智不健全又雄心勃勃，自以为“天降大任”，又缺乏最起码的军队实战经验，经验与知识能力与自己野心极度不相配。林立果小集团就是这样一种在文革军队权力场中被催熟的怪胎。

例如， 1971年9月8日从北戴河回北京后，在策划政变的秘密会议上，林立果情急之中，甚至口不择言，问会上的人，为刺杀毛泽东，能否进口一支小型原子弹？或让油库着火，即使让沿途铁路上的工人全烧死，只要能行弑成功都行。

又如，林立果问江腾蛟，能否用喷火器攻击毛乘坐的专列？当江告诉他，喷火器对密封的列车一点没有用，他才知道自己原来设想的种种方案，由于基本军事知识缺乏，竟然没有一件是可行的。

后来有政变参与者回忆，他们搞的水陆两用战车，实际上就是五十年代工程兵的一辆旧吉普车，破破烂烂，好多管子用胶带缠看，第一次下水就熄了火，只能与警卫下水推着走，说来说去就是个大玩具。(《林彪事件：知情者证词》，第148页，“采访吴新潮记录”。)

林立果策划政变后，他们确定的第一方案，是刺杀毛；第二方案，是政变失败后去广州组织“临时中央”，实在不行，再退到香港指挥；第三方案，是逃到苏联去。他们把这些方案称之为“上中下”三策。这三策在当时的体制下根本没有任何实施的可能性，正如邱会作等人后来反复强调的，不通过军委办事处，在中国要调动一兵一卒都不可能。

首先，要刺杀毛，就面临一个无法避免的矛盾：毛在全国军民中有巨大的威望，一旦下达这样的命令，没有一个士兵“杀手”会听从这样的命令。

其次，在广州搞“临时中央”同样荒唐：在毛的巨大威望下，在文革时代，任何公开对抗毛的行动，立即会“天下共诛之”， 根本不可能在军队中调动起参与者。广州军区立刻会在几个小时内下命令，派军队把这些小集团分子包围起来，逮捕他们易如反掌。林彪的威信在那时将毫无作用。

至于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林彪到香港去，在香港形成反毛的“军事指挥中心”，这一方案更是痴人说梦。可以想象的结果是，一旦这批人流落到香港，香港殖民地当局肯定会立刻将他们移送大陆，驱逐出境，以求自保。

由这样的一批人来搞一场政变，任何有理智的人都知道注定不可能成功。只有逃往苏联这个“下策”倒是有可行性，如果能让飞机起飞，并在空中控制住了驾驶员，又有足够的燃料，确实有可能的。不过那已经是逃命之举了。离政变者掌握国家权力的初衷目标已经甚远。

现在有争议的，是所谓的“林彪手令”，熟悉林彪字迹的人中，有好几个人认为“手令”不像林彪写的，林彪的字更草一些，倒像是林立果模仿的，比较生涩。“九一三”事件前，林豆豆曾说：“老虎（林立果）模仿首长的笔迹，我们都很担心。”(引前书，第231页，采访林立衡记录。)

有学者认为，所谓的“林彪手令”根本不能作为林彪策划政变的证据，因为如果是真的，那就等于让统帅过百万大军的林彪，去支持一场相当于幼稚园智商的政变，这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所谓林彪给黄永胜的要他“有事多与王飞商量”的所谓亲笔信，同样被李作鹏认定是伪造的，因为林彪与黄永胜有直通秘密电话，根本无须多此一举。且这封信并没有交给黄永胜，却保持在政变当事人手中。由此可见，伪造它的目的，只不过是林立果挟林彪权威，以令其死党去干事而己。

李作鹏在回忆录中指出，林立果小集团的具体措施、具体办法是很低能的，是白日做梦，志大才疏，像“小孩玩家家“一样的胡闹，根本不像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军事家、国家元帅、著名战将林彪的作为。（《李作鹏回忆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886页。）

叶群在林彪事件中的作用

有必要指出的是，叶群深度参与了这个小集团的秘密活动，她与林立果合在一起共同构筑这些图谋。叶群的参与，使这个小集团进一步蒙上了林彪的巨大光环，因为叶群有着直接挟林彪以自重的更大空间与能量。

叶群在其中表现的狂热与荒唐，也同样超出人们的想象。由于叶群是成年人，在体制内颇有经验，她为什么会参与林立果近乎弱智的政变阴谋，似乎有点令人费解。然而，人们可以从古今中外的历史上知道，强烈的权力欲望会使人疯狂，利益欲的熏染会使一个有常识的人，也会陷入弱智状态。

叶群是政变集团中两个主角中的一个，她在接到周恩来电话后，由于惊惶失措中误判，而决定当夜北逃苏联，这是整个事件的最大关键。叶群是如此重要，就有必要分析一下林彪与叶群关系，以及叶群何以能扮演特殊角色。

众所周知，林彪性格孤僻古怪，不读书，不看报，坐在房间里一动不动，也不说话，怕风怕水，怕阳光，且长期病态。林彪脾气发作时会失控，有一次居然在家里把毛颁发给他的委任状撕掉。又有一次，江青亲自来林彪家问候，因一言不合，林彪居然愤怒地当面叫江青“滚出去”。这样的人是无法处理政治敏感问题的，也是无法适应文革复杂局势的。

叶群则不断在林彪身边起保全修补作用，不断纠正林彪，避免林彪犯严重政治过失。叶群也习惯于通过欺骗、隐瞒的方式，抑制林彪过度的冲动，避免引起林与毛的直接冲突。病中的林彪既不能控制叶群的做法，冷静下来后，也知道叶群的做法对自己还是有利的，于是也就容忍、认可了叶群的做法。

然而，叶群本人又是一个不安份的人，不满足于仅仅作为林彪助手与家庭主妇，她的野心随着林彪权势的高涨而日益膨胀。叶群也借此机会与条件，在林彪的名义下，夹带自己的私货，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野心。林彪的前秘书关光烈后来回忆说，这个女人是有野心的，也有手段。林彪对“出山”并不积极，甚至有些迫不得已。但是叶群喜欢，林彪不“出山”，她就没法出头。说到底，她是想当第一夫人。

久而久之，由于政治利益上的一致性，林彪夫妇就形成互相依靠的模式：林彪地位越高，同时又因病而处于日益失能的状态，叶群也就越有机会以这种方式谋求自己的私利。林彪是个病人，不能不依靠叶群打理与处理问题。另一方面，这个虚荣、强势，控制欲极强的女人，也在这一过程中越来越胆大妄为。

林彪对叶群不断控制自己、违反自己意志的欺瞒行为，既恼怒，又不得不容忍，而叶群则以“这一切都为林彪好”的名义，不断以说谎欺骗林彪，这已经成为叶群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有一次，林彪要去南昌旧地重游，叶群为避免江青抓住把柄，不让林彪去南昌，居然在飞机上全程欺瞒，直到飞机将在大连着陆时，林彪才知道自己到的地方，不是自己原来要去的南昌，他对此也无可奈何。从表面看，叶群还是怕林彪，顺从林彪，讨好林彪，但是，她有一套对付林彪的有效办法。叶群干的很多事情，林彪是被蒙在鼓里的。

在畸形的文革权力场，在林彪的副统帅羽翼下，逐渐滋生出林立果与叶群这样的畸形人，也就并不奇怪了。文革时代的中国的命运，就不得不承受这种畸型格局的影响，理解了这一点，“九一三”事件中发生的种种问题。也就容易解释了。

林立果请姐姐将秘密计划告诉林彪，遭到拒绝 

1971年9月7日是林立果政变中的一个重要日子，此前两天，即9月5日与6日，他从两个渠道知道了毛已经在南方点了林彪的名。林立果当时在北戴河林彪寓所，就决定要进行政变。为进行政变，他先打电话给在北京的林豆豆，以庆贺林豆豆订婚的名义，要她立刻乘飞机回北戴河。

9月7日，林立果对刚到北戴河的姐姐林豆豆透露了他的全部秘密计划。他明确对姐姐说，从毛的南巡讲话中可以得知，父亲将被当作刘少奇一样打下去，其后果与刘少奇、贺龙一样悲惨，父亲身体不好，像被捉的猴子一样，肯定活不下去，与其等死，不如发动一场政变。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哪怕鱼死网破。他已经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还称，自己会得到野战军的好几个军的支持。

林豆豆问林立果，形势真有那么糟糕吗? 首长（林彪）的态度怎么样? 他知道吗? 林立果说，首长还不知道，事情没考虑成熟前，不能跟他说。

林立果进而要求林豆豆把自己的全盘计划报告给林彪，请求得到父亲的支持。(《林彪事件：知情者证词》，第227页，“采访林立衡记录”。)

由此可见， 9月7日以前，林彪根本不知道林立果要搞政变的事，为什么林立果在如此关键时刻，本人不去对林彪说，却偏要刚从北京来的姐姐去转达？原因是，他骨子里还是有些怕父亲，在家里只有林豆豆才与父亲说得上话，林彪也最相信林豆豆。

林豆豆立刻意识到事态严重，林立果要林豆豆转话的要求，直接遭到林豆豆的拒绝。林豆豆作为林家中的唯一清醒者，凭常理就知道，这个计划是多么荒唐，林立果说他掌握了好几个军的指挥权，一听就根本不值得信。凭这么几个空军办公室的小干部，搞小儿科的政变，必然失败，失败后全家遭殃，她当然不会同意弟弟的冒险行动。

她警告林立果：“你可不能帮着主任（叶群）骗首长!不经首长点头，谁也不能轻举妄动，你不要相信主任的话，惹出事来，你也跑不掉，首长是不会原谅你的! ”

林立果说：“你看你，那就坐看等死啊! 我咽不下这口气，一组（毛泽东）翻手为云，复手为雨，想整谁就整谁，别人不敢反，我就反! 你就眼睁睁地看看首长挨整? !”

林立果于9月8日，即第二天晚上，再与林豆豆谈过一次，林立果的想法仍然被姐姐反对，林豆豆还是想阻止林立果再次回北京。然而，到这时，无论林豆豆怎么说，林立果都不开口了，不过神情上却流露出一点点犹豫。林立果借故去北京看牙医，当夜就乘飞机回北京组织政变去了。

林豆豆为什么不向林彪报告

林立果离开北戴河回北京后的四天里（9月8日至12日晚上），在北戴河林彪寓所中的林豆豆，是有充分的时间与机会，向林彪报告这一严重情况的。如果她能及时地把弟弟要政变的图谋，直接告诉林彪，情况就可能完全不同了。共和国的这一段重要历史，可能要重写了。

林豆豆一旦这样做，而林彪又确实相信了，最大的可能是，他会让他的卫士长李文普把林立果与叶群秘密关押起来，不让林立果再回北京，然后大事化小。这一切当然林彪肯定会向中央隐瞒的。处于副统帅这样高的地位，根本不存在党组织对林彪的监视与组织约束。在相当一个时期内，要隐瞒真相，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从当时知情人的回忆来看，北戴河的中央警卫团即8341部队主要是外勤，根本无权探听、也不可能知道林彪家中正在发生的重大事情。而在北京的政变死党们，一旦失去林立果指挥，群龙无首，也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即使行动上有蛛丝马迹，至少在一个时期内，在林彪的权势下，小集团不会立刻暴露。

然而，林豆豆在此后四天时间里，却左顾右盼，顾虑重重，始终没有勇气与魄力，跨进近在咫尺的林彪房间，把林立果政变的惊天计划，直接报告给林彪。关键时刻，一个权势家庭中的弱女子，由于不能当机立断，苦果只能此后终生自己品尝。这应该是她此生中最应该悔恨的事，也是她失去的最重要人生机会。

林豆豆为什么在关键时刻不向林彪告发自己的弟弟？林豆豆在自己的回忆中披露了当时的考虑。

首先，她最害怕的是，林立果与她私下的秘密谈话，是两人之间进行的，口说无凭，对质起来，林立果与叶群都不会承认，林彪也可能不相信。她本人就会遭到弟弟与母亲的严重报复与迫害，成为弟弟“大义灭亲”的牺牲者。过去她也因为家中生活琐事，而被叶群禁闭过。历史上骨肉相残的事还少吗？

其次，林豆豆认为，父亲林彪已经不是正常的健康人，林彪的神经系统疾病已经相当严重，也已经不能正常思维，往往刚听到的事情，马上就会忘记得一干二净，过去发生过许多这样的事。林彪的判断力实在令人可忧。这样的父亲会配合自己作正常人的理解吗？

第三，她对弟弟还抱有些许不切实际的期待，因为她在与林立果两次秘密谈话过程中，已经注意到林立果本人对搞政变还有些犹豫不决，似乎还没有下定最后决心。她想，说不定他这次去北京后，发现成不了事，自己也会改变主意。如果她把事情先向林彪捅出去了，而林立果后来又什么也没有干，不是让弟弟遭到不必要的麻烦吗？

所有这些复杂的个人考虑，都是人之常情，会在一个特定时期，支配着个人的关键选择。这让林豆豆失去了改变林彪家族命运的最后机会。

反复考虑之后，就在9月7日当天，她只是把林立果的秘密计划，告诉了林办卫士长李文普与警卫参谋刘吉纯。她要求他们既不要去报告林彪，不要去报告他们的直接上级汪东兴，所有这些考虑都表明，她想在内部解决问题。她要求李指示自己手下的警卫员去把叶群、林立果扣留起来，阻止他们外逃。她幻想内部解决后，林彪地位仍然不受影响，以为下面解决了，就不会有什么后果。

然而，林彪的这位卫队长，面对如此严重的事态，他的反应是三点。首先，他根本不相信，他反复说，你这么说没有证据呵，你也是听林立果说的呀，我怎么知道是真是假？

其次，他认为，即使是真的，自己哪有权力去禁闭叶群与林立果这样的现任高官？组织没有交给我这样的权力呀。这话也对，事实上。在严密的中央集权组织体制中，任何下级不可能自作主张去做没有授权的大事。

第三，李文普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只能进一步观察，一旦他们要绑架首长，我一定誓死保护首长。

林彪的这位卫队长，长年跟随林彪左右，谨慎忠厚，深得林彪喜欢。李文普对自己的评价是，文化不高，头脑简单，是个大老粗，对高层斗争不感兴趣，也不懂，只想把林彪的食住行服务好。林彪也是多年来看中了他的这一点，对他十分信任。

李文普就是这样一个不明白大事、胆小怕事的老好人。一旦面临如此复杂巨大的紧急事态，他缺乏应有的当机立断与判断能力。李文普既没有向自己的上级组织汇报，也没有向林彪汇报，北京的中央更无从知道。在整整四天的宝贵时间里，事情就这样拖了下来。共和国的危机与重大事变即将发生。

在林豆豆的一再请求下，李文普只是答应，如果林立果要劫持林彪，他会拼命保护林彪的。但如果是林彪自己主动走呢？李文普回答居然是：“到了飞机上，一旦我发现情况不对，我再与他们拼！我们警卫人多，一定拼得过他们。”某种意义上，小事谨慎，大事糊涂，不明事理的李文普，就这样参与了共和国的大历史。

在以后的这几天时间里，林豆豆既没有给林彪报告，也不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事态，只是在林彪身边少数几个工作人员那里兜圈子，要他们“提高警惕”，“保护好首长”，发现异常情况向她报告。而李文普既没有向上级报告，也不敢在没有组织同意的情况下独立行动。关键的四天里，无论是林彪本人，还是中央，都失去了按自己的意志解决问题的机会。

在9月8日到12日这关键四天里，在这个家庭的四个人中，林彪始终处于不知情状态，叶群与林立果是政变死党，林豆豆知道实情，却六神无主，只能在心里干着急。

林彪是唯一蒙在鼓里的人，四天的日子过得很安详。直到9月12号上午，也即发生“九一三”出逃事件10个小时以前，那时林立果还没有回到北戴河，林彪还对尼克松即将访华的事，发生深厚兴趣，他还问秘书：“尼克松什么时候到北京？”秘书告诉他以后，林彪还说，尼克松到北京后，他准备接见尼克松。这应该是林彪不知情的关键证言。

很难想象，如果林彪已经知道林立果在北京试图刺杀领袖，此事将很快影响林彪本人及其家族的命运时，他还会悠然自得，设想自己接见尼克松的荣耀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