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狱治国：独裁者的葵花宝典
从西汉巫蛊之祸说起
（编辑说明：如何检视中国的政治传统，近代以来就一直是中国学者讨论的一个主题，本网站特刊发萧瀚先生的一篇相关论文，希望引起读者的相关讨论）
中国历史上因宫廷权斗而引发牵连累万的血腥案例，从春秋时代到20世纪，绵延数千年，史不绝书。“巫蛊之祸”就是一场超级规模的宫廷血斗，发生在2100多年前的西汉武帝时代，它甚至在短时期内导致了帝都长安的内战，连普通市民都卷入了这场腥风血雨，震撼了整个王朝。
被许多史家赞为雄才大略的暴君汉武帝刘彻正是这一事件的罪魁祸首。刘彻求仙访道妄图长生不老在司马迁《史记》里有大量篇幅记载，除此之外，汉武帝对巫蛊之术十分恐惧，总是担心有人要害他，上有好者，下必甚矣，于是，宫廷里各种奸宄之徒就利用他这一恐惧，制造各种政治阴谋以图分羹。
早在西元前130年的元光五年，那时刘彻才27岁，皇后陈阿娇因失宠而从女巫楚服学习媚术，并用巫蛊诅咒后来的皇后卫子夫（就是《红楼梦》里赵姨娘对付王熙凤和贾宝玉的那套巫术），事败泄露后，刘彻暴跳如雷，任命酷吏御史张汤处理，张汤肆意用刑，罗织了300多人被处死，刘彻也因此废了陈皇后。
此事过去近35年后，巫蛊案再发。因杅将军公孙敖之妻被控行巫蛊之术害人，公孙敖因此被腰斩和灭族。此案没有留下多少史料，连公孙敖之妻的名字也不知道——估计不是冤案的可能性很小。此事发生在西元前96年，拉开了西汉巫蛊与权斗交织的血幕。
于是，西汉操控巫蛊之祸的关键人物江充应运而出。江充原本赵国邯郸人，原名江齐，是赵国的水利部长，因得罪赵国王太子刘丹而出逃到长安，他父兄则被刘丹以公判大会当众处死（弃市）。到长安以后，江齐改名江充，并立刻控告刘丹与亲姐妹乱伦并秽乱后宫，刘彻怒而废去刘丹王太子地位，并押魏郡诏狱。刘彻的异母哥哥刘彭祖为儿子求情，并提醒刘彻江充是小人公报私仇，刘彻不允，并更加重用江充，江充出使西域归来即被任命为钦差督察（直指绣衣使者，也叫绣衣御史），督捕三辅境内盗贼，监察豪门是否越礼逾制。这一职务实权极大，甚至可以调兵、诛杀大臣。章丘人王贺曾任绣衣御史，却因宽厚执法被认为工作不力而免职，刘彻喜欢江充，于此可见江充苛酷之一斑。而正是在这一位置上，江充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与太子刘据结怨，刘据派往皇宫的信差因在御道上疾驰而被江充拿获，刘据希望江充不要将此事汇报给父皇，以免被认为不约束下属，被江充拒绝，并当着刘彻的面揭发了刘据说情之事。
这一年是西元前94年，刘彻63岁。江充觉得老皇帝时日不多，而现在又得罪了太子，只有一个方法可以自保，就是铲除刘据。
那会儿，长安就跟梦枕貘《阴阳师》里写的日本平安时代一样，鬼怪之说盛行，巫蛊之风悠长，长安城里聚集了各种巫师，其中一些来自西域的所谓胡巫尤多兴风作浪，宫墙内的妃子和宫女们为了得一临幸机会，不惜重金聘请女巫们来施行法术，几乎个个埋藏木偶祭拜，一旦吵架就互相告发，指控对方诅咒刘彻。刘彻发现之后，一时杀戮达数百人之众，并且牵连到政府高官。
巫蛊当然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江充运用最得心应手的工具。
公孙敖巫蛊案五年之后的西元前91年，巫蛊再发大案，这次不但祸及当朝宰相公孙贺，还牵连到刘彻自己的家庭。刘彻治汉凡53年，任用过13任丞相，其中李蔡、庄青翟、赵周三位被逼自杀，石庆也差点被逼自杀，而公孙贺、刘屈氂则因卷入巫蛊之祸而被灭族。西元前91年，刘彻已是那个时代的高龄66岁，不服老的老皇帝将自己健康衰退的原因归之于佞人的巫蛊之术。公孙贺拜相之际就十分惶恐，他虽与刘彻是连襟，但看到前车之鉴已是心惊胆战，是被赶鸭子上架硬着头皮做宰相的。他的儿子太仆（交通部长）公孙敬声因为是皇后卫子夫的亲外甥，骄横奢侈，不自检点，擅自挪用北军军费一千九百万事败入狱。当时刘彻正在全国通缉一位大侠朱安世，公孙贺救子心切，抓获了朱安世，欲以之换取儿子活命。不想，朱安世并非普通草芥，竟然从狱中直接上书，控告公孙敬声不但与刘彻的女儿阳石公主私通，并且还埋藏木偶诅咒刘彻。从朱安世控告的内容看，极有可能是江充暗中放料给他——与他扳倒刘丹的方法几乎相同，借刀杀人，陷害的对象直指刘彻内帷，公孙贺的妻子卫君孺是卫子夫的姐姐，剑指皇后和太子已是明显之事。刘彻于是大怒，公孙贺父子在狱中即被处死，公孙家族全族被灭。不到半年，被这一巫蛊案牵连的刘彻与卫子夫生的两个女儿诸邑公主和阳石公主，还有卫子夫的侄子、卫青的儿子卫伉也被处死。
至此，巫蛊案引发的宫廷血斗开始向皇太子刘据蔓延。刘据出生于西元前128年，那年刘彻29岁，西元前91年，刘据已是37岁。刘彻对这个儿子十分宠愛，封为太子。与清朝玄烨的太子胤礽喜耍奸谋不同的是，刘据是个性情仁慈敦厚之人，对父皇的暴烈执政方式不以为然，处理朝政时也因其仁慈而得罪诸多刻薄乖戾的朝臣——那是他们的晋身之阶，人家制造冤案他忙不迭地平反，这就成为他权力翻船的必由之路。父子的这一执政理念龃龉，在刘彻逐渐移情王夫人和两位李夫人之后，引发了卫子夫和刘据母子益发的惊恐。但刘彻毕竟是个聪明人，他看到这些，就曾委托卫青安抚卫子夫、刘据母子，但在卫青去世之后，这一重要的保护伞就再没有了，尤其刘彻新宠钩弋夫人生了刘弗陵之后，颇有争夺太子权力的野心，江充以及其他与太子刘据敌对的势力也由此可以顺利地组织起阴谋来离间刘彻刘据父子，以达到自己的权力目的。
刘彻虽然杀了数百人因巫蛊而倒霉的妃子、宫女、高官，但他依然无法感到安全，于是江充趁机进谗言道：“陛下的病，恐怕还是巫蛊作祟。”刘彻于是任命江充为专门负责追查巫蛊的钦差大臣（使者），江充得了尚方宝剑，不仅在长安城内，也在全国各郡县，率领胡人女巫四处掘地三尺，一般操作规程是先在地里预埋木偶，上面洒家畜的血，到时再由自称有异能的女巫查看血迹，将木偶挖出；江充用严酷的刑讯逼供被捕的人，致使落其手者无不诬服，并承认有同党，江充最后上奏他们大逆不道。在诬陷到太子刘据之前，江充制造的巫蛊案已经导致数万人被屠杀。
血幕同样如戏剧，全国范围几万人鲜血铺就的巫蛊之路顺理成章地开始通往刘据的太子宫。巫蛊案越多，刘彻越是身心不安，疑心更重，此时，已经没有人能让刘彻听进去常识，也无人再敢进言，素来以墙头草为己任的儒生们此刻更不会试图提着脑袋去与皇帝讲理。江充于是唆使胡巫恐吓刘彻，皇宫里妖气很重，若不铲除，皇上的身体恐怕好不了。刘彻于是下令彻查，江充终于进入大内，皇后、太子的内宫被挖得连床都没地方放。铁镐“终于”在太子宫里找到了一堆木偶，有诅咒皇帝的内容，也有阴谋叛乱的内容。
刘据至此已经没有退路了。剩下的故事很凄惨，但并不悲壮。刘据无法见到远在长安西北甘泉宫的父皇，万般无奈，在师傅石德建议之下发兵反抗，这是西元前91年的七月初七。
第一回合刘据至少捕获了江充，亲自将其诛杀之际，刘据咬牙切齿：
“你个赵国流氓，害死赵王父子不够，现在又来害我父子！”（引自《资治通鉴》，此为白话翻译）
紧接着，刘据又将那些附从江充的胡巫统统烧死在上林苑，随后，刘据征调皇家马房骑士和长乐宫警备部队，打开军械库分发武器，“太子谋反”的说法于是不胫而走。即便到这时，刘彻都还很清楚，刘据并不是要谋反，而是被江充逼到这步，但随后他再次糊涂，派去召唤刘据的使节因自己胆小不敢进长安而谎报刘据铁了心要造反，要杀他，不听召唤。刘彻于是大怒，决心消灭刘据的力量。刘据虽然集结了部分长安市民跟从自己，但毕竟力量悬殊，在进行了五天的军事对抗之后，长安数万人死亡，史载沟渠里尽是血水，刘据的乌合之军也逐渐被刘彻的信息战瓦解，跟从他的长安市民逐渐退出战斗。七月十七日，刘彻欲废皇后，派人去收回皇后印信，卫子夫自杀。刘据带着两个儿子逃亡，逃到今河南灵宝县后，躲在一个仗义的穷人家里，这个人靠织卖草鞋为生，当刘据听说附近住着一个富有的旧部属时，就派人去借钱，不幸消息走漏，他的流亡居处被当地官员包围，刘据于是上吊自杀。收留刘据的草鞋匠也为保护刘据而被杀，同时被杀的还有刘据的两个儿子。此事发生于前91年八月初八，也就是刘据举兵反抗后一个月零一天。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戾太子案”（谥其以戾，可谓极其不公正），史上记载的刘据被公认为是个好太子，仁慈醇厚，没什么恶习，却被逼到如此悲惨的境地，除了还留下这个把他逼到死路上的昏聩暴君刘彻外，几乎身死家灭（直到两代之后，才有其孙刘病已（刘询）当上皇帝，即著名的汉宣帝）。
这出宫廷和家庭惨剧——这不是悲剧，正是刘彻任用佞人酷吏的恶果。比这更糟糕的是刘彻在其年轻有为时建立的皇权中央集权，便是佞人酷吏作恶的最好舞台。刘彻是公认的历代中国皇帝里的杰出之士，他洞察秋毫，饶是如此，在他自己精心织就的中央集权罗网里，他也被自己任用的奸邪小人架空。刘据逃亡时，朝内权贵集体噤声之际，山西长治的老教师令狐茂冒死进谏说：
“……江充，……街巷地痞耳……竟然迫害太子，制造假案诈欺朝野，一群恶棍缠结成党。亲情被彻底阻隔壅塞，太子进不能见父皇，退则陷于乱臣贼党，含冤凄惨，孤独无告。……”（引自《资治通鉴》，此为白话翻译）
这段话可以说将刘彻中央集权的弊害揭露得入木十分，刘彻接到奏书后，因被踢中痛处而无话可说，但他为了面子却不肯认错，不肯赦免刘据，致使刘据灵宝殒命。朝中大臣，直到过了一年后的西元前90年——这年刘彻已经67岁，才有田千秋温柔一谏，刘彻顺坡下驴，幡然悔悟，作起亲情秀，在湖县兴筑思子宫、归来望思台。然而，这一年，他依然没有停止巫蛊兴狱的恶习，以至于新任宰相刘屈氂（中山靖王刘胜的儿子）和他妻子儿女在东市被腰斩；就连进攻匈奴已有胜望的主帅李广利，也因此案牵连，致使家人被捕，并因消息走漏军心瓦解而不得不投降匈奴，七万精兵等于全军覆没，刘彻遂诛其族。
刘彻似乎以为只要足够狠毒，敢于杀人，就能治国，这甚至曾经是他和太子之间对话的内容，太子对此大不以为然。他的狠毒，动辄灭族，最后灭的却几乎是他自己，他亲手杀了两个女儿，皇后、太子被逼自杀，两个皇孙被杀，一家人里有六位重要成员是被他自己吃饱了撑的活活害死的，这个报应可谓与刘彻自身的狠毒相当般配。就是从政治上，也正是他自己将最有可能成为一代仁君的太子逼进死路的。
构陷太子其实由来已久。有一回，刘据见皇后时间长了点，就被刘彻身边的宦官禁宫侍从（黄门）苏文诬陷为与宫女乱搞，刘彻并没有责备太子，而是不动声色地给太子宫增加了二百名宫女，太子莫名所以，一打听，才知道太监苏文搞的鬼。苏文与禁宫小侍从（小黄门）常融、王弼等动不动就向刘彻上眼药，皇后恨得牙咬，让太子去父皇面前要求将其三人处死，太子却认为，我又不犯错，何须害怕，父皇英明，不会相信谗言，不必担心。
常融甚至诬陷太子，说他听说刘彻病了就面露喜色，刘彻听后不悦，等太子过来请安时细察，才发现太子虽然说说笑笑但明显有哭过的泪痕，刘彻于是细问，方知太子横遭陷害，于是处死了常融。就是在千钧一发的刘据发兵反抗之际，如果不是因为刘彻派去的信使（可能也是个黄门？）为保命而造谣，事情都可能不至于坏到最后的地步。
小太监们之所以敢如此放肆地陷害太子，无非是因为他们离皇帝近，随时在身边，而太子也好皇后也罢，都无法经常与皇帝见面，同时，这些小太监往往还有其他势力做后台，所以有恃无恐。但这些小太监原本宫廷权斗的棋子，一旦被刘彻发现，也是难逃一死，常融是最早被处决的，戾太子案之后，刘彻悔悟自己的错误，也要拿他们人头作陪，苏文就是在戾太子案后第二年被绑在长安城北横门外的横桥上活活烧死的。
虽然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钩弋夫人和江充、苏文、常融这些人的关系，但从钩弋夫人传奇的进宫经历以及所谓怀胎14个月才生刘弗陵一事来看，至少不是盏省油的灯。刘彻在处死钩弋夫人之前还大骂了她一顿，事后则明示若不处死她，她会是第二个吕后，这些都隐约透露出钩弋夫人可能与巫蛊之祸有关。江充之流，若无内廷倚靠，胆子再大也有限，再者倘若没有任何皇子、皇妃势力支持，独力陷害太子，即使成功了也必然被新皇铲除——只要新上任的皇帝还有一点点权力常识，绝不可能有好结果。电视剧《汉武大帝》即按照这一思路描写江充、苏文等奸臣与后宫关系的，不能说是全无凭据的臆想，盖专制之下的异常权谋，若缺乏明面上的信息分析利益关系时，以利益最后归于何人来推测幕后推手，虽不能说百分之百准确，也是成功概率很高的方法。
刘彻29岁生子刘据，立为太子，后来宠妾王夫人生子刘闳，李夫人生子刘旦、刘胥，另一位李夫人生子刘髆，再后来老年得子，刘彻62岁那年钩弋夫人赵氏生子刘弗陵。钩弋夫人声称刘弗陵是怀孕14个月生的，刘彻说听说尧帝也是十四个月才生的，就把钩弋宫的宫门改叫尧母门。这件事虽无卫子夫和刘据母子担心的易储问题，但难保钩弋夫人不动篡权之念，至少在刘据被逼死之前，只有可能钩弋夫人参与了陷害太子的阴谋。
刘旦急于当太子而被贬斥是在刘据死后，而之前并没有史料记载表明他参与了陷害太子的阴谋——或许恰恰这一冒失的行为更能证明他不曾参与阴谋。李广利和刘屈氂也是在太子死后参与了争夺立储的权斗。西元前90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征匈奴之前，丞相刘屈氂设宴送行，在渭桥边，李广利说，你该早点请求皇上立昌邑王刘髆为太子，那样你才能安稳舒坦。刘屈氂答应了，刘髆是李广利的妹妹李夫人的儿子，而李广利和刘屈氂则是亲家，他女儿嫁给了刘屈氂的儿子，所以都想立刘髆为太子。结果此事被少府内务官郭穰告发，并且告发内容也涉及宰相夫人与李广利一起祷告诅咒刘彻的内容，于是出现了前文所说刘屈氂和李广利两家被灭的惨剧。
柏杨说巫蛊就像汉武帝晚年的一颗政治毒牙，谁遇上都会被咬死，其实刘彻27岁废陈皇后时就搞过牵连三百人的巫蛊案，这说明巫蛊不只是刘彻年迈昏庸时的毒牙，而是几乎一生的政治毒牙。
然巫蛊之祸只是表象，问题的焦点在于权力的安全。
刘彻作为一个在位期间大力加强中央集权的皇帝，他对于失去权力的恐惧是除他之外的人不能体会的。在评价刘据冤案时，司马光出于儒家意识形态的偏见，将责任一股脑儿推给刘据，说他交友不慎——因为他善待崇奉各种不同学说的门客，如柏杨所说，好像《资治通鉴》不是他写也没看过一样，完全罔顾事实；班固则在《汉书》里却发了一通所谓“此乃天意，非人力也”莫名其妙的议论，全是废话；而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说刘屈氂之所以下死力攻杀刘据的军队，是为了帮助昌邑王刘髆立储，这是过度解读的阴谋论，刘屈氂最初并不愿意攻打刘据，甚至吓得仓皇逃窜，连宰相印都弄丢了，他是在刘彻盛怒并亲自下令之后才执行血战任务的，与李广利勾结打算拥戴刘髆也是太子案之后的事。
早在审理第一起巫蛊案即陈皇后案时，刘彻就对张汤肆意株连非常满意，后来张汤因苛酷无度以至结怨过甚，终被朱买臣、王朝和边通三长史以牙还牙扳倒，刘彻杀了张汤后不久又杀了三长史，丞相庄翟青也因被张汤案牵连而被逼自杀，刘彻随后念惜张汤，就又开始任用张汤的儿子张安世，好在张安世与乃父不同，是个谨慎仁慈不愿意揽权和滥权之人，故在刘彻一朝未得重用，却到昭宣之世飞黄腾达，并安享晚年。
刘彻任用酷吏的恶果是法网森严，无论在朝还是在野，人们动辄得咎，大批大批的人被肆意冤枉迫害。《史记.酷吏列传》里说到杜周（死于西元前95年）当司法部长（廷尉）的时候，诏狱导致冤狱累累，二千石级别的中央官员被捕的，新旧相续，通常保持着百人以上，而郡国官员和上级官府送交尉办的案件，一年多达一千多起，大案逮捕多达数百人，小案也得几十人。京师会审时，案犯只能按照奏章认罪，若不服，便刑讯逼供使之诬服，于是人们一听到风声就逃走躲起来。就是经过多次赦免的未决旧案，十多年后还会被人告发，大多以大逆不道以上的罪名诬立。司法部因办理皇帝交下的案狱而逮捕的人达六七万，再经办案者的牵连攀扯，人数就增加到十万以上——而当时长安的总人口也就50万而已！这一史事的主体内容也被《资治通鉴》几乎全文引用。
如此冤狱丛生的时代，却被认为是圣明天子的时代，这就是中国绝大部分儒生的认知水准。即便是痛斥酷刑的司马迁本人，都一定程度上维护酷吏，说他们虽然执法严酷，但与职务相当。这是否隐含着这样的意思，只要地位足够高，残忍是可以的？
以刘彻智商之高，权术之盛，除了巫蛊之祸是囿于其仙道迷信但也事后醒悟，一般的冤狱，他能不知道是有问题的吗？认为酷吏太坏，皇帝是被蒙蔽的，这种庸俗之见，历朝历代，直至今日都大面积地盛行于各个领域，这是因为对权力属性缺乏基本认知而导致谬见。
权力自有其本身的运行逻辑，古今大量历史表明，不受限制的权力必然作恶，几无例外，其作恶的程度和广度与其不受限制的程度成正比，因为不受限制的权力唯有通过安全地作恶以及作恶之后依然稳固来证明它依然有效。权力作恶的目的是为了检验它的权威到底能够抵达何处，而不作恶的权力是无法知晓权力的限度的，行善带来的服从无法真正检测是否真正的服从，因为这太容易了，只有作恶带来的服从才能表明服从的真实性。不受限制的权力只有将权力不断地伸向它之前未曾抵达的疆域，才能了解自己的限度，于是作恶就成为权力检测自己能力的象征。
在许多时候，权力作恶之际甚至未必知道自己作恶，行使权力的人认为某种做法是好的，因此就命令所有人都去按这种方法做，然而大千世界人们生活各异，不存在符合所有人具体情境的同一种具体的生活方式。于是强制本身就成为恶，甚至大恶——当这种强制推行遭到抵制时，权力的独尊地位受到挑战，它若未受限制，就一定会将自己的意志贯彻到底，所以即便是权力自以为在行善都会因为不受限制而作恶，更何况明知是恶的作恶。
只有了解了权力的这一属性，才能明白汉武帝刘彻何以明知冤狱丛生，依然好用酷吏，乐此不疲。
刘彻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确立独尊儒术的皇帝，也就是说为他和他的子孙皇权合法性找到一件合适的意识形态外衣。为了加强皇权，刘彻几乎做了所有该做和不该做的事，除了政治上打击相权、国家培养官吏、削弱地方封国势力的中央集权政策之外，还在经济上推行国家主义政府垄断政策，文化上实行独尊儒术的愚民政策，这一系列的做法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成为后代百世之师。刘彻作为最早开启意识形态统治术的独裁者，对这种柔性的统治术是否足够有效并没有深切的把握，为此，对失去权力的恐惧与他的才能也是成正比的。这和他的祖父汉文帝刘恒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刘恒是由于宫廷政变被莫名其妙推上皇位的，个人性格又比较敦厚温慈，对权力没有强烈的欲望，并且一辈子都仿佛只坐了半个皇座执政，他也推崇黄老之治，故时时警惕自己出错，再加西汉初年民生凋敝，所以与民休息就成了他一生23年执政的基本理念，两次改田租为三十税一，甚至他执政的最后十一年不收田租，终而至于成为中国古代最仁慈的皇帝。与汉文帝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废除肉刑、废除连坐、法网宽松相比，汉武帝横征暴敛、开疆拓土、兴狱治国实在是极度的暴政，而这一暴政，唯一的目的还是维护自己的权力不被削弱，不被分割，不被篡夺。
这一权力特性在刘彻族灭李广利家族时体现得最为清晰，刘屈氂和李广利互相勾结欲拥戴刘髆上位，这在史料中并无多少记载，可想而知，也许本来就没多少事可做——刘彻又不是傻子，谁开口谈立储之事，往往得先摸摸自己脑袋。即便刘李勾结属实，其危害性到底多大根本无从谈起，况且事发后，显然也没有什么对刘彻权力的实质性损害，但刘彻却拿此事大做文章不说，就连李广利正在前方带兵七万攻打匈奴也在所不顾。其实，杀刘、李本身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刘彻要通过此事警告所有大臣远离立储之事，因为这直接涉及大臣们是否继续忠于他刘彻，这才是刘彻最在乎的——七万汉兵生死与此相比实在太微不足道，就是汉朝边境为此受损，也与此不可相提并论。他刘彻倘若失去了权力，再开疆拓土与其何干？
任用酷吏兴狱之事，其实也是与此类似。恣意的权力是不可讲理的，权力一旦讲理，它的边界就被确定在正确的道理限度内，故不受限之权力，必须不受道理之限，准确说是不受稳定的道理限制。它唯一的限度是暴力上的失败，然而，当暴力被有组织的力量垄断使用时，其反对者的暴力通常会因缺乏组织和训练有素而无力，因此，恣意的权力必以垄断性和组织化的强大暴力为后盾。刘彻通过任用酷吏，架空丞相，独裁治国，要的无非是人们彻底服从其权力，在匍匐于其脚下同时，为其好大喜功埋单。
任用酷吏制造无数冤案，通过冤案进行统治，这是自秦以来中国官僚政治中皇权暴政的一大特征。由于恐惧权力的丧失而率先进行暴力（冤狱当然是暴力的一种）攻击，理论上攻击的对象可以是任何人——唯一例外是独裁者自己，全看具体情境的需要或者独裁者的瞬间情绪。刘彻亲手杀了两个女儿，逼死皇后，逼死太子，害死两个皇孙，杀了堂侄一家，杀连襟全家，这些行为看似匪夷所思，但在权力的魔戒之下，一切都可以看清楚——因权力入魔的人既不会有人类的正常情感，也不会有人类的可能理性，他们只能是托尔金笔下的索伦和咕噜两种人。
既然对自己的儿女儿孙都可以毫不怜惜，那么对权力治下的草民，还有什么可怜惜的呢？至于官员，就是宰相，也可以随便杀，因为有的是想当宰相的人，想当官的人，杀了公孙贺，还有刘屈氂，杀了刘屈氂，还有田千秋。《资治通鉴》里说，西元前103年，公孙贺被任命为丞相时，拒绝受印，泪流满面，叩地不起，但刘彻不予理会，起身扬长而去，公孙贺无奈拿起印信，出朝之后仰天长叹：“我完了！”果不其然，即使再谨小慎微，十二年后的西元前91年，公孙贺依然没能逃脱巫蛊之祸而被诛杀全族。刘屈氂则更惨，当宰相不到一年半，全家也倒在巫蛊血窟里，而他还是刘彻的堂侄。
官不聊生的同时，自然通常也民不聊生，在酷愛折腾的独裁君王治下，民通常横竖都是不聊生的。由于连年征战，经济凋敝，再加刑罚苛酷，人们活不下去，可想而知，所谓“盗贼”蜂起。于是，刘彻派钦差大臣到各地征剿匪盗，无功即戮的管理方式导致杀良冒功之行又风起云涌，各地滥肆屠戮，上万人数千人的屠杀在各郡国到处发生，但盗贼依然不减。于是，西元前99年，刘彻颁布《沉命法》，规定两千石以下的地方官员们捕盗不力者，一律处死。刘彻的暴政达到顶点，权力完全丧失了最基本的理性——这一规定并不能敦促官员们勉力捕盗，只是让他们为了自保而匿盗不报，治安与司法由是名存实亡。
刘彻兴狱不止，酷吏前赴后继，这构成了西汉刘彻53年政治的基本特征。历代史家在论及酷吏时，总是对他们极尽鞭挞之能事，而对产生这一邪恶政治的源头少有议论，甚至完全不议论。这固然有专制皇权下的忌讳问题，但评议历朝帝王得失也并非完全不可以，只是如刀尔登所说，专制皇权之下“凡忠必愚”。儒生在忠君的囚笼里，唯一法宝就是道德论，因为酷吏道德败坏，所以冤狱丛生，这就是他们的浆糊公式。而司马光这样的大儒，甚至将刘据被逼死的原因归结为滥交非儒生的自作孽。可谓叹为观止。
专制的独裁统治者都喜欢告密者，这不仅仅是其身处深宫大宅所必需的信息，也是他人表示效忠的方式，这自然就成了那些想升官进爵、飞黄腾达者的终南捷径。如果将冤狱视为一种产品，它也符合市场的一般供求规律。独裁者如刘彻等作为买家，他支付的对价是升官发财，于是生产冤狱这种产品的生产商小人酷吏就会源源不断地上门叫卖。尤其因为生产冤狱这种商品不但几乎毫无成本——君主或制度提供了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以及为所欲为的制度保障，甚至是负成本，怎么可能不欣荣发达呢？整人杀人是门完全不需要手艺的生意，它唯一需要的只是包括残忍在内的恶劣品质，而堕落谁不会呢？更何况地痞流氓本来就是到处都是。正常社会里，品质恶劣会被人鄙视甚至抛弃，变态社会里，它却成为香饽饽，不但人见人怕，还有拥有无上权力者为他们的作恶保驾护航，不但有人保护作恶，恶人还能从作恶中得到荣华富贵，这样便宜的好事自然会使得逐者如潮。买家源头不断，卖家就风起云涌。
像刘彻这么高智商的统治者当然知道这会被小人利用，但问题在于，虽然明知饮鸩必死，但止渴才是第一要务，更何况权力固有的自负与傲慢，其不断展示的成功的作恶经验也会给掌权者带来无所不能的幻觉。任用小人酷吏者虽然几乎个个都着道，但第一，掌权者犯错，付出自由、生命等代价的人却不是掌权者自己；第二，当发现自己被愚弄之后，并不存在非要平反不可的理由；第三，被愚弄之后，如果恶果过于严重，自己也很后悔，那么诛杀几个小人酷吏，还能得到臣下的好感，一举多得。刘彻在中了反间计而误杀张汤之后，深感后悔，就把诬陷他的三长史杀了；在刘据案之后，又把江充灭族，活活烧死苏文，甚至追杀曾与刘据格斗过的人。应该说，刘彻既用酷吏，又弃之如敝履。不仅是刘彻，历代酷吏通常都没有好结果，也都是因为这一权力规律使然：通常情况下，只有最高权力才有胡作非为的资格，其他都是暂时的。
独裁权力与酷吏的这种关系，在中国几乎是永世长存的，于是冤狱丛生几乎在中国也是万世长存的。且不说1300多年前武则天时代的那些冤狱，抑或七百年前权力野兽朱元璋动辄攀扯数万人的大狱（比如胡蓝党案），就是现当代的中共，类似冤狱也是多如牛毛。李锐在其口述往事里谈过这么一件事，他说：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唐纵在日记中说：‘延安现在很乱，可惜我们没有一根内线。’我觉得这个事情简直太奇怪了。唐纵说没有一根内线，我们自己却说特务如麻，抢救运动时，延安打了一万五千个特务。……李逸民在他的回忆录里说延安的抢救运动99%搞错了，实际上按唐纵的说法，一个特务也没有，是100%地错了。”
唐纵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六组少将组长，从1938年起主管军事情报前后有8年，他退逃大陆前不慎将日记遗失在大陆，后落入杨尚昆之手，后来大陆正式出版的《在蒋介石身边八年》（即《唐纵日记》）则是已被删得面目全非。李锐又说：
“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对自己人的整肃搞了不止一次，大的有苏区的肃反、打AB团等，共杀了十万人，直到延安的审干、抢救运动，各根据地的反托派，小的无数，真是太可怕了。这些问题至今没有结论。……看了唐纵的日记，我才知道我们这个党糟糕透了，说是‘特务如麻’，其实我们中间就没有特务，一个都没有！”
延安整风运动里的江充就是著名的康生，在1949年以后他也依然发挥江充之才，只是他竟得善终，没有像江充一样被杀——正如一位历史学家的名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人世间最大的谎言。李锐说他们“这个党糟糕透了”是句大实话，且不论镇反和土改是可着劲儿杀人，可以不必讨论诬陷不诬陷冤狱不冤狱问题了，它跟蒙古骑兵攻占一地之后的屠城并没有根本区别。而之后从三反五反一直到1983年严打的历次政治运动，冤狱治国便是个基本国策，这是独裁统治的需要，是独裁者认为可以保证权力在手永不丢失的根本保证。
唯有冤狱才能让人恐惧，唯有冤狱才能抵御独裁者自己丧失权力的恐惧，为了碾死一只蚂蚁而炸掉整个仓库的疯狂做法，不在权力巅峰的人常常无法理解，独裁者与服从者经由各自的恐惧所形成的紧张关系，成为典型的囚徒困境状态。
独裁者担心谋反，臣下担心被杀，君臣猜忌，有谋略并且肯下狠手的胜，像赵匡胤那样能够智慧地杯酒释兵权的君主，向来是很少很少的，不但是智慧少，君主具有这种胸襟和如此信任能力的更少。但凡缺少点自信，就会尸横遍野，朱元璋如此，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又何尝不是如此？
集权与独裁，甚至现代极权制下的权力斗争，都摆脱不了君臣互不信任的囚徒困境。最后，双方以合作制造冤狱来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将代价转移给无关他们自身利益的其他人承担。这种恶的合作只能完全基于物质性利益而非精神性利益，无法建立友情等任何亲密的情感性精神性关系，君臣信任关系极其脆弱，一点风吹草动就可能让他们的关系归零。独裁君主绝不可能真正信任卑鄙小人——他无法从奴才臣下的行为方式中得出他们不会那样对待自己的结论。来俊臣的《告密罗织经》据说连武则天看了都倒抽冷气，自愧弗如，遂动杀机。故相互利用的独裁君主与其酷吏臣下的关系，只能建于一时用于一时，无法持久，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便是酷吏们通常的命运。
冤狱的受害者最初看似与专制君臣的利益关系不大，但久而久之，人人自危，人人都对冤狱制造者深感恐惧和憎恨，即使如此，他们通常只敢将责任全部推给制造冤案的酷吏，因为酷吏虽然只是皇帝的工具，但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而皇帝自身在这一状态中可得坐山观虎的悠闲安全之效，并且由于这种恐惧最终需要皇帝独裁者来解除，于是他就能从所有被冤狱卷入者中获得服从、祈求和感激，从而进一步加强了权威。即使这一过程往往也会获得少量的憎恨——只有极少数清醒并且勇敢的人才会将愤怒的矛头直指独裁者，独裁者的危险也会因憎恨者被屠杀而相应解除——但凡尚有活路，身系冤狱者通常都会理智地暂时先把憎恨搁置起来而求出路。
即使是对巫蛊会伤害自己深信不疑的刘彻，在太子案一年后就明白了巫蛊案基本上是假案，民间的互相控告相互揭发只是为了自保，刘彻也知道太子根本没有谋反之意。然而大错已经铸成，刘彻痛悔不已，刘据被诬案发时，满朝文武人人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没人敢在刘彻面前为刘据说话，原因何在？刘彻作为一个极权独裁者，当时气氛下，谁惹上都会有灭族之险，满朝噤声几乎必然，令狐茂的拼死一谏，刘彻岂能不懂，但他作为自视如此之高的专制皇帝是不可能在那个时候认错的，而这终于等来刘据被逼自杀。
如果说刘彻因为迷信损害朝政，但损害朝政的同时，他也在权威方面赚得盆满钵满，他通过无数冤狱和无辜者毁家灭族的鲜血浇灌出无上皇权的恶之花，至少作为刘彻本人来讲，犯下如此滔天巨恶的他并没有权力损失。历经数十年冤狱的折腾，满朝文武对他已经彻底跪伏，没有任何反对势力可以存身，尤其是他的聪明足够他用轮台罪己诏挽回全面败局，奴性深重的朝野除了感受皇恩浩荡的喜悦，什么痛苦、委屈都瞬间忘得一干二净。就像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之后一样，吃尽苦头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不都是一片歌功颂德之声吗？欲言又止的批判也多是集中在几个替罪羊小蟊贼身上，对中共政权的邪恶根本还远不敢触动。早在中共僭政之初，几乎集体叛变、背叛了人道主义和人权的中国知识分子扭头不看镇反土改的万里血海，原本就没有资格获得正常命运，现在党竟然也能认错，他们还能干啥？
与刘彻筑思子宫、归来望思台、擢升替刘据说话的田千秋做丞相、下轮台诏这一系列手段调整朝政不同，毛泽东以冤狱树立权威的手法要可控得多。当延安整风运动搞得跟西汉巫蛊案一样，连民间也是人人自斗乱诬告乱揭发时，毛泽东适时地打开手刹，逐步降温，因为形势已经到了毛泽东虽然能够树立权威，但也可能已经严重损害他们整个党的地步了。
高华的党史巨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中写过1942—1943年延安整风运动“抓特务”这一政治毒牙的咬人程度：
“當時黨校共二、三百人，其中七十多人被迫承認為特務分子，有日特、國特、閻特，三十多人未承認或半承認，總計黨校被搶救的幹部，占總人數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這個數子并不驚人，當時，晉西北有個師范學校，這個學校百分之九十九被整為特務，所以有人給師范學校送了一個『特務學校』的綽號」”
这与共产国际派驻的苏联人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中记载的如出一辙，弗拉基米洛夫写道：
“1943年8月2日 这个城市已经非正式地实行戒严。各机关学校已经用栅栏围起来，并设有门岗。已婚的人被严格禁止与家人见面，否则就有被捕的危险。两人之间的私人交谈也明显地担有风险。很多‘罪恶昭彰’的人奉命呆在他们工作的地方，因为监狱里已人满之患。”
“1943年8月6日 康生局里的工作人员有百分之八十承认自己是搞间谍活动的。”
“1943年8月21日 在许多机构中揭出来的日蒋‘特务’达干部总数的百分之百，在其余的机构中也不少于百分之九十，反正康生说了就算。 党的优秀干部中百分之九十是‘特务’，这是多么尖锐的讽刺呀！”
……
到此，毛泽东已经不得不进行刹车，1943年12月27日，以毛泽东和康生共同名义发布的一份指示《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方针》（《毛泽东文集》第三卷），指示中明确下令：
“……除直接危害抗日之军事间谍及汉奸现行犯外，对一切特务嫌疑分子为着弄清线索而逮捕者，不得超过嫌疑分子总数百分之五。此点须通知下级注意，以免逮捕过多，难于处理。”
也就是说，以定指标进行政治运动的方式，就是那时开始的，它最初的目的并不是发动政治运动，而是逐渐终止政治运动。实践出真知，杀AB团的时候，经验不足，乱杀一气，伤筋动骨，阴天就腰疼，现在不同了，定指标抓特务，进可以立威，退可以安抚人心，至少比汉武帝刘彻显得“进步”很多，“人道”很多。于是，这百分之五就成为三反五反以来历次运动（包括反右、四清，甚至延及1983年的严打）的基本算术题，谁被算进去，这辈子差不多就完蛋。由于政治运动频繁，所以这百分之五就变成了实际数字远远超过它的不定时炸弹，只要政治运动一来，权力巨龙就嘶喊着百分之五的魔咒呼啸闯入人群吸血，直到吸饱吸累动弹不得倒头大睡为止。
无论是对古代中国历史，还是对现当代史，国人在看待冤狱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一个严重的误区，即仅仅将冤狱的发生机制归因于“执行皇上或党的政策出了偏差”之类的奴才见解。不明白冤狱——以前是现在是将来还是——任何一种独裁统治的必要权谋术，对于独裁统治，无论是皇权独裁还是一党独裁，冤狱都是一种保证其独裁权力永固的战略物资，独裁统治的执政目的不变，冤狱作为一种政治疾患就不可能正常治疗。这与宪政国家也会存在冤狱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好比考试90分的学生没得满分和只考了十分的学生也没得满分不是一回事是一个道理，一个是及格线以上的不完美问题，另一个则是及格线以下有多烂的问题。
指望提高道德品质、少出几个恶棍来防止冤狱显然缘木求鱼，十分荒谬。因为这种恶的需求定律是无法超越的，每个社会都有一定数量的恶棍，好制度作为一种鼓励好品质淘汰坏品质的市场机制，能够将社会上的恶棍数量尽可能降低，它即使没有能力使得所有恶棍弃恶从善，也能尽可能让恶棍们作恶难以得到好的报偿，它只对那些纯粹以作恶为乐的人以及正常概率下的漏网无能为力，如果一个区域里本来有200个恶棍，好制度的实行或许能让这200个恶棍中的100多个迅速转变为普通人甚至更好的人；坏制度也是一种市场机制，与好制度相反的是，它鼓励作恶，淘汰行善者和不肯作恶者，它让作恶者获得至少暂时很好的报偿，而让那些善良和无辜的人们过上悲惨的生活，它专门激发人们一切不好和过度的欲念，比如懒惰、不劳而获、撒谎、嫉妒、仇恨、偏狭等等，这一切都为一个邪恶的权力目标服务，于是恶棍层出不穷，如果一个区域里本来只有一百个恶棍，这种制度一实行，可能就立刻会激励出一万个恶棍。可见，依靠消除或零星地打击恶棍就像蹲在厕所边打苍蝇，不把厕所打扫干净，逐臭之蝇就会络绎不绝，永远打不干净。如朱元璋当年哀叹反腐无效：“我欲杀贪官，无奈朝杀而暮生之。”反腐如此，消除冤狱也是如此，不在根本处下力，好比妄图用勺子把海水舀干，事倍功无。
要解决冤狱问题，从根子上治，必须要有好制度，也就是通常说的走宪政之路，这话自然是废话——任何一个有现代法学和政治学常识的人都懂，但真正要落到技术性制度的细处，其基本的制度设置是司法独立，即使不能一步到位的司法独立，缺乏制度环境支持、一定程度的司法独立也都有助于冤狱的减少。刘彻的爷爷汉文帝刘恒就是个比较尊重司法独立性的皇帝。
前177年，刘恒的马车经过中渭桥时，有个人突然从桥下跑过，御马受惊，差点发生意外。那人被捕后送交司法部长（廷尉）张释之处理，张部长依律判处罚金，刘恒嫌他判轻了不高兴，张释之解释说应该依照法律判决，不能恣意用法，不然人们就无法正常生活，刘恒想了很久同意了。同一年，有人偷了刘邦祭庙（高庙）门上的玉环，被捕。刘恒震怒，张释之认为依律应当问斩，刘恒不允，命令张释之杀小偷全族，张释之叩头请罪说，法律这么规定，我就这么判。刘恒没办法，就请示薄太后，结果是批准原判决。
这两个故事都说明，即使是理论上皇权一言九鼎的帝制时代，倘若皇帝本人有意识地倾向于法治而不是人治，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司法，由专人专门负责，给他们独立的司法权，而不妄加干涉。当然，寄希望于这样的皇帝不是办法，两千年帝制中国，汉文帝这样清心寡欲的皇帝也凤毛麟角。这样的案例在整个国史上也是汪洋滴水，毫无统计意义上改进司法的借鉴意义。
但是，无论政治制度如何变迁，司法独立都是减少冤狱的必由之路，这是制度和人性双重逻辑的结果。刘彻重用赵禹、张汤、杜周之类酷吏，原因在于这些人通常十分听话，如果发生争执，通常是皇帝希望仁慈一点，而他们更苛酷——专制权力往往以加深而不是减少被害人痛苦的程度来显示其权威。如果司法处于真正独立的地位，无论什么样的权力（也包括社会势力）都不能横加干涉，那么法官才能尽可能公正地按照法律从事司法工作，如此，那些屑小佞臣也就无法肆意捏造假案害人，权力要树立自己的权威也只能通过正当行使权力让人们心悦诚服，而不是通过制造恐惧来获得人们的求饶跪伏。这样也就消除了独裁权力与臣下以及人民之间相互恐惧的囚徒困境关系。
问题在于，权力及其相对人获得这样的安全状态，代价需要权力来承担，即不能进行恣意妄为的权力行为。而这对于独裁权力来说是件很困难的事，人类文明史数千年，主动削减自己权力的君王或其他掌权者的案例寥寥无几。权力作为一种致命毒品，上瘾者不说戒断戒除，就是让当权者让出几分权力，都有无限难度。各国历史不断表明，自由、民主、法治、宪政之路，都是深受压迫者用汗水和鲜血铺就的，从概率上说，基本上没有掌权者自动放弃权力这回事，恣意的权力最多只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式地因为作恶过甚激发反抗而灭亡，这种灭亡甚至带来新的独裁者。
今日中国的政治制度，也就三十年时间——而就在这三十多年以前，这个国家的人权还处在2100年前汉武帝的巫蛊时代，其悲其惨其血其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前，缺乏制宪权合法性的宪法且不论其序言中那些无产阶级专政之类政治精神病癔语，也不论其内容的混乱与错谬，即使其承认的人权部分，也还只是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立法、行政、司法、外交等权力的主要权能都还搅合在一起，一党专政的基本模式尚无半点松动的迹象，这些都意味着通往法治的司法独立之路还遥遥远矣。不说有没有司法独立，就连延安整疯运动、三反五反、反右、文革、严打、镇压法轮功之类大规模制造冤狱运动是否已经真的绝迹，都没有充分的根据，因为制造这些运动的权力动机和制度装备一样不缺，完好无损。
有鉴于此，作为独裁统治之战略物资的冤狱，将会在很长时期内依然是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之一，区别只在于零售还是批发，是涓流还是暴洪。从属于党权的伪司法，既对付不了无处不在的刑讯逼供，也改变不了以上级党权治下级党权行政化而非司法的中纪委反腐模式，更改变不了为了权谋需要制造冤案的现实。
刘据巫蛊案牵连数万人，上到高官，下到黎民，监狱人满，鬼头刀卷刃，这事过去已经2106年；小说《刘志丹》案持续发酵十数年，牵连60000多人，上到副总理，下到普通当兵，几无遗幸，这事过去还不到36年，而且只是当代无数冤狱中极为普通的一例。
以前的脓疮会不会再度溃烂得“美如乳酪、艳若桃花”？唐人胡曾有诗《望思台》云：
“太子衔冤去不回，临皋从筑望思台。
至今汉武销魂处，犹有悲风木上来。”
2015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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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汉】司马迁 著《史记》 中华书局
【汉】班固 著 《汉书》 中华书局
【宋】司马光 著《资治通鉴》中华书局
【明】王夫之 著 《读通鉴论》中华书局
【清】赵翼 著 《廿二史札记》 中华书局
柏杨 《白话资治通鉴》 中信出版社 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