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说明：这是张千帆教授的一篇新文，为其日前所作的一次讲座的文字整理稿。2022是个注定要进入历史的年份。作者从这一年中国的抗疫谈起，伸展纵论到世界文明数百年来的演变趋势，兼及中国政治文明未来的发展。在此辞旧迎新，年岁转换之际，本网站刊登此文，以飨读者，为所有华人读者祝福，也祝愿中国文明转型的巨流早日冲出“历史三峡”，涌向自由辽阔的海洋。)

  

对于中国来讲，2022最有意义的事情当然就是年末疫情三年的封控终于结束了。这三年可以称之为是“防疫大跃进”。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历史还是有一定规律的，因为我虽然明确反对过预测，但终究还是提出过一个“甲子周期论”——当然说不上什么理论，有点玩水晶球的意思。就是说每隔60年一甲子，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会有那么一个意思；螺旋式上升也好、下降也好，它会来这么一下。我们知道，对应于防疫大跃进的60年之前就是真正的“大跃进”了。当然，也要打引号，但它是名副其实的大饥荒，饿死了好几千万人。一甲子以后，三年封控挺对应的。也死了不少人，当然没那么多。连管控模式都是差不多的。以前是农民饿得没东西吃，出去逃荒要饭，但民兵把守在田间地头，不让他们走出村，押送回家，最后活活饿死在家。现在是各种封，封城封路封小区；甚至把你的家门封上，或者是大白直接踹门进来，拉你去方舱。显然不如一甲子之前这么惨烈，但是这个模式似曾相识。到了年末，好像根本没有结束的意思。看这样子，至少是持续到明年“两会”，还有更夸张的说法，说要持续上五年八年，“动态清零”要长期化，健康码要常态化，诸如此类。

谁也没想到，乌鲁木齐一把大火，全国人民都按捺不住了，城里的居民和学生喊了一嗓子。短短10天之内，从11.27到12.07，国务院发了个“新10条”，疫情封控各项措施从什么健康码、常态核酸、方舱，各种封戛然而止。变化速度之快，可以说令人瞠目结舌，至少出乎我的意料。果然三年，该终止就终止了，没有再延长。某种意义上，它能给中国历史一点启示。虽然两次“大跃进”有相似之处，但我刚才说了，历史不会简单重演。毕竟，我们这一次还有年轻人、大学生、市民不愿“躺平”，冲破封锁出来喊这么一嗓子。60年之前，这是没有的，饿死在家就饿死了，有的地方整村的人都没了，几乎没有任何反抗。当然，也听说过一些零星的抵抗，但没有任何结果。不像这一次，虽然“清零”政策180度大转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公平的讲，抗议事件是打破封控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就是文明的进步！

一、什么是“文明”？

过了60年，文明总算有了哪怕是那么一丁点进步。千万不要小看这来之不易的进步，很不容易的！我想利用年末年初这个周末，聊聊“文明”这个话题，所以起了这么一个大得有点吓人的题目。张老师有时候可能有点“形而上”，但从来不会“假大空”。今天我们讲的“文明”不是一个云里雾里的东西，而是很确定的。“文明秩序”的这个“文明”是什么？注意它是形容词，不是名词。作为名词的“文明”几乎是没法定义的。无论你问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还是考古学家，10个人说不定能给你11个定义。什么是文明？就是一种文化形态、一个民族或者是一个自足社群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我们今天所谓的“文明”——什么中华文明、玛雅文明、伊斯兰文明，即便是基督教文明——都有很多相当不文明的地方。所以此文明非彼文明，我讲的形容词“文明”是相对于“野蛮”而言，是你这个人文明还是不文明的意思。

我对形容词“文明”的定义标准是很低的，不野蛮基本上就算得上文明了。那么什么时候就变成野蛮，也就是不文明了？我的标准也很简单，野蛮就是有战争或暴力压迫。文明至少必须是和平的，而且是长久的和平。康德1795年发表了《论永久和平》，探讨了人类永久和平的机制。和平至少是文明的一个必要条件。什么时候就不文明了？不文明就是不太平，有内战、暴力冲突、流血死人。只要有长久的和平，基本上就算是文明的。这个文明的标准当然是很底线的标准，但不要小看。要做到文明是不容易的。一个世纪之前，世界上以前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做到；今天也许还有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国家也还没有做到。我们自己当然差得很远，门还没摸到。

和平之所以不容易，是因为它是人类从实践教训中摸索出来的一门学问。我们这个民族历史上不知道经历了多少血的教训，但仍然没摸索出来。难点在于自由和秩序之间的适度平衡。文明秩序必须有自由，但自由又不能太多。让人类啥都不管，自生自灭行不行？据说原始社会就是这样，各位都在原始丛林里裸奔；男女邂逅“一夜情”，男人继续游荡打猎去了，也不知道女人生没生孩子……听上去倒也浪漫，卢梭认为这种独来独往的原始自由没什么不好，其实是一种相当健康的状态，不像霍布斯说的那么可怕。

问题是，那是因为那个时候地广人稀，人类面临的主要威胁不是你的同类，而是恐龙、老虎这些野生动物等大自然对自己的威胁。后来就不行了，也许因为人类的繁殖速度超过了资源开发利用的速度，也许因为有一场中西经典文献里面都记载的“大洪水”，把人赶到一个比较集中的海拔更高的地方。这样人类就聚集起来，地少人多，产生了资源争夺。卢梭自己也设想过国家起源假说。当然，这些都是不可考的远古传说。为什么原始丛林状态不可考？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文字记载。人类的文字主要就是国家的产物，所以霍布斯把文明和国家是作为等号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国家，就没有文明。

因此，无政府主义是不行的。17世纪，霍布斯写过一本大家都知道的《利维坦》，也是社会契约的开山之作。他认为，原始丛林的无政府状态是最糟糕的。我们不是说“人性恶”吗？霍布斯讲人性恶，倒没有什么谴责人的意思。他只是就事论事，我们大家都自私，都要为了自己的生存去争夺资源，而且彼此之间都怀着恐惧，因为我们之间的力量都差不多，你我都没有安全感。最后的结果就是他说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在这种状态下，人和人之间的这种资源争夺是很残酷的，所以没有国家，就不可能有文明。因为霍布斯把原始状态设想得非常恶劣，所以他认为只要有国家，不管这个国家怎么样，事情总归是向好的方向发展。

《利维坦》经常用一个词，叫Civil Government。我们现在经常讲civil society，这个civil其实不是很好翻译，在学界也有点争论。我自己一般把它称之为“公民社会”，也有人把它称之为“市民社会”，因为civil跟citizen、city可能享有共同的词源。但实际上，civil、civilized、civilization指的就是“文明”的意思。所以在霍布斯看来，civil government是一体的，有国家才有文明。

但这毕竟是两个词，有国家就有文明吗？国家可能是文明的必要条件，但是不是充分条件？你有government，不见得它就是一个civil government。霍布斯在这个方向它是走的有点远，需要洛克来纠偏。我们知道，有国家不仅未必有文明，甚至有可能比原始丛林状态更糟。洛克就是这么说的，因为在原始丛林状态，你我力量差不多，我毕竟还有自卫的能力。对于霍布斯来讲，这是灾难性的，因为这让我们每个人都感到不自信、不安全，对方对我是一个威胁。但是如果按照他的建议，我们把所有的剑都交上去、把所有的枪都交上去，交给国家来保护我们，就万事大吉了吗？“国家”是谁？这个国家不也是由人控制的吗？有什么能防止控制国家的人利用国家暴力工具来压迫我们？洛克讲得很清楚，这种状况其实远比自然状态更糟，因为国家那么大的力量，我们任何个人都没有办法抗拒，只能老老实实地受它的压迫；自由被它剥夺，权利它他限制，而无可奈何。“大白”踹门的时候，你能清楚地感觉到这种无奈和恐惧。

事实上，马克思基本上也是这么看的。国家是什么？国家就是人类无底线斗争的一个延续。你以为国家是“文明”，其实不过是一个升级版的丛林状态，你我都为了自己的利益要控制国家这个暴力机器，更好地剥削压迫其它阶级。我在2018年“从马克思到列宁”这篇文章里提到，马克思骨子里其实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认为“自由国家”是不可能的；国家就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而已，“自由”和“国家”是一个自我矛盾的概念。只要你还有国家，那就还有压迫。那怎么样才能没有压迫？你要真正实现自由，那就必须消灭国家、消灭阶级，进入我们耳熟能详的“共产主义”。到那个时候，你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和“解放”，你就进入极乐世界了。问题是，他的愿景恐怕就是一场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中国梦”。从我们目前可见的人性出发，无论我们的物质多么丰富、技术多么发达，都没法避免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人和人之间的权力斗争、人和人之间的不平等及形成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这就是说，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可见未来，人类文明离不开国家。

二、文明秩序的基本要素

怎么样让国家既保护我们，又尊重我们的权利和自由——即便不能完全做到，也尽可能让它这么去做？什么样的国家才是文明的，能够让我们进入到一种真正的文明状态？洛克提出了一个基本要求，那这个政体一定要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或授权。任何国家都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统治者只能是极少数，甚至可以说是极个别，被统治者则是绝大多数。在一个正当的国家，统治者的统治一定要经过某种方式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国家怎么统治我们，应该由我们说了算，至少我们有说no的权利。

这个怎么实现呢？注意到“被统治者”是谁？被统治者可不是一个人，不是说统治我了就要得到我的同意。“被统治者”是一个很大的群体，有很多很多人。在中国，14亿人减一都是被统治者。我们的利益、我们的身份和地位、我们的立场和三观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被统治者同意”国家或政府对我们做什么，实际上首先是我们被统治者之间要同意；我们自己都不同意，还要去跟政府要这个要那个？显然没门。但我们在很多方面是有根本分歧的。我们的信仰不一样：我是不可知论者，你是基督徒，他信伊斯兰教。那怎么办？每个人都相信自己的信仰是最正确的，都是“宇宙真理”，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正确”信仰——“正确答案”永远只能有一个。既然是“真理”，那国家就应该把我信仰的这个“真理”变成“正统”。

问题是，如果把无神论变“正统”，就像我们五六十年代那样，那么宗教就成了什么“牛鬼蛇神”那些乱七八糟的“迷信”。基督教肯定不干，伊斯兰教也肯定不干，他们会“造反”。基督教现在有些保守派说美国是“山巅之国”——不是“煽颠”，那基督教成了国教，无神论甚至不可知论就成“邪恶”了，伊斯兰教也就成了“邪教”，我们肯定不干，也会“造反”。这样就“天下大乱”了。所以我们之间一定要先商量好，如果要建立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应该支持什么信仰？事实上，接受任何一种具体的信仰作为国家“正统”，都会遭到其他教派或学派的激烈反对，最后回到无政府状态，那就是霍布斯所说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那样就不文明、不好看了。

因此，我们先商量好建立国家，但是不设任何正统的信仰。你信基督教可以，他信伊斯兰教也行；没有一个人格神，认为上帝存不存在不可知，甚至就不存在，也可以！如果不为别的，为了咱们之间的和平。“被统治者的同意”是同意什么？首先得同意我们的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某种意义上，就是“同意不同意”(agree to disagree)：我们的信仰和立场不同，但我们都同意不去干涉、贬低或歧视别人的信仰。甚至当国家侵犯你的信仰自由的时候，我要站出来帮助你反抗国家的侵犯，因为我虽不同意你的信仰，但我们都同意信仰自由。当国家出来侵犯你的信仰自由时，实际上它侵犯的是我们的共同利益。

这就是一个社会契约——你和我之间的“攻守同盟”。我们都说好，不要在背后玩花招，别在谈好之后，回头你就去招兵买马。然后，基督徒夺权把政府给控制了，宣布基督教是“国教”。你这么做的话，我肯定也得回去弄上“十几个人，七八条枪”（《沙家浜》胡传魁语），跟你对着干。这又不好看了。西方进入中世纪，再从中世纪出来，到新教革命，就是这么打打杀杀过来的，经历了一个很血腥的过程。最后各方才终于理解，其实不要为了这个“正统”这么你死我活，大家彼此还是宽容一点为好。就这样，宗教宽容成为社会契约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信仰自由是你我他之间协商讨论的结果。它当然只是一个假想的过程——我们之间并没有谈判妥协并签一个什么协议，但假想的过程并等于不真实。如果你去发达的国家，你会发现信仰自由就是绝大多数人的一个真实契约。什么叫“发达”？就是说它在这些政治文明方面已经很成熟，他们不会提出我们现在还在讨论的这类问题，也不会有我们国内或者从国内出去的许多朋友的想法，因为这些对他们来讲早已经是解决了的问题；它们是血的教训，早就长记性了，不会再走回头路。

言论自由的逻辑也是一样的。你是左派，我是右派；我比较富有，你穷一点。你希望劫富济贫，政府多收税来资助穷人；我认为资本和市场就应该是完全自由，我不论挣多少钱，国家没权利从我这拿走……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些都是“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怎么办呢？就会有“阶级斗争”，最终是战争。马克思主义鼓动“无产阶级革命”，实际上就是鼓动战争，这样当然不可能产生文明秩序。要文明、要和平，就不能搞革命。不论你是富人也好、穷人也罢，我们都有一些共同的需求，至少要维持一个基本的和平秩序。这是我们的共识。在这个共识之上，我们双方都要有一些基本的相互尊重。你是左派、我是右派，这没关系，我们都要尊重对方的言论自由。哪怕这个国家被“白左”控制了，像北欧、西欧那样收的税相对比较高，也要允许这些富人们、“右派”们去批评抱怨。他们有义务守法，但言论自由是不能剥夺的。

三、社会契约为什么必要？

我们之间先有了契约，才能谈到我们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我们说好，不要被政府分化瓦解，不要把自己的理念和主张变成国家“正统”，然后去压迫对方的不同意见；如果这样，我们彼此之间就会打得不可开交。这样的话，政府不管是谁在控制，都会很高兴，因为分而治之是有利于它稳定的统治术。因此，如果我们不团结，就会发现宪法虽然给我们承诺了很多“好东西”，但是一概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就是因为我们分裂，我们之间没有契约，我们之间没有协议，我们之间没有基本的同意和承诺——这不仅是一个共识，而且是一个承诺。这个承诺至少在道德上是有效的，那就是我说话必须是算数的。我跟你说好了，这个国家应该维持言论、新闻、集会等等自由，而不管这些人发表的观点是什么，不管他是不是社会主流或政治正确。

如果我们之间没有这个协议，那么政府打左派，右派兴高采烈：“打得好，‘文革’言论怎么能允许？！”打右派，左派又拍手称快：“打得好！这种里通外国的‘卖国’言论当然要打！”这样，最后结果只能是我们都很孤立、都很虚弱。宪法里面给了我这个自由、那个权利，统统说了不算，因为政府如果真的兑现了你的自由权利，那它干嘛去？他们就没法滥用权力、贪污腐败了。要让宪法落到实处，我们之间一定要联合起来，才能逼迫政府：你不能违背我们当初订立的契约，否则我们一起对付你。这就是关于言论自由的社会契约。

刚才举了左右的例子，信仰自由的逻辑也是一样的。政府支持基督教，基督教很高兴，就跟政府跑了，但伊斯兰教、无神论很郁闷；他们寡不敌众，成了受压迫、受管制对象。政府支持伊斯兰教，伊斯兰成了国教，其它信仰又受到孤立和压迫。这种状态是不可持续的，迟早要出事。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很大，他们内部还会再分派。如果政教合一变成一种习惯的话，那么不同教派之间先为了争夺“正统”打得不可开交。政府则“坐山观虎斗”，拉一派打一派，永远是“东方不败”，最后造成的结果必然是各派的信仰自由都遭到践踏。

同样的逻辑还有人格平等与反歧视。大家都属于不同种族、不同性别、不同党派，我们的身份几乎是无穷多种，但是国家不能因为身份来歧视我们。歧视了又怎么样？社会就又进入到一种“囚徒困境”，不可自拔。为什么叫“囚徒困境”？它的意思是在“老大哥”面前，我们之间没有信任、没有默契，各方都出于自私和政府配合去整对方，结果是都被整，对各方都不利。歧视的结果也是产生“分别心”：我知道你一旦掌握权力，就会来歧视我，我一定不能让你掌权；我要和你夺权，成功之后来歧视你，否则我就没法保护自己。我也这么想，你也这么想，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相互信任，就不可能形成任何反歧视契约。当政府歧视任何一个族群的时候，其他族群觉得挺理所当然的，反正没有歧视到我头上，甚至还能分点好处。这就是“囚徒困境”。

社会契约如能形成，会帮助我们超越孤立状态下各自面临的“囚徒困境”。所谓“契约”，就是围绕基本的自由、制度和治国原则所形成的共识和承诺。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人格平等（消极意义的反歧视）都是绝对的原则。我把它们称之为“政治自然法”，以后有机会可以解释为什么要用这个概念。制度方面，还有选举民主、司法独立、行政中立。

没有“一人一票”的选举，怎么让政府对你负责？我们封控三年，至少最后一年完全没有必要，至少在上海疫情的时候就应该放开。为什么不放开？归根结底，不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选票吗？事实上，我们有一定的言论自由，虽然言论自由没有得到制度性保障，但是我们是可以发表反对意见的；对于封控政策，在微信群、朋友圈里面有多少人在骂？但是你没有选票，再怎么骂也对他没办法，因为政府里面没有你的人帮你说话。最后，这个政策是他们制定的，跟你没有关系，他们没有必要对你负责，因为他们知道不管怎么样，你不能怎么样。所以不要只骂那些“大白”，大白只是政策的执行者。当然，“白卫兵”有时候会有一些出格的“自选动作”，但基本上他们是在执行所谓“上面的政策”。这个政策是谁制定的？他们凭什么、对谁负责？这才是真问题。

但是很遗憾，今天有些朋友已经对这些基本的政治文明常识不知是忘了，还是被带糊涂了，开始连民主是不是“好东西”都产生质疑了。当然，不是说民主不会出问题，它会出问题。我们都是人、不是神。由人形成的组织、机构、法律、政策甚至制度，哪个不会出问题？当然都会出问题。但因此就没有是非判断、没有任何底线，民主和独裁没有区别了，反正都有问题？当然不是这样。选举民主也是一个社会契约，首先是我们之间的一个契约，那就是谁执政，最后选票说了算。你不能因选出来的是我的人，就说选举有舞弊；我也不能选出来的是你支持的人，就说你舞弊。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这就不是民主，至多是一个不成熟的假民主。像泰国、拉美、非洲那样的“民主”就是这样。这些不发达国家之所以“不发达”，首先是因为他们的民主确实只是打引号的“民主”，因为他们对民主没有形成一个契约：不管选出来的人是谁，我们都得尊重选票的选择。

当然，如果选举真的有舞弊，如果有确凿证据证明选举舞弊，那就另当别论。如果出现选举争议怎么办？那还要有司法。司法不独立，怎么可能公正呢？我们经常讲，“法院就是他们开的，当然要听他们说话了。”所以司法独立、行政中立、选举民主这些制度也是政治自然法的一部分。

一个国家要建构文明秩序，一定要对这些政治自然法形成社会契约。当然，社会契约不可能得到每一个人的同意。在现实中，这没法实现。现实当中永远会有政治文盲，甚至会有不承认1+1=2的人。这没有办法，但是在一个健康的国家、文明的国家，一定要有相当多数的人群接受社会契约，接受这些基本的政治自然法则，并且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国家的侵犯。这样的国家才有可能是文明国家，形成我这里说的“文明秩序”。一言以蔽之，世界文明秩序的形成史就是社会契约的构造史。

如果没有社会契约，那么回到我刚才说的，再好的宪法也没有用。宪法是什么呢？宪法其实就是社会契约的一个摹本。它不是社会契约本身，但是它把社会契约当中那些政治自然法则拿过来，有的需要具体化——比如说选举民主是原则，但怎么选、规则是什么？宪法需要具体规定，选举规则必须体现和符合那些基本原则。这就是我这里所说的构造文明秩序的关键词：社会契约。有了社会契约，没有宪法也关系不大；没有社会契约，宪法再好也没用。

我们看到，很多国家宪法相当不错，但很可惜只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花瓶”，就是我们所说的“有宪法无宪政”。宪法是有了，但是宪法得不到落实，根本原因在哪儿？根本原因是在于这个国家没有社会契约。没有社会契约，宪法规定得再好也是白规定。你可能要问，既然没有社会契约，他为什么还要规定得那么漂亮？那就不知道了。可能宪法毕竟也是国家的一张名片，规定得好看一点对统治者也好，但它对人民是没有用的，因为没有社会契约的加持并作为它的基础，没有相当多数的“被统治者的同意”，统治者就可以肆无忌惮、任意妄为、践踏宪法。

四、社会契约为什么难产？

刚才说到洛克强调的“被统治者的同意”，它是社会契约的起点。我把洛克的契约论归为“自由契约论”，把霍布斯的《利维坦》归为“专制契约论”。当然，也不要太简单化；霍布斯毕竟是近代自由主义的开山祖师，只是他的解决方案有点问题。洛克继承但改造了他的思路，虽然也有问题，却提出了自由契约论。英国人喜欢，美国人也喜欢。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洛克出版他的《政府二论》——社会契约是第二论的主要内容，已经到了1689年。“光荣革命”正好发生，美国立宪还得再等一个世纪。在这之前，世界还没有社会契约的概念，更不可能有社会契约的系统实践。因此，社会契约或文明秩序其实是世界史上相当晚近的现象。

我们可以追踪得稍微远一点，看看文明秩序之形成有哪些关键节点。中国就不用多说了，至今仍然在离文明秩序很远的地方徘徊。近代文明的主线无疑是在欧洲，其实最早的希望也在欧洲。从公元前大概7-8世纪开始，雅典城邦民主就开始奠基。后来到了公元前5世纪、4世纪，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智者。但是不久之后，希腊城邦文明就陷落了，被斯巴达打败了。我们知道，雅典城邦制是古代民主的典范。当然，刚才说民主是有问题的。民主搞到最后，把最伟大的哲人苏格拉底判了死刑，这种民主能没有问题吗？

在苏格拉底的对话当中，已经能看到他有一定的社会契约思想。如果你去读他著名的《辩词》（Apology，他被雅典陪审团判了死刑之后为自己的辩护），你就能够感受到他的契约思维。陪审团认为他的思想构成亵渎神灵，会把青少年带坏，所以要惩罚他。显而易见，他是因言获罪，这个判决是不公正的。苏格拉底有很多有权有势的学生可以帮助他逃走，但他断然拒绝逃亡，宁愿选择喝下毒鸩。为什么？因为他说自己活到70多岁，在那个年代确实算很长寿了；之所以能活这么久，就是因为雅典法律的庇护。如果雅典没有法律，就像霍布斯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丛林，每天都处于“所有人针对所有人的战争”这样的自然状态，他能活那么久吗？所以他认为自己一生仰仗、依靠着雅典民主政体所制定的法律。现在法律出了一个不公的结果，陪审团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决，他也必须接受。这就是他和雅典之间的一个契约。如果人自认为“恶法非法”就逃避法律、破坏法治，那么这个契约就不存在，任何国家都会沦落到无法无天的自然状态。

但也就是苏格拉底这么伟大的哲人会坦然选择以死守约，碰到另一个人早就逃之夭夭了。除了民主之外，古雅典并没有什么社会契约。柏拉图的《理想国》已经显示了一点社会契约的影子，但这些社会契约思想的萌芽并不是苏格拉底或柏拉图提出来的，而是和他们辩论的对立面提出来的，在此就不细讲了。雅典的社会结构也不支持社会契约。当时，整个雅典城邦大约40多万人，其中大概16万是公民，也就是自由人；还有14万是奴隶，剩下是外籍人口。雅典实施的是直接民主，公民是要直接对法律和政策投票的，每个公民都可以说是政治人，不可能成天忙于农耕或家务，这些活都得由妇女或奴隶去做。一个奴隶那么多的国家，可能有社会契约吗？阿伦特在《人的条件》那本书里说得好，雅典民主的自由实际上是建立在奴役基础的。

罗马差不多比希腊稍微晚一点建立，先是共和，然后蜕变为帝国。到罗马帝国后期，基督教有点像先秦中国的儒家，先是经历“焚书坑儒”，然后“咸鱼翻身”成了“独尊儒术”；基督教一开始在罗马受打压，但是到了帝国末期成为罗马的国教。罗马被蛮族攻陷之后，欧洲就进入到中世纪，从4世纪开始差不多延续了1000年之久。虽然以前讲的所谓“黑暗的中世纪”可能有点夸大其词，但是那个时候欧洲的生存状态是非常脆弱的，自由也必然是很有限的，庄园里的农奴或城镇里的贫民说不上有什么自由；如果有的话，只是极少数贵族或教会的自由。契约的前提是自由。没有普遍自由，根本谈不上什么社会契约。

中世纪大概主要有这么三种势力：一是天主教会，二是国王，三是贵族。这三股力量之间相互斗争，有时候会产生很有意思的结果。譬如众所周知的1215年英国《大宪章》，它就是国王、贵族和天主教会之间互动的一个产物。那个时候，教会的力量可以说是如日中天，开始的时候严重削弱了约翰王的力量，所以它对于《大宪章》的形成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另一个关键力量就是贵族。1215年，他们打败了约翰王，并强迫他签署了《大宪章》。某种意义上，《大宪章》可以被视为国王和贵族之间的一份“小契约”。它不是真正意义的社会契约，因为社会契约指的是每一个被统治者都能够同意的“大契约”，而当时的社会条件是不可能允许它存在的。但是在这些地位和权势比较接近的国王和贵族之间，形成了一个精英契约。

在和平改良国家，精英契约可以是社会契约的引子。我们会发现，有些相对保守的国家走改良路径，典型代表当然就是英国，其最后的所谓社会契约就是从早先的精英契约来的。现在你可以讲英国是有社会契约的，我有时候拿英国跟中国比，因为两国正好是处在对角线的关系：我们是“有宪法无宪政”，他们是“无宪法有宪政”。其实英国今天还有国教圣公会，但经过那么多年的演变，“国教”早已没有什么实质性作用。诸如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平等权、财产权、选举民主、司法独立，今天英国当然不仅都有，而且十分成熟，但就是没有一部成文宪法。没有宪法，怎么可能有宪法权利？我的解释就是没有宪法不要紧，只要有社会契约就行。我并不主张不要宪法。有一部成文宪法当然是便利的，而只是说英国那样不是很方便，但也没有太大关系。这说明什么？关键不是宪法，而是在于社会契约。那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你或者有或者没有。有，则有没有宪法就不那么重要，这个国家会很幸运；没有，就很不幸了，这个国家宪法说什么都不管用。《大宪章》就是英国在中世纪形成的一个贵族契约，它为七八百年后社会契约在英国的全盛奠定了一个遥远的基础。

这就差不多快到中世纪末期，文艺复兴时代从14世纪到17世纪，高峰是15-16世纪。像艺术界代表达芬奇、文学界代表莎士比亚、思想界代表马基雅维利，都是15-16世纪这个年代的人。稍后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后，开始了启蒙运动。以哥白尼的1543年《天体运行论》为标志，17世纪伽利略、牛顿、笛卡尔这些人为代表，主要是科学的发展把欧洲带入到启蒙时代。哲学思想领域，霍布斯、洛克、伏尔泰、卢梭、康德这些人先后出场，启蒙运动达到全盛。这个时期也是民族国家和君主专制的全盛时期，中世纪的教会统治已让位于绝对君主统治。在高度集权的专制君主政体下，当然也不会有什么社会契约。

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间，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情，那就是新教革命。1517年——这是一个里程碑的年份，马丁路德向天主教会提出95问，质疑教皇和教会措施的合法性。当时的天主教会说实话已经相当腐败，欧洲各国各种苛捐杂税不堪其重。像法国、英国这些中央集权国家因为国王的力量比较强大，还能够保护自己国家的臣民不被过度剥削。但日尔曼这些零散小公国就不行了，不足以保护自己的臣民，所以他们受教会剥削特别严重。这可能也是为什么路德的新教革命首先产生于日耳曼。新教革命打破了天主教会的一统垄断，欧洲开始走向宗教多元，但是在之后一个多世纪并没有产生宗教宽容。恰好相反，宗教反而更不宽容了，甚至发生了伤亡惨重的宗教战争。

新教革命和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本质都不一样。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实际上都是贵族运动，就是朝廷、贵族、知识界各种沙龙发生的一场思想运动。二者都很温文尔雅，主张人性善良，歌颂人性和自然，提倡人们相互之间保持宽容。新教革命则是一场社会底层的运动，因为基督教影响到每一个人。和基督教在罗马的兴起一样，新教革命一开始的口号也是比较激进的。和之前的文艺复兴相比，新教革命的特点恰恰是它的偏执和不容异端。

长远来说，新教革命当然意义重大。它在罗马天主教堂的穹顶破开了一个大洞，说我们可以不经过你们教皇和教会，自己去读圣经就行了，然后就形成了路德宗、加尔文派、长老会等各种教派。基督教脱离了天主教会的控制，宗教或教派极大多元化了。但是不要以为这样就有了宗教宽容。恰好相反，新教革命之后长达一个世纪，不仅各新教教派不宽容，天主教也变得更加封闭保守。教会面临的挑战不仅有新教，而且有“日心说”、世俗化运动和日益强大的君主，可以说是“四面楚歌”。1545-63年，保罗三世召开一系列宗教会议，重新确立教皇权威凌驾于教会之上，并建立宗教审判制度，以维护正统信仰的“纯洁性”。

1517年新教革命整整一个世纪之后，1618年开始了欧洲的“三十年战争”，到1648年才结束。这是一场了不得的宗教战争。整个欧洲的宗教确实多元了，但在每一个国家，国内是没有宗教自由的，国王决定这个国家的国教是什么，你是天主教，我是路德宗……就和两次世界大战一样，不同教派的国家也要站队，合纵连横之后分为两大阵营，要大干一仗。“三十年战争”对欧洲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很多日耳曼地区几乎成了无人区。这在欧洲历史上是罕见的，因为欧洲虽然有过很多的战争，但是它们的杀伤程度好像和中国不一样。中国的朝代更替那更是不得了，尤其是民国以前，每一次朝代更迭都意味着一场巨大的浩劫，整个国家的人口往往会减半。考虑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概念？现在中国14亿人，死上七八亿，这是什么概念！欧洲战争似乎很少这样，但是这场三十年宗教战争是一个例外。

1648年，欧洲各国达成共识，不能再这么干了，所以就出来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西法利亚和约》(Westphalia Peace Treaty)，简单讲就是确定宗教是各国“内政”，“境外势力”不得干涉。不能再以宗教为借口打仗了，别人国家的“国教”是什么跟你没关系，外国不得干预。《西法利亚和约》标志着主权国家开始形成，同时伴随着天主教会影响的进一步衰落。但这样是不是就一定会带来和平？不见得，因为没有宗教战争了，还可以有别的战争，因为社会契约没有形成，甚至可能离形成社会契约的条件越走越远了。不要忘记，后来还打了两次世界大战。两次大战不能说跟宗教完全没有关系，但显然不是宗教战争性质。因此，没有社会契约，不尊重政治自然法，那么我们连基本和平都保障不了，还谈何文明？完全没有基础。

随着15-16世纪之交的大航海运动，欧洲开始形成了一种殖民主义帝国秩序。16世纪是西班牙殖民拉美，17世纪时英法殖民北美；然后差不多到了19世纪后半叶，才开始殖民非洲。殖民主义秩序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的社会契约。也许可以像北美那样，宗主国比较信任自己的移民，实行某种程度的自治，譬如北美洲的早期移民就移植了英国的地方自治和法治传统。1620年，普利茅斯数十户定居者还签订了《五月花号公约》。这是世界史上最接近原始社会契约的政治文件。北美地方自治实际上为美国独立和立宪奠定了政治和法治基础。但是即便这种自治也很有限，否则就不会发生美国革命了。再说，自治权是不会下放给土著居民的。殖民国对殖民地的主要兴趣就是掠夺原材料和获得廉价劳动力，不会给他们真正的民主自治。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现实。英国、法国、西班牙主要靠海外殖民地，变成了一个帝国。

这个时期在欧洲本土，也逐步形成了三大帝国秩序。最早的是奥匈帝国，哈布斯堡起源于公元1020年前后；发展到15-16世纪，已经很强大了，后来分为奥地利和西班牙两支。西班牙是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帝国之一，强大到可以不止一次打败法国，甚至教皇不听话，可以直接攻占罗马，挟教皇以令诸侯。由此可见，欧洲君主国和天主教会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和1215年《大宪章》那个时候完全不能同日而语。到17-18世纪，主权国家盛极一时，就更不用说了，但不受控制的主权又成了大麻烦。

第二个是奥斯曼帝国。15世纪中叶，穆斯林攻占君士坦丁堡，这座基督教都城更名为现在的“伊斯坦布尔”。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意味着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它以土耳其为中心，除了占领中东等阿拉伯地区之外，还占领了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等南欧领土。

三大帝国中，最晚的是俄罗斯。它要到15世纪才开始立国，到17-18世纪开始“崛起”。俄罗斯的崛起显然不是“和平崛起”，专制帝国的崛起不可能“和平”。17世纪后半叶，彼得大帝开始西化改革；18世纪后半叶，叶卡捷琳娜也被封了“大帝”。就和秦皇汉武对中国不是什么好事一样，“大帝”对俄罗斯也不是什么好事儿。这两位“大帝”相差一个世纪，正好完美错过了英国的“光荣革命”和美国的独立革命。彼得大帝是发生在英国的“光荣革命”期间，叶卡捷琳娜则在美国的独立革命期间执政，但他们走的路跟英美恰好相反。整个17世纪到18世纪，俄国的农奴制如日中天，农奴的比例非常之高，但是就在这种农奴制经济之下，俄罗斯仍然可以发展工业，我们计划经济时代的农业哺育工业和它有点像。尤其大力发展军工业，“战斗民族”为了扩张领土打了无数次仗。据统计，彼得大帝在他在位的40余年（正式执政近30年）时间里，只有一年没有打仗。这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意味着什么？我想是不言而喻的。今天，俄罗斯的“韭菜们”还对侵略乌克兰兴高采烈，那是因为他们就是无脑的炮灰。

彼得大帝十分强调“西化”，但绝对不是“全盘西化”，而是高度选择性的西化。什么西装、燕尾服、沙龙、宴会这些东西，他可以学西方的，更不用说经济、工业、技术、军事，但西方的制度是不学的。到了19世纪，俄罗斯终于要改革，但这样的改革是很难改的，最后屡经挫折失败。众所周知，20世纪、1917发生了什么。这其实不只是当时沙皇的失败，而是要追踪到整个俄罗斯历史，尤其是17 -18世纪的“发迹史”，它其实变成了俄罗斯改革的巨大“负资产”。以至于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俄罗斯人放不下这个历史包袱，仍然是要活在彼时的帝国光环之下。这就是俄罗斯的悲剧所在。

所以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最后末尾说，美国和俄国注定要各掌地球的一半，代表着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类发展方向。这几乎是上帝的意思。他的预言也十分精准。两种秩序一种显然是不文明的，一种至少是相对文明的。可惜，文明秩序离我们太远，正是这个野蛮秩序一直把我们带到今天，至今还走不出来。

我要强调，帝国秩序或殖民秩序是不可能形成社会契约的。为什么？如果不为其他原因的话，就为一个：太大了！规模太大，所以不可能，因为社会契约是一个实在的东西，是实实在在的人和人之间的一种承诺。也许我们还没有谋面，也许我们只是擦肩而过，但是我们仍然有共同的社会生活。我们共享的文化，我们共同阅读的报纸、小说、媒体、新闻，尤其是现在的互联网、微信把我们带到一起。微信群里经常有左右碰撞，我看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往往是不欢而散。但这可以是一个社会契约的形成过程。虽然我们还没有形成，但这种自由交流是一个必要条件。只有在一个比较自由的环境下，才可能经过辩论形成共识和契约。这些帝国首先是不自由，这个不用多说了。但同时它们也太大，每个帝国下面都分成许多个辖区，它们的自治都是很有限的；每个辖区下面又细分，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的森严等级。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被统治者中的贵族和平民好比是完全不同的动物，没有办法对话。在这样的帝国秩序之下，怎么能形成社会契约？

社会契约一开始注定是从你身边产生的。比如说这一次疫情期间，一开始没法抗拒严格封控，但到了后来，我这个楼栋出来一个“阳”了，怎么办？是把他拉去方舱，还是让他在家待着自我康复？有的小区、有的楼栋就形成了一个“社会契约”，因为他们都在一个微信群里：我们说好了，哪个“阳”了，我们就让他在家，不去方舱——不管是谁，也许是你，也许是我。如果是你，我作为邻居可能有一点风险——其实也没什么风险；但这事也完全有可能轮到我头上，我当然不愿意被拉去方舱隔离。那么我们说好，我们都不去方舱；不管谁“阳”，我们就让他自己在家。虽然只是一件身边小事，但这就是一个标准的社会契约。注意到没有，这个社会契约只是发生在你的楼栋里，很小的范围。要是你在上海，他在乌鲁木齐，怎么形成社会契约？当然，也可能会有，比如你们那里火灾烧死人了，我们在这里帮你抗议。在一个微信群里，我们大家都在发表言论，意见不一、争论不绝。最后我们搁置争议，或者求同存异、继续争论，但是尊重双方的言论自由。这就是我们的社会契约，但它毕竟没有防疫这么活生生的体验。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小岗村改革也是从订立契约开始。18户户村民约定，咱们就搞“包产到户”，去tmd“人民公社”。当时，这可是不得了的，因为“人民公社”是写在1978年宪法里的。搞不好的话，至少可以判你一个“煽颠”什么的——当然，那个时候没有“煽颠”，但有更严重的“反革命罪”。我们大家承担风险，把地分了，粮食收成上交一部分，其余留给自己。这就是一份社会契约，而契约只能在小范围内形成。

所以社会契约是文明秩序的要素，很重要但很难产生。在帝国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到哪儿去弄一份社会契约？绝无可能。帝国秩序或殖民秩序必须被打破，帝国必须至少分解为一个个“民族国家”，才可能形成社会契约。即便如此，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尤其是大国，仍然很难。你显然明白我在说哪一类国家。

但就和中国在王朝崩溃的时候要出事一样，欧洲帝国秩序的崩溃也要出事儿，出大事儿。奥斯曼帝国的实力在衰退，它统治的东南欧这一块慢慢让出来了；让出来之后，就会出现很多民族的国家归属问题，还夹杂着宗教感情问题。这些都是“敏感”问题，否则为什么东南欧被称为欧洲的“神经三角区”呢？不同小国和三大帝国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盟，牵一发就要动全身。塞尔维亚是跟俄罗斯是绑定的，克罗地亚是跟奥地利……原先的统治者退出后，这块地归谁？由谁来统治？三大帝国形成的“神经三角区”就这么出事了，而且不只是牵涉俄罗斯与奥匈帝国，而且和二者错综绑定的德国、英国、法国、奥斯曼、最后美国都加入了战争。这就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休战，但其实没有打完；纳粹、法西斯1930年代上台后，又打了二次大战。人类之所以发生这两次浩劫，表面原因恰恰是帝国和帝国之间的结盟，本质原因则是专制帝国内部没有社会契约。

五、文明秩序的起点与趋势

因此，1689年洛克提出“被统治者的同意”之后，过了两三个世纪也没有实现。事实上，即便在他自己的母国也只是提出了一个思想而已。即便经过1215年《大宪章》和1688-89年“光荣革命”，英国自己也没有形成社会契约，甚至连宗教自由也没有。“光荣革命”的起因是宗教，它的巨大意义在于把国王的权力又限制了一步，把他的脖子卡得更紧了一点，英国向虚君制又迈进了一大步。因为1215年《大宪章》只是表明贵族们有能力约束君主，但君主的权力仍然是很大的。尤其是到了都铎王朝的亨利八世，权力如日中天。有一部电视连续剧名字叫《都铎王朝》，其实就是演亨利八世。这个亨利非约翰可比，他已经把红衣大主教变成了自己的“马仔”。因此，《大宪章》并没有实质性地约束君主的权力，但它的非凡意义是在于显示至少在英国这个国家，国王这个最高也是最危险的权力是可能受到约束的，而且是通过精英契约的方式，尽管不是严格意义的社会契约。

《大宪章》经过400多年，又往前面推进了一步。“光荣革命”之后，其实英国国王也不是虚君，只是在虚君制这个方向进步了。在宗教方面，它实际上算是退步了。因为当时主张宗教自由、宗教宽容的恰恰不是当时获胜的这一方，也就是议会中的辉格党和保皇党，而是被赶走的国王詹姆斯二世。因为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是从苏格兰来的，他们信奉的是天主教，在英格兰属于少数、弱势，所以他们主张宗教宽容。结果为天主教徒罩着的这么一位国王被赶跑之后，宗教问题显然没有得到解决，而是有所恶化。又经过若干年之后，宗教矛盾才慢慢得到化解。

宗教问题解决得差不多，民主问题怎么样？19世纪之前，几乎没有解决。英国是一个渐进改良国家，这意味着它改得很慢。英国的普选是从1832年开始，才慢慢往前推进。到了20世纪初，才大体差不离。严格意义的虚君制则要等到二战以后，不久前去世的伊丽莎白女王才真正成为“虚君”。这么一个不经过选举产生的人行使着巨大的不受约束的世袭权力，这样的国家能被称为严格意义的文明国家吗？因此，英国是从1215年这么近800年下来，才具备一个一个的社会契约要素，进程是非常缓慢的，比美国慢得多。

社会契约的“第一枪”是在波士顿郊外的莱克辛顿打响的，那就是1775年的美国独立革命。当然，我个人是一个“反革命”，甚至认为独立革命也没有必要，因为你看看英国其它殖民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印度都没有经过战争。美国独立战争虽然死人算不上多，但那个时候美国的人口基数也不大，“八年抗战”的伤亡比例是不小的。我相信可以通过代价更小的方式，实现独立自治的目标。事实上，通过英国和平改良方式，第一仗不打，也许第二仗也可以不打，也就是伤亡更为惨重的南北战争，而奴隶制会废除得更快、更好。以后如有机会，可以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但美国独立革命毕竟是一个空前绝后的里程碑，因为它第一次打破了帝国殖民秩序。美国是第一个从殖民地当中独立出来的国家，而且世界很幸运，1776年《独立宣言》的起点很高，它使美国成为第一个获得独立的文明国家。尽管当时说不上美国有多少社会契约，但是各种契约要素或多或少都已体现在1788年联邦宪法之中，譬如参众两院和总统选举设计所体现的大众民主原则，以及三权分立与法官任命体现的司法独立原则。1791年第一修正案一下子就包括两条：宗教自由与政教分离，以及言论和新闻自由。虽然选举民主一开始局限于小范围，但是1832-33年“杰克逊革命”之后，至少财产限制放开了。当然，其它改革更慢一点。我之前写过，美国宪政有一个“原罪”，那就是一开始不仅没有平等原则，而且还实行奴隶制。正因为违反了政治自然法，美国要为此付出代价。1861年，建国70多年之后，又打了第二次战争，这一次是内战。死伤惨重的内战结束后，1768年第十四修正案才纳入了平等保护。

国家宪法条文上有了，但是实现了吗？当然没有。一个世纪以前实现了的话，1960年代就没有必要搞民权运动了。为什么没有实现？因为美国社会对族群平等没有契约，所以宪法说了不算。原来的南部奴隶主确实说得不错，第十三修正案废奴、第十四修正案平等保护、第十五修正案平等选举权这三条“内战后修正案”都是在北方的“刺刀下”通过的，程序上也有争议。在刺刀下，还有可能形成“契约”吗？契约当然不是这么形成的。没有办法，这些人当时就是不接受。只是到了民权运动以后，黑人人权才得到了实质性改善，但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也不能说是解决了，种族问题仍然是美国社会的一个“火药桶”，时不时就要炸一下。今日美国仍然在为当时违背政治自然法的“原罪”付出代价。

其他如司法独立、行政中立这些原则即便宪法没有规定，却是美国一开始就约定俗成的。从2020年总统大选也可以看到，司法和行政必须独立于政治。川普让摇摆州乔治亚的州务卿去为他“找点选票”来，他回答：你是谁呀？有什么权力命令我？乔治亚州的州务卿其实是共和党人，但他非常有integrity。很高兴看到他这次连任了州务卿，可见多数选民的眼睛不瞎。副总统彭斯当然也是共和党人，1月6号认证的时候国会出现骚乱，但他仍然能够坚守原则，那就是选举结果由选票说了算，拒绝了川普的违宪指令。这些都是行政独立于政治、超脱于政治的实例。

如果你说选举有舞弊，那得去看看法院怎么判。我梳理过120多场关于此次大选的司法判决，没有一个判决是说这次选举有人为舞弊，至多有些选举程序可能不够规范而已；即便不够规范，也不足以改变选举结果。在这好几百场诉讼中，有些法官是川普在任时任命的，在党派上也属于共和党。但他们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共和党，或者自己是总统任命的人，就成为“总统的人”。这些判决很好体现了美国的司法独立。

这些实例表明，美国的社会契约还在。当然，刚才讲的这些人都是政治精英，因而司法独立和行政中立是一个精英契约；精英契约也很重要，但不稳定。比如说乔治亚州务卿，如果下面的选民对他压力很大——咱们都认为有舞弊，你为什么不帮我们的总统说话？下次不选你了！如果说“这届选民不行”，不分是非、不讲原则，对行政官员施加政治压力，那么很可能州务卿就落选了。换上一个人就会变成一个政客(politician)，行政中立就被打破了。法官也是一样的逻辑。所以精英契约本身是不稳定的。最终要稳定，还必须要有社会契约。我不知道，现在美国的两极分化有没有一点改善。刚刚经过的国会选举还不好说，可能得等到2024年的总统大选，才能真正要做出判断。总之，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接近社会契约的文明国家，也为世界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样板。当然，它自己也在不断的完善过程当中。

另一个国家法国当时就做得不成功。我们知道，美国制宪之后，法国很快也发生了大革命，但1789年法国革命是一场“阶级革命”，是国内一个阶级针对国内另一个阶级的革命。阿伦特的《论革命》说过，这和美国针对外国人——英国人——的革命是不一样的。当然，也有一些“美奸”，也就是忠诚英国的“遗老遗少”，这些人就比较倒霉了，但是毕竟是极少数。法国则是“第三等级”推翻第一和第二等级的国内革命。既然革命了，贵族和平民这些不同等级之间就不可能形成契约了。不仅没有契约，而且之后没过几年，法国就出现了恐怖暴政，也就是说没有结出文明的果实。当然，毕竟是启蒙运动的故乡，法国的文明基础还是不错的。后来虽然经过了拿破仑专制，但至少它至少还有法治，所以也不能讲它的社会契约全然不存在。司法权受到很大的压缩，但司法独立、行政中立的基本面都还在。事实上，1870年“第三共和”之后，法国其实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议会民主国家；要不是1940年遭纳粹占领，法国在大革命一个世纪之内也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契约。

美国和法国革命之后，社会契约之构造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不可逆之趋势。亨廷顿曾经提出，世界民主经过了“三次浪潮”。第一次自然是美国和法国革命。从第一次浪潮一直到一次大战，差不多就到1915年这个时间节点，我们看到民主指数在连续上升，表明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了社会契约，尤其是当中的选举民主要素。有些国家如美国则在不断完善内部民主程序，选举权变得越来越普遍。我想用数据直观地显示世界民主大势的变化。

有一个“麦迪逊项目”(Madison Project)，我想和立宪者麦迪逊未必有什么关系。它其中有一个数据库叫“政体四期”(Polity IV)，大概是从第一期开始一直更新到四期；现在据说有五期，但是我没有找到最新数据。“政体四期”的数据统计了从1800年到2010年各国家历年的民主指数。这个数据不可能做得完全客观，应该就是找一些熟悉各国历史的专家对不同阶段的民主状态做出评估，但是应该说基本靠谱。你看看中国，中国的民主发展当然是非常令人扫兴的，民主指数一直在-6到-8之间徘徊，从来没有“露出水面”。民国要好一点，但也没有走出负值。1949年，更是下降到-8。到了“文革”，甚至下降到-9。改革开放以后有所进步，回升到-7。这个趋势基本符合我们的直觉，说明参与调查的人是比较熟悉相关国家历史的。

 

以下曲线是我根据“政体四期”的数据进行加工所得，我把它称之为是“世界民主均值走势”。“民主均值”就把所有民主指数加总并除以国家数量。当然，19世纪全世界的国家数量和二战之后是完全不一样的，但不同阶段的平均值是可比的。下图显示了世界民主均值的大致趋势。我们看到，这个值从1800年开始连续上升，到一次大战达到了一个高峰。注意民主均值的数值是从-10到+10。注意1800年的时候，世界民主是什么状态？大致在-7的位置，说明世界上几乎没有民主国家。即便是美国，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当时的民主数值也是负的，也不算民主国家。为什么？因为它还没有开放选举。选民不仅有财产限制，而且妇女、有色人种都不能参与选举。这样的民主只是一个“白富男”的小规模民主。1830年代取消了财产限制，内战之后取消了种族限制。1920年，联邦修宪才明确规定了妇女的选举权；在此之前，有些州的妇女是不能参加选举的。因此，民主均值的上升一方面表明民主国家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像美国这样，从原来的相对不民主变得更民主。

 

到了两次大战的时候，世界民主均值仍然在0上下徘徊，民主和专制混杂在一起，世界民主的走向还不那么明确。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因为纳粹、法西斯以及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民主陷入到一个低谷。二战之后，很快有所回升，因为德国、日本、意大利这些前独裁国家战败后实现了民主转型。这对应于民主的第二波，但是很快又有一个回落，因为冷战之后，苏联控制了东欧阵营，民主均值出现了第二个低谷。虽然民主走势扑朔迷离，但两次大战的结果已足以证明，自由民主的力量决定性地战胜了独裁专制的力量。当然，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还是第一个宪政民主国家——美国。

从1970年代中期葡萄牙、西班牙转型开始，民主均值就一直在往上走，一直到1990年苏东转型，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民主第三波”。第三波民主均值陡升，而且直到2010年一直在上升，因为苏东阵营的解体不仅产生了一批中东欧和中亚转型国家，而且也促进了拉美与非洲国家转型。2010年底发生“茉莉花事件”，“阿拉伯之春”本有望成为“民主第四波”，但遗憾的是，阿拉伯国家的民主转型迄今为止并不顺利。

            总的来说，宪政民主的大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世界民主均值先是经历了1800-1920这将近120年的连续上升，之后经历了两次大战和冷战两个波谷，但自1970年代中期开始再次连续上升，直到2010年之后达到一个瓶颈。民主转型是社会契约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民主均值越高，表明缔造文明秩序的国家数量越来越多。

下图三种颜色代表了民主国家在不同年代的比例。红色是1800年，黄色是1978年，蓝色是2010年。1800年，民主处于绝对劣势。民主国家没有一个，美国也算不上民主国家；各国不是专制国家，就是处于专制和民主之间的所谓“寡头国家”，有时也叫半民主—半封闭国家。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葡萄牙、西班牙已经发生转型。你看到专制国家显著变少了，民主国家变多了，但专制国家仍显然多于民主国家。不要忘记，这是长达178年发生的世界变化。再过32年，不同政体的比例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民主国家独占鳌头，已超过所统计国家的半数。这显示了一个不可逆的决定性的世界趋势。

六、2022的意义与展望

回到今天，我们今天怎么样？尽管世界形势“一片大好”，我们仍然活在两次大战的阴影下。对于世界来讲，2022最大的一件事情当然就是俄乌战争。简单讲，这俄乌战争就是二战遗留下来的问题造成的。上面提到，二战实际上是一战的延续。一战摧毁了三大帝国秩序，奥斯曼与奥匈帝国崩溃并分解为民族国家，但俄罗斯没有崩溃，而是被苏维埃接管了。二战的本质是一个纳粹、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极右“轴心”针对整个世界的战争，其中包括英、法这样的文明国家，也包括极左苏维埃这个不文明国家。最后，文明国家和不文明国家一起消灭了希特勒。这是一个很残酷的过程。你不得不承认苏联出了很大的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这个当时不到2亿人的国家，二战死亡高达2700万，也就是说超过人口的10%。在乌克兰、爱沙尼亚等苏联“共和国”，2/3以上男性死亡。苏联在二战时期的死亡人数是全世界最多，没有之一。

最后，第一个进入柏林的也是苏军。为什么不是美军？因为美国知道这场硬仗会伤亡惨重，所以罗斯福、丘吉尔都几乎是求着斯大林，让他去打。光是攻克柏林，苏军就阵亡近10万，伤亡30万。说句“政治不正确”的话，这么惨烈的“卫国战争”也只有极权国家能打下来，碰到法国甚至英国早就投降了。民主国家都是惜命的，这是它的政权本质决定的。这次俄乌战争，有些人指责美国拜登政府“绥靖”：北约直接出兵不就完了嘛！把普京镇住，他就不会侵略乌克兰了。这话也许对，但是没办法。在这个意义上，你也可以说“绥靖”就是民主的一个“软肋”。可惜的是，可选的不多。如果你的“肋”很“硬”，可以随便拆下当炮灰，你就不可能是民主国家。你不“绥靖”，很穷兵黩武，动不动就要发狠，底气无非是来自把本国人民的生命拿来做儿戏，为了某个目的——不管是什么目的，俄罗斯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好，疫苗民族主义也好，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好，动辄就要牺牲本国人民的基本利益甚至生命。这样的国家能是什么国家？它不可能是一个文明国家，文明国家肯定是把本国人民的生命放在首位。

因此，面临极右轴心的毁灭性挑战，二战使文明国家和极左政权成为“同盟”。二战临近结束，联合国的战后秩序就是在雅尔塔谈成的。雅尔塔在哪儿？雅尔塔就在克里米亚——斯大林的行宫。当时的英美领导人央求斯大林更多介入，无非是要苏联付出更大的牺牲，但作为回报，它必须在联合国安理会占有不可动摇的一席之地。这是战后国际秩序的一个基本要素，而且五大常任理事国中任何一个都享有“一票否决”的权力，不可能不经一致同意而改变《联合国宪章》，即便联合国大会全体表决也不行。就如同美国宪法当中，第五条修宪程序就规定参议院各州的“平等代表”不得修改，因为它是当时美国制宪的“大妥协”之产物。没有“大妥协”，美国联邦宪法就制定不成，美国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联邦，那些小州就会“走人”；美国不用等到内战，就会分崩离析。要把所有州团在一起，各州在参议院的平等代表就是一个基本条件。它可以说是美国的一个政治契约，修宪也不能改。事实上，它是美国宪法唯一一个“永久条款”。

联合国安理会体制也相当于战后大国的一个政治契约。问题在于，如果其中的一个关键成员不守契约，不仅不维护世界和平，反而成为威胁世界秩序的元凶，这个时候怎么办？这是对战后联合国体制的根本挑战，现在很难说未来会怎么改。按照现在的趋势，俄罗斯节节败退。那么在西方至少是间接的支持下，最后的结果是可以预料的，但是俄罗斯会发生什么？它会对国际秩序产生什么影响？现在还说不上来。唯一能说的是，现在是解决两次大战和苏东转型都没能解决的“俄罗斯问题”的时候了。苏联解体本来是民主第三波的里程碑事件，但俄罗斯阴差阳错没能转型成功，很大程度上走了“回头路”，不是要完成一直没有完成的制度现代化，而是要回到彼得大帝时代。侵略乌克兰这类疯狂行为就很好理解了，但世界今非昔比，不会再任由“普京大帝”这么胡作非为下去。

要维持战后和平秩序，至少五大常任理事国里的这些大国都必须真正成为所谓的“负责任大国”；要承担世界责任，你得首先成为一个文明国家，而文明国家必须有社会契约。我们有吗？俄罗斯有吗？对于俄乌战争上，俄罗斯国内都是严重分裂的。虽然很多人还在缅怀昔日帝国的荣光，但也有相当多的人尤其是城市里的年轻人是激烈反对这场战争的。他们之间没有基本契约。俄罗斯要成为负责人大国，首先要形成社会契约并成为文明国家。

如果说“俄罗斯问题”以某种方式解决了，我们怎么办？我想大国和小国还是很不一样，不太可能纯粹依赖外力来改变这么大一个国家。说实话，民主国家也没有那么坚定的意愿，因为你要改变就必须要付出代价。我刚才已经讲，民主国家的特点就是“绥靖”，做什么都要权衡利弊风险。如果不是希特勒在欧洲横冲直撞，英美是不会为了实现德国民主甚至拯救犹太人而推翻纳粹统治的；如果不是普京侵略乌克兰并威胁国际秩序，西方也不会把他怎么样，直到现在也仍然只是限于间接参与，唯恐独裁者狗急跳墙。当然，为了整个世界的“永久和平”，文明国家应该干预，但任何对选民负责的国家都得权衡眼前的利弊得失。所以外力当然很重要，但是大国转型不太可能纯粹依靠外力。最关键的，恐怕还得要靠我们自己。

在我最后一次给本科生做课程总结的时候，曾把世界文明秩序的构造比喻为一个冰山逐步融化的过程。帝国秩序和殖民秩序就是几座大冰山，不可能形成社会契约。美国独立革命之前，世界上是没有什么社会契约的。美国横空出世冒出来这么一下，狠狠砸了冰山一锤子，为基本干涸的世界文明海洋注入了新水。然后我们看到，无论是因为这些冰山之间的碰撞还是内部裂痕加剧，这些巨大的冰山逐渐碎裂成冰块；某些冰块还是冻得严严实实，某些则发生融化并融入世界文明暖流。文明的海洋越来越浩瀚，冰块的融化越来越加速。融化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但任何过程都需要时间。

中国本身就是一块千年巨冰，似乎很多朋友对它的融解不那么乐观。我经常会遇到有人问，我们还能看到吗？我毕竟不是算命的，只能讲发展趋势。趋势肯定是不可改变的，中国最终肯定会融入世界文明的海洋当中；时间就不那么好说，但是随着互联网这些新科技的发展，一切过程都在加速。它不会像以前这样，像英国等上个800年，不会这样。当然，在融化过程当中会不会走回头路，这是不能排除的。就像我们讲新冠病毒的趋势一样，前段时间饶毅、张文宏争论。我觉得饶毅在这一点上讲的还是对的，就是说你不能轻视，好像新冠病毒的毒性会直线甚至指数级一直下降，它还是有可能会回升的。我们只是说它在趋势上是不断减弱，但这很可能是一种锯齿型下降。在某个阶段，我们遇到的下一个病毒也有可能比奥米克戎还要厉害一点。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我们看到，中国改革40多年也是坎坎坷坷，现在也遇到了逆流。但长远看，逆流是暂时的，趋势是一定的，暂时倒退不应该让我们对整体趋势发生怀疑。我个人算是谨慎乐观的人，相信大家都能看得到。从种种迹象，尤其是这次封控政策的突然转变，“甲子周期论”还是有一定道理。放在60年之前，我们只能绝望，因为人生就那么长。今天，我们可能已接近走出“历史三峡”，尽管曲折往复不可避免。当然，不会是今年明年，历史至少是以十年起步的，但我们还是有机会。某种意义上，这个时代是幸运的，因为太早了看不到，太晚了没风险，坐享其成、一片坦途反而没有成就感。正是在剧变时代，如果能在峰回路转中不迷失，把握好方向和时机，让这个民族从“三峡”中走出来，那是一种历史性成就。

但前提是不迷失，还要有所作为。如果任由自己在“三峡”漂游，那肯定是要触礁的。“甲子周期论”不是机械的，好像六十年之后就一定会发生什么。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自己一定首先要有意识。我一开始就讲，社会契约的主题是关于政府、国家应该如何如何，但它首先还不是我们和国家之间怎么样。这个国家很可能不听我们的，但这不等于我们就无所作为。社会契约首先是我们之间的事，我们之间能不能就最基本的政治自然法原则达成共识，并形成承诺。关键在于这个地方。如果我们自己的功课没做好，那就怨不了别人。等到机会来了，我们自己的思维有没有ready？这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

这也是我们自己就可以改变的东西。现在谈什么改变国家，为时过早。首先还是改变我们自己，看看自己是不是在某些认知上还不到位。如果我们的认知都到位，共同努力产生的力量还是不可小觑的。我想我们这个圈子应该算是少数，但应该也不是极少数。我不知道所谓的“自由派”占人口百分之多少，10%有没有？持相同观点的人其实不少，虽然很多人不敢发声，甚至大多数是沉默的，但他的意识和取向是自由主义的。这些人应该相当不少，而且他们就在这儿，不会消失。不会再来一场运动把你们统统给消灭掉，因为我们谈论的是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规模。所以既不能太乐观，也不要太悲观。

现在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从我对微信群的有限了解，即便是“自由派”对不少基本问题的认知还是模糊不清的，有不少极权思维的残余。我们首先要改造自己，把我们自己变得更好，而且就和宗教一样，要尽可能拉更多的人“入伙”，加入到社会契约的阵营里面来，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必要性，那么我们的力量会不断发展壮大。等到有适当的时机，这个国家就会做出良性的改变。否则，如果我们自己把握不好，再次和文明秩序失之交臂，历史不会再给我们机会。

 

注：本文为作者在“围炉茶花”的同名讲座文字稿，感谢主办方的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