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中关系的范式转移与历史轮回: ——处于大转折中的欧洲对华关系
（编辑说明：这是作者应邀为张艾枚，邓聿文两位为正副主编的文集“历史嬗变关头中国向何处去”所撰写的文章，起因为去年深秋在纽约召开的一次中外学者关于中国未来的研讨会。文集已经于2023年5月由博登书屋出版。这里刊发的文章，与收入那文集的文章稍有不同，经作者再次修改，略作补充。
——作者所做的说明如下：近十年来，本人一直给所在大学的一硕士教学项目一研究生二年级学生上欧中关系的课程。但一直没有机会撰写相关的归纳整理的研究文章，此次因应邀参加研讨会并为该会议的文集撰文，得以借此机会对此问题略作梳理，因此要再次感谢荣伟，张艾枚等几位会议主持者及文集主编者的邀请。但因时间仓促，牵涉信息头绪甚多，肯定有诸多不足疏漏之处，也只好请专家、读者原谅，待以后如有暇再做更深入详尽的探讨）。
欧中关系无论就双边的角度还是就世界格局的整体来看，都是当今最重要的国际关系之一。而在大疫情冲击, 美中全球“大博弈”[1], 欧洲近些年自主性不断强化以及俄乌战争这种大背景下，欧洲对华立场, 双边关系的框架都在发生重大的变化, 自然，这种变化将会对世界格局产生深远影响。这里我们有必要就这些变化的过程及原因略作分析。
1， 世界另一极：欧洲的崛起？
众所周知，欧洲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西方世界“中一个重要要组成部分。作为西方文明的发源地，现代性的诞生场所，两次大战的主要战场，欧洲正在进行着一种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业：在创造出“民族国家”这个现代最具有普遍性的政治共同体形式之后，正在通过和平的、民主的方式构建一种跨民族共同体，具有某种超越民族国家的新政治形式[2]。此外，作为一个巨大的人口与经济体，在这种构建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以及其与外部的关系，在世界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这种种都日渐引发人们的关注。其中，欧洲与中国的关系是欧洲与美国这个传统的跨大西洋的盟友关系，欧洲与俄国这因历史，地缘与现实尤其是因俄乌战争所造成的具有紧张性，带冲突性的毗邻地缘政治关系之外欧洲最重要的对外关系。对美国来讲，能否维系好与欧洲这种跨大西洋的传统盟友关系，关系到其能否在与中国的新的大博弈中最终的胜败。反之，对北京来讲，能否保持与欧洲的良好互动，对其能否成功突破美国主导的全球战略围堵态势也是至关重要，因为欧洲不仅是中国最重要的产品输出市场之一，也是其一个重要的技术引进来源地，一个从地缘政治博弈的角度讲，削弱，分化美国主导的西方民主联盟力量的最重要的着力对象，博弈场域。
我们这里所谈的“欧洲”具有两重含义：一是指欧洲各国，二是具有特指的“欧盟”。因此谈及的“欧中关系”也是具有这两重的意涵 : 作为欧洲成员的各国家与中国的泛指的欧中关系，以及与作为一个日渐具有单一政治行动者特征的“欧盟”与中国的关系。这两者因欧洲现实的政治状况以及欧盟尤其是其在对外关系上尚未达成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政治体，加之有诸多方面在谈及中欧关系时还是会涉及欧洲某些国家特别是那些核心国家如法德等在对华问题上的立场及行为，所以在文中讨论时会对这两种含义的欧洲时有交织，这是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
战后欧洲建设的起步，尽管有冷战抵御东方共产阵营的背景，但最主要的考量，还是基于两次大战的血泪教训，寻找欧洲内部的政治平衡及繁荣，避免争端再起。所以，正如范. 米德拉尔 （Luuk Van Middelaar ）所言，基本上，一些攸关地缘政治的核心思想如强势权力(puissance, power) 是在欧盟建设的概念中阙如的；对外关系一直是欧洲各国家的政治行为的重点但却不是欧盟建设的重点[3]。欧洲自身的防御且不讲，就对外关系来看，欧盟从欧洲一体化的启动煤钢联盟开始ECSC (1949-1951，The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花了20年时间，欧洲才开始具有某种外交领域的合作(1970年代)，然后又用了20年时间这种“欧洲政治合作” 才随着“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Maastricht Treaty 1992年）的签订而发生转变，有了 "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CFSP，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然后又过了10年才启动了第一批欧洲防务政策行动；随着 ”欧洲安全战略“（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y，2003年）的出台，再过了10年根据2009年的“里斯本条约”于2010年建立起欧洲外交机构（EEAS，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2010年)，欧洲对外关系发生重大改变，外交主体从传统的各个民族国家开始向这个具有更重要的政治主体特质的欧盟部分过渡。就我们上面提及的第二层含义的欧中关系来讲，慢慢具有了更实质性的内容。而这个数十年欧盟对外关系的演变过程也是伴随欧盟自身在内部事务上的自我调整，自我认知，角色再定义的一个过程，如从一个主要是以经济协作功能为主的区域性组织，经“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以及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条约 “[4]，“尼斯条约”，“里斯本条约”，欧盟在内部各国之间的事务上所扮演的协调整合功能逐步强化，日渐具有政治主体特性。
欧盟这种超国家政治主体的建构过程是在应对各种内外危机中，在一些富有远见的欧洲政治家，有识之士的不断推动下逐渐发展的。这在前些年的希腊及欧洲债务危机，俄国吞并克里米亚等事件上的应对中都有重要体现。而在经历难民危机及英国脱欧等重大事件冲击后，最近几年因新冠大疫情爆发以及去年发生的俄国侵略乌克兰战争，欧盟无论在经济，卫生，防务，外交等各领域所采取的相应政策中，都大幅度提升了其整体协调的能力，对外政策的一致性得到强化。也许，说欧盟就此迈上一个新的不可逆的全面政治整合阶段或许尚早，但大概率的是，尽管依旧会有各种反复，波折，从此欧盟将在对内对外的事务协调上愈发作为一个统一政策的协调者，行动者而出现，这或许将是基本趋势，也是新冠大疫情尤其是俄国侵乌战争所带来的世界政治的最大后果之一。
这里，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加以说明。众所周知，尽管欧盟在世纪初就实行了欧元，但却没有一个统一的经济财政政策，只有“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规定的一些所谓财政赤字不能超过3%，债务不能超过GDP的60%等相关规定。但这些在欧元实施后，在08年的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也因各国的经济状况的不平衡，执行上根本是削足适履，故无以为继，不断地被破例的，事实上已名存实亡。由此造成诸多问题，也是引发欧盟内部不同区域，国家之间彼此不满，伤及互信及欧洲协调经济事务的能力的一个原因。如南欧意大利，西班牙包括法国等拉丁区域国家与德国为首的欧洲北部所谓“节俭国家”之间在这方面就经常有些矛盾，德国等财政状况较好且因欧元的实施获取很大利益的国家却不愿更多地为些其他财政状况不佳的国家承担些连带责任，使得欧元区国家在应付债务危机以及更好地利用宏观经济杠杆发展经济上，彼此牵扯，受制约，不能灵活地适应各自国家的状况以推动经济各自以及整体的发展。
尽管在08年以后因要应对希腊金融危机等一系列经济领域的问题，欧盟在协调彼此的经济政策上做出许多新的努力，如2014年推出的以欧洲理事会主席容克命名旨在恢复经济，增加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的“容克计划” (Juncker Plan, 又名The Investment Plan for Europe)[5]，但真正迈出决定性的一步的，大概就是2020年夏天，欧盟在第一波大疫情后通过的1. 8万亿欧元的欧盟重建基金计划[6]。那是由欧盟成员作为一个主体去市场上筹措募集，是作为一个共同的债务主体而达成的行为，筹措的资金分配给各自成员国使用。这是长期以来一些主张欧洲建设更上层楼的有识之士不断提出但被德国等国家拒绝的一个想法。欧洲要有统一的财政措施，这也是一些人极力主张的，赞同强化欧洲建设的马克龙自其第一任期上台始便曾在索邦大学其有关欧盟建设的愿景演说中高调谈及此议题。尽管这个基金计划离这目标还远，但毕竟是重大突破。这种计划如没有英国脱欧等反欧洲建设的民粹潮流的刺激，没有此次疫情造成的巨大冲击，大概率还是会要拖很久的。对经济有些常识的人都会明白“共同债务主体” 的含义，从现在起，欧洲经济的宏观整合将进一步地强化了。这措施的出台，因具体地向欧洲的人们展示了欧盟存在的优势，也极大地弱化了欧盟各国反欧洲建设的民粹势头。
再举一例，2022年春，因美, 英, 澳突然宣布成立Aukus联盟，澳大利亚宣布解除与法国前些年签订的巨额常规潜艇合同，转向美国订购核潜艇，引发跨大西洋两岸法美这传统盟友之间，以及法澳之间的外交危机[7]。当时，不仅法国，欧盟作为整体都向美国表示了不满与抗议，称如此对待盟友“不可接受”。而要知道，在这些欧盟国家中，许多是与美国关系良好，亲美，且基本上受美国的军事保护的。欧盟作为整体抗议这个在外界不甚关注的新闻中，事实上是很具深意的，展现着欧盟在涉及一些重要议题作为主体维护其内部成员的利益，争取美国更平等的对待的意涵[8]。
尽管2014年发生了俄国吞并克里米亚事件，欧盟采取了统一的制裁行动，但在俄国2022年侵乌战争前，欧洲各国在对待俄国的态度上是具有分歧的。对西班牙，爱尔兰等国来讲，克里姆林宫是一件遥远的事情，而对保加利亚，希腊，塞浦路斯等国来讲，俄国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但对波兰，巴尔干半岛的国家，瑞典等，俄国则象征着某种威胁。……围绕阻止战争爆发以及爆发后对俄国的反击，欧洲国家空前地团结，在战争爆发前一日就因俄国承认乌东顿涅什克与卢甘斯克地区独立而做出新的制裁，而在2月24日爆发战争后当天便做出决议，次日便出台一系列制裁措施，迄今已经发布九轮，最近又针对石油限价做出新决议[9]。
上述这一切都标志着，欧洲（欧盟）在迈向经济与政治的实体化，联邦化上迈出重要步伐。今天，人们在谈论很多各种包括中国在内的所谓“崛起”，不过在笔者看来，作为具有近4亿5千万的人口，英国脱欧后依然还有17万亿美元上下的经济体量，2022年增速竟然高过中美，具有丰富的文化与科技资源的欧盟，正在新世纪，努力实现着某种政治上的新“崛起”。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如不遭受突然的重大曲折，我们可以大胆地预言，尽管依旧会波折起伏，欧盟成为世界政治的重要一极的趋势将持续下去。“一直缺少政治形式或者说其成员国没有能力给其赋予这种政治形式的欧洲，……从自己过去只是满足于作为一种普世价值或是某些基于规则的政策协定的代表这种陪衬角色中解放出来，作为世界舞台上一个政治行动者参与到关于领土，技术，影响力，威望等诸多动荡的事件的搏斗中“[10]，一个政治欧洲正在浮现。
2， 重新定义中欧关系——从天真浪漫到竞争对手
事实上，在推动欧洲的自我重新认识，定义以及其对外关系的重新定位过程中，中国也起到了某种重要的作用，这里我们通过回溯一下中欧交往的历史，来重新审视一下这种过程所起到的作用。
过程：从敌对到伙伴
自中共1949建政到1970年代，中欧关系基本上是中共政权与欧洲各国的关系，其核心是冷战的博弈以及是否承认中共政权的问题。尽管北京政权以及法国政府一直以来都以1964年中法建交作为中共政权在西方阵营最重大的突破，因为这是第一个西方阵营的重要国家与北京政权正式建交，但事实上，早在1950年，英国政府已经承认北京新政权，有过重要的谈判，维系了领事级的关系。当然，这与英国有一个与其他西方国家对华关系上的不同有关：有香港问题需要处理。而中英最终的建交是直到1972年才正式达成。而发生在这一年显然不是偶然的，相当一些欧洲国家也都是在那前后与中国建交如德国，荷兰，希腊（1972）西班牙（1973）比利时，奥地利（1971）意大利（1970）等。——1972年初尼克松访华，标志以美国为领导的整个西方阵营对华立场的一个根本性转变，作为西方阵营的重要成员，英，德，荷这些国家在那一年与北京建交也就顺理成章。那前后西方国家对华态度的转变，是对苏冷战的逻辑以及国际政治现实发展长期酝酿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北京政权进入联合国取得原中华民国所具有的一些权益有极大的关系的。1975年，中国与当时的“欧洲经济共同体”（EEC) 建立外交关系，1983年11月，中国与“欧洲钢铁共同体” (ECSC)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 (EEC)分别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与“欧洲（各）共同体” （European Communities）正式全面建交。
谈及1972年前后发生的转折这一细节之所以重要，是因其与本文有关，它对我们理解今日的欧洲对华关系也有帮助：首先，欧洲的外交走向，对华立场是与美国的外交转向高度相关的，美国外交上的战略与现实考量，一定会影响到欧洲各国的对外战略。欧洲会有自己的立场，但涉及重大的国际议题，整体上不会与美国代表的方向相悖。其次，那个时代欧洲包括整个西方对华立场上的转变，为整整一个时代与中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基本框架，甚至有人认为影响到后来中国的经济改革的启动与发展[11]；最后，这个外交接触框架就其演变来讲，前期是服务于冷战，削弱苏联；后是帮助中国发展，试图协助这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人口最多的国家消除贫困，走向现代，这不仅最终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符合西方的利益——切不要忘记中共曾一度是支持所谓“世界革命”的最重要的国家，在亚非拉所有具有左翼革命的地方，多少都有中共支持的影子。中国的发展可让西方获得一个巨大的市场，使得世界文明水准有所提升。要知道，在发展中国家中，获得中国这样一个举足轻重，进入联合国掌握重要否决权的国家的合作，使其成为即便不是盟友，也是某种议题上的合作者，至少不会是对抗者，影响其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样一种前景，对西方是有很大诱惑力的。此外，这种政策显然也与一种道德的责任感，作为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那种对发展中国家的歉疚感相连的。
西方的这种设想因1976年毛泽东的去世，文革结束及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启动得到强化。整整八十年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都是一种带有浪漫色彩的黄金交流合作的时代。一方面因苏联支持越南吞并柬埔寨，1979年又侵略阿富汗造成整个西方世界对其扩张的围堵。中国也因此感受到威胁，加入这反苏联盟之中，1979年所谓的“对越反击战”，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参与制裁杯葛没有出席都是最直接的例证。此外，与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的相关的军事合作也陆续展开，如美国帮助中国提升军力，对华开展军售的标准从P级的“友好的非盟国”到1983年上调为V类与西欧盟国相同，情报交流等等[12]，除美国外，欧洲的英，法，意等国家都对中进行了武器销售，军事技术合作[13]，中美，中欧的关系进入蜜月期。
指导性文件及对双边关系的定义
但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被中共镇压之后，激起全世界的抗议。西方采取对华武器禁运以及中断往来等一系列制裁措施。这也是当代中欧关系发展上第一次重大的停顿。而冷战的结束也使得在西方某些人眼中的中国的战略价值地位下降。但不久，一些前共产阵营国家转型出现的困难，特别是邓小平的南巡，重启经济改革，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让西方重燃希望，那个与中国交往促使中国发展及和平转变的基本假设再次成为西方，欧洲与中国交往的指导思想，论证基础。
1994年欧洲决定与中国关系重新解冻。是在这种背景下，1995年欧盟出台了第一个对华政策指导性文件“欧中关系长期战略” 发布，开始试图赋予欧盟对华关系一种理念框架。后来，每隔三年左右会根据形势的变化发布一个相关对华政策文件，规范欧盟对华的外交政策及行动。如1996年“欧盟对华新战略”；1998年的“面向二十一世纪稳定与建设性长期欧中伙伴关系”；2001年的“欧盟对华战略：1998年声明执行情况与今后使欧盟政策更为有效的措施”；2003年的“走向成熟的伙伴关系-中欧关系中的共同利益和面临的挑战” ；2006年的“欧盟与中国：更加紧密的伙伴，承担更多的责任”。2016年6月，时隔十年后，欧盟又发布了“欧盟对华新战略要素”文件，重新系统规划了欧盟对华政策。这之前，在2013年欧盟还曾与中方共同发布过一个“中欧2020合作战略规划”。
在这之前的2003年，为回应欧盟方面的对华政策文件，也对外宣示其政策，中方也曾发布过一个“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14]，后于2014 年，在2013双边合作发布的文件之后，单独发布一个“深化互利共赢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对欧盟政策”[15]的第二份政策文件。2018年12月，在欧盟即将发布其具有重大转向的对华政策新文件前三个月，中方又发布过第三份“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16]。
这里，我们不再去细致地分析这些文件的具体内容，许多也是带有各个时期的形势的痕迹，反映着当时双边各自内部的政经状况，双边关系，对彼此的认知，也反映着当时国际的形势。我们只就一般趋势加以归纳，进而展示欧盟对华政策的重大的阶段性变化。而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体现在对中国及双边关系的定义上。在以往欧洲这些对华文件中，有“所谓的‘三次推进‘，即’建设性伙伴关系‘、’全面伙伴关系‘以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7]，这三次推进中，“建设性伙伴关系” (1998文件中)的定义出台，正值中国内部的经济改革全力推进，市场化进展力度空前之时。而同时，一年前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从泰国开始波及整个东亚，甚至俄国，巴西等。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定自身的经济，且有助于稳定了整个亚太经济，在国际上好感度大幅提升，尤其是在精英决策层，认为中国是一个国际事务上的负责任的行动者的看法开始流行。这或许是1989年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后北京政权第一次如此得到国际的认可。而不能忘记的是，也是1997，江泽民作为十二年来也是“六四”镇压后首次访美的中国元首，于10月29日与美方发表“中美联合声明”共同声明，宣布将强化两国合作，致力于“建设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次年克林顿回访中国。中方为加入世贸在做不懈的努力，包括谈判签署“联合国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在这种氛围下，大西洋彼岸的欧盟出台这样类似的文件，对欧中关系作与美方同样的定义显然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而就“全面伙伴关系”（2001年的文件定义）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003年文件中定义）的出台来讲，也同样是具有当时重要的中国内部与国际背景的。一方面是中共“三个代表”理论的推出，不断在官方文件及最高领导人的讲话中声明要“尊重与保障人权”（这最终导致2004年在人大第十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列入宪法）。经济开始启动高速增长，对西方投资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从外部环境上看，中国在经过多年谈判后，于2001年加入世贸；“九一一”恐袭后及时坚定地站在美国及西方反恐阵营一边，成为世界反恐联盟中的一员。中美高层互访频繁（1999年朱镕基访美，2002年小布什访中，2002年江泽民再次赴美做工作访问）中方且因准备迎接奥运，开放度加大。中国与欧美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热络期。
而欧盟方面，因欧元的启动，第一次向前苏联阵营东欧国家东扩在即（2004），参与阿富汗及伊拉克反恐战争, 欧中双边经贸合作稳步地增长, ——到“全面伙伴关系”提出的次年2004年，欧中就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洲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与第二大出口国。中欧各领域的合作急剧增多；欧洲希望看到一个合作, 开放, 负责, 逐步走向自由繁荣的中国出现， 从 “伙伴“进而到“全面伙伴”关系的提出也就顺理成章。
对话机制及议题
为落实双边关系上的这些设定，中欧陆续从九十年代起就建立了一系列双边协调机制，如自1998年开始的双边领导人的年度会晤，为其中最重要者。而经贸方面，2008年起建立了中欧经贸高层对话，为经贸领域最高级别对话机制，其下还设立些次级性的经贸混委会、贸易政策、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等对话机制。安全方面，有自2005年开始的宏观安全战略问题对话机制，这个机制从2010年起从副部长级提升为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此外还有中欧人权对话（自1996），中欧能源对话 （始于2007），2005年，中欧发表气候变化联合宣言，建立了气候变化伙伴关系，2006年，中欧气候变化工作组启动，2010年，双方为此建立气候变化部长级对话机制。2020年中欧领导人峰会决定将其升级为中欧高层次环境与气候对话。科技方面的合作可谓最早的合作之一，始于1981年，十年后1991 成立中欧科技合作工作组，1998年改为中欧科技合作指导委员会，定期协商政策及行动措施。2012年决定升级为全面创新合作对话，次年开始第一次对话。中欧法律事务对话机制 （2016），中欧数字高层对话（2020年）……这里我们无法细数中欧双边的对话协调机制到底有多少，进展，每次具体的讨论内容及成效，但仅就数量来看，就足以说明双边关系交往的密度。据中国住欧大使在2016年一个讲话中称，中欧双边的各种对话机制那时就已达六十多项[18]。迄今据官方的最新说法已经达到70多项[19]。
尽管这些对话机制涉及范围极广，讨论的问题甚多, 但就其大端，我们可以归纳大体上有下列一些问题 : 双边经贸问题 ; 关于人权, 民主,法治国家的问题[20]，以及与此相关的西藏,新疆问题,这几年香港问题也凸显; 至于具特殊意涵的台湾问题, 是北京眼中“中欧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21]. 这个问题在所有中方对欧文件中都有明示,而欧方也一直持支持台湾的民主自由, 反对北京武力改变现状, 但尊重中方关于台湾的主权方面的看法的立场。台湾问题因俄国侵乌战争，两岸近几年的僵局，北京对台湾的军事威胁，近来日渐成为国际政治关注的最大的热点之一。也正因这种威胁，且因欧洲政界，民众对中共政权的厌恶感日炽，加之芯片的生产供应问题，台海，南海的海运畅通直接会影响到欧洲的经济商贸利益等因素[22]，欧洲对台支持的声音近来急剧升高，中欧之间围绕台湾议题的政治角力也在增多。台湾问题今后会越来越成为中欧之间一个棘手的对弈问题。此外，有关于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问题, 这是一九八九年中共武力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后欧洲做出的决定, 自那以后,虽然中方不断地在各种领导人会晤场合包括在正式文件中反复强调希望欧盟解除此禁令,但迄今未果, 今后在新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下,更不会有变,尽管在过去三十年, 欧洲一些国家还是通过些变通的方式在此方面有过一些不甚重要的交易。至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曾一度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关于禁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问题, 这些年因西方的压力也因北京因自身的发展成为一个国际事务的重要参与者, 有更多的国际利益牵涉, 在这方面也相对谨慎起来, 以免伤及自身利益, 这个问题似乎现在相对弱化了。
而中欧对话要解决的另外一些问题如环境与气候, 可持续发展，知识产权保护，自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金融体系的改革，网络安全，教育文化等等议题，因意识形态及地缘政治色彩相对淡，是中欧双方讨论中相对容易达成合作的话题。但另外一些问题就争议性较大，如南海问题，中国的能源攫取问题，华为问题，“一带一路”的问题，中国在非洲的角色，以及国际体系改革中其到底是起正面还是负面的作用问题，这些在欧洲各国的舆论中，欧盟内部都有很多的争论，也反应在欧洲的对华政策上。
经贸：从“压舱石”到“威胁”
这里，我们再稍加讨论几句经贸问题。中欧经贸从1989年235亿美金发展到2022年前十一个月就达7898亿欧元的规模，可见变化之巨，关连之深。 “经贸”常被人称为是中美关系上的所谓“压舱石”，在中欧关系上亦是如此，但因欧盟作为一个联盟组织，且各国经济水平不一，各国在对华经贸利益上差别甚大，所以实现一个统一的对华经贸政策并不容易。如2022年德中贸易达到2980亿欧元，占欧盟对华贸易三分之一[23]，这不可能不影响到德国对华的经贸立场甚至是政治立场。近年来，对德国经济过于依赖中国市场及供应的批评在德国日渐高涨，俄乌战争造成的德国能源依赖危机，也极大强化了德国人要分散贸易对象的意识。显然现实上，要改变这种贸易现况似乎并不易，但从政府到民间，德国人似乎都已明了要改变这种状况的必要性且在加速做出相关努力。从欧盟这些年的整体趋势看，是各国在与中国进行双边的经贸交往会谈的同时，也注重通过欧盟层级加深强化双边的经贸关系，处理相关事务，增加欧洲整体的砝码。这是一种双轨的处理方式。经过七年谈判在2020年底达成的“中欧投资保护协议”就是一个例证[24]。欧中贸易关系看上去发展大体顺利，但其中也隐含着诸多隐患，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欧盟对华累积的高额赤字（参见下图），以上面的所引的最新数据看，在这十一个月的贸易中，欧盟27国对华出口2099亿欧元，而自中国进口5799亿欧元；赤字为3700亿，占同期欧盟27国对外贸易赤字总额4183亿欧元中的88% [25]。
这是一个多年存在的问题，中方指责是欧方的责任，因欧洲对一些高技术附加值的产品实施销售限制，而欧方则常常批评中方的理由，认定这种状况是与中国对欧实施的贸易保护以及中方对外贸的各种非市场性出口补贴，税务上的优惠等不公平竞争等问题相关，因此这也是欧盟迄今仍然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26]，这些问题在多个欧盟对华报告及官员的相关谈话中都有涉及。这也可以理解为何即便是在川普时期，欧美关系一度不佳，欧洲对川普政府在国际事务上的许多单边做法有批评，但在美国对华贸易战问题上却保持沉默的一个原因：因为至少在欧洲人看来，中方是没有很好地履行加入世贸的协定，进行了许多非公平的贸易竞争；美方的不满不是没有道理。
经贸上的这种失衡，在欧洲人眼里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不仅因其像在美国一样可能会成为造成经济与社会上的种种后果，同时因某些方面产业链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对欧洲自主也构成某种威胁。以往，似乎人们更多地以为掌握高科技才是维持自主的关键，这当然依旧如此。但2020年以来的新冠大流行带来的某些物资如口罩，清洗剂，测试及药物所需的化学元素的短缺，以及由于中国严厉的防控措施导致欧洲生产因某些物资无法及时抵达而发生的困难，都将欧洲置于一种非常被动的局面。“现实向我们强力展示：在大疫情中，一种战争经济的逻辑高于一种市场经济的逻辑”[27]。这极大地刺激了欧洲近几年来本已逐渐意识到的经济对华依赖问题的严重性，这两三年来，欧洲已经在加紧采取各种措施调整这种局面，试图在保持欧洲的经济自主，维护“经济主权”上有所作为。而俄国侵乌战争所造成的能源方面一时的困窘，更强化了欧洲人这方面的意识。从中欧关系的发展角度看，经贸这个过去几乎是百分之百正面，有利推动稳定双边关系的因素正在相当大程度上反转成为欧洲人眼中某种影响双边关系的负面因素，构成某种威胁，安全的考量正在压倒纯经济利益的计算。这种趋势事实上从疫情前已开始，只是没有到达如今这种程度。几年前，因中方对欧洲的大量高科技领域的投资并购，因中国“一带一路” 的扩张对欧洲的影响，已经引发欧洲人的警觉，最著名的例子就是2016年中国公司以45亿欧元的价格并购德国Augsbourg的顶尖的机器人公司之一Kuka，稍后, 德国，法国，意大利三国的部长紧急发函给欧盟执委会，就此表示担忧，后欧盟设立控制外国投资的委员会，加以监管。自那以后，欧洲各国借此否定了相当多的中方收购案。显然，这些行动强化了彼此的不信任与怀疑，以往那种浪漫的友好合作的氛围一去不返。
政治立场的变化
至于政治上中国近些年尤其是习近平主政后所采取的对外咄咄逼人的扩张性战略，“一带一路“的推出，新疆出现的人权侵犯，国内的大规模抓捕律师，法治国家倒退的各种表现，中国普遍的言论控制，传统毛式意识形态的宣传，个人崇拜的泛滥，在南海，台湾等问题上的强硬表态，对香港依据一国两制制度享有的自治的破坏，特别是2018年修宪废除任期制，让欧洲的精英与普通人对华的观感逐渐恶化，负面感大增。2019年3月习近平赴意大利，法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或许也可视为因美国的压力增大他试图利用因川普的政策带来的欧美之间的分歧争取更多的欧洲的合作与支持之举，且因当时意大利成为第一个签署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合作的西方重要国家，这更让他的欧洲行引人关注。然而在欧洲，事实上风向已变，一个新的中欧关系时代已要开启[28]。
3，欧盟对中国的三重性定义：合作者，竞争者与对手
三重性定义
如果我们延续借用欧盟对华关系的政策文件来测度双边关系的方法，我们看到，一个重大的范式性转变在近几年发生，它具体体现在2019年3月12日欧盟出台的最新文件“中欧——战略展望“中，它成为标志性的事件[29]，那恰逢习近平抵达意大利访问前10天。这是一个以欧盟执委会高级代表名义，代表欧洲议会，欧洲理事会以及欧洲执委会联名发出的文件。在该文件中，尽管开篇依旧宣称欧洲仍致力于构建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一如2013年发布的“中欧2020合作战略规划”所表达的那样。文件且陈列欧中共同具有的相似立场及主张，但却与以往不同的是，以一种更直截了当的方式表明中方选择性使用国际规范对国际秩序可能造成的破坏，中国持续地改善其军事能力试图建设世界上最先进军队的企图，大规模的军演及信息操作威胁到欧洲的安全，破坏了彼此的信任。且以一种严肃的语气再次重申欧盟所有成员国在对华事务上必须协调一致的立场，还特意点出中国与中东欧建立的所谓“16+1“机制的欧方参与国”都有责任确保相关事务与欧盟的法律，规则和政策一致“。关于这一点，我们稍后马上会再提及。文件强调，中方有责任支持联合国的三大支柱：人权，和平与安全，发展，这也是欧中合作的基础。此文件在提出相关的十项行动外，最重要的是在其发布的新闻通稿中给出一个全新的欧中关系的明确的三重性定义：在符合欧洲的共同目标，环境，气候，和平等各种关系全球人类的相关事务上，中国是合作者；在科技及经济等领域中国是竞争者；而在制度上是对手，换句话讲就是在普世人权价值与民主制度问题上是对手，尽管那个词汇的选择 systemic rival 还是外交式地保持某种弹性 [30]。
这个“合作者，竞争者及对手“定义一出现，在整个欧洲乃至中国，世界都引发高度关注，法国“世界报”撰文评论说，“终于，欧盟委员会明确中国的性质，视中国为它应该被视为的国家了”[31]。数天后，当习近平来法访问，当面向马克龙，默克尔，欧盟理事会主席容克就欧盟是否认定中国为制度性对手询问时，默克尔与容克还顾左右而言他，而一年前刚当选的少壮总统马克龙则直言回应 : 是的[32]。——需要注意的是，那也是第一次，本是中法的双边高峰会谈，被马克龙富有创意地请来默克尔及容克共同参与，将其变成某种小号的中欧（法德）高峰会谈，以此来强化欧洲对待中国的整体一致的态势及力量。自此文件发布以来，我们看到，欧盟整体上的对华战略日渐清晰，在相关领域所制定的各种措施开始具有一些协调可循的逻辑。如2021年陆续推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除具有提升整个欧洲的全球地位，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之意涵外，显然带有明确的对抗中国的地缘政治色彩，如“欧盟印度-太平洋地区合作战略” (“EU Strategy for Cooperation in Indo pacific”)[33]，针对“一带一路”计划的“欧洲全球门户”战略（European Strategy of Global Gateway Partnerships）[34]。欧洲绝大部分国家的对华立场更加协调一致，统合到此文件的立场上来。
香港2019年夏的持续抗议事件，在整个西方世界面前再次展示出中方咄咄逼人的战略及蛮横的态度，重新唤起人们对天安门事件的记忆及更多人对北京是否会推动其政权的现代化上、多年的经济现代化演变到底是否带来些政治上的正面改善产生强烈怀疑。随2020年爆发的大疫情，以及中方相应的处理如在疫情的起源以及溯源上表现出的种种与国际组织的不合作态度，抗疫上暴露出的那种体制上的弊端及非人道的特质，愈演愈烈的“战狼外交”——因媒体的报道，此词汇甚至已被许多关心一点时事的欧洲普通人所知晓，进入欧洲不同的语言；北京与威权国家的相互支持，都极大恶化了北京政权在欧洲人心中的形象，各种民调显示欧洲人对中共政权的反感甚至敌意都急剧飙升，占绝大多数[35]。 也是在这种背景下，有些特立独行性格的小国如立陶宛因过去对共产主义的痛恨记忆，对中俄紧密关系的不满，也因对民主与自由价值的认可，加之些经贸的考量，政治上开始向受大陆压制的台湾倾斜，允许台湾以台湾名义在立陶宛设立办事处，导致北京强烈反弹，用各种手段包括经贸惩罚打压立陶宛[36]，而这又反过来进一步引发整个西方包括欧盟集团的不满及抗议，欧盟还拨一亿多欧元款项为因受到北京惩罚性制裁而受到损失的立陶宛企业进行补助[37]。有传闻称在2022年法国作为轮值主席期间，由法国挑头欧盟在进行制定反制外国对欧盟成员因政治原因进行经贸惩罚的相关法令。而现在这已经成为现实：2023年6月6日，欧盟正式通过反经济上的胁迫的法律，秋季生效[38]。北京将在与欧洲博弈中失去一个极其重要的砝码，除非北京不再想与欧洲国家进行经贸往来，但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北京的欧洲战略：边缘，递进，分而治之
谈到立陶宛及欧中关系就必须提及自2012年起由中方提议设立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 所谓“16+1 机制”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尽管北京一再宣称这个机制的设立“没有地缘政治考虑” [39] ，但事实上，这个机制某种程度上讲很好地体现了笔者称之为北京的“欧洲边缘战略” ：以中东欧与南欧的边缘国家为对象，以经贸利益为切入点，且利用这些欧盟内部相对弱势的国家，入盟稍晚，欧洲认同并不稳固的国家对欧盟的某些不满，价值观磨合上的问题——如匈牙利，波兰出现的威权民族主义倾向，拉拢其进行各种合作，扩大北京在欧盟内部的影响，削弱欧盟在对华问题上的整体行动能力。
某种意义上讲，中方对欧的战略长期以来一直是相对稳定与清晰的：那就是服务中国的发展及崛起，服务于中共政体的稳固这核心利益。为达成这种目标，制定了一系列具有成效的策略，如上面提及的“边缘战略”，通过经贸，文化等外围来逐渐渗透影响政治这种从外到内的“递进策略”，“分而治之策略”等等。一方面在一些重大的原则上宣示与欧洲共同的立场，比如在国际事务上主张多边主义，重视联合国的机制与作用，将自身至于霸权受害者的位置，强调欧中彼此为利益互惠者等等。同时，以一种欧中各为古老文明的传承者为标榜来争取欧洲的同情，迎合欧洲人的某些文化优越感，以此来削弱美国的软实力。另一方面， 在具体操作上，利用欧洲与美国之间，欧洲内部的分治状况从内外两方面谋取中方最大的利益。所谓“掺沙子”，“打楔子” 手段。为其所用。
在欧洲建设问题上，为应对美国的压力，中方希望欧洲建设能有某种进展，能获取更强的自主，协调能力；而当自己面对欧洲时，却又不希望其能够协调整合；这是北京对欧政策中一个深刻的矛盾。欧洲近年来也日渐明了中方的做法，因此通过各种方式尽量整合欧洲对华的立场，维系好德法核心国家与相对边缘国家在这方面的行动一致性。也是因此，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在2019年那个文件中，在强调欧盟国家对华需要整体一致行动时，会特意点出这个“16+1 机制”。因为那曾经是北京分化欧盟内部整合特别是对华政策协调立场上的重要一步。要知道，一直到最近些年，因各种原因，在16+1机制的东欧许多国家是与北京关系良好的，甚至如匈牙利等一直是在欧盟内部替北京辩护，维系北京利益的。十六个国家中，十个是欧盟成员，剩下的多半在申请加入。2019年，因希腊的加入“16+1”机制达成其高峰（17+1），后影响开始下滑。一方面，这些国家中较重要的国家如波兰前些年与中方过从甚密，但这些年逐渐疏远北京，而尤其是自俄国侵乌战争后因在此事上与中方的立场相左，更显如此。而因立陶宛2021年3月的转向退出，后2022年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也相继退出后，此机制现成为14+1，甚至峰会时一些国家领导人也托故不出席，影响日衰。而作为另外一个成员捷克刚刚当选的新总统，也在就任前循川普模式，与蔡英文通话致意。故可见的未来，这机制可能会名存实亡。这尤其是在中国诸法大使卢撒沙野那番关于东欧一些前苏联国家地位未定论后，东欧国家与中方的敌意已达顶点，在可见的将来不会有改善的可能，这些国家也会成为欧盟内部反中的重要力量。
中方的欧盟边缘战略也体现在其对待南部欧洲几个国家的关系上。如09年欧洲发生主权债务危机于2010年蔓延到葡, 西，意等国时，胡锦涛适时到访葡萄牙，签署多项经贸合同，赢得葡方的极大好感[40]。后中方企业大举进攻葡萄牙，购买战略资产如中国三峡电力公司自2011年以来已经持有23%股份成为葡萄牙电力公司最大股东。但在2019年却在准备买下76.7%股份进行全面控股的时候, 因一种怀疑的氛围已经浮起，收购案被股东大会拒绝。此外，在华为的5 G 设备安装上，本来德法英等诸多欧洲国家并没有就设备安全问题给与美国式的关注，但自2018，2019年后在美国的游说下，这些国家最终出于国家安全理由，放弃华为。随拜登上台特别是俄乌战争后，美国与传统欧盟盟友的关系重新修复，迅速强固，与中东欧的前共产主义阵营的关系也大大增强。这场战争也极大地强化了欧洲人对北京政权的怀疑甚至是敌视：我们经常在报章杂志及各种媒体上看到，听到人们拿普金与习近平做类比，讲普治下的俄国与习领导的中国的体制相似性。民主阵营对抗威权与极权专制的阵营的意识再度在民众意识中发酵传播。欧洲人在对待中国事务上“不再幼稚”，这类的表述在一些专家学者以及政治家口中者这两年不断被重复着[41]。……
4，合作不可少，竞争会加剧，敌意将加增——再回“对手”，欧中关系新时代的开启
在结束本文时，我们就欧盟对华的再定义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今后可能的演变趋势再略作总结。要知道，长期以来，欧洲相距中国遥远，且欧中关系中也不具有与美国争夺所谓世界霸权，领导权的问题，正如中方在所有场合总是喜欢重申的“中欧彼此之间没有重大利益冲突”这一点来看，也确实不无道理。欧洲民众对遥远古老的中国及文化常常抱一种带些异国想象的好感，也并不感受到什么来自中国的直接威胁。但欧洲对华的地缘政治理念最终还是发生了上述提及的重大变化，这是一个整体的多面向的事态发展演变的结果，也与时代氛围有关。无论如何，这些年习近平强势在世界宣传中国模式，在东亚及世界范围内采取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最终不可能不造成与欧洲国家某种冲突，这是由国家利益更是由欧洲所信奉的价值与制度性质所决定的。大众因中国的作为以及新冠疫情，对华的态度也发生极大的变化。其次，上面说过，本可以作为双边关系的动力源及润滑剂的经贸关系，矛盾也日渐增多，尤其是最近这些年中国的营商环境的变化带来的各种问题强化了这方面的问题。
这里我们或许可提及一个小细节，再加以说明——这个中国是“制度对手(systemic rival)“ 的看法，最初却不是由政治家首先提出，而是由德国工业联合会（BDI）这个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德国经济组织在2019年年初在一份报告中提出。报告认为中国正在试图创建一种非市场，非自由化由党控制一切重要的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模式；靠补贴，市场封锁来限制竞争，损害非中国公司的利益。[42] 事非偶然，最终这样一个变革性的概念由一个经济组织率先提出，可能就是因为利益的现实直接冲撞，让这些在双方最具实际厉害关联交往第一线的行动者，这些企业家们，更深刻地感受到中国经济乃至政治体制的转向，模式的本质。
最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巨大调整，对欧洲对华的立场也自然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欧洲自然会寻求自己在中美之间的恰当的自主，但因各种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包括同盟者关系等因素，欧洲对华关系是绝不可能再延续旧有的框架。大概率是会与美国保持相当大部分的同调。因为说到底这是符合欧洲的利益与价值标准的。华盛顿有关对华的战略调整的讨论，事实上自奥巴马时代就开始，尤其是第二任期时达到高潮。这种对华政策的调整，到川普时代因贸易战，双边关系的恶化，进入一个新的实施阶段。且不讲那些各种相关文件，国务卿蓬皮奥2020年夏在尼克松图书馆所做的演讲，宣告自尼克松时代开启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43], 就是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之一。而同时，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加大，中国经济发展三十年来给中美关系发展不断添加动力，但现在因经济也因地缘政治安全等原因，这种动力也在不断减化；反过来，经贸科技竞争已经成为双方全方位竞争的重要部分。七十年代设定的基本框架与后天安门时期以来美国的对华互动模式全部面临挑战，需重新设定。这种设定过程尚未全部完成，但拜登上台后新的基本框架渐渐成型。从拜登及其团队的相关人士的声明中，我们看到其对华立场，与欧盟对华三重定义有极大的相似性，跨大西洋两岸对华政策看来是具有某种相互影响的效果。只是美国在压制“对手“这一点上，因各种动因，要更强烈地加了重音，采取了更广泛有力,直接的相关措施。也许，欧盟这个对华政策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某种主导西方整体对华政策的基调。
俄乌战争彻底改变了欧洲也将改变世界，现在也极大地强化了美欧同盟，为其重新注入活力与动能，重塑了美国的领袖地位。但就欧盟来讲，寻找某种自主，不管世界包括美国发生什么，不仅在经济上，也在政治，军事上，都能给自身带来某种发展，安全保障的机制与能力，这已成为一种欧洲的愿望，俄乌战争也极大地加速强化了这种进程。马克龙在刚刚结束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呼吁欧洲要结束“那种地缘政治上(孩童般）的不成熟状况“[44]。但他也强调这是要在强化美国领导的北约内部的合作的前提下达成，两种互补。——川普给欧洲人造成的心理阴影依旧没有散去。事实上，即便还在俄乌战争爆发前两三年，一些未雨绸缪，准备未来的举措已经展开，如从法国到德国包括已经脱欧的英国等欧洲国家都已强化了在印太的军事存在，以便确保亚太的力量平衡和国际海运的顺畅。这是由现实的利益，面临的共同挑战，价值与制度的差别等因素所决定的。这些自然可能也会在欧中关系上增加新的变数及紧张。中国在俄乌战争上的态度，更强化了欧洲人北京的怀疑甚至是敌意，将习近平与普金并列，将俄国体制与中国类比的论述比比皆是。
美国与欧洲都表示无意挑起新冷战，但一些基本的结构性逻辑，特别是习近平治下的中国的新极权主义的发展趋向，都将事实上给双边关系增加向这种准冷战或者新冷战的方向发展的动能。当然未来，北京也一定会努力改善与欧洲的关系，争取拉住欧洲，至于效果则是值得怀疑的。整体趋势来看，尽管欧洲各国对华政策可能继续会保有不同的色彩，也会有不同调的地方，分歧，但整体基调却会有相当的共同点[45]。欧洲与中国在一些全球议题如气候与环境，公共卫生上的合作是不会也不应缺少的，但双方经济与科技上的竞争会日益强化也是可预见的，因价值与制度的差异所带来的紧张似乎只会加剧。在这三重定义之间，欧洲能否不仅在概念定义也能在具体的措施与行动上找到恰当的符合这三重定义的对应着力点，维持好足够的平衡，达成自己的战略目标，这将是对欧洲人的重大考验。
曾经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对手，经过多年做“伙伴”的努力，现在尽管“伙伴”依旧在提，但更具真实内涵的双边互动是又回到“对手”的定位。一个历史的轮回，注定给中国也给世界的带来深远的影响。
2023年一月底二月中改定于台北，7月中再次修改于巴黎
[1] 关于“大博弈”，参见笔者，“大博弈——拜登欧洲行之后的世界”，FT 中文网，2021年，6月29日https://big5.ftchinese.com/story/001093006?archive 以及“拜登主义的形成与美国重夺外交高地——浅析拜登执政百日来的外交趋向与对华政策，载 « 中国：历史与未来”网站，2021年5月1日，https://www.chinese-future.org/articles/-3 两文现都已收入笔者新出的文集“如何理解当今动荡的世界——大变动，大重组，大博弈”，纽约，博登书屋，2022, 12月。
[2] 关于欧洲整合，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存在，如曾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热门话题迄今也依旧具有影响的研究领域“ 区域主义”（Régionalisme）都是与欧洲整合的历史经验息息相关的。
[3] Luuk Van Middelaar, Le Réveil géopolitique de l’Europe, Edictions du Collège de France, 2022. pp. 14-15。
[4] “阿姆斯特丹条约“，全称为“修正欧洲联盟条约、建立欧洲共同体的各项条约和若干有关文件的阿姆斯特丹条约“，乃欧盟各国经过多年协商，为弥补1951年签署的”巴黎条约“，1957年签署的”罗马条约“和1992年的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的不足于1997年签署的，将民主，尊重人权，自由与法治作为条约的基础，针对移民与难民，就业，环境，性别，消费者权益等进行了一系列规范性改革。首次设立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代表”，这个代表后来由“里斯本条约”设立的全面代表欧洲外交与防务事务的”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取代。这个代表也同时为“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和“欧洲防务机构管理人“。“阿姆斯特丹条约“后随经各国认可签署生效，但因过于严格，事实上并未得到很好落实，后经“尼斯条约”（2003）及“里斯本条约” （2009）的简化改革，一些基本原则才得以落实。欧洲的对外，对内事务的整合才得以大幅跨进。
[5]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olicies/investment-plan/
[6] 张伦“欧盟建设中历史性的一刻——从欧盟通过经济复苏计划谈起”，FT 中文网，2020年7月23日。https://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8657?archive
[7] 关于此事件法国的反应, 见笔者“澳大利亚的战略投名状，亚太‘北约’的形成“， FT 中文网，2021年9月27日，https://m.ftchinese.com/story/001094065?archive 。 亦收入“如何理解当今动荡的世界——大变动，大重组，大博弈”，纽约，博登书屋，2022, 12月。
[8] 见欧盟主席以及欧盟各国外长就此发布的一系列谈话及共同声明 :
[9] EU restrictive measures against Russia over Ukraine (since 2014)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fr/policies/sanctions/restrictive-measures-against-russia-over-ukraine/
[10] Luuk Van Middelaar，同上 , p，74。
[11] 参见陶然，苏福兵，“关键历史转折点与初始制度差异——中苏转型的比较”文中“1972：中苏转型的关键历史转折点”一节。无论我们是否全部同意作者对中西方关系的改善与改革开放的逻辑推论，但对1972年中美关系的改善对中国后来改革开放的顺利发展是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这一点还是没有异议的。载“二十一世纪”2019年2月号，总一七一期。
[12]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 第三卷：1972—200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pp, 95，180—187。
[13] “改革开放后中国与西方的军事技术合作”，https://fuwu.12371.cn/2012/07/24/ARTI1343113642497705_all.shtml
[14] “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 2003年10月，“http://www.gov.cn/test/2005-06/30/content_11219.htm
[15] “深化互利共赢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对欧盟政策“，2014年4月 http://www.gov.cn/xinwen/2014-04/02/content_2651490.htm
[16] “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 2018年12月，http://www.gov.cn/guowuyuan/2018-12/18/content_5349904.htm
[17] 房乐宪，关孔文，“欧盟对华新战略要素：政策内涵及态势“，载” 和平与发展“. 2017年12期。
[18] “中欧法律事务对话机制在北京启动“， 2016年6月23
http://eu.china-mission.gov.cn/gdxw/201606/t20160623_8191656.htm 这些机制，另可参见中国政府网站
[19] 中国外交部：“中欧关系”2023年4月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1206_679930/sbgx_679934/
[20] 关于人权对话，自欧盟因新疆问题制裁中国官员而中方也推出反制裁已自2020年停止，最近有消息称不久将于本月恢复此方面的对话，见法广2023年2月14日相关报道。https://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30214-%E6%8A%97%E8%AE%AE%E5%BF%BD%E7%84%B6%E5%A4%9A%E4%BA%86-%E6%96%B0%E7%96%86%E8%87%AA%E6%B2%BB%E5%8C%BA%E4%B8%BB%E5%B8%AD%E5%8F%96%E6%B6%88%E6%AC%A7%E6%B4%B2%E4%B9%8B%E8%A1%8C
[21] 最近2月8日中国住欧盟大使还在与欧洲智库的一个会面会中提及, « 台湾问题是中欧之间最大的问题 », 见 台湾联合报, 2月12日报道.
[22] 如英国政府相关机构预测，如北京攻打台湾，会造成英国国民生产总值四年内减少2%，10年内减少5.2% 台湾“自由时报”，2023年2月22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4218544
[23] 德国“南德意志报”2023年2月8日报道 ，参见https://news.bjd.com.cn/2023/02/10/10330740.shtml
[24] 但达成不久因欧方因新疆人权问题制裁中国几名官员，导致中方反制裁，此协议现已悬置，无法通过实施。
[25] 中国商贸部住欧盟办事处1月19日引欧洲统计局数据http://eu.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301/20230103380198.shtml
[26] 自1998年欧盟已经将中国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中剔除，但将其列入特殊的非市场国家，不承认其市场经济地位。2016年，在761名欧洲议会议员中有546名议员投票以压倒性的票数否决了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business/2016/05/160512_europe_china_mes
[27] Luuk Van Middelaar，同上，p. 36.
[28] 对这种变化，笔者多年前已有预感，故在2018年11月于哈佛大学召开的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研讨会期间以及给“明镜”电视所做的访谈节目中，都明确表达“中欧关系不可能好了”的判断。参见“中美对抗格局下欧洲如何选边站队？”2018年10月29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lCFXOzFXRg&t=1582s
[29] EUROPEAN COMMISSION：HIGH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ON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 “JOINT COMMUNICAT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EUROPEAN COUNCIL AND THE COUNCIL：EU-China – A strategic outlook“， Strasbourg , 3, 12, 2019,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52019JC0005
[30] Commission européenne - Communiqué de presse“L'UE fait le point sur ses relations avec la Chine et propose 10 mesures” file:///C:/Users/Lun/Downloads/L_UE_fait_le_point_sur_ses_relations_avec_la_Chine_et_propose_10_mesures.pdf
[31] « La Commission européenne appelle enfin un chat un chat et la Chine un “rival systémique” » Le monde 2019年3 月20。据当时正在北京访问的一些欧洲人士记忆，中国方面的各方高层人士感到震动，不断探寻这文件的含义及相关背景。见Luuk Van Middelaar 书，p, 49。
[32] “It’s true, the French president said. You are a rival”. 见2020年华尔街一篇详情报道，“Pushback on Xi’s Vision for China Spreads Beyond U.S. Countries that once avoided upsetting Beijing are moving closer to Washington’s harder stance”, In Wall Street Journal, 2020年12月20日https://www.wsj.com/articles/pushback-xi-china-europe-germany-beyond-u-s-11609176287
[33] “EU Strategy for Cooperation in Indo pacific”,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eu-strategy-cooperation-indo-pacific_en
[34] “Global Gate” https://commission.europa.eu/strategy-and-policy/priorities-2019-2024/stronger-europe-world/global-gateway_en
[35] 参见皮尤这几年来在欧洲国家相关调查数据。
[36]关于此事有中外文的许多报道，可参加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8172684
[37] https://www.lefigaro.fr/flash-eco/lituanie-l-ue-autorise-des-aides-aux-firmes-touchees-par-les-sanctions-chinoises-20220426
[38] “欧盟通过反经济胁迫措施，反他家经济制裁“， 法广。2023年6月6日https://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30606-%E6%AC%A7%E7%9B%9F%E9%80%9A%E8%BF%87%E5%8F%8D%E7%BB%8F%E6%B5%8E%E8%83%81%E8%BF%AB%E6%8E%AA%E6%96%BD-%E5%9A%87%E9%98%BB%E5%85%B6%E5%AE%83%E5%9B%BD%E5%AE%B6%E7%BB%8F%E6%B5%8E%E5%88%B6%E8%A3%81
[39] 6年再启程，“16+1合作”利于欧盟一体化推进”，
http://www.gov.cn/xinwen/2018-07/11/content_5305506.htm
[40] ”葡各界高度评价胡锦涛访问成果“ http://news.cntv.cn/china/20101108/100532.shtml
[41]见法国战略智库刊发的研究员Marc Julienne的文章 « La fin de l’innocence », https://le1hebdo.fr/journal/chine-l-envers-de-la-mdaille/382/article/la-fin-de-l-innocence-5112.html?_app_id=5112&_app_type=article&st=La+fin+de+l%E2%80%99innocence&sd&si 以及德国经贸部长在就德中贸易与路透社记者的谈话
[42] 成朝庭 « 西方v 中国: ‘制度性对手‘还是’系统性对手’ FT 中文，2022年9月4号 https://big5.ftchinese.com/story/001097178?full=y&archive 据该文介绍，这个报告的撰写人斯蒂芬•迈尔（Stefan Mair）后转任德国最重要的国际政治和安全问题研究机构“科学与政治基金会”负责人，对德国的对华政策具有重要影响，想必也最终也影响到欧盟这个文件中对华的定义。
[43] Secretary Michael R. Pompeo Remarks at the Richard Nixon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Communist China and the Free World’s Future”
[44] “Cette situation de mineur géopolitique européenne ne peut plus continuer”，citation du discours du président Macron, Conférence de Munich sur la Sécurité : le discours du Président Emmanuel Macron le 17 février 202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pCOTXMT02E
[45] 关于各国的对华政策，可参见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及上海欧洲学会于2023年2月发表的最新研究报告“欧洲对华政策报告（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