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说明 : 日前网站发表张千帆教授的 «  为儒家‘正名’ »   一文, 陈天庸先生读后就此写下短评, 谈他的看法。本网站刊发如下, 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讨论。对这样一个牵涉到如何看待传统的重大问题，当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也不可能有即刻共享的结论。但一种尽量脱离权力的干涉，少些情绪化的理性讨论，相信会对中国文化的现代构建，培养一种健康的宽和的公共心态还是会有很大的益处的。一如所有本网站刊发的文章，此文也不代表网站的立场) 。

      张千帆老师学贯中西，努力让西方宪政思想在中国落地生根，现实中“道不行”，也不愿“乘桴浮于海”，还努力在传统文化中寻找与宪政嫁接的资源，去年“为法家正名”，现在再“为儒家正名”，文章都很够份量。这篇《为儒家“正名”》看起来在护儒家，其实首先是批儒家：“儒家有价值的只是个人道德伦理，儒家应先改掉三块短板：一是人性假定过于消极，孟子主张的“性善”只是一种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弱善”。二是过于夸大君子一一小人之别，从而走向事实上的人性二元论；将义利之辨”绝对化。三是把治国看得过于崇高，摒弃了大众参与政治，与民主政治相悖。” 因此儒家“作为政体附庸的政治伦理已不可救药，只能一刀两断。”

但要将儒家的道徳伦理与政治伦理切割，并不容易，共生共长了二千多年，两者早已血肉相连。修身齐家，就是为了治国平天下。“独善其身”做“君子”，就是为了等待时机治“小人”，儒家公私两域界限模糊，“小人”是没有私域的，“君子”固然高洁自律，内心自我圆满，但在家就要“齐”家人，“兼济天下”时则很难恪守公权力边界，有可能“爱民如子”，把百姓都当作家人来“齐”，搞普天之下莫非公域，搞大政府，以公权力挤占私人领域，这以儒家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以儒家观念管理私企，也许有助于善待员工，加强企业凝聚力，如一些日企。但如适用于政治领域，结果必是威权体制、开明专制。开明专制也可能很有利于经济发展，如新加坡。麻烦的是，谁来界定开明？如何保障不走向独裁颟顸？还得靠西方的分权制衡，“人性是靠不住的”。

在我看来，1.传统就象泥土、空气与水，构成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每个人的身体与生存环境，如父母传承的基因及长期共同生活潜移默化的习性影响，想摆脱都很难摆脱得了，因此是不必刻意强调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是基于对当时与儒学捆绑在一起的旧体制旧观念旧习俗的强烈反感，是当时的“进步主义”，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要说有问题，就是打得不彻底。日本以“脱亚入欧”之决绝，也没有完全摆脱“传统”。中日造反者后来大多转向国家主义一一来自徳国的军国主义，与传统的儒家糟粕结合，结果仍然是“家国同构、差序等级，最后以国碾压家与个人”。

2.儒家道徳伦理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对人际关系的共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很精辟，但西方没有“儒学”教化，也知道这个道理。儒家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只是人类幼稚时期对自然的模糊认知，“博大精深”只是自嗨。“人的尊严”在西方文艺复兴中也有过充分讨论，目前西方“人的尊严”比让“新儒家”沐猴而冠重登舞台的天朝要好很多。因此想以儒家文化作为工具解决社会问题如贫民窟、种族问题、枪支犯罪……，甚至用来解决国际问题，“以王道制约霸道”，不是不可以，首先得让儒家文化圈的文明程度，能发展到与西方文明并驾齐驱甚至超越的时候。文明需要传承，更需要学习借鉴，现在，学习西方文明，比强调“我祖宗腐烂的旧家具中也有点金子”，重要多了。极端思维不好，我很同意，但学习要有轻重缓急，具体来说，有时间既学古文也学英语，既读《论语》也读圣经，当然好。如时间有限，我建议先学英语，先读圣经，那有利于理解西方的思想文化，更有助于自己安身立命。

                                                                      陈天庸   企业家, 自由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