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社会学：托马斯.索维尔与雷蒙.阿隆的启示
（编辑说明：社会学是现代性的产物，是一种反思性的知性活动。但社会学与哲学，神学，历史尤其是政治的关系一直具有某种紧张，如何厘定其提供的知识的可信度，时代的潮流，社会心理及认知的趋向对这种知识的生产具有怎样的影响。作为社会真相的探寻者与作为社会改造者的社会学家的角色边界何在，这些都是社会学亦是人文社会科学讨论的经典话题，本网刊发此文，或许也有助于处在大变动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些问题的再思考）。
在相当长时间里有个问题一直萦绕脑际：社会学为什么在社会科学中影响力偏弱，地位相对惨淡（或许这与学科能否提供对社会世界的解释及人们是否认同这类解释有关）？而社会学研究者却多牛叉闪闪，时常瞧不起其他学科尤其是喜欢与经济学一争高下？这大概与社会学长久以来观念意识偏左不无关系。无论是在中国学界还是国际学术界，社会学大多并长期以左翼形象示人，这一点大概不会有争议吧。本文仅为在阅读理解基础上对社会学重要问题的有限反思，并非对相关社会思想的全面梳理。
社会学的左倾至少在以下方面有所表现：
对社会理论重要人物及其学说的偏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学科的意识形态倾向。例如古典社会学理论三大家——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孰轻孰重人们心知肚明，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影响学术较重的社会中偏好尤为明显；仅就研究中的理论取向和学术引用而言，差别也明显可见。
在学术流派分野上，社会学研究通常更多强调社会分化、矛盾冲突、阶级斗争；冲突学派受到较多关注；而注重社会分工、合作、交换关系，强调社会团结的社会整合理论与学派则受到关注较少。
在现代社会思潮层面，社会学者对传统与现代性多持批判立场，而更偏好后现代思潮及各种各样的后XX理论；学者们更喜欢比较激进的福柯、布迪厄、哈贝马斯，而轻视保守主义的雷蒙.阿隆。社会学多主张进步主义，强调变革与革命，似乎批判现实、重构社会、创造未来具有某种天然正确性，而不论批判和创造的实质内容是什么。
而最关键的是在价值层面，简而言之，社会学对平等的追求高于对自由的追求。例如研究者特别关注社会分化，阶级/阶层，多着眼于贫富差距，更强调分配（结果）平等意义上的社会公正，多主张诉诸公权力达到公平。
一个人若要进步，应该时常自省吾身——对所作所为有所反思；一个学科要健康发展，其从业者也应当有自省意识，能够时时反思研究和判断的得失。然而不幸的是，一些学科的学者通常缺少这种意识，喜欢视自己为最了不起最不可或缺的学科（专业），或以己之长比（贬）人之短，既看不到其他学科的重要性，也不理解其实真理有内在相通性，并不必然以学科作为区分。这些大抵来自于从业学者的骄傲与自负。作为社会学者，我们更应该明白这一实证科学沉浸于千般万种变动不居的“社会事实”中，社会如同生态系统和经济体系一般复杂多变，更应光大这一学科的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对学科自身存在的问题时时加以审视和思考，保持韦伯所强调的“清明”状态——对问题做独立的思考，坚守平实和知性的诚实。
社会学能否承担起学科的学术使命和公共使命，能否有助于人们认识和理解自身生存于其中的社会世界，至少与以下问题的认知和思考有关：
社会学的想象力来自于理论构想还是经验事实（与常识）？
社会学的使命是认识世界还是改造世界？
社会学在愈加复杂的社会世界及社会转型过程中当何以自处？
思考以上问题是反思社会学的必由路径，而结合相关阅读的思考更不可缺少。有两本重要的社会学著作——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托马斯.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在有关知识分子问题上，堪称最具反思意识和批判性的两部力作，将非常有助于我们探讨上述问题。他们的工作旨在穿透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迷雾，如若“神话”在今日学界依然是神话，“鸦片”仍旧令一些人上瘾而且难以戒除，难道不是一种学术的悲哀吗？
一、社会学的想象力来自理论构想还是经验事实？
社会学者对“社会学的想象力”都不会陌生，这个出自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的重要概念是指一种“能够帮助人们运用资讯和发展理智的能力”，使之清晰理解这个世界和自身的一种“心智品质”：具备这种心智品质方能在微观经验事实与宏观社会结构之进行有条不紊的贯通。就此意义而言，社会学的想象力应该是理论分析与经验事实相结合基础上对社会世界的理解和解释；虽然社会学研究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但更为强调的是建立在“社会事实”基础上的判断。毕竟社会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以具体经验事实为分析内容而非以抽象理论建构为宗旨；更何况，相比于理论，常识和逻辑更加不可或缺。
1、社会学的想象力是在微观事实与宏观结构之间建立联系，而不是抽象的构想能力
首先，社会学的想象力包含着思考与判断能力，这在相当程度上也是知识积累过程中产生的感悟能力即智慧。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如同社会学的想象力不一定人人具备，有知识者也不等于有智慧者，专业学习获得知识但却不一定带来智慧。正如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开篇即指出：作为“理解和运用复杂概念和理念的能力，智力也可能会受到概念和理念的役使，而导向错误的结论和不明智的行为。”（他就此给出的例证是《资本论》和《正义论》）。智力固然重要，但“不足以涵盖才智”，索维尔认为，“才智还包括：在选择相关解释因素时，在为任何新出现的理论确立实证检验时的严谨判断，以及这种严谨判断与智力的结合。才智减去判断就是智力。智慧，则是所有品质中最为稀缺和珍贵的，它将智力、知识、经验和判断等综合起来，并以某种方式形成融会贯通的理解。”“智力的反面是迟钝或者迟笨，但是智慧的反面是愚昧，而愚昧要比迟钝或迟笨危险许多。”（3页）由上述界定我们不难理解，所谓知识分子，由于受到专业教育，比起普通人来通常不会缺少智力，而问题在于缺少智慧和正确判断，对社会学研究者而言也是如此。社会学的想象力本质上也是达至正确判断的能力。
说到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的判断力，另一位需要提到的是被贬低甚至忽视的社会学家——雷蒙.阿隆。1955年，雷蒙·阿隆发表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知识分子的鸦片》（中译本2012年），众所周知，马克思称“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是让人们得到虚幻慰藉的麻醉品。而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则剖析了法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病症，作为无神论者的他们所吸食的精神鸦片并不是宗教，而是作为宗教信条般的某种意识形态。
在该书中，雷蒙.阿隆首先做的工作是破除三类“政治神话”——“左派的神话”、“革命的神话”和“无产阶级的神话”。所谓神话，即经不起事实检验的虚妄不实之说，阿隆用以指代意识形态迷障。“神话”和“鸦片”是极具意象性的概念，都是以虚构、幻想的美好前景让人迷信并上瘾的愚昧观念，都是远离事实真相和正确判断的意识陷阱。
阿隆批评了法国人以基于幻想的观念代替基于事实的判断的非理性：法国人之所以喜欢‘革命’这一字眼，乃是因为他们沉迷于这样的幻想：延长或再现往昔的荣耀。即便是完善的改革亦只能改变某些事物，而革命似乎能够改变一切，因为人们并不了解革命将会改变的东西。法国人醉心于思想观念，对政治制度却漠不关心；热衷于毫不留情地批评政客们的私生活，却拒斥在政治方面进行理性的思考”。（42-43页）尤其是，这种幻想来自于“知识分子常常通过把当前的现实与理想进行比较来判断自己国家和社会制度，而不是把这一现实与其他现实相比较，如把今天的法国与他们理想中的法国相比较，而不是与过去的法国相比。没有任何人类事业能丝毫无损地经受住这一试验”。（218-219页）
在阿隆看来，萨特等选择相信自己的理论，选择相信头脑中的世界，却不愿回到现实，回到常识。他们经常混淆理论与现实，只要与他们的理论相符合的社会事件，即便有再多的污点，他们也熟视无睹。他们以理性为名却因激情激进而给社会带来巨大灾难。就此，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认为，雷蒙·阿隆“是那个时代法国所有重量级思想家里，唯一保持着清醒头脑的人”。
索维尔批评一些知识分子的不智和缺少正确判断：一方面对理念的后果不承担责任；另一方面不坚守专业领域，而是将某一专业能力普遍化为智慧与美德。我想这是形成知识分子问题的两方面原因，也是社会学一些误区的来源。
索维尔举例说明，这种智识的僭越突出表现在对经济的理解上：“世界上最为知识渊博的人，能否拥有世间所有知识的哪怕1%？或者即使只是拥有某一领域中重要知识的1%？”而拥有不到1%知识的人却要做“社会高级向导”，为人类活动指明方向，这岂不荒谬？如罗伯特.巴特利所指出的：“总的来说，市场要比其个体参与者中最聪明的人还要聪明。”例如：“苏联时期的中央计划者，有多于2400万种的价格要去确定，仅仅这一事实就能呈现出中央计划者所承担之任务的荒诞性”。（22-33页）
再如，“在知识分子对市场过程的许多批评中暗含着这一假设：市场过程是零和过程，其中一些人的收获必然意味着另一些人的损失。”（48页） 因此知识分子总是围绕着“收入分配”做文章。“在市场交易和集体性决策之间最关键的区别是：在市场中，人们根据他们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价值来获得报酬；……由第三方实施的集体决策，却允许第三方在自己这方面没有任何成本的情况下，将他们的偏好强加于他人身上，如此一来第三方就成了其他人经济命运的裁决者，但第三方对相应的后果却不负有任何责任。” “大部分知识分子对于经济一无所知，这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前面提到的经济零和观。”（70页）
这种零和观常常被不懂经济的人文社科知识分子与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理论进行接合，并用以攻击懂经济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以阶级斗争的构想取代社会分工与社会团结的努力，这是典型的不顾历史与现实，无视常识和逻辑，只认同抽象理念和主义的表现。
2、“社会事实”是经验研究对象还是抽象认知对象，
与前一问题相关，社会学研究着力于抽象社会还是具体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事实”在以实证研究为标榜的社会学中并非已经取得共识。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一书中提出“社会事实”这一核心概念，作为可以度量或分析的社会总体现象。其要旨被概括为客观性（externality），即外在于个体的客观存在，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诸如法律、道德、规范、风俗、习惯、宗教、集体意识等社会现象都是客观地存在于个人意识之外。约制性（constraint），社会事实作为强加于个人的约束力量，无论个人是否愿意接受；个人一旦有所违背，就会受到社会压力如惩戒、舆论谴责等。普遍性（generality），指社会事实的集体属性，即构成社会事实的现象是社会成员共有的普遍特征，超越于个人和个人行为，普遍或广泛地贯穿于社会之中。由上可知，“社会事实”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对“社会事实”的解释只能从其他社会事实中寻找，因而它并非生理学和个体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而只能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
明了“社会事实”和社会学的本质特征，本可帮助我们避免主观和抽象的构想——知识分子的病症，但为何现实却是索维尔所发现的：“民意测验一再显示，在意识形态上，人文学科中的社会学家和学者们，比起工程师或科学家来说，会更为经常地成为自由主义者或政治左派。”（336页）“学术世界的典型知识分子，指的是身处那些被理念所渗透的领域中的人们。……我们一般会发现社会学系比医学院更加一边倒地在政治上左倾，心理学系一般比工程学院更加左倾，英语系一般比经济系更加左倾，等等。”（006页）
误解“社会事实”的本质与索维尔从知识论角度批评智识的僭越有关。索维尔使用两个相对的分析性概念——“圣化构想”（+自我圣化）与悲观构想，这也是解析知识分子病症的核心概念：
第一个概念是“圣化构想”（the vision of the anointed）
所谓社会构想（social vision）是指关于世界如何运转、什么事情会引起什么后果的直觉感受。“流行于当代知识分子中的构想，其最核心的信念就是：社会中存在着由现有机制所制造出来的问题，而知识分子能够研究出针对那些问题的‘解决方案’。这既是一个社会构想，又是一个对社会中知识分子的角色的构想。……知识分子还将自身视作圣人般的精英，即自视为负有这种使命的人——要去领导社会其他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迈向更美好的生活。”（94页）
第二个概念是“悲观构想”（the tragic vision）
之所以称构想为悲观是因其持有这样的看法：人类（不可避免）的内在缺陷是人类最基本的问题；社会文明仅仅是努力克服人性问题的不完善方法，而这些不完善本身也是人类内在缺陷的产物。怀有“悲观构想”即意识到理性有限而人性有恶，世上本无完美之物，人间也没有完善社会；只有相对而言比较不坏的存在，而追求较好的社会需要各种社会力量的合作，不可以强制方式不计代价不惜成本地达到所谓理想目标。由此，“悲观构想”将导致面对经济、政治、社会问题时的保守主义价值观，遵循法律，敬重传统，保持谦逊和审慎的态度，避免狂妄和僭越之举。
“圣化构想”为何是虚妄之想？索维尔首先分析了它是没有论据的论点：社会科学研究本来最强调实证，即立论、假设、结论须有经验证据，然而一些持“圣化构想”的学者却违背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方法论，利用“辞令技巧”来逃避结构化的论证，并且声称与其相反的观点都“过于简单”——“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辩论技巧，然而它在逻辑上可能是有问题的。这个辩论技巧为知识分子预先抢占了一个高地而不用给出任何实质性理由。”……而实际上，“对任何问题的任何答案都被说成是看似‘过分简单’的，因为只要把问题范围扩大到无法回答的程度，就可以嘲笑当前的回答还不够充分。……更大、更全面的问题，替代了更现实、更具经验性的问题。”（98-101页）
除了以不加论证的构想推出观点并故弄玄虚，圣化构想的另一核心主题是“贫富差距”，这也是其道德优越感的来源。在审视知识分子对某些促使穷人境况得以改善的事物的反应时，索维尔选取了印度和中国脱贫的案例，说明“在贫困人口生活水平方面的这些激动人心的增长以及其他一些改善，从根本上来讲，是以更多财富的生产为基础的，而大多数知识分子对创造财富几乎没有什么兴趣”。他与雷蒙.阿隆几乎不谋而合：“不采用左派所支持的方式，而达到了左派在表面上所宣称的目标，实际上反倒会激起左派的憎恨……因为这些成就是通过抛弃左派所长期支持的经济政策而取得的。”（123-126页） 这一点非常吊诡，左派知识分子长期专注在分蛋糕上，而对做大蛋糕不屑一顾；一旦因财富的增加而使人民普遍受惠时，他们反而会气急败坏。在此索维尔与阿隆二人可谓同道，他们共同揭示了一些左派的伪善与自私：帮助人们摆脱贫困并非其真正目标，而只是道德标榜而已。
不难看到，一边是理想主义完美主义闪闪发光的高尚情怀，另一边是心怀忧患瞻前顾后的审慎低调；于是，圣化构想者视自己为“富于关怀和同情的人，支持世界和平的人，反对压迫的抵抗者”而冠冕堂皇地占据了道德高地。（94-98页）
另一个以抽象认知取代经验研究的例证是有关平等的构想：平均主义观念源自于“知识分子关于世界的错误信念并非随机的错误。在实践中，他们的错误理解或错误塑造，促进了一个‘有严重缺陷的社会’的整体构想的形成，这一问题社会亟须政治干预以实现知识分子中的流行构想。知识分子关于全社会的全面声明的基础之一，就是把人们想象成抽象的人，不具有明确的、具体的特征，而那些特征却是生活于真实世界中的有血有肉的人身上必然会有的特征。抽象人的首要特征就是均等，尽管活生生的人绝不会存在任何这样的均等条件或理想情况。知识分子运用抽象概念的非凡技巧，并不能够取消抽象概念和真实世界之间的区别。那种技巧也不能保证，在那些抽象概念中真实正确的内容必然会在现实中也真实正确。因此，知识分子就更不应该将他们关于这些抽象概念的先进构想，凌驾于其他人在真实世界中完全不同的直接经验之上。这所有做法之中所隐含的假设就是：人们的抽象潜能既然已经被推定为是各自相同的，但个体或群体在经验能力方面却仍然存在差别，这就肯定表明是哪里出了错。”（132-138页）
上述分析表明，“圣化构想”实在是一种本末倒置，是缺少论据和论证过程的妄念：通过均贫拉平差距，以抽象的而非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作为基础构想出一个“有严重缺陷”必须用“政治干预”加以改变的抽象社会。社会科学本是最应遵循逻辑原则、证据原则、科学方法的学科，本应最能避免这种偏离和倒置，然而却因态度胜于原则、立场先于事实而形成了意识形态迷障。就此“圣化构想”与雷蒙.阿隆所称的“幻想”、“神话”具有了相同寓意。
二、社会学的职责是认识/理解世界还是重构世界？
社会学作为一门深入广泛参与社会生活的学科，对人类社会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简而言之，社会学太想改造世界建构未来了。我们每每在社会学研究论文中看到对这样一句经典名言的引用：“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2页。）
研究者通过参与社会生活进行调查分析自是学科应有之意，但认识社会和干预社会却是两回事。人们的社会关系、社会互动是社会自发形成的动态过程，有其内在结构肌理和运行规律，自发秩序和扩展秩序是人们行动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作用逐渐形成的，并非人为设计规划的结果。正因为如此，通常社会学研究强调在自然情境下进行，对个人“生活世界”、社会构成及社会组织的日常运作过程进行价值中立的不加干预的研究；这与心理学研究方法需要设定某种情境、预设某些具体条件并由被试进行选择或给出回答有着明显区别。社会学研究通常提出假设，但假设需要经过经验事实（数据）——自然社会过程的分析证明或证伪，“社会事实”是不能设计或假设的。
社会学研究者无疑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和使命感，这种动力的指向应该是认识和理解社会，并如米尔斯所倡导的“能够帮助人们运用资讯和发展理智”，“使之清晰理解这个世界和自身”，而不是指点江山、指南人间，按照一己的意愿去改造社会。因为自负和自大往往导致脱离现实、不计代价，甚至带来巨大灾难。人类学者Nigel Barley曾经以充满智慧和自嘲式幽默的语言批评了社会人类学者的某种自以为是：他通过自己充满曲折和麻烦的田野工作经历，讽刺人类学家经常摆出“探索人类真理”的架式，而实际上对被研究者并无好处。他们将“现代化”引入第三世界，一般并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任何好处，反倒制造出一长串解决不完的麻烦。Barley以深刻的反思和犀利的笔触刺破了人类学家手中那只充满使命感的气球，让研究者意识到：世界的走向并不系于他们的主张或主义。（见The Innocent Anthropologist: Notes From A Mud Hut.）
索维尔在批评知识分子的“圣化构想”时也曾指出：这些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构想”者认定社会机制是人类不幸福的根本原因，要消除不幸就要改变这些社会机制，继而要求改变这些社会机制背后的理念。他们自视为完全有能力为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因为他们拥有伟大的知识和洞察力，而且总是能够凭良心说话。由此可知，圣化构想既是对社会前景的构想也是对自身神圣性的构想（自我圣化）——而这正是哈耶克所阐释的“致命的自负”。哈耶克和索维尔对知识分子的批评简直像是为社会学量身制作的——凭借构想改造社会和人性，消除社会弊端，构筑理想社会，并将此理想作为学术研究和教育的目标。
作为社会学家的雷蒙.阿隆在这一点上是个例外。
阿隆冷峻地分析了（左派）乌托邦神话与革命神话之间的逻辑关系：“革命的概念表达了一种怀旧情绪。只要社会仍旧不够完美，只要人们仍旧渴望改革，这种怀旧之情就会长存不衰。……只有革命——由于它是一种冒险，或者说，只有一种革命的政体——由于它赞同不断使用暴力，似乎才能够达到崇高的目标。革命的神话为乌托邦思想充当了避难所，并成为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神秘的、不可预测的说情者。暴力本身的吸引力、迷惑力要大于其排斥力”。（66-67页）
阿隆认为：左派要彻底改造社会的主张“有赖于这样一种条件，即未来必定比现在更为美好，社会变化的方向能够一劳永逸地得到确定。左派的神话必须以进步的神话为前提。它在保留了后者的历史观的同时并没有显示出和后者一样的自信。因为，左派始终不得不面对挡住其道路的右派。”（97页） “他们力图发现昨日的梦想与当今的现实之间出现差距的原因，或者说，他们重拾旧梦，并把这些旧梦投射到当今完全不同的现实中去。在亚洲，不管它们会带来什么样的幻想，这些神话仍继续在铸造未来。在欧洲，这些神话已起不了什么作用，它们所能证实的与其说是行动，毋宁说是口头上的义愤。”（104页）
正如托尼·朱特在《责任的重负》中评价阿隆所言：“当知识分子沉浸于苏联的社会改造时，人们是盲目的；当人们深陷民族主义热情，发起文化与道德革命时，人们还是盲目的。他一生小心翼翼地守护理智，就是为了不陷入这种盲目之中。社会和人性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一切选择都并非是简单的善恶选择，阿隆用他的人生与思想告诉人们，人类真正需要的从来不是实现什么的热情，而是拒绝什么的理性。”阿隆从未停止探索真相，从没有依靠一个自认为成熟的理论去寻求改造社会。他的选择总是小心翼翼，因此丧失了一种自信的建构能力，而这正是萨特的特长。
阿隆专门分析了左派革命理论“用‘命运’之类的术语表达了‘意志’在命运之神的支持下会实现奇迹般的或恶魔般的成果”。在这种意志下，“政府得重新帮助历史的本质，而灵魂的工程师们得加速辩证法的进程。通过教育、宣传、意识形态方面的灌输、反对宗教的运动等一切手段，人们力图根据其培养人的观念以及在地球上的处境来重新塑造个人。……人们从那种自以为掌握了未来秘密的骄傲幻想转到那种根据真理来塑造未来，所经由的阶段则是合乎逻辑的。……而某些自命为阶级的真正代表的人则把人类中其余的人当作工具”。
然而事实上，“人们既无法根据一项计划去重建社会，也无法为整个人类确定一个独一无二的目标，更无法拒绝意识在‘世俗之城’被拒绝之后拥有自我完善的权利。……政治还没有发现避免暴力的秘密。但是，当暴力自以为是为一种既是历史的又是绝对的真理服务时，它就变得更不人道。”（206-208页）阿隆清醒地分析到，“根据唯物主义者的概念，依据一定方法培养的人面对权力时会是温顺的，同时完全满足于自己的命运。灵魂的工程师们从不怀疑精神材料的可塑性。”（276页）
理想社会的“构想”与对现状不满相关，这本是人之常情。然而左派知识分子和一些社会学家却自视过高，以为自己把持了真理、有能力为全社会纠错，甚至为人类设计未来，而且用自己的乌托邦情结占据道德制高点，将不同意见者视为人民公敌。
改造世界需要正当的理由，须证明当下社会是不合理的、甚至是万恶的，必须予以推翻重构——建造一个崭新的社会（同时创造新人）。可一旦学术研究具有了这种“使命”感，就会偏离学术的目标——认识、理解和正确判断；并且可能促使一些人为达到重构的目标而不择手段。于是，就有了索维尔所列举的实现“圣化构想”的方式：
索维尔花了不少篇幅讨论知识分子如何通过“媒体与学术界中的可选择现实”来实现其圣化构想：“有意或无意地，知识阶层中的许多人通过此种手法来创造他们自己的现实：筛除掉那些与他们关于世界是什么样、应该是什么样的观念正好相反的信息。” 索维尔列举了以维护圣化构想为研究和报道的目的，一些媒体和学术界知识分子常用的手段：最应基于现实的社会科学和媒体却“筛选现实”：
选择性样本：例如，“在1983年美国经济正在从衰退中复原、50个州中有45个州的失业人数开始下降时，ABC新闻却偏偏选择那5个失业人数没有下降的州来写新闻报道，说道：那里的失业情况是最为严重的。好像这几个州仅仅是普遍情形中最坏的例子似的，而事实上这几个州却只是特殊情况。”
美化与丑化：例如，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电视台，汤姆.布罗考说道，那些无家可归者就是“你所认识的人”。在荧幕上的虚构角色中，只有37%的企业家属于正面角色，而“奸商、坏家伙”的比例几乎是所有其他职业的两倍！晚间新闻中播报的感染艾滋病的人群中，只有6%为男性同性恋者，但在真实生活中这一数据为58%。
隐瞒事实：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隐瞒事实的案例，就是对于苏联政府于20世纪30年代在乌克兰和北高加索制造的饥荒这一事件的报道，在这次事件中，有数百万人丧生。再如，有数据显示，自1994年以来，美国黑人已婚夫妇中的贫困率每年都保持为个位数字的百分比，这样低的比例不可能得到大多数媒体的多少关注。准确地说是对这一观点的考虑：是否黑人中的高贫困率，反映了更大社会范围内的种族主义？
虚构人物：经过筛选的、带有倾向性的报道，不仅能够创造虚构的事实，而 且能够创造虚构的人物。这在极权主义独裁统治之下是极为明显的，但是一些极为相似的事情也能发生在自由、民主的国家里，并且不需要任何的官方宣传机构， 因为在这些国家里拥有一个热衷于以特别方式看待世界的知识阶层。如对胡佛总统和托马斯大法官的公众形象塑造。
言辞净化：过滤词汇也能过滤事实。用不同的词汇表达同样的事情，直到新词汇在媒体上取代了旧词汇。于是“懒鬼”被替换为“无家可归者”，“沼泽”被替换为“湿地”，“妓女”被替换为“性工作者”，以这些为例，其他还有很多，用“自由主义者”替代“进步主义者”。
“我们没有人是客观的”时常作为说词和借口，为缺少证明的构想背书，成为可以不真实、不客观的理由。索维尔指出，学术研究“这一活动之所以具有科学性，是因为它使用了可以获得真相的方法，而不是用来支持某个人信念的方法。与认为科学家完全客观的观点正好相反的是，科学的方法已经演进到将相互竞争的信念置于事实检验之下，这就等于承认了：依赖科学家个人的客观和公正会是多么的不明智。一个科学家，如果他过滤掉与他所偏好之癌症理论相反的事实，他将会名誉扫地并且再无人去信任他。与此相同，一个工程师在建造桥梁时如果过滤了特定事实，结果造成桥梁坍塌甚至伤到了人，他就会被起诉为渎职罪。但是那些被比喻为‘社会工程师’的知识分子如果过滤掉他们已知的事实，最终导致了社会灾难的话，他们却不用面对这些责任——在大多数情况下，根本就没有责任。（143-183页）
索维尔也批评了知识分子经常持有将自己作为比大众高明的“社会大众向导”的信念。而且他们的政策主张无论被事实证明是多么不当甚至荒诞，他们都不会反思更不承担错误的责任。“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的超级智慧和美德极为自信，并自认为应当引导大众、影响国家政策。很明显，他们互不融贯的立场中至少有一个必然是错误的，这种情形正如明智的老话所说的：经常犯错却从不怀疑。” “对学术知识分子和非学术知识分子来说都是这样：对他们的理念或地位的确证，并不必须依赖于对他们所说之事的验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不需要负责任的；而不需要负责任，也就意味着对缺乏责任的行动没有任何约束。”（347页）
索维尔特别指出了教育机构和媒体成为“圣化构想”的生产基地，而生存于其中的知识分子也是最骄傲、自大、最缺少自我约束的。“教育和媒体，是传播圣化构想的两大机制。知识分子关于世界所是为何、世界应当为何的构想，依然是一种支配性的观点。这样一种指导和管理别人、约束别人的决定权的预设，并非从国王们的神圣权力时代就开始存在，这种权力预设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政府权力的扩大。”而真正要命的是，“圣化构想不仅仅是关于社会的构想，它也是圣化者自我恭维式的构想，因此也就成为知识分子根本不可能放弃的构想。圣化者的轻率假设和抱负，仍然被他们自己以及其他人广泛地当作意识形态，而不是将其当作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我放纵。”（345页）
作为社会学研究者本应恪守学术原则——即索维尔指出的“知识分子的工作要建立在特定原则的基础之上——逻辑原则、证据原则，也可能是道德价值原则或是社会关怀原则。然而，在这种职业的激励和约束下，知识分子的工作实际上却不一定会如此。态度，而不是原则，在引导知识分子的工作中发挥着更大更多的影响。”
背离学术的原则就会使改造世界的主张和做法走向荒谬。如雷蒙.阿隆所指出的：“人们始终感到惊讶的是，一个思想家竟然会对一个不可能容忍他的世界如此宽容，而对尊敬他的世界却如此无情。”（130页）而今天人们仍面临类似的困惑：一些知识分子竟然会对决不容忍他的世界如此热爱，却对接纳他的世界如此痛恨。
索维尔言辞尖锐地提问，左派知识分子为何从来不思考一下：为什么总是竭尽全力反掉了次坏的专制独裁统治，却导向更坏的更全面的极权专制统治？他们有什么因素是内在相通的？他认为：全方位、全覆盖、没有空白的计划、规划、设计、建构和掌控的“构想”，就是他们共同的追求。他促使人们思考，这种总体性观念是否即为总体性社会的思想渊源？
以构想的抽象社会和抽象人性为蓝本改造社会，必然依靠强制/暴力，激进的“革命”性改造意味着改天换地、制造新人，因而必定反对协商、改良、温和、渐进。这就难免成为专制者上位和统治的思想武器。卡尔.波普尔曾指出，可行的社会改革计划与不可行的乌托邦蓝图的区分在于：努力消除具体的恶，而不要去实现抽象的善。不要谋求通过政治手段来建立幸福，要把目标放在消除具体的苦难上；获得幸福应留待个人努力。（《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阿玛蒂.亚森在其《正义的理念》序言中说：我们要做的“并非致力描绘绝对公正的社会”，“并不是意识到这世上缺乏‘绝对的公正’——几乎没有人会这样指望，而是意识到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些明显可以纠正的不公正”，即要去消除的是那些显而易见的不公。
上述具有保守自由主义理念的社会思想家对于社会改革的论述特别值得社会学及整个社会科学学习借鉴。认识和理解社会是学术的主旨，为改造社会出谋划策、为改变人性启蒙众生不是知识分子的使命。即使想要通过改变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也必须以正确认识和判断为前提。
三、学科的生命活力来自于反思
社会研究的本质在于韦伯所主张的学术意义上的“清明”：“对问题做独立的思考，或许是教学使命里最艰巨的一项工作”。“在教室的范围内，唯一的德性，便是平实和知性的诚实。” （韦伯《学术作为一种志业》）
“清明”，意味着我们的研究和思考要有清楚的事实判断、是非判断、价值判断；意味着学人要成为明白人；也意味着学术研究应承担道德责任。
1、社会研究首先要意识到：理性有限，人性有恶，不存在完美社会
社会学有着强烈的理想社会追求和设想，一些激进左派学者更是热衷于以“社会工程”、“社会实验”等方式快速推进社会变革。然而这些人们却很少想到人类理性的限制和人性固有的幽暗，不完美的人性和有限的理性如何能构建出完美的社会？尤其是当其构想不为他人所接受时，他们就难免将知识权力用作强制工具。
在社会学一路向左的时代，雷蒙.阿隆是清醒的。他对于人性、理性、社会有着清醒的判断，而清醒和理智带给他的却是孤独。后世的社会学人并非不知道雷蒙.阿隆的重要性，但一遇到社会现实问题，就将阿隆抛之脑后。
阿隆对左派构想的乌托邦有高度警惕。他曾设问：“所谓的右派法西斯，与所谓的左派苏联，难道没有在这种极权主义中殊途同归吗？” 他提醒人们，这看似是左右的两极，在实质上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它们都“否认各种自由的和个人的价值观念。而这些观念是启蒙运动所极力倡导的，为的是反对权力专断和教会矇昧主义”。而它们都垄断传播信息的权力，限制言论与思想自由，因为它们必须掩盖它们给人民的许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阿隆也曾发问：“一个实现计划经济的社会，除了是一个专制国家之外，还可能是其他类型的国家吗？”在谈到他写作《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的由来时，引用了阿尔弗莱德·索维的话：“为了保证明天的幸福生活，今天要让工业设备的投资超过福利的投资，今天对真相的隐瞒，同样是为了明天能充分展现真相。共产主义是一种将来才兑现的真理，和到期才兑付的自由之大面积的试验”。阿隆认为这种对未来毫无分析的乐观主义会带来灾难。
他清楚地概括了极权主义的五个特征：1、一个政党垄断了政治活动；2、垄断性政党定义某种意识形态为真理即绝对权威；3、为强加官方真理实行双重垄断：垄断强制手段（暴力）和说服手段（媒体和传播手段）；4、经济活动和职业活动都受到国家控制，变成国家的一部分，并受统一真理的统治；5、一切活动受制于意识形态，因此经济和职业活动的错误都是意识形态错误，个人犯罪行为政治化，警察和意识形态的恐怖主义。
在偏左的整体氛围中，理性和睿智带给阿隆的是深刻的孤独，正如托尼·朱特所言：阿隆在大部分成人岁月里都是法国知识界里一个孤独的背影，直到生命之火燃尽前夕才翻身，随后又成了毫无鉴别力的赞誉和敬意的投放对象。阿隆从始至终都是孤独的。当他晚年收获所有人的敬意时，他同样是孤独的。历史学家和记者布兰科.拉兹齐（Branko Lazitch）曾经这样描述阿隆的处境：“他在巴黎知识界不受欢迎，这还是轻的。整个社会都把他给流放了。”法国知识分子远远没有从热忱中清醒过来，比起阿隆，他们更需要鸦片。阿隆有的，只是孤独。1968年，不是阿隆唯一一次陷入孤独，也不是他唯一一次展现出惊人的理性和准确的判断。（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3918117415722610&wfr=spider&for=pc）
索维尔也曾分析过共产主义运动与法西斯运动的区别：前者正式地、坚定地实行生产资料政府所有制；而后者则允许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只要政府能够指导私人企业主的决策并限制他们所能获得的利润。这两者都是极权主义专制统治，但分别是正式的国际主义和正式的国家主义。……这两种极权主义的议程和那些左派的议程有着非常多的相似性。一切可能的决策制定机制都可以用二分法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个体自行制定决策，另一类是代理人集体性地为全社会制定决策。——这也是极权主义者的共同构想。（索维尔109-115页）
有关理想社会构想和实践的结果，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詹姆斯.斯科特的论著，《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那些标榜为正义的目标，看上去顺应规律并经过慎重思考的科学理性的设计，似乎得到人们支持的行动，却以惨败告终甚至带来巨大灾难性后果。斯科特将其归结为简单激进地规划社会、极端现代化意形态、独裁性国家和软弱的公民社会，共同导致如此败局。而这些始作俑者无一不是将自己看得远比实际上更聪明和更深谋远虑，同时也将他们的对象看得远比实际上更愚蠢和更低能——这正是“致命的自负”。
社会学通常汇集了有社会关怀和担当的理想主义者，改造世界的动力超过认识世界、追寻真相和真理的动力；但如果缺少对未知和学术的谦卑与敬畏，很容易导致“致命的自负”。社会学者要特别警惕和避免上帝视角与先知角色。须知，社会世界有其自身运作的逻辑，并不系于知识分子的构想和话语。
2、进步并非天生合理，标新立异不是目的
激进、极端、追求新异是左派学者的另一重要特征。这些自定义为“知识精英”的人们专注于观念、理论特别是话语的新锐。而他们通过“新话”表达的并非真正有所发现，有所创新，而常常只是为了引人注目、惹人羡慕。因而特立独行、卓尔不群、标新立异这些风格和方式就变成了他们追求的目的：只要与众不同，只想鹤立鸡群，不管是否背离常识常理，不管是否合乎具体事实，也不论是否逻辑自洽。这种现象在学界和媒体中都屡见不鲜。
就此，索维尔指责道：社会中的这一小部分人，是如此的虚荣与自负。但却要将整个社会都置于他们的虚荣与自负所可能带来的风险之下。他概括了特别值得警醒的这类知识分子的几个特点：
自视睿智和全知，不负责任地跨界发言：相对于专业学者他们更愿意成为明星，他们很少能真正意识到，“作为专职意识形态工作的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精英并不比普通民众更睿智或更愚蠢，更善良或更邪恶，他们与大众同样是平均水平的存在，但问题出在他们总是认为自己在思维和观念方面的卓越，总想高人一等，指点江山，影响整个社会的走向。无论是在学术世界之中还是在学术世界之外，他们作为个体来说也都可以选择去跨越他们的能力边界、对一系列的广泛问题妄加评论。”
“客气点来说就是，公共知识分子在对他们各自专业领域之外的问题和事件进行评价时，并不总是展现出智力标准。知识分子自身对于智力标准的违背，反倒一再显示出‘intellectual’一词的名词性义项和形容词性义项之间的区别，而这正好是他们想要混淆的。以下这些明显不合逻辑的案例都有违智力标准：将个案视为趋势（例如认为资本主义把工人变得更穷，好像他们之前倒更富裕似的），……知识分子对智力标准的一种最常见的违背就是：给不同的观点扣上某种情绪性帽子，如扣上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同性恋恐惧症、排外情绪等等帽子，而不是去理性地回应别人的论点。”
制造需求，自我圣化：由于“知识分子与其他高度心智职业人士在行为上的差别，与知识分子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而言其角色的供应和需求有着重大关系。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促进了普遍社会氛围的形成，而正是在这种普遍氛围之下，对全社会影响深远的重大决策得以制定。”然而这种“对公共知识分子的需求，主要是由知识分子自己制造出来的。对于终端产品为理念的知识分子来讲，社会却很少会对其产品有这种自发性需求。对知识分子们来说，他们可以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既不重要也不显著，除非他们为自己创造出这样一个既重要又显著的角色来。”（336-339页）
在反对盲目新锐、激进方面，雷蒙.阿隆也多有论述。他始终保持着对世界和学术的敬畏，他从不相信一种思想可以放之四海地指导社会生活，也不认为社会事件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某种思想就是真理。
在分析革命神话与左派神话的密切关系时，阿隆发现，“左派的神话隐含着‘进步’的理念，并暗示着不断运动的观念。大革命的神话具有一种既互补又对立的意义：它使得人们期待着突破人世间正常的进展方式。在追随‘进步党’的人当中，一些人力求忘掉恐怖统治、专制暴政、战事不断以及所有可溯源至‘攻克巴士底狱’或‘联盟节’等光辉壮烈日子的血淋淋的事件。解放思想、解放人类以及建立理性社会的热望，虽然曾遭受君主派或教会反动势力的阻碍，但只要在需要的时候有限度地使用暴力，这些热望就可以继续发挥作用”。（34-35页）
阿隆指出：“在社会学的通用语中，革命指的是通过暴力快速地以一个政权取代另一个政权。以社会学的观点来看，革命现象的基本特征是：一小部分人通过无情地铲除对手获取政权，创设新的政体，并梦想着改变整个民族的面貌”。（35-36页）从社会学角度对革命的定义与一般性定义乃至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基本吻合。而在现实中，“马克思当年所设想的革命尚未发生。不管是生产力的发展，还是工人阶级的成熟，都没有导致资本主义被意识到其使命的劳动者所推翻。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如同过去的所有革命一样，只是由一个精英集团通过暴力取代另一个精英集团。这样的革命并未呈现出任何非同寻常的特征，能使人借此欢呼‘史前史的结束’。法国大革命属于整个民族的遗产”。（42-43页）
阿隆写《知识分子的鸦片》，力图破解被称为“神话”的意识形态，它们具有“诗意”般的魅惑力，会激起一种幻象：“一切都是可能的”，于是一切——包括历世的制度，社会的机构，甚至人性本身，都可以暴烈的革命行动的手段而彻底改变。而现实却让阿隆冷峻地意识到：在真实的世界里，所谓解放的理想造就的只是 “全权国家”。
索维尔引用保罗.约翰逊的话：“对历史的研究，是一种针对当代傲慢的强力解毒剂。这样去研究历史才能算得上谦恭：去发现我们曾经有过多少信口开河的预设，那些预设在我们眼里显得既新奇又貌似正确；它们也曾被反复检验过，但在无数伪装之下它们得以存续；直到人们付出极大代价之后，最终才发现这些预设是完全错误的。”（333页）
求新求异，无论是理论性的还是实践性的，需要在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做出正确的判断为前提。创新，不是目的；进步，需要方向，并非所有的变化或革命性剧变都是合法合理的。尤其不能将人本身作为变革的代价，不能把民众作为历史车轮前行的铺路沙石；本末倒置、不择手段都是邪恶之举。
3、年轻易左可以理解，但自我放纵不可原谅
有人说：三十岁以前不左是冷血，三十岁以后还左是白痴。这话有些道理，虽然意识形态倾向本不应以年龄计，但左右之别确实与人的经历、成熟程度、思维方式、逻辑能力等要素相关。有一个颇耐人寻味的现象：保守自由主义的重量级人物在其青年时代也多曾有过左倾思想。
和当年的青年法国学生一样，雷蒙.阿隆曾经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他的眼界和思考决定了他不像同龄人那样偏执和固执。正如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在对这位老友的回忆中指出的，阿隆在年轻时曾是公开的社会主义者，然后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和作为一种社会秩序的社会主义（更确切地说是共产主义）最坚定，最严厉和最博学的批判者”。（希尔斯和阿隆一样，是极少数几个为自己研究的学问增添了荣耀的社会学家之一。）阿隆强调“责任意识”，认为那是一种平凡但却不可缺少的“审慎”的那种德性的具体体现。对人类来说，最佳的行动路线往往是探求不到的，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智慧就体现为一种能选择相对较好的行动路线的能力。他强调指出：“永远不要急于下定论，也不要以绝对真理已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姿态来判定自己的论敌。” （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2072262/）
无独有偶，索维尔曾说他自己在20岁时是马克思主义者，这种思想保持了十年。他最早发表的文章也是对马克思的思想和马列主义实践的深入研究。学习经济学原理（索维尔于1968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特别是他在1960年夏天担任联邦政府实习生的经历使他逐渐摒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转而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他在实际工作中发现，波多黎各糖业工人法定最低工资的上升与该行业失业率的上升之间存在关联；而通过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分析索维尔进而发现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只是政府雇员为了保住自身饭碗的政绩工程，并不是对穷人困境的真正关注。在对待弱者或底层的态度上，索维尔犀利地指出：“人们应去区分如下情况：是否知识阶层所表达的对于不幸者的福利的关注，真的主要代表了对这些不幸者的关注？还是知识阶层只是将不幸者作为批判社会的手段，或是寻求自身的社会、政治或道德权威的方法之一？（123页）
即使是重要的古典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早年都曾经是一个“温和的社会主义者”，有着费边社会主义的信念；他阅读了不少有关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著作，尽管他后来回忆说，“那些书的水平实在不高”。直到他师从于奥地利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这位堪称 “领路人”的良师益友改变了哈耶克。在阅读了米塞斯的著作《社会主义:经济学与社会学分析》后，哈耶克意识到：对生产的控制，必然导致对于社会全权的控制。也正因此，必然意味着极权主义——“从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条古老的法则，变成了不服从者不得食。”
年轻易左，青年人似乎自然是理想主义者，其身心不愿受到拘束，行为不愿受到限制。青春期的背逆、反叛、反传统、鄙视父辈等几乎是各种文化中的常态。前述几位重要的古典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家，在年轻时也曾经左倾或者偏向于社会主义，但历史与现实、阅读和思考使他们最终走向正确的方向，转向保守主义。这一过程相当耐人寻味，也发人深省。年轻气盛不是错，理想主义也不是罪，但不成长不成熟不醒悟则是大患。正如爱德蒙.伯克曾所言：“被傲慢专横的激情指引的狂妄无知，不可原谅。”（126-128页） 社会学这门学科比起哲学、法学、历史学、文学等或许尚属年轻，但若不思成熟、一味自我放纵，就只能是永远长不大的巨婴。
思想者的成长过程是摒弃错误理念、不断探寻和接近真理的过程。固守执念、拒绝成长是一种懒惰，也属于人性的弱点即自我放纵的恶。一个人也好，一个学科也罢，知无知，有反思，有敬畏，能纠错，才能发育成长。在这一点上，如果说西方共和民主国家的知识分子因从未真正承受和体验过极端权力的统治，难免有时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那么独裁专制国家中的知识分子又何以如此呢？尤其经历过灭顶之灾的中国社会学更应警醒、清醒，记住什么是灾难的来源。
在思考社会学学科形象并反思社会学研究之得失时，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托马斯.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是大有裨益的反思之作。他们对历史与现实的分析堪称“针对当代傲慢的强力解毒剂”和疗治精英自恋的醒脑良药。索维尔以犀利的笔触剖析了知识分子的一项特权：随心所欲地极度愚蠢，却不为其愚蠢观念的后果负责而且其声望还丝毫无损。脱离现实的“主义”，人为设计的“社会工程”，不坚守专业领域的“标新立异”，尤其是迷恋追求独断专行的权力，是造成知识分子自身悲剧乃至更大社会灾难的原因。在雷蒙.阿隆眼中，对历史的终极认识既不可能，也不可靠。人本质上是历史的局内人，不可能从外部掌握历史，正如一个人无法举起自己。在《社会学主要思潮》中，阿隆告诉人们，社会学传统正是社会中的人对社会的思考与判断。他说，“选择一种认识的同时就是在选择一种责任。人可以自由选择一个他认为合理的答案，但一旦付之行动，就要肩负责任。” 避免“圣化构想”和“自我圣化”，需要知识分子对世界保持谦卑与敬畏，真正的智慧需要道德责任的制约。
*社会学本应最贴近社会现实、注重经验材料和具体细节、不悖常识常理，这需要对抽象世界和抽象人判断保持警醒。但现实中社会学家却时常执著于抽象理论而脱离现实与常识。( 注释1_)
*社会学最强调社会主体性——社会的自主、自组与自治，这当然没有错；但若将质疑和批判的对象指向市场经济、金融、资本与企业家精神，而非强制性权力，那就是南辕北辙。权力、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与互动决定了社会的结构性质，社会学应该与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相互打通、相得益彰。
*社会学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特别关注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特别强调社会正义与平等。但若不厘清正义和平等的含义、若将平等的价值至于自由的价值之上，就很容易诉诸强权，以极不公正的方式达成“平等”——贫困和奴役的平等，因为平等至上与某主义潜在地相通。由此，社会学者须特别警惕启蒙者和解放者心态，不要代表弱势群体或社会底层，不要强加自以为是的理念或主义给民众。不要指责人性与社会不够完美，因为那本就是正常的人性和正常的社会，不要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计代价。不要为了所谓理想运动不止、折腾不休。在普通人看来，那样做纯属不可理喻：“吃饱了撑的，找不自在”，“饱汉不知饿汉饥”，“何不食肉糜？” “人家在火里，他在水里”。
*社会学注重理论，但不要轻言西方社会理论不适合中国本土，人家有义务为你生产适合的研究理论吗？社会理论的贡献在于使用共同的科学研究方法，提出具有普世性的相通的公理和价值，毕竟无论哪个国家或族群都同属人类，有相通的人性和底线价值。至于各自的社会结构、制度体系、文化特性、民情和信仰，那是研究者各司其职的事情。
*作为社会研究者，不要动辄指责不同于己观点过于简单肤浅，强调“社会是无比复杂的”，“判断不可非黑即白要辩证地看问题”，“凡事都有一方面另一方面”等，其实是无能的表现；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把含混不清因果不明的社会事实分析清楚并呈现出来。须知：简明不等于错误，常识和真理都是简明清晰、而不应是混沌缠绕的。结论与判断是否成立，不在于简单还是复杂，不在于直白还是艰涩，而在于是否建立在事实证据基础上，是否论证充分、合乎逻辑。学术研究要摆脱似是而非，跳出混沌陷阱，避免故弄玄虚，摒弃不说人话。追寻真知灼见，追求真相真理，保持独立、清明和反思自省，是学人的职责所在，也是人之为人的尊严所在。
*作为社会研究者还要特别警惕，无论什么理论、什么主义，一旦成为标签、帽子，成为攫取权力和资源的头衔、幌子，甚至成为打压不同观念的棍子，就到了应予抛弃的时候。社会研究时有受限之困境，有时虚与委蛇、有时脱敏避祸尚可谅解，但以左倾取悦甚至勾兑权力，则是放弃学术的独立性、交出学者的尊严；若是为专制背书，提供“理论”依据，则更不可饶恕。无法想象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是计划经济鼓吹者；无法想象一个社会学家是国家主义者；无法想象一个法学家会不主张宪法法律至上；倘若如此那真真是学术的悲哀、社会的悲哀，也是其个人的悲哀。
本文是在阅读雷蒙.阿隆和托玛斯.索维尔基础上的一些思考，仅在有限范围内反思社会学研究的一些得失。任何学科都只是一套认知与理解世界的理论/方法体系，都有其边界和限制，因而作为学者应该意识到：经验现实比抽象理论重要；逻辑清楚比论证复杂重要；常识良知比知识渊博重要。知无知，方能有知；有敬畏，才是智者。
2022年8月
注释： 1，社会学的左翼形象与其实证主义传统有关，涉及到奥古斯特·孔德试图以科学实证主义信仰替代宗教信仰的努力。对此当另文讨论，此处不赘。可参见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259-262）。有关社会学的实证主义特性，阿隆指出：“也许，奥古斯特·孔德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明确地形成了那些启发人们研究一种具有替代性的宗教的观念。一方面是神学和形而上学，另一方面是实证知识，这两者是互不相容的。过去的宗教正在丧失活力，因为科学不再允许人们相信教会所讲授的东西。信仰将逐渐消失或是堕落为通俗意义上的迷信。上帝之死在人的灵魂中留下了一片空白，但是内心需要依旧存在，需要一种新的基督教来满足它。只有知识分子能够发明甚至宣传一种为学者所接受的旧信条的替代物。……我们已知道奥古斯特·孔德是如何认为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已对这一历史挑战作出了回答。科学确立的法则揭示了一种宇宙秩序，一种人类群体的永久秩序和最终变化秩序。这一教义是科学的，它不仅提供了思想上的终极真理，而且还提供了心中热爱的对象。”
参考文献：
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秉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年。（笔者注：《社会学主要思潮》早在1988年2月既有中译本，葛智强等根据法文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雷蒙.阿隆回忆录》的简体中文版于1992年首次出版，多人译，三联书店1992年6月出版。并于2006年再版，两个版本依据的都是Julliard出版社1983年的版本。）
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吕一民 顾杭 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知识分子的鸦片》，蔡英文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3月出版。）
托马斯.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张亚月 梁兴国 译，中国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