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分析

           （编辑说明：儒家能否开出民主宪政是近代以来学界争论的主题之一。本网站自开通以来，陆续刊登了一些关于如何在中国实现宪政问题的问答以及相关理论讨论文章。 此次刊出赵士林教授的文章，是从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阐发，认为儒家无法自然开出宪政，该文拓展了前一段宪政问题讨论的范围。显然，宪政问题是中国现代性建设的一个核心问题，牵涉诸多方面，也包括意识形态的转型。希望赵教授文章的刊发能继续引发诸多相关讨论, 以利于大转型时代人们对宪政问题更系统深刻的认识与思考）。

本文从儒学作为意识形态的考察入手，分析儒学为什么开不出现代宪政民主。

1.何为意识形态

关于意识形态，这里无法展开讨论，只想申明，我不采纳马克思、阿尔都塞，乃至福柯、哈贝马斯的观点，将意识形态归结为阶级成见或者权力意识，从而加以否定。我也不采取所谓知识社会学的观点，泛意识形态化乃至取消意识形态。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以前的东西全都是意识形态，他在否定性的意义上理解意识形态，认为马克思前面的思想全是意识形态，马克思自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出现之前的思想也是意识形态，之后才不是意识形态了。阿尔都塞的学生福柯进一步认为马克思主义也全都是意识形态，甚至整个自然科学都是意识形态，这种看法我不太赞成。因为他把真理绝对的相对化，福柯的著名观点是，知识无所谓真假，只有在一整套特殊的权力关系中合法或不合法的问题；每一个社会都有它一套真理标准，合乎这个标准的就是真理，否则就是错误。我不同意这种绝对的相对论，无论从历史来看还是从逻辑来看，它都有致命的问题，这里不能展开分析。
    当代学者莱蒙德·格斯将意识形态分为描述的、否定的和肯定的三种主张，我倾向于描述地理解意识形态。我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是以特定的道德价值为动力，以特定的政治诉求为核心，以宗教般的热忱、信仰和使命感，推行特定的思想、文化、理念，道德、政治、宗教有机组合，这就形成意识形态。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给意识形态下一个简洁的定义，政治化的诉诸实践的思想文化，就是意识形态。适如贝尔所说，意识形态就是把思想转化为社会动力。李泽厚士也曾指出，意识形态不是科学，而是包括某种要求支撑人们观念和行动的信仰，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考察作为儒学的意识形态。现代社会，意识形态往往表述为、凝聚为各种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伦理主义、历史主义、科学主义等等。古代社会当然没有这么多主义，但作为道德、政治、宗教有机组合的意识形态，却是从上古时代就已经成形了。

2.意识形态大国

    我们惊异地发现，中国自古至今就是这样一个意识形态的大国。我说中国是一个意识形态大国的基本依据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文化结构。中国的文化结构从发轫期开始（轴心时代开始）就体现了政治、宗教、伦理的混合倾向，这和意识形态的模式高度同构，基本重合。
    主要由儒家提供思想文化资源的中国古代意识形态，正式成形于西周初年，这是学界一般的见解。它的顶层设计就是周公的制礼作乐。周公制礼作乐改造翻新重组了夏商以来的宗教观念、伦理价值和政治制度，通过天人关系的重新阐释创立了礼乐制度，为周朝确立了政治模式，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礼乐制度经过历史的洗礼和考验，到了孔子那里，通过以仁释礼（这是李泽厚师的提法）为这套制度提供了深厚的人性根基、心理根据。再经汉代政治权威的强化，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法互用，形成三纲六纪。于是，就培育了强大的伦理政治学的意识形态系统，也就是所谓的礼教。到了宋明理学，更通过宇宙伦理学的建构，给礼教涂上了无比尊严和神圣的色彩。礼教笼罩中国古代社会两千年，不是法律胜似法律，不是政治胜似政治，不是道德胜似道德。
    作为儒家思想政治化后形成的国家意识形态，礼教的特征恰好就是伦理、政治、宗教的有机组合。李泽厚师曾不止一次明确地指出，中国古代礼教的特征就是政治、宗教、伦理三合一。他的原话是：数千年中国的儒家礼教，将社会统治体制与精神信仰体制紧相捆绑，造成了宗教、政治、伦理三合一。他还深入地分析了中国传统宗教、政治、伦理三合一的深层原因，指出中国上古由巫到礼是根本关键，这是一个极为复杂、也极为重要的久远过程。从上古圣王开始，到周公制礼作乐最后完成。孔子再将巫术礼仪的内在心理加以理性化，使之成为既有理智又与情感紧相联系的仁，以之作为人性根本。这样，巫的内在方面都理性化了。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是宗教、政治、伦理三合一，伦理秩序和政治体制具有宗教神圣性的根本原因。余英时先生也曾指出，中国的文化（中华文明）是道德、哲学、宗教意识的混合型。
中国之所以成为意识形态的大国，和这种混合型的文化性格具有内在联系。不言而喻，这种混合型的文化性格体现出一种强烈的伦理价值色彩和政治实用倾向，也就是意识形态性格。从思维模式的角度看又体现为一种所谓的实用理性。实用理性自然倾向于将任何学术思想实用化，也就是意识形态化。
    从轴心时代的角度观察，先秦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轴心时代，也就是定型时代，思想文化形成了第一个高峰。高峰的体现就是诸子百家，而诸子百家关注的全是实用的治世之道。诸子思想均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百家全都是提供意识形态的思想家，而百家争鸣就是争相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因此，司马谈（司马迁的父亲）谈六家要旨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
    儒家思想经孔子发扬光大，孔子关注的就是理想的政治。理想的政治保障就是理想的道德，理想的道德载体就是理想的人，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再鲜明不过地体现了儒家思想的特征，乃至意识形态担当，儒家思想其实就是一种伦理政治学。孔孟荀都亲自设计政治方案。孔子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讲仁心仁政，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荀子讲群、讲礼、讲伪，都体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
    孔孟荀也非常热衷于政治实践。孔子说，问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孟子、荀子都是奔波天下，主张不被采用才回家著述立说。
    墨家讲兼爱、讲非乐、讲非攻、讲尚同、讲民有三患等等，更体现了强烈的济世拯民的追求，他也设计了具体的政治方案。
    法家不用说，法家就是一种政治哲学和政治技术学，不是别的。
    看似大谈辩证法的道家老子，他的辩证法也不是西方柏拉图、黑格尔那种有纯粹思辨色彩的辩证法，而是人生辩证法。他讲了宇宙规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最后还是要落实到柔弱胜刚强，大智若愚，以智治国国之贼，这种处世智慧和政治智慧。强调了很多反者道之动、高下相倾、前后相随，还是为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功遂身退，少则得、多则惑的人生辩证法、政治辩证法，作理论铺垫。
    就连看似专门讨论逻辑问题的名家，关注的也是政治问题，因此后来汉代刘向谈到名家说：“论坚白异同，以为可以治天下。”但名家尽管具有强烈的政治实用倾向，毕竟太关注逻辑，不太符合实用理性的文化性格，结果先秦之后不见踪影！
    后世佛教西来，到唐朝形成众多流派，主要有八大流派，性、相、台、贤、禅、净、律、密。这八大流派说起来，其中的唯识宗，也就是法相宗，其命运很能说明问题。唯识宗说起来有皇室背景，唐太宗支持。唯识宗的教主还是唐代佛教的最高权威玄奘。有皇室背景，佛教最高权威，但是这一宗毁灭最早，衰落最早，几十年就不传了，传不下去了。
    为什么？原因很多，有多方面，但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太重逻辑，太讲认识论，不符合中国实用理性的文化性格，这是主要原因。实用理性的文化性格必然促进伦理、宗教、政治的有机组合，天然地带有意识形态属性。我们深入考察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极而言之，可以说中国有思想史，没有哲学史；有意识形态史，没有学术史。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讲法。

3.儒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二重性

    以上是讲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仅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代表形态儒家来说，它的意识形态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它强调以道统制约政统，以儒家的政治理想规范国家政治权力，讲社会责任、讲道德义务、讲批判意识、讲担当勇气、讲抗议精神，这确实是很了不起的！
    从孔子的修文德以来之，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从道不从君，董仲舒的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朱熹的格正君心，王阳明的破心中贼，一直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王夫之的论天下者，必循天下之公，在历史上留下了崇高悲壮的身影！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正视的一面，令我们崇敬的一面。
    而另一方面，儒家意识形态的负面性同样在历史上留下十分恶劣的影响，那是与道统抗衡政统相对应，道统配合政统。道统和政统同构，道统为政统提供意识形态辩解，乃至体制化儒生强化固化专制制度的种种努力，对两千年专制帝国的所谓超稳定性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这里要强调指出，从孔孟开始的原始儒家，就有这样一种道统配合政统的内在因素。孔子讲吾从周，孟子讲为政不得罪于巨室，固然有对原始宗法社会遗留的血缘亲情人道主义政治的合情合理的向往，从而不能全部否定。但是这种倾向整个体现为一种向后看的陈腐性和保守性，也毋庸置疑。到了荀子就明确地讲天子者势位至尊，隆君权，荀子是坚决否认尧舜禅让，尧舜怎么能禅让呢，天子势位至尊，这不能禅让的，怎么能随便让呢！从荀子开始，以礼的法家化（法家与现代民主宪政的关系另议），即后世所谓“礼法”为核心（礼法是礼之法，而不是礼与法，它是从荀子开始贯穿于两千年专制帝国的的援儒入法、儒法互用的产物），儒学启动了维护体制的意识形态转向。
    到了汉儒，开始为专制帝国大规模地、成系统地提供意识形态服务。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叔孙通。叔孙通为了进入体制，不惜违背儒家的根本原则，以秦制为刘邦定朝仪，搞的刘邦喜出望外：“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尽管当时有很多儒生对叔孙通以秦制为汉定朝仪不以为然，想另搞一套，反对叔孙通，（后来朱熹还曾严厉批评叔孙通，说这套朝仪“盖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但我们也都知道，这套朝仪两千年一仍旧贯，历代都行秦政法。除了定朝仪，叔孙通更主张人主无过举。什么叫人主无过举？君王没有错，有错也不是错。君主你承认错误了，就丧失了威信，下面没人信你了，因此要人主无过举，有错也不能认错。人主无过举后来就成了皇帝的金科玉律。一位大儒就这样，从软件到硬件为专制皇权作了意识形态的出色服务。
    另外一位著名的大儒公孙弘，除了为汉帝国建构意识形态系统服务，还以他卑劣的个人 品性从另一个角度代表了小人儒出卖原则虚伪无耻的丑陋面目。史记评价公孙弘“不肯面折廷争”，绝对不会向皇帝当面提意见。习文法吏事，本来学的就是法家的一套东西，而又缘之以儒术。尝与公卿曰议，与大臣们一块讨论，咱们上朝对哪个问题要提点意见，这样不行。结果上了朝了，皆背其约以顺上，上了朝了就不一样，下面的讨论不算数了。皇帝怎么说，就拍皇帝的马屁。
    因此，后来大儒辕固生警告公孙弘：“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曲学以阿世、枉道以从势，这是后世体制化儒家的常规表现。曲学以阿世，歪曲学问；枉道以从势，颠覆最基本的价值来屈从于政治威势，这是体制化儒家的惯常表现。
    汉代第一大儒董仲舒尽管强调以德治国，坚守儒家的道义立场，这当然不错，但也就是他确立了尊君卑臣、君权绝对的意识形态建构。这个建构说起来是通过儒法互用来实现，汲取了法家。著名的三纲之说就是儒法互用最著名的成果，董仲舒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三纲之说开始则出自法家，韩非子云：“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
    作为大儒，董仲舒试图通过春秋决议冲淡法家严刑酷法的狰狞。春秋决议就是法律没有规定的，就按照春秋中的话来作为判案的根据，讲动机论。一方面，春秋决议动机是好的，认德教而不认刑，董仲舒动机不错，心肠好！但是动机定罪论，某种意义上就为更恶劣的腹诽论、心谤论提供了意识形态根据。
    董仲舒伸张君权的根据也在韩非子，还是儒法互用。韩非子称：“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承认其罪。”有了功劳那是君的、皇帝的；有了错误了，出现问题了，那是臣的。而董仲舒怎么说呢？董仲舒说的更加圆满：“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

好全是君的，坏全是臣的。“臣有恶，君名美，故忠臣不显谏，欲其由君出……” 这什么意思呢？忠臣不要显示自己有什么正确见解，有了正确见解，也应该由皇帝说出来，显示皇上圣明。君臣关系，董仲舒主张“尊君卑臣”，君民关系，董仲舒则说：“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心之所好，体必要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
    这和孟子讲的民贵君轻完全反过来了。
    总之，“天下无不是的君王”，原始儒家那里的君臣关系相对论、君王各司其职论，特别是儒家左派的“民贵君轻”、原始民主的意识形态，到了董仲舒这里完全变成君权绝对的专制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同时就颠覆了天下为公的可贵的意识形态。西汉初年讲天视自我民视，即天意代表民意，民意就是天意。这个观念当时影响非常大，法家倾向的管仲都认为天的意志就是黎民百姓的意志。有一天和齐桓公讨论问题，他说王者贵天，真正的圣王是崇仰天的、敬重天的、崇拜天的，这位齐桓公就往天上看。管仲立刻解释，我说这个天不是苍天，不是苍茫之天，我说的天就是老百姓。管仲的这种看法，是春秋初年的看法。
    天下为公的观念到了战国末期还是政治意识形态，吕不韦就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战国策》载，齐王建（齐国的亡国君主）有一次要出门，到秦国搞投降外交，被他的侍卫长拦住了，你干嘛去啊！要到秦国去，要投降？齐国是你的还是齐国人的？齐王建说，齐国当然是齐国人的，就灰溜溜地回去了。
    齐王建这样的糊涂君王都还承认“天下为公”国家属于全体国人的理念，甚至秦始皇也曾经有天下为公的理念，他曾说：“吾德出于五帝，吾将官天下。”（“官”即“公”），并且假模假式地问：“谁可使代我后者？”他本来是要“二世、三世、千万世”，天下永远都是我们家的，但开始也讲这个话，所以那是时代的观念，时代的正统意识形态。
   但是，到了董仲舒这里关系就变得曲折复杂了。董仲舒主张的是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屈民就是压制百姓来尊重君，屈君而伸天，是说君王要服从于天。值得注意的是，民和天的关系，在这里被君割断了，这其实是一种倒退，严重的倒退。从西周讲的天命无常，倒退到绝地天通。也就是说，天意直接代表民意到天子代表天意，天意就是民意。西方基督教也讲“神之听，民之听”，类似于中国上古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但到了董仲舒，就是天子代表天了，尽管董仲舒也讲屈君而伸天，要用天来制约君，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做起来要命的。董仲舒有一次讲屈君而伸天，打雷了，失火了，他说是天谴，是皇帝治理有问题了，汉武帝听了大怒，要砍他的脑袋。屈君而伸天多半说说而已，屈民而伸君才是真的。
    另一方面，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堂而皇之地独占了意识形态的解释权。从孔子开始的为己之学（孔子讲的为仁由己，为己之学，意思是做学问是为了修养自己、提高自己），变成了为人之学。治己变成了治人，修身之学变成了利禄之学，也就开始了空前的堕落历程。
    职是之故，儒家主张的很多道德理念都成了利禄之具。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汉代主张以孝治天下。汉代皇帝的谥号，除了刘邦，其他皇帝的谥号都带个孝字，汉孝文帝、汉孝武帝，等等。就是说，孝在汉代由私德变成了公德。当时的制度设计，孝顺的人可以被推荐为官吏，即所谓“察孝廉”。孝成了进入官场的门票，一下子就成了利禄之具，出现了很多“察孝廉，父别居”的伪君子。因为孝顺的事迹突出，就可以当官，有利禄，很多人就玩儿尽孝秀。例如孔子说按古礼父母去世，要守丧三年，所谓三年之丧，但汉代竟有守丧二三十年的，一看就是假的，为了利禄嘛。孝成了统治工具，利禄之具，从而引发了魏晋的反弹，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
    上面讲了汉代，往下再看唐代。唐代儒释道平行发展。唐代佛教理论发展最好、最繁盛，但道教政治地位最高，所谓儒释道三教道教排第一。为什么？有政治原因，唐代的皇帝姓李，他们和老子攀亲，因为据说老子也姓李，老子最迟在东汉末年就已成了神仙。唐高宗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旧唐书.高宗记下》，我们的皇权是神仙给的，谁也不能反对我们。

佛教繁荣，道教政治地位高，但唐朝的统治者绝对没忘了儒家，还是把儒家作为统治性的意识形态。
    唐太宗最重视的是什么书？是五经正义，五经是儒家典籍，唐代大儒孔颖达编著了五经正义，唐太宗确立它为官方意识形态。中国先秦本来有个宝贵的史学传统，秉笔直书，不为尊者讳。所谓晋有董狐笔云云。到唐代就不好使了，因为唐太宗上台执政不光彩，玄武门之变，弑兄逼父啊！他不会想让史家秉笔直书，竟然打破千年规矩，一定要看史官怎么记录他这段历史，自然是要删改对他不利的记录。唐太宗为什么重视五经正义呢？因为孔颖达秉承他的意图阐释经书，为他涂脂抹粉。例如孔氏在五经正义中非常突出逆取顺守，意思是暴力夺取政权后，以建设精神治理国家。唐太宗就是逆取顺守的代表。总之，孔颖达编五经正义为唐太宗去污、为他摆平，儒家典籍完全服务于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实用需要。
    唐玄宗李隆基这个风流皇帝则亲自为孝经作著，现在我们看孝经流行的注本是唐玄宗注的，他不光是喜欢唱戏。为什么？强调由孝到忠。李隆基感兴趣的自然是《孝经》中“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这些东西。唐代最有名的大儒韩愈提出道统说，道统的说法虽然是杜撰，但本身对重振儒家确实有帮助。那么韩愈怎么样理解道的？他怎么确立意识形态的？他原话这么讲：“”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做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民不出粟米麻丝、做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韩愈这个说法简直有点法家杀气腾腾的味道了。当然，社会分工是合理的、是必要的，但这种讲法，儒家原始的民本主义连影都没有了。
    唐朝是这样，宋元明就不用说了。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存天理、灭人欲；只有臣错，没有君错；君王圣明，臣罪当诛；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宋明理学的意识形态，配合朱元璋这种独裁者，将君权绝对推向顶峰。
    到了清代，理学名臣李光地，希望治统和道统在康熙那里合二为一，那就是政统吞并道统，康熙成了伟大领袖兼伟大导师，政统、道统合一了。

4.儒学开不出宪政

    以上十分粗略的回顾告诉我们，儒家的意识形态具有二重性。道统制约政统的一面和道统配合正统的一面。但是，由于专制皇权的政治淫威和利益诱惑，后一面是主流。尽管出现了一些君子儒不惮危难，从孟子到方孝孺，体现了儒家的抗议精神和担当精神，真的了不起，但是无济于事，更多的还是小人儒投靠体制，沆瀣一气，助纣为虐，成了两千年皇权专制结构的黏合剂。我们回过头来看北宋元祐、南宋伪学、明末东林、清代文字狱，操盘者哪一次不是饱读五经的士大夫？全是儒家整儒家，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
    那么，儒家的意识形态角色、历史作用，为什么会是这种结果？这种作用呢？这种意识形态角色和它的思想结构不能说没有联系，从而不能将原始儒家和体制化儒家截然二分。陈独秀当年在五四就反对将原始儒家和后世儒家区分开来，这不能说全无道理。
    现在为儒家辩护的人惯用的理由是，儒家思想，特别是原始儒家即先秦儒是好的，后来被统治者利用了、扭曲了，才搞坏了。但我们可以追问，为什么统治者那么喜欢利用儒家，而不是其他各家？那么多家，怎么专门喜欢利用儒家，为什么？如谭嗣同所说，统治者的任何倒行逆施，“罔不托之于孔”，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都把孔子作为意识形态符号。为什么？所以我们可以追问，为什么历史倒退时，腐朽势力总是喜欢祭孔，总是喜欢搬出儒家？
就因为儒家的整体性的思想结构最有利于皇权专制主义的培育。考察儒家思想的历史作用，意识形态角色，不能只着眼于孟子，程颐、朱熹、方孝孺、王阳明这些个案，也不能只关注儒家的原始民主，这都无济于事。要着眼于儒家的整体性的思想结构。迄今为止，对儒家的思想结构分析最透彻的是李泽厚师的《孔子再评价》，这篇文献提出了孔子的仁学结构，即血缘根基、心理原则、人道主义、个体人格，冠之以实用理性，由此塑造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
    李泽厚师着眼于一个文化层面的分析。如果掺之以政治权力的侵蚀和诱导，它就变成一种政治层面的意识形态结构。血缘根基成就了宗法社会的自然基础，孕育了儒家的权威主义、伦理主义、等级主义和群体主义。这种权威主义、伦理主义、等级主义和群体主义，和血统论畸形结合根深蒂固。
    心理原则成就了人情高于法律的人治社会，导致直到今天中国社会的现代法治建设仍旧格外艰难。人道主义呼声微弱，而将原始人道的理想化就导致了复古主义，个体人格或者扭曲或被吞噬。实用理性的灵活性、随意性、无原则性，经由政治操盘手的运作，形成了首鼠两端、左右其手，毫无原则性，乃至毫无廉耻感的实用主义。
    上面所谓儒家意识形态的二重结构，好的一面是担当精神、抗议精神、社会责任等等。坏的一面有权威主义、伦理主义、等级主义、群体主义、复古主义，贯穿于实用主义。这就是儒家的意识形态结构，这种意识形态结构特别适于成为皇权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符号。

简单回溯一下政治史，其实道家对统治者的依附比儒家更露骨，拍马屁比儒家更肉麻。例如西汉景帝时最有名的例子，辕固生和黄生的辩论。辕固生是大儒，肯定汤武革命，这是先秦儒的传统，体现抗议精神、批判意识。但是道家的代表黄生就替当时的皇权专制作辩护，否定革命，当然是怕有人当时依据这个理由闹革命。黄生摆出的理由是：帽子再破，戴在脑袋上；鞋再好，穿在脚下，老百姓就是鞋，皇帝再昏、再暴也是帽子。辕固生立刻搬出自己的权威依据，当年高祖刘邦就是闹革命，错了？黄生就不敢说话了。汉景帝心里向着黄生，但也无法驳倒辕固生，只好来一句“食肉不食马肝，不可谓不知味”，将问题回避了。这里的道家表现显然很不堪。
    而佛家对百姓精神的驯化更有效，今天看来也更如此。所谓高僧大德，不咸不淡胡扯，腐败猖獗，高僧让我们忍，特权泛滥，大师让我们淡，多少人如醉如痴？其实现在是高僧少、妖僧多，很多是打着宗教旗号行骗。
    我们的问题是，尽管道家对统治者的依附更露骨，佛家对百姓精神的驯化更有效，但综合考量，还是儒家成了皇权专制的主导意识形态。原因何在？就在我所谓的儒家整体性的思想结构。好的一面不用说，好的一面在历史上留下悲壮身影，对历代皇朝的政治运作不能说没有发挥一点积极影响，但是影响非常有限。从东汉党锢到方孝孺，都是悲惨的结局！
    有一个案例很能说明问题。宋末元初有两位大儒，一位叫许衡，一位叫刘因，两位都是理学名臣。许衡为元政权服务，元朝建立他就服务去了，当了官。他的理由是儒家的意识形态，他怎么说呢？他说“不如此，则道不行”。我如果不去元朝做官，我怎么行道，怎么来贯彻儒家的政治理想，你看他理由很充分！刘因则和他相反，刘因拒绝为元朝做官，他也是依据儒家的意识形态。他怎么说呢？他说，“不如此，则道不尊”。我如果去当官，儒家的尊严哪儿去了？
    两种姿态，两种解释都有道理，但政治实践告诉我们，不如此则道不行的冠冕堂皇，往往是苟且偷生、投机取巧、贪恋功名、丧失气节的托词，很多体制化儒者都是这样。我们当然还是要区别原儒和宋明儒、文化儒和政治儒，特别要区别君子儒和小人儒。但是政治结构的强大吞噬能力，却使君子儒寥若晨星，小人儒争先恐后。从孟子到方孝孺这样的坚守义理，慷慨成仁的儒家，从王阳明到曾国藩这样的入体制而超体制的伟大儒家，还是扭转不了儒家的意识形态主流角色，即体制的维护者和修补者，而政治环境更加严酷的形势下，儒家如何自处？这是一个问题。
    如果政治结构一仍旧贯，政治模板相沿为用，只是名称变了，那么，权威主义、伦理主义、等级主义、群体主义、复古主义相整合的儒家，如何发挥正面运行的功能？所以我现在对某些人拼命鼓吹儒家，主张用儒家那一套建构政治体制，非常警惕，也非常怀疑！
    中宣部曾经专门发了一个文件，指导文化传统的继承，有十几条指示，其中有一条是马克思主义和儒家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指导儒家，指导传统文化的弘扬。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格确实和中国传统的文化性格很接近，我记得当年李泽厚师有一个分析很深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人文化性格的关系。他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和一般老百姓易于接受马克思主义，将信仰、情感和理性调整到宗教、政治、伦理三合一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模式中，关注现实人生，成了与古代传统某种自然的组接。而对信仰统一的严格要求，完全埋葬了旧传统在交融合一中仍然存在的宽容性、偏离性和异议性。当年的儒生可以出入佛老，我是儒家，我可以出入佛老的。你看王阳明对佛老还非常敬重，现在人的行为、语言、思想、情感全都必须统一于马克思主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面对这种局面，儒家如何自处？”
    我们看到的是，现在儒家的表现令人极端失望，完全丧失了抛弃了儒家的抗议精神、担当意识，成为公孙弘那样的小人儒。例子不胜枚举。别的不讲，就看这些儒对毛泽东的态度。我由此想起了余英时教授对毛泽东有一个评价，他说毛泽东最后并没有跳出中国传统的政治格局的陷阱，而且更不幸的陷入了中国政治传统的君主专制。毛泽东反对传统，但是他骨子里最传统。所以，他晚年依仗的不再是正式的官僚系统，而是相对于传统的宦官、外戚之流的势力。如康生，康生正是魏忠贤型的人物，而江青和她的党羽自然是诸吕、诸武一流的势力了。以行为而论，中国历史上昏暴之君的特征，如远贤臣、亲小人、拒谏饰非之类，毛泽东实无一不备，而且其程度则远过之。因为他所掌握的集权主义的权力结构，是中国传统帝王所望尘莫及的。
    看一下历史，宋代帝王还真得听听宰相的。程颐、朱熹敢那么不客气地批评皇帝。明代专制那么酷烈，朱元璋那么豪横，要把孟子轰出孔庙，大臣坚决反对，他也得收回！毛就大不一样了。
    耐人寻味的是，一些现代大儒对毛的态度。最典型的如梁漱溟。梁漱溟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我也很敬佩他。他曾经因为给毛的农业政策提点意见，被毛泽东劈头盖脑地臭骂，严厉整肃好几年。但他还敢向毛泽东要雅量，不可谓无风骨，他是有风骨的人。他敢向毛提意见，还向毛要雅量。但最值得关注的不是毛没有他说的雅量，而是被整后他对毛的评价。他到死都认为毛泽东是周文王，挨得上边吗？这么一位有智慧有风骨的大儒，竟然执意认为毛是周文王。是仁政还是个人品格？一点边都挨不上啊！对于毛泽东的错误，梁漱溟认为是伟大人物犯的伟大错误。反右、大饥荒、文革，梁漱溟都经历过，多么巨大的灾难啊。文革对中国传统可以说是双重清理，好的全都抛弃，坏的全都继承，一位经历了文革的现代大儒竟这样评价毛，耐人寻味吧！
    冯友兰更不用说，一生吃孔子饭，最后骂孔子，当然也是时代悲剧，耐人寻味！
    那么，在国家主义盛行，强势个体以群体名义肆无忌惮地剥夺弱势个体的社会情势下（现在群体、个体讨论很热。我的看法，没有什么群体，哪有群体？群体都是强势个体的代名词，强势个体以群体的名义来剥夺弱势个体），所谓当代儒家如何自处？有些儒家学者，拼命渲染国家主义，还强调群体主义。甚至将空前的结构性腐败归结为是受西方个人主义影响，是糊涂吗？是昏聩吗？我看就是无耻！
    孔子如果活到今天，对这样的小人儒，恐怕也要号召弟子“鸣鼓而攻之”。儒家如此自处，让人情何以堪？
    还有如清华的贝淡宁教授等很多海内海外的所谓当代新儒家力挺儒家讲了很多传统的理由，我只针对性地提三个问题。
    1.请问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是平等的，还是有等级的？
    2.道德优越性的根据是什么？一张嘴你们就有道德优越性，你哪来的优越性？
    3.即便你那套政治设想，儒家伦理政治理想的诉求应该成为目标模式，落实它的架构、保障它的体制如何建立？
    特别是面对这样的现实，最缺德的势力每天都在为自己涂脂抹粉，涂抹最道德的色彩。最无知、无耻的小人，每天都在将自己装扮成大智大德的圣人（历史不就这样嘛，哪有什么内圣外王传统？哪有什么圣王，只有王圣而已）。
    面对其来有自的伦理、政治、宗教三合一，儒家如何破解？我认为儒家不能破解，因为这就是儒的主张。因此，不导入现代宪政系统，不汲取现代自由、民主、法治的成熟经验和模式，这个问题无解。因此，我反对中体西用的提法，我认同西体中用。即以西方的现代宪政民主政经体制为体，以中国传统为用。当然，体用问题讨论起来更麻烦，这里不拟展开。我的基本看法，中国当下的时代课题就是如何从中体西用转化为西体中用，也就是如何从礼法模式转化为宪法模式，如何从专制帝国的人治模式转换为现代民主宪政的法治模式。儒家人文精神、政治抗议精神，作为意识形态的批判非常宝贵，我们应该汲取，这是了不起的传统，但那些当红吃儒家饭的，根本就不汲取这一点，儒家的抗议精神已经无影无踪。他们力挺的完全是“道统配合政统”，扭曲儒家的道统配合政治需要，“枉道以从势，曲学以阿世”。儒家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思想建构的历史实在是乏善可陈，并不光彩。从思想结构来看，我们今天怎么面对这个遗产需要认真清理。有一点可以明确，儒家思想体系作为专制帝国的意识形态，作为皇权的精神支柱，绝对导不出现代宪政体制，儒家宪政论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