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国改革经验 ( 上)
Senior Fellow, Ronald Coase Institute
（编辑说明：王宁先生是已故著名的经济学大师科斯先生（Ronald Coase）长期的研究助手与合作者。曾合作撰写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 (2012) ．本文为作者为该书的中文译本“变革中国：中国经济的市场之路”第二版于２０１６年底撰写的导论。据作者介绍，因时局变化，出版社被迫放弃计划，文稿因此迄今未得发表。此次交本网刊发前，作者对首尾两节做了补充）。
一，暮然回首
弹指一挥间， 毛泽东去世后掀起的中国改革浪潮已经迈入第五个十年。虽然一路上风风雨雨，不容置疑，中国经济确实在不经意间完成了一场亘古未有的大变局。这个历史性的经济巨变包含至少四个方面，从传统农业经济到现代工业和知识经济的转变，从官营管制经济到民营市场经济的转变，从贫穷到小康的转变， 从封闭、自给自足型经济到全球开放性经济的转变。西方学人 （Brandt and Rawski 2008) 称之为“中国伟大的经济转型”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诚哉斯言。而且，这场经济巨变即浓缩在局促狭窄的时间段里，又在神州大地这块广袤的空间里龙腾凤舞。缤彩纷陈，气象万千，令人目不暇接。 论中国经济，即使鸿学硕儒，也一定是飞马观花；说改革开放，如同盲人摸象。如何把脉中国经济， 解读改革经验，讲述中国故事，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庆幸的是，虽然中国市场经济珊珊迟来，醒来的雄狮在20世纪末傲然一跃，惊讶自己俨然站上世界经济 舞台的中央。
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改革比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1980年代在西方掀起的“去管制化”先行一步， 而且立竿见影地在计划经济的笼子里演绎出市场经济的勃勃生机，给国家管制经济一击致命的回马枪。（1）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形影不离，相得益彰。改革开放不仅孕育了中国的市场经济，而且中国以身示范，推波助澜，催生了市场经济的全球化。通过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中国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展示了经济自由化的出路和方向。在1990年代之后，中国一马当先，引导其他发展中国家摈弃计划经济，走向市场。在过去四十多年里，中国既是经济市场化的最大受益者，也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强推动者。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和优越性在改革年代的中国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毛泽东逝世的1976，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几乎完全隔绝，一片贫瘠；广大农村尤其是重灾区，八亿农民已经二十多年餐不果腹。当蛇口工业区在南中国边陲开山填海，向海内外招商引资，世界为之哗然。中国骤然重开国门，把意识形态搁置一旁，再次启动现代化建设。在“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泥沼中针扎近四分之一世纪的中国人幡然醒悟， 重拾安邦治国，富民为先的古训。（2）虽然中国政府专注于搞活国营企业，因为那不仅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皇冠，也是共产党心目中执政的经济基础，走出国门的中国领导人也亲眼见识了立足于私有企业之上的市场经济蒸蒸日上的强劲活力。隆重其事，中国领导人视改革为“第二次革命”。至于如何改革，中国如何摆脱贫困，走向富强，他们心中并没有锦囊妙计。
与毛泽东年代相比，改革年代中国政府的最大变化是坦承自己没有掌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终极理论。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说到，“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一旦承认知识匮乏，“摸着石头过河”必然是改革正途。迫切改革的北京放手松绑经济，鼓励地方政府千帆竞发，各自探寻改革之路。长期捆绑在“一刀切”政策之下的经济终于了获得了一些因地制宜的自由；于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的边缘之地，在政府管制的薄弱环节，市场和企业家精神风起云涌。虽然官营经济占尽各种特权，但在与民营经济的竞争中很快败下阵来。在活生生的现实中，中国老百姓领略了市场经济的魅力。在铁打的事实面前，共和国的第二代领导人因时而变，随事而制，中国经济由此全面转向市场化。那曾经让神州大地哀鸿遍野，让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踌躇满志而又很快垂头丧气的计划管制经济，终于听到了自己的丧钟。
到20 世纪90年代，快速市场化的中国经济成为印度、越南等近邻以及远在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的北斗星。一场源于西方，而席卷全球，持续达一个多世纪之久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争终于掩声息鼓。烟雾散尽，庐山方现真面目。抛开意识形态之争，市场经济既不是人剥削人的工具，也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更不代表历史的终结。知其名，究其实，市场经济不过提供一个开放的制度平台，让人们可以通过专业生产和交换而扬长避短，各取所需，共赢致富，从而自愿地摒弃掠夺、战争等以武力擭取他人财富的短视行径。这大概就是中国先哲所说的“聚欲去其恶，不使伤和淳”（刘基《悦茂堂诗》）的理想境界。在物种演化的漫长过程中，以武力强夺食物、配偶和领地是动物天性；而通过市场合作，激发心智之潜力，立度建制，成己成物，是文明社会的重要门槛。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冷战”和1980年代开始的经济全球化，世界各国，尽管宗教信仰、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各不相同，经济发展水平也高低不等，逐渐皈依古典经济学之原道，认可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换是创造财富的人间正道。随着市场经济在人口稠密而长期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开花结果，市场经济全球化之浪潮俨然浩浩荡荡，势不可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世事难料！2008年来自世界经济中心的金融风暴和随之而来的全球经济萧条是现代经济史上一次海啸。它不仅一时危及全球经济，更干乱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在危机的冲击下，长期入不敷出的高福利发达国家的经济软肋暴露无遗，它们的康复之路走得跌跌撞撞。失业和贫富差异 － 马克思眼中的资本主义结症 － 重新成为世界学术和媒体的共同热点。(3) 不仅如此，经济危机进一步诱发种族矛盾、宗教冲突和反移民浪潮。这些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给危机中的经济雪上加霜。民粹主义政治在不少西方国家乘势而起，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 nationalism) 一时甚器尘上。在民粹主义政客的围攻之下，经济全球化成为发达国家制造业工作流失、贫富差距加剧的替罪羊。市场经济在全球复兴了30多年之后，再一次遭遇严冬。而且，这次市场经济面临的危机与以往有别。在19和20世纪，挑战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是社会主义和国家计划经济，一套自以为更先进、更科学的信仰和制度。当前，市场经济的对手是各色各样的经济民族主义，怀疑和挑战经济全球化的是贸易保护主义，是反移民的民粹主义。似乎时光倒流，恍若隔世，我们又回到了前斯密时代。
庆幸的是，在全球经济动荡不安的局势面前，中国仍然一如既往地重视市场经济。2017年初，习近平第一次代表中国元首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高调宣布中国将坚定不移，继续走经济市场化的道路，而且愿意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维持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步伐。这并不是因为中国人相信市场经济是完美无缺的制度。而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和老百姓都心知肚明，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中国过去四十多年高速的经济发展。扪心自问，他们更知道，没有竞争，人人有铁饭碗的经济，不管如何天花乱坠地包装，一定是死胡同。他们也清楚，保护饭碗而牺牲贸易，控制贫富差异而牺牲市场竞争，既不能创造就业机会，更不能实现共同富裕。这些政治手腕只不过是投机政客迎合民粹主义的幌子。除非促进专业分工、加强贸易和扩大市场，追寻新的就业机会只能是画饼充饥。(4)
遗憾的是，在金融危机之后上台的美国特朗普政府，抛弃了美国二战以来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外交上的多边国际主义，把美国推向自我孤立。特朗普笃信关税壁垒是减少贸易赤字、复兴美国、确保“美国优先”的不二法门。自2017年执政以来，特朗普政府紧锣密鼓地退出了诸多国际贸易与合作协议，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核问题全面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同时，特朗普政府频频使用关税壁垒，威胁或制裁贸易伙伴，包括政治和军事盟友。始于2018年的中美贸易之争，硬是把现有的国际贸易和分工体系推上了炙热的烤架。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就当全球市场经济在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夹击下，挣扎前行，寻觅新常态之际，新冠病毒在2019年底现身。2020年1月23日，武汉，新冠病毒首发地，强制“封城”；九省通衢，千万多人的大都市，川流不息的物流和人流在一夜之间完全冰封，史无前例。时值中国春运高峰，病毒随着人员大迁移而快速在全球蔓延。截止3月底，新冠病毒攻陷全球，多国颁布居家令，休学闭市。受疫情冲击，全球股市断崖式暴跌，制造业全球供应断链，商业贸易几近瘫痪，全球经济陷入前所未有的黑暗时期。
现在判断疫情之后市场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秩序的命运为时尚早。就目前来看，疫情如何结束，以及疫情之后，国际自由贸易体系如何凤凰涅盘，都是未知。不可否认的是，在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对市场经济的信心已经遭遇了大滑坡。新冠疫情爆发，无异于雪上加霜。各国不仅对外封疆锁国，各自为政，即使一国之内也是处处设防。战时经济模式处处可见。
但是，一个不可改变的逻辑是，较其他已知的生产模式而言，社会分工和自由贸易在创造财富和激励创新方面一骑绝尘，独领风骚。从斯密到马克思，从熊彼特到凯恩斯，这个经济逻辑，都是不争的事实；既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更不会因病毒肆掠而改变。分工网络和贸易圈越大，分工和贸易创造的财富也越大。社会分工和市场交易，不仅提供了让人类文明成为可能的物质基础，而且刺激了知识大爆炸，从而为人类文明书写了前所未有的绚丽篇章，更为人类社会的演化提供了一个无止无境的前进动力。而且，在抗疫期间，各国因停工闭市，商业中断，产业掉链，经济饱受其苦，殃及民生。面对新冠病毒，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我们都是地球村的村民；同舟共济是我们唯一的选项。
一个不起眼的例子是餐饮业。在抗疫期间，一方面，最优秀的厨师因为没有顾客光临而失业；另一方面，往常的食客们不得不重拾自己的短项，在灶台上花更多的时间，还不能满足家人苛求的胃。即使大家的烹调手艺因此而大涨，我们自己的精力和爱好毕竟有限。在五花八门的各色菜肴中，谁能面面俱到？社会分工所创造的选择，无穷无尽，远超出任何个人的能力和想象。同样的道理，疫情之后，世界各国一定会努力重建自由经济秩序，重享社会分工和市场交换的红利。况且，全球抗疫的成本一定是一个庞大的天文数字。疫情之后，发展经济是各国人民的首要任务。除了市场经济，难道还有更好的制度可供选择吗？一旦大多数国家不约而同地选择市场经济，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还遥远吗？
中国是新冠病毒的首发地，也第一个挣扎走出疫情之困。中国抗疫的初步胜利，无疑为世界带来希望。而且，“世界工厂”一旦复工复产，一定会大力缓解世界各地医药物资的紧缺。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作为发展中的市场经济，中国还正在努力完善自己的市场机制。面对新的世界局势，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是什么？新的国际局势对我们解读中国过去四十多年的发展和转型有什么影响？四十多年的中国改革经验对目前的世界经济局势有什么启示？
二，春风乍起
我们还是先弄清中国改革的源起。今天，中国官方和海内外学界一致接受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改革的起点，而且认定改革先在农村开始并取得成功，而城市改革是在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才起步的。这种叙述把中国共产党的两次中央全会分别指定为中国农村和城市改革的起点，似乎改革的步骤和方向都是党中央运筹帷幄的结果。诚然，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共党史和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个大转折。如果我们要找一个从毛泽东时代过渡到邓小平时代的标志性历史事件，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定是不二的选择。同样，十二届三中全会首次认可市场经济（当时称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中国改革的目标。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既在政策上肯定了此前涌现的形形色色的市场经济实践，又为以后的市场化改革大开绿灯。但是，把党的中央全会定为改革的起跑线却给解读中国改革和叙述中国故事埋下了陷阱。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中国改革是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走出公社，走出单位，走出公有制，重获经济自由，独立创业，打造市场，迎接竞争，推进国际劳动分工的过程。把党的会议当作改革的起点不可避免地将经济看成政治的附属品，而且不经意地将政府描画成改革的策划人和先知先觉者。这不仅与改革的高度自发性格格不入， 而且也与改革之初中国政府主要依靠“摸着石头过河”的事实相抵触。虽然政府在任何经济中都举足轻重，但不可否认， 经济有其内在的节奏和自身的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公有制一统天下，中国经济几乎完全是政府行为，二者须臾不可分离。改革则要求中国政府彻底改变职能，让政治服务于经济发展，把经济还给市场和企业家。盲目奉党的会议为改革的起点是改革前的思维定式在作崇，违背了改革的原则，更与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精神背道而驰。
历史是连续的。人为的割段历史，给历史事件强分起点和终点只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认清历史事件发展过程和背后的前因后果。从史家的角度看，历史分期是一种分析工具，没有对错之分，仅有好坏之别。好的分析工具帮助我们处理史料，化繁为简，去粗取精，以便把握历史规律；坏的分析工具却引人误入歧途，而不自知。从毛泽东逝世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风起云涌，变化迭出。中国官方改革的源头，《1976－1985年国民经济十年发展纲要》，在这段时间由华国锋主持推出；这个经济方案也得到当时其他中央领导人的鼎力支持， 包括邓小平和主管经济的副总理李先念。政府工作的重心从毛泽东年代的“阶级斗争”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和经济建设由此完成。不仅如此，共和国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是在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过程中诞生的；这一大讨论也发生在这一段时间。华国锋主持政局的这两年时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序曲，把它划出改革年代，既歪曲了历史，也不利于我们洞察启动改革之艰难和跌跌撞撞的初期摸索。
由华国锋主持的经济改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嘎然而止。随着邓小平和陈云等元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掌中国政权，华由此从中国政坛淡出。虽然前后持续仅仅一年多，《国民经济十年发展纲要》的确是中国在后毛泽东年代官方改革的第一个回合。华国锋摈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纲领，重新将经济建设列为中国政府的工作重心。后毛泽东年代的中国领导人回归常识，接纳富民乃为政之要的中国古训。但是在改革的内容上，华的经改方案完全延续了毛泽东年代的计划经济思想。 《国民经济十年发展纲要》几乎全部依赖国营企业和中央计划，重工业，轻农业；重生产，轻消费。其中引人注目的亮点，是大胆引进外资和西方先进技术；华的经改方案由此被陈云批判为“洋跃进”。中国对外开放的门户由此打开，改革开放相互促进的策略从此成为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
官方改革的第二个回合是陈云1979年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 陈云是中国第一个经济“五年计划” (1953-1957)的负责人，后因反对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而被革职。 陈认为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的固疾是严重的比例失调。 这表现在宏观经济的方方面面。譬如，生产性投资过高，消费品生产滞后；工业投资过重，农业发展缓慢；国家计划僵硬死板，市场调节消失殆尽。尤其是经济增产速度的指标太高，国家经济条件 (包括财政，原材料，运输能力，和技术力量等) 承担不起。 在陈云看来, 中国经济多年积累下来的这些结构性矛盾需要首先调整，而华国锋的经济改革方案延续了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思想，进一步恶化了宏观经济。
在陈云“新八字”方针的指导下，中国经济进入调整阶段，改革退居侧位。农业调整包括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减免农业税，减少粮食征购和扩大粮食进口， 迅速恢复自留地和农贸市场，并加强化肥等农用物资的生产。 工业上的调整包括削减基建项目和重工业投资，扩大轻工产品生产，尤其是日用消费品，提高工资待遇等。在经济调整的同时， 政府选择了国有企业为改革的突破口，希望通过“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新八字”方针作为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策一直持续到1985年。 官方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调整国民经济中结构性失衡，同时给基层组织（即城市国有企业和农村生产队）一定的自主权，力图挽救公有制经济。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政策，从《十年发展纲要》到“新八字方针”， 从“放权让利”、“增强企业活力”，到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从财税改革、外贸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到物价改革。不可否认，中国政府在后毛泽东时代主持的两轮改革都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烙印。尽管华国锋和陈云的经济政策有明显差异，前者强调速度和改革，后者强调协调和整顿，二者的共同目的是为了拯救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华放弃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路线，从而把国家引向经济建设，走出了后毛泽东时代“拨乱反正”的重要一步；但是，华的经济政策仍然强调重工业、中央计划和速度，与毛如出一辙。而陈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经济一直是一个“混合经济”(mixed economy)：计划为主，但允许市场存在；以公有制为主，但不完全排斥私营经济 （详情参阅Lardy and Lieberthal 1983）。陈云主持的第二轮改革更加放开了农贸和小商品市场，并允许国营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之后，可以按照市场需求安排生产；计划和市场并行的双轨制从此而生。在陈看来，市场和非公经济，只要在政府控制的范围之内，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 从客观上讲，陈的经济政策为市场和私营经济打开了一道缝隙，不经意地为民间改革和“边缘革命”创造了条件。
如果说官方改革是为了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引入市场活力，“入乎其内”；民间改革则是打破体制的束缚，在体制外求发展，“出乎其外”。正因为有这两条战线，貌似相向而行，其实相辅相成，对立统一，中国改革才表现出惊人的活力和弹性。(5) 虽然官方主导的改革占据了话语权，而真正让市场经济和企业家精神重返神州大地，让自由市场和私营企业遍地开花而直接推动中国经济市场化转型的力量源于体制外的民间改革。分田到户是忍饥挨饿的农民摆脱饥荒的手段；乡镇企业是农民离土不离乡，就地创造就业机会的发明；城市个体工商户是各种待业或无业人士自谋出路，养家糊口的结果； 深圳特区是地方政府为治理“逃港潮”而逼出来的，而蛇口工业区的创立也是一个企业(招商局)行为。这些民间改革我们称之为“边缘革命”。如果说中国官方的改革是渐进式的，按部就班，“边缘革命”带来的则是暴风雨似的骤变，农村分田到户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对民间改革而言，而北京的主要贡献是革旧迎新，与时俱进：清除“左”的遗毒，摆脱意识形态的桎梏，修改过时的法规，颁布新政策来逐渐承认来自民间和基层的种种制度创新。
改革之初，官方改革虽然得到政府的保驾护航，但处处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和现有体制的制约，不仅速度缓慢，而且常常事与愿违。而“边缘革命”虽然饱受政策上的歧视，却享受更多的运作自由，也时刻面临市场的竞争、选择和淘汰。“边缘革命”因此能释放出不可预测的活力和创造力。谁曾料到设备、技术等各项硬件均落后于人的乡镇企业能完胜国营企业？又譬如，官方推行的农业改革通过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确增加了农民收入；扩大粮食进口和减少粮食征购也成功地缓解了农业的压力。 但是这些官方改革丝毫没有触及集体农业的两块基石 — 统购统销和户口政策。在官方的农业改革之下，农民依旧从属于生产队， 没有经济自由。分田到户和乡镇企业才真正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给他们择业的自由，从而催生了“农民工”。正是千千万万“农民工”在改革年代引领中国以劳动密集性制造业加入国际分工，也正是源源不断的“农民工”孕育了中国改革的“人口”红利。
第一阶段经济改革止于1988年失败的“价格闯关”。当时，中国政府在“通胀”和“抢购风”的压力下不得不退步，改革由此陷入低潮。一年后官方对全国“学潮”和“天安门事件”的镇压给改革雪上加霜。总结第一阶段的改革，最重要的成果是结束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垄断，企业家、市场、和私营企业得以在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边缘重生。始于1992年的第二阶段的改革， 则以建立基本市场秩序为主要标志。在邓小平“南巡”之后, “下海潮”席卷全国，民营经济如火如荼，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更重要的是，1992年价格改革结束了价格双轨制，1994年财税改革简化税制，随后的国企改制斩断了地方政府和地方国企的利益链。这些改革不但为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拓宽了道路，更为重要的是清除地方贸易壁垒，整顿市场秩序。此后，割据的地方市场逐渐整合,全国形成一个共同市场和经济共同体。所有的企业接受同一个产品市场的约束；相同的竞争原则保证企业优胜劣汰。到90年代末，市场经济在中国亦然成形。
三，区域竞争
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难解之题是它的发展速度。一个泱泱大国，每个省份就人口及GDP而言可与不少国家匹敌，且不说巨大的地区差异，能在二三十年里从管制经济跨步到市场经济，的确前所未有。享誉海内外的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Cheung 1982) 差不多是唯一成功地在80年代初就预见到重开门户的中国一定会步入市场经济的学者。但随后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也让他频频吃惊。解开这其中的奥妙，区域竞争是关键。
简而言之，中国经济在区域竞争过程中演绎了一出“空间换时间”的乾坤大挪移，利用中国地广人众的空间和人口优势加快了集体学习（collective learning)和改革的速度。如果说制约官方改革的首要因素是意识形态，当中国回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之后，改革的主要瓶颈便是知识贫乏。这既包括很多技术层面的专业知识，诸如，“看不见的手”怎样调节市场供求，如何界定产权，国际资本如何运转等等，又包涵更多“地方知识”（local knowledge），譬如一时一地，转瞬即逝的经济信息。在公有制经济年代，任何捕捉商机，试图把先知先觉转化为财富的冒险，轻者定罪为“投机倒把”，重者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除了牢狱之苦，犯案者还得赔进尊严，甚至身家性命。在改革之初的中国，政府官员和企业管理人员对市场经济的知识几乎荡然无存。当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密尔顿·弗利得曼1980年访问北京时，一名即将访美的中国物资部门的高级官员忐忑而急切地问道，“弗利得曼教授，在美国是谁负责调配物资？”一个千年商业文明绵绵不绝的国度,在20世纪80年代对市场的认识竟然如此糊涂！
幸运的是，在民间，在公有制经济的铁手铜臂伸不及，掩不住的边缘地带，市场在狭小的空间里顽强地挣扎。改革就是给中国松绑，让老百姓重享经济自由，让市场重返神州大地。如果说80年代的“边缘革命”打破了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松绑了市场，90年代形成的全国共同市场则是让区域竞争如虎添翼。从省、市、县、到乡镇多层次的区域竞争给各种市场建高速，帮助市场经济在宽敞的大道上前行。诚如海耶克 (Hayek 1945)所言，竞争即是发现知识的过程；同时，竞争也是经济内部衍生变化，从而不断创造知识的过程。市场竞争迫使企业家创新，以最低成本提供消费者最中意的产品；区域竞争引导地方政府竞相为市场搭台，为企业家创业服务, 摸索出自己的发展之路。在改革之初,有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三角模式之争(而后者又细分为顺德模式, 南海模式、东莞模式、和深圳模式等)。在90年代国企改革中,山东诸城模式,长沙模式,上海模式也曾争奇斗艳。地方竞争犹如百花争艳，千舟竞发；大家都凭借本事和运气,摸着石头过河。中央政府自知手中没有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奇效良方。邓小平和陈云在政治上享有绝对权威，完全放手让地方政府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地方政府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摸索，探寻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昔日“一刀切”的惨痛教训让北京学会因地制宜的道理，因此无心把某个地方模式强行在全国推广。同时，地方官员对于他地模式也只是实地取经,多方借鉴,并无邯郸学步之意。在90年代，江苏华西村富甲天下，全国各地参观团络绎不绝，但不曾听说“全国学华西”的口号。
区域竞争其实贯穿整个改革年代。在改革初，由于中央“摸着石头过河”，地方政府一直是改革的先锋。70年代末，广东（由习仲勋，杨尚昆和吴南生主政），安徽（万里），和四川（赵紫阳）等地率先破除旧习，开改革之先河；80年代初期，广东（任仲夷），福建（项南），贵州（池必卿和朱厚泽），蛇口（袁庚），深圳（梁湘）是改革的排头兵。跨入90年代后，在新的经济体制改革浪潮的冲击下，地方经济壁垒和贸易保护主义很快被打破。中国经济逐渐融合成一个开放的，共同的市场体系。当全国32个省级政府，近300个市级政府，2千8百多个县级政府，近2万个镇级政府，和近1万5千个乡级政府都筑巢引凤，招商引资，搭建工业园以发展地方经济之时，神州大地摇身变成一个巨大的市场经济试验室。企业家们尽可放手一搏，或大展宏图，或另起炉灶，在工业园各显身手。各种不同的经济试验同时展开，相互竞争，相互借鉴。可行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即时传开，反馈给整个系统，为下一轮的经济试验提供参考。各地不同的经济试验不断发现和创造新的知识，同时也在不断更新的知识积累中更上一层楼。
实践出真知，但知识积累需要时间。如果多种不同的实践齐头并进，知识积累便有了时间和空间两个纬度。因为在两个纬度上同时展开，集体学习和知识积累的速度进入一个新时代。我们不妨拿拼图游戏打个比方。一个玩家可以不断试误，凭他的经验和判段，逐渐把杂乱无章的碎片拼凑成一副完整的图画。对任何一位玩家而言，熟能生巧，时间和经验是决定技能和知识积累的主要因数，虽然不同玩家的学习速度不一。现在，假设有十位玩家需要在最短时间里完成一个崭新的拼图游戏。一种方法是在十位玩家中根据他们过去的表现找出最棒的，然后把任务交给他完成。这个方法合理, 可行，优于很多其他选择（诸如，挑选学问最高的玩家，或者颜质最高的玩家，或者与拼图游戏的厂家是朋友的玩家，等等）。但是这样让另外九位玩家作壁上观，浪费太多的人力资源。况且，由于这是一项全新的拼图游戏，如何十里挑一，找出最有胜算的玩家并非易事。一个较为民主的选择是采用“车轮战法”，让十位玩家依次出场，每人3分钟，直到拼图成功。这样安排可以集思广益，吸收旁观者清的优势。但不同的玩家有不同的想法和策略，不可避免出现前后矛盾，甚至上家拼图下家拆的局面。第三个办法是让十位玩家同时上场，每人一副拼图，各自独立作业，但大家可以互相观摩。这种安排显然更好地做到了群策群力，才尽其用。十个不同的拼法同时竞争，玩家们可以时时比较自己和他人的方法和进度，互相启发和学习。在第三种方案中，知识积累不再是一条时间线上的延伸，而是立体的，全方位型的扩张。知识可以在短时间内爆炸性增长。从知识增长的角度看，空间当作时间使。
中国的区域经济竞争提供了一个制度平台，让不同的地域经济同台竞技。与一般竞赛不同，各个选手可以随时互相观摩，互相学习，及时吸纳他人的经验，调整自己的策略。而且，以省为单位的区域经济又细分为多个市、县、乡镇级区域经济。如此多层次的区域经济孕育了多层次的地方竞争，进一步提高了集体学习和制度变迁的速度。在区域竞争过程中，中国经济一时百花齐放，万园争春。一旦重获经济自由，广为诟病的人口负担转身为“人口红利”，庞大的人力资源衍生出源源不断的企业家精神。借助“空间换时间”，借助人口红利，中国快速突破了制约经济增长的知识瓶颈，造就了中国经济大转型的奇迹。
四， 旧邦新命
讲述中国故事，我们一定不能忘记历史上的中国对市场和市场经济不仅不陌生，而且还是“丝绸之路”的故乡 — 在现代西方崛起之前，“丝绸之路”不仅承载着东西方贸易，也肩担了文化交流和全球化的重任 （参见 Frank 1998，Deng 1999, Hansen 2012)。 虽然我们通常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当作中国经济改革的起始点，计划经济在中国的历史毕竟不到30年；况且计划经济也只是中国当时认定的能够脱贫致富的一件工具而已，不能当作中国的身份证。而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前，中国传统社会绵延不绝，达数千年之久，在世界古文明史上绝无仅有 (e.g., Deng 1999)。因此，我们看到的中国市场经济之路，表面上是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其实不啻是一个文明古国走向新生，旧邦续新命的最新篇章。
在新石器时代， 以仰韶文化（公元前5千年）为代表的中华史前文明在黄河中游的渭、汾、洛河等流域登场。因为黄土肥沃赖耕的特殊性，刚起步的中华史前文明就以村落定居农业为生，跳跃了“砍烧法”或“游耕制”原始农业。(6)夏商二代揭开中华文明的起点，由定居农业衍生出祖先崇拜和宗族制度，奠定了中国人宗教信仰和社会制度亘古不变的基色。汤武革命是以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始作俑者。在制度上，周继承并完善了殷商的家族、宗法制度，分封建国，万国林立。(7)至东周，王权旁落，列国争雄；官学散落民间，诸子百家一时竟出，思想市场在中华大地绽放异彩。秦灭六国，一统天下，游士顿失生存空间，百家争鸣随之落幕。秦虽短命，汉承秦制，达四百年之久，而且秦汉树立的“家天下”皇权制度绵延至清。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看，秦汉以降，中国告别了封建，逐渐步入君主专权、士人－官僚执政的郡县社会。汉反思秦速亡的教训，接受董仲舒《天人三策》，尊孔而罢百家，儒家就此跻身官学。令人痛惜的是，汉儒忘记了儒学是在与墨、道、法、名等诸家冲撞的过程中，相激相荡而成；以政治权力裁判学术争鸣，扼杀思想创新，影响了学术独立发展之路，为知识在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投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名家没落之后，中国再无逻辑学之发展。(8)法家消逝之后，中国再无法律之演进。墨家消逝之后，中国的工匠精神从此绝迹大雅之堂。官学定思想于一尊，罢黜百家；异端学说由此诞生，在庙堂之外的江湖，挖掘生存空间。
东汉末年，中央政权名存实亡；中国重返割据时代，在魏晋南北朝的动荡中走过了四百年。此间，北方胡汉融合，南方汉蛮融合；中原人为避战乱，或南渡，或西进（河西走廊），或北上（东北），华夏人口大迁移。在战乱纷纷的政局下，道教萌生，佛学东传。至隋唐重新统一中国时，儒道释已成三足鼎立之势，并肩承载华夏文明；坚持“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事”的宋孝宗只是一个代表。经唐宋转型，中国在经济、科技和文化上达致辉煌。(9)
在中国两千年的皇权社会里，宋是一个奇迹。(10) 在政治方面，宋儒成功挑战汉儒立下的规矩，“君为臣纲”，形成士大夫与君主“共商国是”、“同治天下”的政局，可谓空前绝后。(11) 在独立士大夫精神的熏陶之下，宋儒发展了“以天下为己任”的集体意识，首创“乡约”和“义庄”等自发性地方治理制度，开民治之先河，脚踏实地实践“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荀子 儒效》）的儒家传统。
元明清三朝，逆转了汉唐宋“后三代” 士大夫集体自我意识雄起，以相权平衡皇权的态势。(12)蒙元，武功罕世无敌，文治上全面倒行逆施。(13)而且，明承元制，而清又袭明制，三朝持续近700年。此间，皇权恣意独大，士贱君肆，官场失序，道统失坠，不仅宋儒之独立精神一去不复返，而且也削弱了郡府地方政府治理事务的权限和能力。(14)初明郑和浩浩荡荡下西洋，中明王守仁集心学之大成，晚明更有顾、黄、王反思皇权专政，毕竟难挡中国由开放走向封闭的脚步，空留晚清龚自珍悲叹，“万马齐喑究可哀”。(15)不仅如此，离我们最近的明清，塑造了我们今天对皇权政治和整个中国历史的认识。
在始于秦终于清的两千多年皇权社会里，中国人以传统小农经济为生，即以家庭为组织结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农耕经济；同时，手工制造和专业作坊代代相传，精益求精。青铜器、瓷器、玉器、丝绸织品等精雕细琢，美轮美奂。从战国时代开始，土地一直是私有财产，土地交易和租赁市场活跃。自唐中叶，商业和贸易逐渐脱离政治控制。至宋，商业集镇星罗密布，遍及全国；当时商业之发达，举世无双。在马可波罗的眼里，杭州的富饶和繁华甲天下，各种专业商铺和生产作坊鳞次栉比，成行成市。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从洛阳、长安西行到敦煌，经南、北、中三线出西域，远至非洲和欧洲。 扬州、明州（宁波）、泉州和广州等东南沿海港口城市开启海上“丝绸之路”，打造中国与琉球、日本及南海沿岸国家贸易网，并由此走向印度洋。另外，京杭大运河组成东部地区南北贸易的主干线，茶马古道在地形复杂、崇山峻岭的西南地区建立贸易往来，庞大的长江水系给东西物资和人员往来提供交通要道，打通川蜀、华中与东部沿海省份的贸易。
传统中国商业之发达不是偶然的。支撑商业繁荣的是中国人一直信仰的朴实经济自由主义。“治国之道，富民为始”是古代华夏立国的基本理念。“我无事而民自富”，“治大国如烹小鲜”是道家治国思想之精髓；“不与民争利”是儒家安邦治国的核心原则。“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虽然出自孔子《论语》，也体现了道家一贯的无为思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虽然语出《老子》，也体现了儒家人参天地，天人合一的追求。
但是，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中，“家”、“国”不分，私权不彰，皇权独尊。因此， 市场经济虽然在传统中国绵绵不绝，但始终不能冲出官权的控制，获得独立发展的自由空间。韦伯之问，“资本主义在崛起之时为什么错过了中国？”， 可以从这里找寻答案。(16) 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之上的皇权社会，唯有家的地位至高无上。家庭至上，包括相关的生育观念（譬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疑是中国文明能够一枝独秀，持续千年而不绝的一个重要制度原因。(17)但是，“家”“国”不分，民权一直匍匐在官权的淫威之下，也使得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步履蹒跚。
对国君而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登基不久的刘邦，为太上皇祝寿时，抱怨父亲责怪他小时候不如他哥努力敬业。“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无独有偶，李世民看到鱼贯而出的新科进士时，情不自禁，“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汉祖和唐宗都是公认的治国有方的能干明君。(18)他们尚且如此，可见国君视“国”为“家”，化公为私的“家天下”观念在传统中国根深蒂固。 而这个观念的另一面便是而教导老百姓舍“家”（私）为“国”（公）；中国传统道德说教的重心便是否定“私”欲，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攻击“四旧”不遗余力的“文化大革命”，也继续了传统道德说教对“私”的攻扞，所谓“斗私批修”。在这样的文化观念中，“私权”不仅在“官权”面前抬不起头，而且在道德说教和日常伦理中也四面楚歌。
因为“民权”在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中缺位，用法律保护“民权”的意识，即法治意识，自然淡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传统中国一直是一个口号。法律，即使存在，也不是用来捍卫私有财产或“民权”之神圣不可侵犯。不管如何强调德治，一个泱泱大国一定离不开“法制”，从《秦律》到《大清律例》便是明证。但礼治下的传统中国素来缺乏“法治”。把法律弃在一旁的毛泽东年代，虽然“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喊得响亮，却无法转换成事实 － 民权不存，政府如何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不能只是给人民送茶倒水，甚至雪中送炭也无济于事；人民需要的是能够安居乐业。如果“民权”一直躲藏在官权的阴影下，老百姓都不能堂堂正正，挺直腰杆做人，何以安居乐业？
另外，传统中国的另一特征也值得强调：华夏素来是文化认同，非种族或民族标签；“中华民族”这一称谓是梁启超在20世纪初首创。在19世纪的西方人看来，“Middle Kingdom”固步自封，傲睨自若，坐等四方来朝。他们不了解中国其实一直是一个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大舞台。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在四百年间，与汉人通婚杂居，而逐渐汉化。元清两代，也是民族融合的高潮。就这一点来看，传统中国与现代美国有些相似。与欧洲国家相比，美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作为移民国家，美国是一个民族大熔炉（这个过程其实主要发生在二战后，尤其是民权运动之后）。同样，中国也是一个民族大熔炉。而且，中国这个大熔炉的历史悠久。西方的现代化过程也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 走上历史舞台的过程；(19)中华从夏商周开始，一直走的是民族大融合的道路。中国的传统民乐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演奏中华和谐之音的既有编钟，锣鼓，琴瑟，笙箫，也少不了琵琶，唢呐，羌笛，和二胡。
注释：
1， 著名左派学者大卫哈唯（David Harvey 2005，第1页)认为始于1978年，在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经济改革是“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在全球打响的第一枪。美国管理学大师，Peter Drucker (1997，第4页)，也认为，海洋中国（Coastal China)在1980年代的崛起“完全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和性质。
2 具体内容可以参阅《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科斯 和王宁合著，中信出版社 2013年。
3. Capital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Piketty 2014) 在全球成为畅销书是一个明显的信号。Deirdre McCloskey (2015)犀利的书评值得一读。
4. 面对2008经济危机，经济学的表现令人失望。斯密以降，市场交换和劳动分工是经济发展的最终动力，乃是古典经济学不变的立足点。即使对古典自由主义颇有微词的保尔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 1969)也承认，如果让他从现代社会科学中找出一条靠得住而且有实在内容的真理，那唯一的选择必定是“比较优势理论”。而后者是李嘉图对斯密市场和分工理论的第一个形式化陈述。显然，分工和贸易在市场经济中的核心地位不容置疑。遗憾的是，从二十世纪后半叶至今，经济学的发展以数理化和计量化为主，过于抽象而远离经济的实际运作。在不少抽象理论中，市场和贸易的价值受到围攻，分工和生产被忽视。今天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可以理直气壮而连篇累牍地罗列“市场失败”的例子，而忽视一个基本的铁的事实：没有市场，这些经济学家将无处求生。今天没有一个医师警告病人，蔬菜杂粮危害身体健康；而总统的经济学顾问却言之凿凿地建议政府，贸易伤民，经济全球化误国。谁能说这不是现代经济学的失败？
5. 相关的细节，读者可以参阅《变革中国》第三章。
6. 何炳棣（1969）在《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一书中，石破惊天，提出中国农业的缘起，因为黄土的特殊性，不同于其他古文明。后来，何（He，1976）在“亚洲研究学会”会长就职演说中，重复了这一观点。
7. 王国维在《殷商制度论》中开宗明义，“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商之际”。王论证说，“周人制度之在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与丧服之制，并由是而由封建弟子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度。二曰宗庙之制。三曰同性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但是，王的观点在何炳棣（1996，页96）看来需要修正，因为在王之后的大量商周史研究表明，宗法制度在商已有显著发展。周制“不是革命性的改变，而是系统化、强化和大面的推广与应用”。这里，我们从何之说。
8. 魏晋玄学“辩名析理”，对中国逻辑学的发展，值得肯定。可惜，昙花一现。
9. 关于唐宋转型的论述，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20世纪初提出的。借用西方历史的分期框架，他认为唐属于中国历史上的中世（medieval)，而宋则是近世（modern) 之开始。Bol (1992) 是唐宋转型的权威文献；也可参阅Kuhn (2009)。
10. 虽然在军事、地域方面，宋远逊于汉唐，宋朝在文化建制方面达到顶峰。宋儒中，朱熹自诩宋人“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陈亮也称“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在元灭宋之前，就有学者把宋与汉唐并称“后三代”，遥相辉映儒家经典传颂的“三代”圣王之治。而且，宋乃“三代”之“后”，而非“汉、唐”之续 （参见余英时 （2000），第一章，184－198页）。在现代学者中，肯定宋在中国历史上的登峰造极之高位，当首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245页，上海古迹出版社，1980）。陈说，“华夏民族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而且未来中国的复兴必定仰仗“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
11. 譬如，宋儒程颐关于君民关系的一番议论，夺西方现代契约论之先声。“人之生，不能保其安宁，方且来求附比。民不能自保，故戴君以求宁；君不能独立，故保民以为安。不宁而来比者，上下相应也。以圣人之公言之，固至诚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后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则危亡至矣。故上下之志，必相应也。”（转自余英时2004，167页, 重点线是自加的）。千年后的今天，如何处理君（政府）民关系和公私冲突仍是治理中国的核心挑战。陈寅恪虽然不是宋史专家，他对宋朝学术的高度期许，确实字字珠玑。
12. 沟口雄三（1997）和余英时（2004）强调明清儒学之移形转向，即在伦理价值判断方面，一反宋儒“存天理，灭人欲”，公开肯定“私”和“欲”，在择业和社会流动方面，士商合流，甚至“弃儒就贾”。他们认为儒家这种世俗化的动力来源于中国社会内部，开中国社会走向近现代之先声。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因为皇权泛滥，儒家的这种内在转变显得力不从心，以致导致儒家本身的异化。
13. 蒙元施行种族不平等政策，与中国传统政治判然绝异；地方行政长官，均世袭。世祖时，有官员记载说，“国家自开创以来，凡纳士及始命之臣，皆定世守。至今将六十年，子孙皆奴视其部下。郡邑长吏，皆其壮仆。此前古所无。”（转自钱穆《国史大纲》，365页）。
14. 钱穆在《国史大纲》在写道，“（元）中央政府常派重臣镇压地方之上，实为一种变相之封建。而汉、唐州郡地方政府之地位，渺不在得。此制大体上为明、清所承袭，余地方政事之推进，有莫大损害。自此遂只有中央临制地方，而中央、地方共同推行国政之意义遂失。”（365页）。而且，明朝自废相权，廷杖大臣，全面窒息士大夫之独立精神。大小官员，无不以奴才嘴脸见上司，而转身斥下级如家仆。如此类推，偌大的朝廷竟不让一名官员堂堂正正地做人。晚明大儒黄宗羲一语见的，“有明之无善政，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
15. 元末明初的刘基和方孝孺，在智识方面并不输于前人。在他们心目中，正如黄宗羲所言，“宋人规范犹在”。刘氏在《郁离子》强调政治的唯一目的是立君以养民，而养民的要务是“聚欲去其恶”。方氏认定人类生而不平等，政治之功用在补救不平等之困难，使人人得遂其生。“天之生人，岂不欲使之各得其所哉！然而有所不能，故托诸人以任之，俾有余补不足。”方氏虽然没有提到劳动分工和交换，不过，以此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应该是实现他的政治蓝图的最强选项。有关刘和方的观点，参阅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十六章。
16. 赵鼎新（2015）的近作，指出中国经济在明清之际，虽然在分工和市场化方面不让同时期的英国，但是中国经济在接触西方之前，有自己独立特性的轨道，与现代资本主义决然不同。邓钢（1999）也强调中国历史长期陷于“农业主导-自由农民-集权政府”构成的三元结构而不能自拔；虽然市场和市场经济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并且在宋朝达到顶峰，但是终究没有产生西方似的工业革命，更谈不上资本主义。
17. 与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根据 Finley (1973，18页) 的权威著作，在希腊或者拉丁语中，没有一个与现代核心“家庭”（family)相对应的词汇。拉丁词，familia, 一般指一个人的所有财产，或者奴仆。
18. 不过在宋儒朱熹看来，“汉祖、唐宗贤于盗贼不远”。这是因为，强调道统的朱熹认为，自周公以后，内圣与外王已不复合一，道治分裂。骄君所执仅势而已，无德而占位，因此离盗贼不远（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页20）。
19. 有关民族国家的文献，可参阅Gellner (1983)及Hobsbawm (1990).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