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汪晖的“革命者人格”和“胜利的哲学”

（编者说明：这是著名的独立学者荣剑先生给本网站发来的他就汪晖先生一篇有关列宁诞辰150周年所撰写的一篇商榷文章。众所周知，俄国乃至俄国革命对近现代的中国影响深巨，有诸多问题有待澄清，深化认识。我们刊发此文，欢迎各方就相关题目进行讨论）。

谁在纪念列宁诞辰？

今年是列宁诞辰150周年，这个时间点对于世界上那些依旧信仰共产主义的人来说，尤其是对俄国的共产党人来说，值得大肆纪念一番，以便能够将全世界共产主义的遗老遗少们重新聚集到列宁的旗帜下，至少也要唤醒他们对于十月革命的历史记忆。一年前，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在为筹备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所举行的大会上发表演讲，他把列宁的名字和伟大的十月革命、伟大的工业化、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和伟大的航天事业及核武器均势理论联系在一起，认为俄国在苏维埃时期“具有最高成就，具有最强大的国家实力，具有最公平的社会政治环境，拥有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胜利”，并且认为“今天试图轻视列宁—斯大林时代的人遭受了惨败”。基于对列宁所开创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必胜信念，久加诺夫宣布：在列宁诞辰150周年时，“我们将带着胜利的旗帜来到五月的游行活动，这是十月的旗帜，列宁的旗帜。这对我们来说是神圣的。任何试图让人民沉默的行为和重写历史的尝试都是徒劳的”。[1]

令人遗憾的是，在列宁诞辰150周年来临之际，新冠病毒不其然地阻止了这场盛大的纪念庆典的举行，据说本来有多达140多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将参加这次盛典，以此彰显列宁的事业在当下世界形势下仍然具有广泛的国际性。当然，也有怀疑论者认为，幸亏因为有新冠病毒的干预，让世界各国无从见证列宁的国际影响力究竟有多大，因为在历年的列宁诞辰纪念活动中，俄共能够组织和动员起来的人群并不令人振奋，游行更多地像是一群怀旧老人们在红场上散步，这次活动会因为“150周年”这个数字而有例外吗？至少俄共仍然面临的一个窘境是，当它的总书记久加诺夫代表俄共中央慷慨激昂地宣读《列宁是我们的力量、知识和旗帜》时，特别赞扬正是列宁拯救和重建了俄国的国家制度时，他并没有客观地指出，俄罗斯现有的国家制度对列宁所创造的国家制度究竟是继承还是背叛？2015年4月，俄罗斯列瓦达舆论研究中心做过一项题为“列宁的作用”的民意测验，结果显示，三分之一（31%）的受访者相信有关列宁的记忆会得到保留，但没有人会沿着他的道路继续前行。[2]这个数据说明了什么？大概只能说明，列宁作为俄国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不能被忘记，他的功过是非的确值得人们长久地思考，但他开拓的那条苏维埃之路，早已成了历史的死胡同。

列宁的名字对于中共而言，其重要性可能早已超过了俄共，当列宁被俄罗斯的大多数国民已经逐渐淡忘时，列宁的画像至今还在中国的国家广场上高高耸立着，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列在一起，至今仍然是中共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不仅被写入党章，而且还被写入中国的宪法。列宁的事业在俄国遭到了重大挫折，在中国却依然大行其道。从这些方面来看，中共应该是列宁思想和事业的真正继承者，列宁诞辰150周年的盛大纪念庆典更应该在中国举行才对。但是，吊诡的是，中共并没有这样的纪念计划，至今官媒上没有发表一篇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的官样文章，新华社只是零星报道了俄共的纪念活动。这个多少有点反常的情况对于普罗大众来说，绝对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对中国的毛派们来说，则是无法忍受的。乌有之乡4月23日报道：“今天是列宁诞辰150周年，然而，除了国内仅存的几家泛左翼网站刊登了多篇文章予以纪念之外，笔者翻遍了主流媒体的报道，也没看到什么像样的纪念活动：除了几天前，上海这个一大召开的地方，黄浦区九江路交通卡服务中心发售了一款列宁交通纪念卡；再就是在北京大学以视频会议的形式举办了一场‘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学术研讨会’，尽管受病毒的影响不适宜大量人群聚集，但在列宁诞辰150周年这样重大的日子里，如此规模和层次的纪念活动，与列宁‘法定’祖师之一的身份也是不相符的。”乌有之乡的编辑们断言：“是时候重新拾起列宁这把刀了，刺破现代修正主义编织的迷梦，刺向帝国主义集团的重重铁幕。”[3]读到这样的话，正常的人是不是会为他们感到难过？他们期待已久的列宁这把刀子终于要从历史尘封的仓库中被重新拾起来当作神圣武器时，却遭到了被官家不屑一顾的对待，这是列宁的悲哀？还是列宁这些中国徒子徒孙们的悲哀？

于是，谁在纪念列宁？就成了一个问题。对于那些持续地抱有朴素阶级感情的毛派们来说，重新建构一个宏大的理论叙事——就像列宁在十月的舞台上滔滔不绝地演说，从来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他们粗鄙的理论表达能力和仅限于四十年前马列教科书的知识水平，根本不可能让列宁的思想在21世纪的时代条件下重新焕发出蛊惑人心的力量。更悲催的是，他们找不到让列宁的灵魂在现实中重新附体的路径和方法，当他们挥舞起列宁这面旗子号召人民跟着他们走时，立即就出现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讽刺“封建的社会主义”的那种情况：“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4]现在的毛派们所面临的窘境并不比马克思时代的那些欧洲老贵族们要好一些，他们指望通过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来激活列宁的思想，却受困于贫乏的想象、粗陋的语言和陈旧的观念，无法将“列宁同志”重新塑造成一个新时代的网红。

就在人们以为列宁诞辰纪念活动会在中国萧瑟收场之际，汪晖教授的纪念文章赫然出场了。《革命者的人格与胜利的哲学——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首发《文化纵横》公众号4月22日），这显然是一篇提前准备好的文章，作者和编者都对其抱有很高的期许，提出了“为什么要纪念列宁”这个问题。文章导读是这样写的：“2020年4月22日是列宁诞辰150周年。在弥漫全球的新冠疫情危机中纪念列宁，具有特别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么高的理论定位，或许只有汪晖才能站得住，以他一贯的宏大叙事风格来看，在中国整个左翼谱系中，不管是老左、毛左还是新左，可能也只有汪晖一人，才能在中国语境中完成对“列宁同志”的灵魂附体的使命。这项使命在我看来，无需讳言，是为中国当下的政治需要而重新书写革命者叙事，重新召唤新的革命者的到来，重新想象一个由革命者主导的新时代，究其实质，正如俄国诗人马克西米·沃罗申的诗句所说：“昔日的奴隶为自由所累，怨声载道，要求锁链”。

 

何谓“革命者人格”？

 

阅读汪晖的著作和文章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他的行文逻辑和修辞风格总是试图将他需要明确表白的主题隐藏在一个晦涩的语言结构中，看上去像是要体现出一种黑格尔式的思辨性，或者是要达到被中国新左学者竞相模仿的齐泽克风格，这究竟是思想深刻的表现还是对“要求锁链”的主题欲盖弥彰的叙事策略？总之，批评汪晖的首要工作是要把他的思想内核从多重语言包裹中剥离出来，包括在他的广征博引中剔除那些修饰性“赘语”，看看他的“革命者人格”对于重塑列宁以及那些列宁式人物的革命者形象究竟具有何种意义。

汪晖首先是从引述巴丢的一个判断展开他的论述。在巴丢看来，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终结，构成了巴黎公社之后的第二个共产主义序列，这个序列的主要内容（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群众运动、列宁主义、先锋党、社会主义国家）已不再有效，试图使之重新来过则毫无意义。如果仅就这个判断而言，巴丢说得一点也没错，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文化大革命作为失败的革命记录已载入史册。但汪晖引述巴丢这位法国激进的毛主义者的话，并不是为了进一步确证“当代世界的政治图景尚未摆脱20世纪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阴影”，而毋宁是要证明，在所谓的先锋党和大规模阶级运动退场之后，为克服领导力的软弱、左翼理论中战略策略讨论的匮乏、以及围绕具体的社会变革道路的路线辩论的衰落，需要重新整理和继承“在劣势条件下获得领导权”这份20世纪的政治遗产。这个开场白是什么意思呢？无非是说，尽管巴丢也承认了共产主义第二序列的终结，但汪晖要证明，学习列宁在“劣势条件”下取得“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历史经验并加以发扬光大，对于世界范围内重振社会主义事业仍然是可能的，这种可能性主要就是来自于“革命者人格”。

何谓“革命者人格”？汪晖在引述了历史上众多革命者——从葛兰西、查苏利奇、托洛斯基、李大钊、鲁迅等，对革命的认识和自我认识之后，作出了这样的概括：“革命者人格具有一种独特力量，在社会条件、政治条件尚不具备的状况下，能够以巨大的能量推动革命的进程。”这就是说，革命是革命者创造的，革命如果失败，只要革命者人格还在，革命依旧可能在“劣势条件”下再被制造出来并取得成功。从这样的论断出发，巴丢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失败的言论，岂不就是犯了严重的右倾失败主义的错误？

“革命者人格”何以会有如此超人的力量？葛兰西给了汪晖以重要的启示。在葛兰西看来，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所设想的领导人民建立一个新国家的君主，并不存在于历史现实之中，而纯粹是一种理论的抽象，是领袖和理想统帅的象征，原因就在于，“现代君主”或“神话君主”的力量不是来自于个人，而是来自于“政党”。“政党是现代政治的灵魂”，只有借助于政党的力量，那些“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当机立断的历史政治行动，才能由具体的个人以神话方式加以体现。”读到这里，千万不要以为汪晖会就此打住，如果顺着葛兰西的逻辑走下去，在政党政治的约束下，“革命者人格”就不是一个天马行空的概念，而汪晖是要突出其和葛兰西不同的一面：革命者人格具有超越政党政治的品质，这也是汪晖这些年来一直在批判“政党国家化”、“政党官僚化”、“政党去政治化”和“政党机会主义”的价值指向。在汪晖看来，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已经提前终结，他以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以神话方式完成其使命的个人既是政党的领袖，又不能等同于政党体制本身：在许多历史关头，列宁、毛泽东等革命领袖常常与自己的政党及其主导路线处于对立的状态，他们通过持久的、有时是残酷的理论和政治斗争，才获得党内的领导权。”为了进一步阐明政党与领袖的若即若离的关系，汪晖还对尼泊尔和委内瑞拉这两个由左翼政党执政的国家及其政治运动做了对比，认为前者有相对成熟的政党却没有强有力的领袖，后者有相对强有力的领袖（查韦斯）却没有相对成熟的政党。政党和领袖之间的这两个不同政治关系在汪晖看来，意味着在领袖、政党和人民之间并没有形成一种有机的联系，三者之间缺少必要的张力和互动。这个情况在中国的毛时代也出现了，毛在晚年把整个政党体制都当作了自己的对立面，“显示了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和特定关头革命者甚至党的领袖与党的体制之间可能存在的深刻紧张乃至对立或冲突”。

既然政党和革命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紧张、对立乃至冲突，那么，革命者人格所体现出来的超人的力量就不能完全按照政党的逻辑来加以解释，革命者人格具有其存在和发挥神话般影响力的独特逻辑。从汪晖的叙述中，大致可以总结出如下几点。

其一，革命者就是革命者，这是汪晖引自托洛斯基对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一个评价。托洛斯基认为，“革命者”这个概念对于查苏利奇具有超越阶级内容的独立意义，她既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她就是一个革命者。汪晖还引述了李大钊的看法，李大钊认为列宁和孙中山的一个共同之处：他们的革命者人格具有一种超出阶级利益范畴的能量。

其二，革命者永远在斗争，这是我对汪晖相关论述的一个概括。汪晖认为，连绵不断的理论斗争和路线斗争体现了列宁的领导风格，他引述了列宁的话：“党内斗争给党以力量和生气，而党本身的模糊不清，界限不明，则是党的软弱的最大明证；党是靠清洗自己而巩固的”。他还给列宁的党内论敌开出了一个“漫长序列”：伯恩斯坦、普列汉若夫、波特列索夫、马斯洛夫、季诺维也夫、考茨基、卢森堡、托洛斯基、布哈林、斯大林。

其三，革命者的领导权体现为“统治”与“精神和道德领导”，这是汪晖对葛兰西关于领导权思想的一个总结，旨在强调党的领导权不仅体现在夺取政权这一面，而且也体现在“先进政党”夺取“精神和道德领导”亦即文化领导权的过程，“革命领袖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涌现，通过激烈理论斗争以重新确立自身的目标、纲领和战略，并起着重塑政党的政治作用”。这话说白了，革命者既要当政治领袖，还要当思想领袖，道统、政统和学统，必须三统合一。

其四，革命者人格的“第二天性”，这是汪晖引述托洛斯基对列宁的一个评价。在托洛斯基看来，列宁之所以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家，就在于列宁对形势的总体分析和具体把握最终都服从于他所认为的具体情境中的那个决定性“环节”，换言之，这是革命者超乎异常的一种“时代判断力”，即知道哪个阶级是时代的中心，决定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方向。正是因为具备了这种“时代判断力”，列宁才能在世界帝国主义时代的“薄弱环节”中找到了“社会主义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突破口。以此类推到毛的身上，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有赖于毛首先在中国的“薄弱环节”——在贫困边缘地区建立起武装割据的局面。所以，汪晖需要特别补充一点，革命者人格的“第二天性”不是一种抽象的国际主义，而是基于“深刻的民族性”，以此为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有悖于马克思所主张的国际主义提供辩护。      

其五，革命者是永远的革命者，革命者是从不怕失败的革命者，这是汪晖引用了鲁迅和李大钊的看法。鲁迅把孙中山视为是“永远的革命者”：“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李大钊也是这么认为，他认为列宁和孙中山都是从不惧怕失败的革命者。革命，失败，再革命，再失败，直至胜利，这是汪晖借用他人的话为革命者所描绘出来的道德形象，抑或是他自己的一种乌托邦想象？

从葛兰西、查苏利奇、托洛斯基到李大钊和鲁迅，汪晖把散落于这些历史人物著作中关于革命者的只言片语收拾起来，精心编织成一个关于革命者人格的宏大叙事。这是21世纪的革命者崇拜，拥有革命者人格的那些领袖人物，具有超凡的力量，不受阶级和党派约束，通过长期不懈的党内斗争来建立自己的领导权——从政治统治到精神和道德的领导；他们具有敏锐和准确的“时代判断力”，善于在世界体系最薄弱的环节和历史的紧要关头形成“间不容发”的创造力和能动性，能够在革命的低潮阶段进行新的革命动员，并在革命彻底失败之后展开新的革命想象，革命成了革命者永远的使命，革命者永远在路上。这样一个近似于革命神话的编造，难道仅仅是为以往那些胜利的或失败的革命者进行辩护吗？在革命的遗产被几乎所有的文明国家都清算的情况下，即使在俄国这个列宁的故乡和十月革命的发源地，以久加诺夫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还能再继续扮演革命者的角色吗？在21世纪的时代条件下，革命者人格究竟还能附体在谁的身上？

 

什么是“胜利的哲学”？

 

革命者人格所体现出来的超凡能力和异乎寻常的精神状态是基于何种哲学？汪晖说是“胜利的哲学”，他对“胜利的哲学”的诠释是：“‘胜利的哲学’是一种将自身全盘地融入集体斗争而产生的历史思考，亦即革命主体的战略思考，牺牲和悲剧被置于制胜的行动纲领中加以处理，从而彻底排除了‘五四’以降文学和思想领域中的那种寂寞、无聊、颓唐或无可措手的困顿之感等要素。‘胜利的哲学’植根于集团斗争的残酷而悲壮的历史，也体现为在失败境遇中寻找转向胜利的战略考量。失败不但是成功之母，而且是‘胜利的哲学’的逻辑起点。从失败开始，意味着在困境中重新识别‘薄弱环节’、寻求克敌制胜的战略和策略、进而在创造新的形势的过程中重建敌我关系的进程。这一进程实际上正是重建自我或主体的过程。”

汪晖上述关于“胜利的哲学”的诠释，如果孤立地看，不过就像是对“失败是成功之母”这个谚语的一个励志性描述，尽管这个描述被涂抹上貌似深邃的语言色彩，但从他上下文的语境来看，他实际上是从“俄国语境”转向了“中国语境”——从列宁转向了毛进而移情于中国当下时刻，他提出的“为什么要纪念列宁”的真正用意所在，显然并不是一次思想的怀旧之旅，而是力图在重新定义和解释革命史观的行文中，具体地探索由革命者人格所主导的“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可能性”，这种新的可能性是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哲学——“胜利的哲学”。

“胜利的哲学”，首先面临的问题是革命者在历史上所经历的各种失败，特别是那些无法挽回的失败，这也是汪晖所承认的一个历史事实：列宁“作为一个革命的行动者，他的一系列政策转变也是在失败与胜利——尤其是失败——的交替中发生的”。但有意思的是，汪晖并不想去探讨列宁的事业为何会失败的真正原因，而只是对“失败”的性质作出新的解释，也就是按照他所谓的“胜利的哲学”的逻辑进行解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当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感伤的观察者以失败作为起点回望20世纪时，我们是否也应该思考那些与世纪的意识同时诞生、发展和转化的关于失败与胜利的全新理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汪晖究竟对失败和胜利作出了哪些全新理解。

在阐述“胜利的哲学”时，汪晖所依据的历史事实从俄国转向了中国，这可能是因为他不得不正视苏东体制崩溃这个20世纪最大的历史事件，苏联解体无疑标志着列宁所开创的苏维埃事业的彻底失败，如何以“胜利的哲学”的逻辑为这个失败重新定性，并将其描述为是走向下一个胜利的起点，绝非在理论上可以轻而易举的解决。而中国革命作为俄国革命的继续，迄今仍然还在革命的轨道上运行，显然具有了为“胜利的哲学”提供事实根据的示范性作用。所以，汪晖认为：“中国革命发展了对于失败与胜利的丰富思考”，其成果主要体现在鲁迅“反抗绝望的文学”与毛泽东“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哲学”。在汪晖看来，这是“胜利的哲学”两个内在于中国革命进程的有关希望与绝望、失败与胜利的文学/哲学解释。

为何鲁迅“反抗绝望的文学”就是“胜利的哲学”的文学版本？汪晖的解释是，鲁迅是拒绝乐观主义文学，而乐观文学的错误在于：放弃了对于失败处境的分析，将希望寄托在“胜利的必然性或抽象的未来之上”，“通过用‘虚妄’埋葬‘希望’来确证‘绝望’的真理性，从而阻断了‘反抗绝望’所包含的未来的维度”；“‘希望的文学’、‘乐观的文学’是幻想的，而‘反抗绝望的文学’、‘胜利的哲学’是行动的”。这些话读起来颇为费解，把这些隐喻性表述翻译成白话，大意就是：“反抗绝望的文学”是从绝望中看到希望，而“胜利的哲学”是从失败中看到胜利，绝望比希望更重要，失败比胜利更重要。

在汪晖看来，中国革命是“胜利的哲学”最有力的证明和最成功的实践，毛在战争年代写下的《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本，标志着“胜利的哲学”的诞生，进而在革命胜利后产生了两个逻辑，即“帝国主义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前者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后者是“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汪晖由此认为：“衡量失败的真正尺度不是失败自身，而是斗争的逻辑是否继续存在。”“‘胜利’不是作为一个最终的结果，而是作为不被失败击垮、持续奋斗的进程呈现自身的”。“‘胜利的哲学’所以是乐观的，是因为它始终与对困境的辩证理解联系在一起，始终与基于这种理解的战略性行动联系在一起”。

正是基于“胜利的哲学”，革命进程中的每一次失败、挫折和动荡都不过是革命必然会走向最后胜利的一个曲折，这也是汪晖所要强调的一点，永远的革命者就是用持续的失败来界定的革命者，这是否意味着革命者的“胜利的哲学”就是不会失败的哲学？这样的胜利逻辑如果成立的话，也就意味着苏东体制的崩溃未必就是列宁事业的失败，在汪晖想象到的共产主义的漫长序列中，不仅可以对20世纪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进行新的解释——这不是失败，而是走向胜利的失败，而且也可以对中国所承担的复兴21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必胜信念更加坚定了。因此，汪晖在借用鲁迅的语言批评“乐观主义的文学”和“希望的文学”时，并未遵守逻辑自洽的原则，一以贯之地将“希望”和“乐观”从“胜利的哲学”中驱除出去，相反，他倒是始终坚持着“从胜利走向胜利”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乐观主义脉络。问题就在于，这样乐观主义脉络究竟有多大的真实性。

谁能够实现“胜利的哲学”？毫无疑问，这是革命者的任务，用汪晖的话来说，“革命者体现的正是‘反抗绝望’与‘走向胜利’论题的人格化”，他甚至赞成葛兰西对革命者的评价：他们的确类似于“神话人物”，可以以神话的方式来完成对历史的突变，因为他们是永远的革命者，是从不怕失败的革命者，他们无休无止的斗争精神赋予他们巨大的能量，他们不屈不挠地发掘未来，在失败的局势和敌我力量的悬殊中不断地重塑历史。由此就不难理解汪晖的最后一个解释，他之所以重新提出20世纪的政治遗产之一的革命者人格问题，绝不是为了倡导个人崇拜或个人作用，而实在是因为在“后革命”和“后政党”时代，以政党政治为中心的政治体制陷入了普遍危机，在面临“怎么办”的问题时，他的选择是，呼唤具有革命者人格的“神话人物”的再次出世。

在反复提到革命者人格的神话作用时，汪晖并没有忘记“人民”，他慷慨地说了，“‘胜利的哲学’是以贯彻人民及其意志为宗旨”，但人民和革命者的关系究竟应该以什么方式呈现，革命者的神话般的作用是否需要经过人民的特别授权或认可，以及革命者所进行的持续不懈的斗争是否一定为人民创造出一个公平合理的世界，这些问题在汪晖那里都不成其为问题。因为在汪晖看来，革命者和人民具有天然的同一性，充满革命者人格的政治领袖之所以可以与他自己的政党为敌，就是因为领袖和人民构成了一个共同体。毛在文革中挑战整个政党体制，却声称和人民在一起，就被汪晖视为是有象征意义，表明“那些具有革命者人格的领袖人物（但并不限于领袖人物）也正是推进政党的自我更新、重建政党与人民关系的政治力量”。如此看来，革命者的神话和人民的神话是一个神话，当革命者以党的领袖或国家统治者的身份出现时，“人民”的神话性则是一个被打上了引号的抽象存在，或者说，“人民”神话不过是对革命者神话的一个补充而已。事实上，汪晖所谓的“使领袖—政党—人民之间形成紧密联系又互相促进的能动性关系”，在国际共运史上根本就没有存在过，人民从来没有资格为“革命者人格”和“胜利的哲学”背书。

 

革命者的胜利意味着什么？

 

20世纪是革命的时代，确切地说，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自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社会主义革命从俄国蔓延到世界各地，不仅在战后形成了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而且在中国、朝鲜、越南、古巴以及非洲、拉丁美洲等数量众多国家，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同时也诞生了一大批以社会主义革命为职业的革命者。在这个革命者谱系中，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铁托、乌布利希、胡志明、金日成、卡斯特罗，包括后来在第三世界涌现出来的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领袖们，按葛兰西的说法，以他们夺取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为标志，他们都是胜利的革命者，他们始终主导着他们所在国家的革命进程和革命之后的制度建设。就他们的个人禀赋而言，他们的确如汪晖所概括的那样，具有强烈的革命精神和“革命者人格”，以及超出常人的那种决断力和近乎神话般的能量，称赞他们是永远的革命者和从不怕失败的革命者，似乎并不为过。但是，生活在20世纪的人们也共同见证了这个由大大小小革命者所主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进程的终止和革命神话的破灭，包括把那些原来一直让人民仰望的革命者从神坛上拉了下来。面对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社会主义从兴盛到衰败，汪晖试图建构一种“胜利的哲学”以摆脱弥漫于欧洲左翼世界的失败主义情绪，并用“革命者人格”来召唤新的革命者以拯救无可救药的政党政治，动机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就在于，这样一个新的革命叙事能否重新定义和解释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

在苏联解体之前，几乎没有人能够预见到这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及其附庸体系会在瞬间倒塌，置身于这种前所未有的历史景观，任何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都会追问，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看起来强大无比的国家机器的自我崩解？这个体制“为什么失败”自然是他们首先要探讨的问题。但在汪晖那里，“为什么失败”的问题变成了“是不是失败”的问题，按照他的“胜利的哲学”，20世纪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未必是列宁所开创的十月革命事业的失败，即使苏维埃制度在俄国已经彻底销声匿迹，但在共产主义的漫长序列中，它的中国版本还在有声有色地延续着，正如民间戏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变成了“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因此，在汪晖看来，继承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遗产是值得的，这份遗产绝不能以失败来定义，相反，它应该被视为是革命者走向最后胜利的一个起点。

把失败演绎为胜利，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动员的策略，未尝不可，但这和严肃的历史研究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在“胜利的哲学”的逻辑之下，历史上发生的那些确凿无疑的失败就可以被一笔勾销吗？事实上，对于十月革命历史教训的总结、反省以及对苏维尔制度失败的研究，不仅远远早于苏联解体那个时刻，而且是在苏共内部首先展开的。汪晖在他的文章中反复引用托洛斯基的话来为列宁的革命者人格作证，他为何不去看看托洛斯基在1936年写的那本著作《被背叛的革命》？托洛斯基作为列宁的战友和苏联红军的创始人，毫无疑问地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革命者，他的革命者人格一点也不比列宁低多少，列宁甚至有过打算让托洛斯基当他的继承者，但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党内斗争被汪晖看作是铸造革命者人格的必要程序，托洛斯基被斯大林击败，被迫流放到海外，最后死于非命。托洛斯基基于和列宁的关系以及他在党内的历史地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蜕变和堕落有着切身的感受和深刻的反思，他在书中明确指出：“布尔什维克党准备了并确保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这党也创造了苏维埃国家，供给她一副强有力的骨架，这个党的堕落乃是这个国家官僚化的原因，同时又是其结果”。[5]另一位列宁的战友、坚定的革命者布哈林在面对“无产阶级斧钺”时也曾痛彻心扉地写道：“再也没有任何一部分居民，再也没有其中的任何一个阶级（如果曾经有过的话），他们的生活会比我们苏维埃天堂里的生活更加艰难。”[6]

不仅是党的领袖开始反省苏维埃制度的严重弊端，而且像巴甫洛夫和高尔基这样著名的科学家和文学家也曾站出来表达他们对这个制度的严重不满。巴甫洛夫在1936年致苏联政府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你们相信世界革命，这是徒劳无益的。你们在文明世界传播的不是革命，你们是在卓有成效地传播法西斯主义。在你们的革命之前，还没有法西斯主义。”[7]高尔基则是在十月革命刚刚胜利之际，就感受到了苏维埃政权对言论自由的严重侵犯，他在《为了祖国》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苏维埃政权以最放肆最无耻地嘲弄出版和言论的自由偷换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8]

在十月革命中建立起来的所谓的工人国家和无产阶级政权，迅速地蜕变为一个专政机器和官僚机构，完全改变了以列宁为首的革命者在建政之前对苏维埃政权性质的基本设想。曾经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担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在其所著的《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中，引述了1918年8月31日《真理报》上所发表的苏维埃“契卡”首领捷尔任斯基的话：“从今以后，仇恨和复仇之歌将成为工人阶级的颂歌”。捷尔任斯基声称，布尔什维克负有引导和领导仇恨与复仇的历史使命。在此思想指导下，红色俄国开启了大规模恐怖斗争的时代，在革命的最初三天就宣布了当局的三大战略性纲领：“仇恨纲领”、“复仇纲领”和“人民公敌纲领”，立宪民主党立即被苏维埃政权宣判为是人民公敌。捷尔任斯基在1918年8月发表了致“工人阶级”的公开信，信中说：“让工人阶级以群众性恐怖去击溃反革命的邪恶势力！让工人阶级的敌人知道，凡是胆敢稍稍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宣传的人们，都将立即逮捕，关入集中营！”[9]季诺维也夫把苏维埃政权这种以“工人阶级”名义所大肆公开施行的国家恐怖行为称之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他在1918年9月指出：“为了顺利地同我们的敌人进行斗争，我们应当有自己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我们应当将苏维埃政权治下一亿俄国居民中的九千万人争取到我们这边来。至于剩下的那部分人，对他们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应当把他们除掉。”[10]事实上，这也是列宁的主张，列宁在1918年1月写的《如何组织竞赛？》一文中明确认为：“有许许多多贯彻‘社会主义金科玉律’的办法”——他将其中的一个办法叫做“将十分之一犯游手好闲罪者处决”。[11]

从俄国十月革命的发动直至夺取国家政权的历史来看，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者的确如汪晖所概括的那样，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充满着“革命者人格”和高昂的革命激情，俄国作家罗曼·古利观察到，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者在对敌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残酷、无情和决断，远远超过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以及所有反动派的恐怖，他由此将这些前所未有的革命者称之为“十月的富盖[12]”。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者之所以能发挥出如此巨大的革命能量，的确也如汪晖的另一个概括，即在领袖—政党—人民之间形成了一种紧密联系又互相促进的能动性关系，那些承担着领袖责任的革命者，从列宁、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到斯大林，是通过布尔什维克党来贯彻他们的革命意志，并将革命意志转化为一系列革命行动。同时，他们通过党的动员、组织、参与和具体运作，从社会底层激发出强大的民粹力量，“乌合之众”在领袖的感召和政党的整合下，形成了他们所说的“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作用。因此，在汪晖力图继承的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遗产中，革命者确确实实地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没有列宁这批革命者，没有他们所创立的布尔什维克党，就绝不会有千千万万人所参与的十月革命以及由他们共同铸造出来的苏维埃政权。

如果领袖—政党—人民这种紧密联系又互相促进的关系一直能保持下去，形成自下而上的一种授权和监督关系，即人民授权和监督政党，政党选举产生党的领袖，十月革命及其苏维埃政权或许还不至于最终走向失败。托洛斯基在反思布尔什维克党的堕落时，明确认为：“禁止反对党之后，继之以禁止派别。禁止派别的结果则是禁止一切与那不会错误的领袖们不相同的意见。经由警察之手制造出来的党内一致，使官僚为非作歹而得不到任何的惩罚，这就是一切放肆和腐化的源泉”。[13]因此，在现实的领袖—政党—人民的关系中，领袖因为其凌驾于政党之上而不受任何权力约束，无一例外地演变为独裁者甚至暴君；而政党因为凌驾于人民之上也无一例外地蜕变为腐败的官僚机构；惟独人民，作为抽象的存在，则始终只是在名义上成为国家的主人。

汪晖在神化“革命者人格”时，也在神化革命者所进行的斗争事业，认为革命者是通过“残酷的理论和政治斗争”而获得党内领导权，由此赋予了革命者“斗争哲学”的合法性，甚至为他们建构起一种“斗争美学”——在斗争中尽享一种超乎寻常的快感与美感。但汪晖难道不了解苏联大清洗的历史吗？这段历史是由千千万万的人用鲜血和生命书写出来的，其中当然包括列宁的革命同志。十月革命时期产生的政治局委员，到了1936年只剩下斯大林自己一人。“列宁遗嘱”的六个执行人，除了斯大林，其他五个——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达可夫，全部在三次大审判中被处决或被暗杀。基洛夫作为斯大林一手提拔的亲密政治盟友，随着其在党内声望不断高涨，最后也没有摆脱被斯大林暗杀的命运。一大批红军将领，包括著名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在秘密审讯中被控以叛国罪而遭枪决。1934年苏共十七大产生的139个中央委员，有89个被逮捕并被枪决，1966个党代表中有1108个被“消失”。另据不完全统计，有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艺术家、科学家和作家在大清洗中死于非命。布哈林在临刑前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就要离开人世了。我不是在无产阶级斧钺面前低下了我的头，无产阶级斧钺应该是无情的，但也应该是纯洁的。我在万恶的机器面前无能为力，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纪的方法，它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有组织地炮制大量的流言蜚语。他们这些行动是非常果断而有信心的。”布哈林认为：“这些‘万能的机构’能把任何中央委员、党员变为叛徒、恐怖分子、暗杀分子、间谍。如果斯大林对自己产生怀疑的话，那么这些机构也会立即找出证据来。”为此，他呼吁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历史赋予你们的使命，是把骇人听闻的各种罪行的一团乱麻解开，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这团乱麻越来越扩大，像火焰一样越燃烧越厉害，勒得我们党喘不过气来。”[14]布哈林的呼吁终于在大清洗70年之后得到了回应，2007年10月3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莫斯科南郊“布托沃射击场”的大清洗纪念地，悼念死于斯大林大清洗的遇难者，他说：“现在终于等到了所有人都认识到这是一场民族悲剧的时刻，我们应永远铭记这一历史教训并使之不再重演，这是所有人的责任。”[15]

革命者内部的自相残杀和布尔什维克党内残酷无情的斗争，可以说是国际共运史上最血腥的一页，在所有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国家都发生了这样的悲剧，这难道就是汪晖所说的“连绵不断的理论斗争和路线斗争”体现了革命者人格固有的领导风格？难道必须通过党内斗争来增加党的力量和生气？或者说，惟其如此，革命者才能推进政党的自我革新并重建政党与人民血肉相连的关系？托洛斯基说过：“理论并不是一张支票，可以在任何时候提请现实兑现。如果证明理论是错误了，我们必须改正它或修补它的缺陷。”[16]汪晖的“胜利的哲学”显然就是这样一张“理论支票”，它完全罔顾历史上为此所付出的巨大代价而再次请求在现实中兑现，在人们普遍要求对革命者之间以及革命者与人民之间的斗争历史进行彻底清算时，汪晖则认为，这是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实验中可以继承的一笔历史遗产。

革命者的胜利意味着什么？是意味着一个具有革命者人格的政治领袖取得了对政党的绝对领导？还是意味着革命者通过党内持续不断的理论斗争和政治斗争来加强自己的领导权？是意味着革命者永不惧怕失败而敢于从失败走向最后的胜利？还是意味着革命者因为拥有了“人民”的支持而具有了不可战胜的力量？汪晖试图对这些问题作出肯定性回答，他对“革命者人格”和“胜利的哲学”的全面阐述，是期待在当下“怎么办”的彷徨时刻做出一种政治决断：重新呼唤革命者人格的再次来临——这是呼唤人民新的救世主吗？

历史在汪晖那里是可以被重新改写的，按照后现代的史学观，历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没有普遍公认的分析形式，没有可供交流发现的语言，以及没有用来确立起发现之真理的概括化和证实技术。[17]因此，汪晖完全可以按照他“胜利的哲学”的标准，将20世纪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史重新诠释为一部走向21世纪的胜利史；而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由革命者和人民的鲜血共同染织的那些篇章，也完全可以被他重新洗白，这是他个人作为历史学者的权利。但历史中的“真实”肯定要远远多于历史学家文本中的“真实”，历史事实还是永久地保持对历史研究者铁一般的约束力。对于汪晖来说，在他致力于让列宁的灵魂附体于现实之躯时，他或许可以重新定义和解释十月革命以及苏维埃的历史，并对领袖和人民的同一性进行新的想象，但他必须意识到，人民不会永远作为一个抽象的存在以证明革命者人格的救世性质，人民最终还是会在“间不容发”的历史关头出场的。一个号称有着千千万万的人共同参与的伟大事业，为何在其瞬间瓦解时，竟无一人是男儿？这真的是一个历史之问，我期待汪晖的回答。

本文注释：

[1] 见“观察者网”，风闻社区，2019年4月24日。

[2] 调查数据引自中联部原副部长周力的文章，发表于“环球视野”2020年4月27日。

[3] 《静悄悄的列宁诞辰150周年》，发表于“乌有之乡”2020年4月23日。

[4]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5] 托洛斯基：《被背叛的革命》，何伟译，向青、林广厦校订，2008年，电子版，第38页

[6] 转引自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述弢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扉页。

[7] 同上书，第91页。

[8] 同上书，第109页。

[9] 同上书，第93页。

[10] 同上书，第93页。

[11] 同上书，第94页。

[12] 富盖（1746-1795），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极端主义活动家，革命法庭的社会起诉人。因特别残酷而闻名。在社会拯救委员会和雅各宾专政垮台后被处决。

[13] 托洛斯基：《被背叛的革命》，电子版，第42页。

[14] 布哈林：《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百度文库。

[15] 凤凰周刊，2008年1月15日。

[16] 托洛斯基：《被背叛的革命》，电子版，第43页。

[17] 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94页。

 

作者：荣剑，独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