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的政治改革与对外关系的战略
(编辑说明：这是本网站收到由“中国战略分析智库”撰写的“关于中美关系及人类前景的宣言”附件之一。原文题目为“在中共建党100周年之际，就政治改革及调整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书”，因过长，现改如此。中国的政治改革与对外关系，攸关中国的未来与世界的和平，值得深入探讨。此文观点及形式是否恰当，皆属作者的选择，本网站只全文刊载，欢迎各种意见参与讨论)。
北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习近平总书记阁下：
今天是2021年元旦。到7月1日，中国共产党就成立100周年了。
在中共建党100周年的特殊年份，我们作为一批拥有宪政自由主义理念的中国知识分子组成的智库，愿意通过这份公开建议书，与你们交流对当下时局、百年历史和中国未来的看法，并提出一系列有助于贵党应对当前时局、深化政治改革、卸掉历史包袱、华丽转身及和平转轨的重大体制、政策建议。希望贵党能够从善如流，积极回应，做出顺应历史大势的主动改变。
我们在《关于中美关系及人类前景的宣言》正文中已经指出，自1840年以来，中国面临两大（基于民族觉醒和融入世界主流愿望而自然生发的）历史任务：1、建设一个独立自主、统一而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2、建设一个优良的宪政民主体制以完成从前现代皇权专制向现代民主制度的转型。百年过去，从两大历史任务完成的进度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建设民族国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巨大增长，对此我们给予充分肯定。但中国共产党1949年革命的成功及建政70多年来，中国政治制度现代化进程一波三折，发生很多扭曲，迄今纠正这种扭曲的多方努力仍在进行中。并由此产生出很多现实矛盾和困境，国际关系也因此长期处于紧张之中。
我们同时认为，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远未真正完成：两岸尚未统一，香港动荡，民族地区形势紧张，未来中国仍有分裂的可能。中国的外部环境也不安全，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处于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的双重紧张与博弈中。中国显然需要加快民主化进程以化解这些挑战。我们相信，一个实行民主制度的中国将会更好地处理内部矛盾、化解内部危机，从而完善民族国家建设、推动民族国家发展；一个民主的中国也会让世界为之鼓掌，因为只有当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均建立起民主制度，全球治理才会变得更为顺畅而较少障碍，人类共同家园才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我们期待，已经100岁的中国共产党能顺应这个历史要求，完成自己的华丽转身。
在这份建议书中，我们将讨论如下问题：中共自身的改革；推进政治体制转型；应予澄清的若干不实观念；今日中国面临的挑战；两岸统一备选方案；民族问题化解方案；重新调整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最后，我们将汇总本建议书提出的政策要点。
一、中共自身的改革
中共十八大以来，一直在强调改革，并认为深化经济改革和扩大开放是促进创新和实现高水平现代化的最重要的手段，而且经济层面的改革和开放的确有较大进展。这一点没错。但也是自十八大以来，政治改革几乎不再被提起，政治体制的若干方面甚至有所倒退，如强调“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使上世纪八十年代本来已经被逐渐克服的“以党代政”问题，再次卷土重来。使国家俨然成为一个中共1930年代批判的国民党执政样式的“党国”，并有过之无不及。这个问题也成为国内国际很多矛盾的触发点。我们理解处理若干重大风险问题（如抗疫）时集中权力的必要性，但集权不等于极权，更不等于专制。严重以党代政和干政，会使中国的政治制度越发不被国际社会信任，全世界都会怀疑自己到底是跟一个国家打交道，还是在跟一个理念完全不同的政党在打交道？这实际有损国家安全和在国际上的主权地位，使国家陷入不应有的国际风险当中（海外已有“中共国”一词在流行）。
中共十八大以来，不仅政治改革不再提起，而且党的自身改革也从未被列上议事日程。而在我们看来，实现国家的政治民主化，执政党自身的改革，是启动一切改革的出发点。只有从自身改革入手，执政党才能成为中国民主化的重要推进力量，对此，我们坚信不疑。
当然，按照中共的深层思维：“打江山坐江山”，党的自身改革和顺应历史潮流的华丽转身会被认为犯了“颠覆性错误”。其实此论大谬。考验一个党、一个领导集团是否具有远见卓识、是否能成就历史上真正的丰功伟业，恰好要看他们能否突破历史的局限，从自己编织的传统之茧中挣脱出来。
中国共产党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建立的政党。10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左翼理论，其合理内核（保障工农权利、争取平等和言论自由等）已被西方社会民主党和民主社会主义充分吸纳。而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设想，已被人类实践（包括苏联和中国的实践）证明是一种空想乌托邦。他提出的经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达到共产主义的道路，也被实践证明是一套产生巨大破坏后果的“魔鬼方案”。这套学说可以成为革命党进行激进阶级斗争的动员手段，却不能用来建设国家。中国40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是在事实上放弃马克思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前提下，才获得成功的。对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共产主义已经不再具有科学和理想主义意义，而只剩下了一幅招牌。
我们也看到，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纲领中，本来含有终结“半殖民地”状态、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要求，只不过这种民族主义诉求是包含在共产革命的整体逻辑框架内的。如今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中共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作自己的主要口号和目标，事实上是在完成一个党的重新定位，即华丽转身：把原来追求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党，变成致力于民族复兴的党。虽然这个重新定位有执政合法性方面的精细考虑，我们仍然不反对、甚至鼓励这样的重新定位。毕竟，这意味着中共正在放弃那个共产世界的幻想，而回归现实，回归中国本位，党员死后也不必再找马克思报到了。中国人，不管是否是党员，其死后灵魂都应向皇天后土和炎黄祖先报到。死后灵魂向一个异族人报到，实际是对中华民族的背叛。而且多年来中共一直被国民党和某些海外反对派及舆论认为，是一个代表异族精神（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机构（共产国际和苏共），在统治中国的外来政权。被打上这样的标签对贵党领导民族复兴是很不利的。
将马克思及共产主义尊崇为“神”一样的信仰，实际是因为他的理论暗合了中国农民的均田薄赋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理想，以及马克思说的（也是中国农民喜欢的）“亚细亚专制”治理模式：一极是至高无上的皇权，另一极是汪洋大海般的拥戴皇权的小农。皇帝和农民一起“反封建”（破坏金字塔型社会体系的中间阶层——商贾、门阀、军阀和地方分封势力等），共同维系中央皇权专制。中共用马克思主义领导的1949年革命，实际上暗合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改朝换代的农民革命，不自觉地重回了皇权专制（毛泽东的类皇权加神权统治）而不自知。贵党内的众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经历了文革劫难后，对此仍不自省，思想底色仍是维护皇权专制的——尽管批了一层马列外衣，所以才给国家民主化改革造成困难。
我们认为，一个政党，如果不是宗教政党，是没必要要求和强调党和党员的信仰的。政党不应该有信仰，只能谈党的政治理想和治国蓝图。把社会理想信仰化，会成为一种宗教式的执着——如毛泽东就非要实现共产乌托邦不可，结果给社会造成巨大灾难。把理想不当成信仰，就可以与时俱进，根据现实变化调整自己的社会理想模式，让其更符合社会的可能性和演进规律。一个党，讲信仰，就会固执和僵化，变得习惯于强制别人服从自己，也会固步自封。再说，把共产主义当信仰（“自由人联合体”、共同拥有生产资料和按需分配），太形而下了。信仰是属灵的东西，不该被物化。根据中共对自身的新定位，实际已向民族本位回归，因此是时候向这些“党神”——马恩列斯毛说再见了。四项基本原则至少有两条（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专政）可以立即放弃了，其他两条，尤其是一党垄断公共权力，也应该做出改革了。
我们认为，为了推动中国民主化，中国共产党应该完成两个转型：理念转型与组织转型。具体包括：
● 理念转型：指中国共产党放弃马克思主义认知架构，也放弃列宁主义的专政逻辑，转而认可宪政民主的普世价值观，认可公共权力的可替换是现代人类进化和政治文明的应有之义。
● 组织转型：指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努力，逐步解构原来的列宁主义政党组织结构和组织系统，按照现代民主社会政党的原则实施组织改组，使党变为一个全新的、可以在宪政民主制度框架内运作和行动的党。
● 为了实现党的新生和华丽转身，可以考虑更改党名。我们推荐两种选择：一是改为为“中华共生党”，以强调党的民族复兴倡导者和领导者身份；二是改名为“中国社会民主党”，以保留党的左翼色彩，而在未来中国宪政体制中彰显自己的独特存在。“共产党”这个名字不要再用了。自从改革开放重新承认了市场经济，和全党以民族复兴为己任后，继续用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作为党名，遮蔽了党的新生和真实性，并让全世界都误解中共是一个与西方对立的冷战遗存，引起不必要的敌视和冲突。变成一个民族主义政党后，冲突的表面原因就不存在了。接下来的问题可能仍集中在专制还是民主（这个问题要继续改革），以及地缘利益矛盾上。但比保留一个共产外壳、总被怀疑要好得多。
● 在中共二十大（最迟不晚于二十一大）上完成如下历史性工作：1、形成党史上第三个《历史决议》，重新审视中共百年史，对中共历史做出经得起检验的全新总结。2、给“六四”天安门事件平反，恢复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任总书记的名誉，维护党史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同时要求有关部门撤销对所有“六四”相关人员的通缉，卸掉所有历史包袱。3、完成党的更名，修改党章，使党在追求宪政民主的新起点上轻装上阵。4、将毛泽东遗体迁出纪念堂，送回韶山安葬。将纪念堂改为“国家先贤祠”。5、天安门上不要再挂领袖像了，以宣示党和国家从此结束个人崇拜。
二、推进政治体制转型
政治转型是全民族的事业，需要体制内外共同努力。中国的民间自由派已经为此奋斗多年。但我们也承认，像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国情极其复杂，且体制内聚集了大量民族精英，若中共同意启动自身改革，将为更全面的中国政治转型创造有利条件。
我们愿意重申：民主是一个渐进过程，急是急不来的，但也不能停滞不动。我们反对激进的“推翻”或“打倒”，也反对一厢情愿的外力“强加”，它们不但无助于民主化，而且会毒化改革和政治转型的氛围，是对历史进程不负责任的作法。中国的改革还是要靠体制内外上下互动一起推动。我们期待中共“更名改革”后，能形成全社会上下一心推动和加速民主的局面。
我们以为，政治体制转型的重点领域至少包括：
● 逐步放开言论管制，让独立于官方主张的建设性意见能够进入公共讨论。当然，我们并不主张毫无节制地一下子放开，民粹主义戾气和各类抱怨借助互联网等社交媒体的宣泄，只会破坏公共领域的健康氛围。引导建设性公共领域的形成，是知识分子和媒体的责任，也考验当政者的智慧。
● 结束对教育、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严格控制。目前在大中小学推行的党化教育（包括对当下领导人的崇拜式颂扬、对垄断性单一史观的灌输、对中国现行政策不容怀疑的阐释等）与培养现代社会需要的独立人格背道而驰、格格不入。这个问题，事关中华民族的精神建构和民族文化未来，不能再这样下去。没有精神上健全的国民，就不会有健康的民主。
● 在中共启动自身改革的同时，推进各级立法机构和政治协商机构的改革。人大制度的改革包括：改变人大代表候选人的产生方式，由中共“组织推荐”为主改为中共、其他政治团体、公民推荐候选人并用，且逐步将市级以上人大代表的选举改为直接选举。经过一段时间，使各级人大成为能够容纳各方见解和不同利益群体的真正的民意代表机构。这样的机构将为过渡到未来宪政体制下的民选议院奠定基础。这个民选议院可以仍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可以更名为国民议院。政协制度的改革包括：不再作为8个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之所（这些民主党派应逐步完成自身转型，作为独立政党参与未来民选议院的竞争），而成为超党派的议事机构。全国政协应由知识界、教育界、工商界、公民组织各领域推举的社会贤达所组成，着眼国家长远利益，以平衡民选议院因党争可能产生的短视。这个体现智识原则、超党派的机构，在未来宪政体制中，可以改名参议院或贤人委员会。它应该拥有对行政和司法首长的弹劾权，对最高法院和检察院的任命权，以及历史问题真相与和解的调查仲裁权。
● 司法改革的核心仍是司法独立问题。党权干涉法权的问题不能长期持续。否则无法从源头上保障社会公正。近年来司法程序正义改革做得不错，我们给予肯定，仍应进一步深化。同时，要鼓励社会中间组织、公民社会的发展，实现社会自治。
● 逐步按照双轨共和制原则建构新的中央-地方关系，完善地方自治和大国治理。所谓双轨共和制，指保留传统中央集权体制，这能有效应对全国性或跨区域公共事务风险、化解由于地区不平衡导致的许多矛盾之优点，同时发展地方自治，以弥补中国民权传统之不足。即中央集权加地方自治，可谓双轨共和。未来中国行政区划可以按照50个左右省级单位、1200~1500个县市级单位调整。省的规模缩小，县市的规模适当扩大，有利于建构分级合理的地方自治，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也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区域经济整合功能。
● 所有上述改革，待条件成熟时，应通过修订现行宪法或制定新宪法予以确认。
经济领域的进一步改革也很重要。我们赞成中共中央最近提出的“十四五规划”和以内循环为主、内外循环同时推进的经济战略。内循环为主，最重要的是分配制度改革，改善基尼系数恶化的趋势，逐步向社会均富迈进。希望能用10年左右时间，把基尼系数降到0.4以下。应在税收（开征富人税、遗产税、奢侈品消费税）、支持民营经济、减少国企垄断、加大对贫困地区转移支付、开辟更多就业通道、提高平均工资水平、进一步在二三线城市放开户口管制、缩小政府规模等方面，多管齐下，逐步缩小贫富差距。让内循环，即国内市场为主的战略，拥有更多有支付能力的民众来支撑。这个方面，本智库今后会有专门报告，这里不再详述。
三、需要澄清干扰政治转型的若干观念
我们注意到，中国崛起以来，中国经济上、治理上取得的成绩往往被解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而成为中国共产党拒绝民主化的根据或理由。这些观念和意识形态说辞很多是不实的。我们要推进两大历史任务，特别是民主转型的历史任务，须先解构这些不实的说辞。让我们从最近的说起。
●关于抗疫
中国这次抗击新冠疫情获得非凡成功，是为事实。我们赞赏中央政府领导全国人民抗疫的努力，但把成功首先归结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却是不当的总结。疫情开始时，中共中央显然并未足够重视，地方政府对“吹哨人”李文亮等的“训诫”暴露了现存体制一切“唯上”、动辄严控公共舆论的传统痼疾。这不是什么“制度优势”，恰恰是制度劣势。视专业人士的提醒为“影响社会安定大局”，导致贻误宝贵的抗疫防疫时间，才有了疫情蔓延后不得不采取的武汉封城。这个付出巨大生命代价的、疫情早期的人为错误，是需要认真总结、深刻汲取的。但我们没有看到中共中央有这样的表示，早期的失误被后期的成功完全掩盖了。美国抗疫的失败似乎更证明中国“制度”的优越，虽然这个断言未必站得住脚。科学地分析中美两国抗疫的不同结果及原因，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比如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和美国式联邦分权体制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的反应、动员能力之比较，大数据运用的政策界限和伦理界限，文化因素在人们面对疫情袭击时的不同作用等。在这些方面，各国本来可以进行深入的交流。但中国共产党把一切成就归功于自己的政治制度，则堵塞了所有此类交流的可能。当然，我们理解这样的文宣首先是针对国内公众的。利用一切场合颂扬自己的政绩、掩饰曾经的过失，往往是缺乏合法性的统治者才会使用的手段。已经执政70年、且在此次抗疫中确实做出成绩的中国共产党本来不必如此。
● “中国模式”与“中国方案”
近10年来，随着崛起，国家上下，虚骄之气凸显。抗疫成功只是助长了这种虚骄之气而已。不难发现，学者中鼓吹“中国模式”的大有人在；国家领导人也在各种场合公开宣示要向世界提供“中国方案”。含义无非是西方那一套不行了，中国正在走出不同于西方、供世界选择的另一条路。
西方民主体制确实出了不少问题，我们生活在美国，对此深有体会。但美国民主的问题就反证了中国制度的成功么？我们不认为是这样的。美国人民选出了川普作总统，川普所作所为对美国民主造成巨大破坏，也暴露了美国宪政结构的许多弱点，这是需要美国学界、政界反思的，但美国人民毕竟通过新一次选举纠正了这个错误，证明了美国民主的强韧。所以，美国是民主制度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的问题。而中国尚未建立起民主制度，亟需向这个方向继续努力。中国的问题是执政者正在籍民族国家建设的成绩否定中国应该走宪政民主之路。但中国共产党又在国际场合倡导“和而不同”与“国际关系民主化”，此乃“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国方案”的重要内容。人们会问：这些听起来很好的原则为什么不能先从国内做起呢？“和而不同”意味着对异见的尊重，“国际关系民主化”应该先有“国内关系民主化”才对。
●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叙事
应该说，在民族国家成长层面，这个叙事本来并不全错：过去70年，中国确实取得了极其伟大的进步，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于此是有功的。但这个话不能反过来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当年的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都是以“复兴中华”为己任的。如果没有外敌入侵，国民党政府在推进中国现代化方面亦完全可能取得成就。中国第一次“站起来”也不1949年，而是1945年，当时，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四大战胜国之一的中国获得了世界的尊敬。
历史解释的垄断、史观的垄断源于公共权力的垄断。所谓“胜利者书写历史”其实只
是这种垄断的结果罢了。我们以为，已经建党100年、执政70余年的中国共产党仍然不允许对历史的开放性讨论、仍然不愿面对那些似乎对己不利的史实、仍然对大众进行“爱国就要爱党”的文宣，说明党对公共权力垄断的合法性这一点，自己也是缺乏自信的。问题的症结正在于此。由一个政治集团长期或永久垄断公共权力（不管它以什么名义）真的符合这个国家的长远利益么？当这个国家已经在5G这样的高科技领域引领世界，却仍在要求它的臣民高歌“党啊亲爱的妈妈”时，两大历史任务之间的吊诡是不是显得极其突兀呢？
四、今日中国面临的内外挑战凸显政改的紧迫性
在我们看来，今日中国仍然面临的诸多挑战，恰恰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拒绝宪政改革、坚持一党垄断公共权力这个事实引起的。这里只举几例：
● 贪腐问题
我们不否认，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在反贪腐方面力度很大，成绩斐然。十八届四中全会还提出“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作为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目标要求。我们以为，“不想腐”的提法是幼稚的，腐败关乎人性，让共产党员连“想”都不准，近乎荒唐。更大的问题是，这种靠当政集团自我整肃的反贪腐方法真的能长期奏效么？
回顾中国历史上的皇权时代，由于贪腐造成的官民冲突几乎是周期性现象，再有能为的皇帝也很难保证官场廉洁之风维持20年。1949年中共建政后，尽管运动频频，官员贪腐问题从未禁绝。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仅10年，官场腐败已然成势，这是1989年民众积极参与天安门民主运动反“官倒”的重要背景。“六四”后市场化继续而政治改革停滞，20年不到腐败更呈遍地蔓延、惊涛骇浪之状。可以讲，“新时代”的反贪腐成绩再大，也不过令贪腐行为暂时收敛而已，早晚还有卷土重来的一天。这一点，党权逻辑不会比皇权逻辑好到哪里去。只有公共权力不被单一集团所垄断，或曰，只有公共权力的可替换才是解决官员贪腐问题的最终出路，这种可替换性（通过公开竞争定期选举新的公共权力受托人）将使权力真正置于民众监督之下，它的相应制度设施（比如司法独立、公民社会和自由媒体监督等）也都有助于形成“不敢腐、不能腐的有效机制”，这才是可靠而长期的反腐败机制。
● “接班人”问题
接班人问题涉及权力的稳定性、连续性。皇权时代这种稳定性是通过血缘继承实现的。
现代革命党执掌政权后的党国体制，除朝鲜金氏政权采用血缘继承外，没有哪一个党公然继续这种前现代形式。但党国体制却由此造成“接班人”的不稳定问题。民主体制下，领导人更替靠民选。党国体制下，领导人更替靠“指定”或高层内部博弈。这种权力继承事实上的无规则乃是权力稳定性的巨大隐患。常有人颂扬与西方政党轮换相比，中国的一党制度更稳定也更有效率，体现更高的政府效能。这只看到问题的一面。西方多党制下的政府更迭、政党互斗确实常常导致施政重心的转移，政策缺乏长远性、连续性，这是未来中国宪政体制应该尽力避免的。但竞争性民主选举保证了公共权力受托人产生的程序合法性与民意合法性，保证了选举过程的公开透明，是公共权力稳定性的最可靠依托。所以，它不会有什么“接班人”问题。这才是民主制度的优势所在。就中国而言，我们担心的是，在现存党国框架内，不要看最高领导人尚年富力强，“接班人”困局就在前边，毛、邓都是前车之鉴。难道中国人总是在同一个陷阱里再次失足么？
● 文化创造力
中国经济崛起令国人振奋，但中国能否实现同样的文化崛起？答案显然并不乐观。10年来，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奉旨作文”现象加剧，知识分子的独立、风骨更加荡然无存。官方一直强调“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并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后边增加了“文化自信”。然而，如果正视历史，那就不能不承认，恰恰是在中国共产党当政的前30年，中国传统文化遭到最严重的摧残。复兴传统文化中仍有生命力的东西，需要深入的文化梳理，需要公开而广泛的公众讨论，包括对前30年发生的文化悲剧的认真反省。然而，所有这一切在当下的政治氛围中是无从谈起的。官方似乎只是热衷于把“文化”当成又一个论证自身合法性的手段（国内场合）和中国道路、中国方案独特性的“根据”（国际场合）而已。
在大众层面，严格的舆论控制、精巧的舆论引导正在塑造低幼化社会认知氛围。经典的奥威尔式国家对个体的强行压制正在附之以小布尔乔亚消费主义的满足。它在销蚀对严肃文化的需求，让民族精神整体碎片化、泛娱乐化、去批判化、枯萎化。精英阶层的“精致利己主义”与大众文化的“小时代”倾向相映成趣。试问，这样的文化状态如何能与一个崛起的大国相称？
● 公民基本权利
由于中共一党仍然垄断全部权力，民权在很多场合仅仅停留在纸面上。中国“官本位”传统既源远流长，又就在当下。国家仍在强政府、弱社会状态中运转。老百姓有冤屈，仍然很难与官府对簿公堂。言论自由，特别是政治言论自由远未实现，仍有很多因言获罪的案例。保护公民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的法律不健全，写进宪法的条款一直没有得到实质性落实。作为社会监督之第四权力——媒体监督权，亦远未落实，一部新闻法已经难产了很多年。
我们理解中共自己解释的“社会主义民主”标准与国际不同。这个差别，即便在相对封闭的年代亦不能自证合理。何况现在进入全球化时代，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在民主制度建设标准上应该与国际同步。民主可以有多种形式，需要探索。但不管民主具体形式为何，其核心原则——是“民”主，而不是“官”主，也不是“党”主或“党”替人民做主——却不会变化。中国需要的是权力制衡，而不是党权独大。
● 民族问题
民族地区的不稳定尤其是当下中国面临的尖锐挑战。我们深知西藏、新疆、内蒙对中国经济建设与国家安全具有的战略意义，我们也知道过去几十年中央政府在民族地区有大量投入，举国援藏，举国援疆，但为什么效果不佳？为什么花了这么多钱却买不来民族地区人民的心？核心问题是党国体制不能容纳民族地区的真正自治，也不能容纳民族地区的宗教自由。把宗教视为另一种有组织、成系统的力量，担心它对政权构成威胁，而不把它理解为民族地区人民重要的精神生活且有助于社会稳定，此乃党国体制的天然弱点。
近年来，新疆“再教育营”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很多国际组织批评新疆地区正在发生人权灾难。中国政府则以“反恐”、“反极端化”为由为自己的大规模拘押行动辩解。我们不否认中亚等地区的恐怖活动会对新疆有影响，采取适当防范措施是必要的。但我们必须同时指出，造成民族地区不稳定、民族冲突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在我们内部，在现存体制。如果不从根上着手考虑改变体制，真正落实民族地区人民的自治权利和宗教自由权利，边疆治理是不会有改观的。靠几十万个工作队也换不来边疆地区的真正和平。
● 香港、台湾问题
香港自1997年回归以来，《香港基本法》规定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曾经得到比较好的执行，但近年来因“双普选”迟迟不能落实，香港人民表达了强烈不满，抗争不断，最终导致2020年6月香港国安法公布，香岛一片肃杀之气。我们理解，任何政府都不会允许有预谋有组织的分裂国家之行为，我们也不赞成各类“港独”主张。然而，北京无意兑现香港“双普选”的庄严承诺，无视香港争取民主的普遍民意，是导致香港局势紧张的根本原因。此外，香港问题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北京与西方各国政府政权性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及这个对立基础上的相互恶斗也是重要原因。美国就香港问题推出一系列制裁，北京则以捍卫民族国家尊严为由予以抵制、施以反制裁，凡此均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同样道理可以解释台海局势近年来的日益紧张化和它所内具的充满张力的蕴含。如宣言正文所宣示，我们高度肯定两岸统一乃中国民族国家建设、中华民族崛起必须完成的使命。但这个统一应该是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或至少是能够容纳台湾民主的统一。中国大陆的现存政体是让2300万台湾人民对统一心怀畏惧的主要原因。哪怕中国大陆当政者表现出政治改革的初步意愿，都将有助于减少这样的恐惧，而有利于开启两岸和平谈判的大门。
● 外部的冲突环境
中国的外部环境并不安全。导致这种不安全的原因，既有意识形态的对立，也有中国崛起后民族国家层面的争雄。我们作为中国人，当然要捍卫合理的中国民族国家利益。但作为宪政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我们必须同时指出，中国现存党国体制与现代民主制度作为人类文明主流的不协调甚至冲突，乃是当今世界不安定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自身不安全的重要原因。党国政府为了抗衡美国，支出了大量国力，在全世界谋篇布局，固然有保卫民族国家之含义，但更是为了政权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我们都是有体制内多年经历的知识分子，对中共中央决策机构的这种盘算是完全清楚的。但这种博弈真的有意义、有出路么？中美之间真的非要彼此为敌么？
今日世界需要的不是对抗，而是合作。但制度不同，合作自然增添障碍。比如，人们会认为，由一个专制政权领导人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说辞是软弱无力的，甚至是虚伪的。一个连本国公民的基本权利都不尊重的政体，又怎么会真的去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呢？西方学者也可以质疑北京对“文化”的阐释：当中国政府抵制普世价值时，“文化”是特殊的，所以不能“干涉内政”，要“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当北京政权要“协和万邦”时，“文化”又是普遍的，所以“中国方案”才成了各国可以效仿的模本。总之，一切视“党”的需要而定。在这种意识形态对立的背景下，中国与世界各民主国家又怎么可能进行更深层次的合作？
归纳以上所言，虽然中国在第一个历史任务——重建强大民族国家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中国的第二个历史任务——政治制度民主化却依然任重而道远。中国的国家统一、民族和睦、边疆地区安全、与世界友好相处、发挥大国作用，都要求中国在政治转型和民主化方面更进一步。就中国国内改革而言，套用老祖宗的话语，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公共权力不应为一姓所垄断，也不应为一党所垄断。就世界大局而言，人类必须找到共生之道，不应继续对抗，中国的民主化将为人类合作提供全新的基础。
五、两岸统一备选方案
两岸统一乃大势所趋。如何统一则考验两岸政治家的智慧。我们认为，目前两岸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分别代表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两个法统。它们只有先后之分，没有高下之别。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曾为民族国家的进步呕心沥血。民进党等台湾民主化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政党也为台湾民主做出重要贡献。
我们期待，两岸人民和政治家都能正视历史，正视现实，以博大的包容心实现两岸政治和解。可以考虑先签署两岸和平协议。在这个基础上，开启两岸和平统一谈判。
我们提出以下三个和平统一备选方案供两岸参考：
方案一：中华邦联
要点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共同组成“中华邦联”，先实现名义统一，并请联合国同时接纳中华邦联和中华民国作为会员国，给大中华系列增加两个联合国名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不变。同时也给中华邦联成员——中华民国开辟国际生存空间。如果能实现这个邦联构想，北京统一的梦想就基本实现了，台海危机就解除了，可保台海未来的和平。
方案二：中华第三共和国
如果中国大陆的政治转型适时启动，也可以采用直接合并两大历史法统、建立第三共和的形式实现两岸统一。其中，第一共和指辛亥革命创造的中华民国，第二共和指1949年革命创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共和代表对两大历史法统的同时继承。中华第三共和国的国号可以就称“中国”，由“中国”继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
方案三：台湾特别自治区
如果中国大陆政治转型晚于两岸统一，则统一可以考虑采取建立台湾特别自治区的形式。中国大陆承诺统一后台湾现存政治制度（包括多党竞选的选举制度、议会制度和司法独立制度等）、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不变，台湾保留自己的货币和独立关税地位，中国大陆只接管台湾的国防、外交。台湾原驻军改为地方国民警卫队，负责地方治安。应该按这个原则重新解释大陆对台湾实行的一国两制内涵，即（与香港不同）相当于高度自治的共和国。
无论哪个方案，都要求台湾民进党放弃“台独”诉求，中国大陆方面减少武力威慑，以为双方谈判签署和平协议、进而谈判两岸统一建立必要的互信。
台湾问题还是中美地缘政治冲突的五大棋局之核心问题，美国多年用台湾牵制大陆，意图无非有三个：1、台湾是美国用第一岛链围堵中国的核心支点；2、美国承诺不丢弃老朋友；3、美国看重台湾的民主制度。因此大陆若想解决统一台湾问题，无法回避美国因素的存在。上述各方案都能解决美国和岛内对台湾民主问题的关切。其他因素，我们将在第七节中讨论。
六、民族问题化解方案
在宣言正文和本附件中，我们已多次谈到民族问题。民族问题的解决，既和第一个历史任务有关（落实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边疆安全，使中国彻底摆脱分裂威胁），也和第二个历史任务有关（落实民主政治，使中国真正成为宪政法治共同体与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统一）。我们要强调的是，只有推进民主化转型，才是解决民族和睦、边疆安全的根本之道。同时，鉴于国家面临的潜在分裂风险，又必须在政治转型进程中，始终保留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民族问题的解决、民族自治权的落实，必须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进行。
我们认为，目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总原则是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体现了国家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的精神，体现了国家坚持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原则。”这部法律也强调要“保障各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目前，最敏感的民族问题发生在新疆和西藏。而其原因，首先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没有真正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我们为此强烈呼吁：
● 必须尊重藏人、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宗教自由，停止对自主宗教活动的限制、打压。
● 新疆的“再教育营”应立刻停办。不再以“反恐”、“反极端化”名义惩治、压制人权批评，造成新的人权灾难。
● 尊重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化传统和文化传承权利。应保留中小学的双语教学，国家通用语言（汉语言）的学习推广不能伴之以取缔当地民族语言。
● 要相信、使用民族地区干部，真正落实民族地区的自治权。
除以上呼吁外，我们还愿意就新疆地区和西藏地区的行政区划提出如下调整建议，以利这两个地区的长治久安：
● 新疆：
撤销目前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把原自治区分为三块：南疆以喀什为中心建维吾尔自治省；西北疆以伊犁为中心建哈萨克自治省；另设乌鲁木齐为多民族聚居之中央直辖市。现存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制取消，各农垦师可转为县一级地方行政机构。
● 西藏
保留现西藏自治区，改称卫藏自治省；在四川、云南藏区设康巴自治省；在青海、甘肃藏区设安多自治省；另设西宁为多民族聚居之中央直辖市。建议中共中央责成外交部门同印度谈判，收回藏南之达旺地区（藏南其余地区可以让渡给印度，作为收回达旺地区的交换）作为藏人自治特别行政区，欢迎从印度返回的流亡藏人在特别行政区实施原藏人流亡政府的民主制度，并逐步向其他藏区推广。
我们还建议对整个西藏实施宗教自治，将宗教事务的自治权利交还给达赖喇嘛尊者，请他返回布达拉宫。西藏的行政管理仍由各自治省负责，但要进一步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七、重新调整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
如宣言正文所示，由于中国尚未实现民主化，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处于双重紧张中，既有意识形态对立，又有中美之间“老二”、“老大”的地缘政治冲突。而且，随着中国崛起，中国的内部问题也高度外部化了，比如上面所列之新疆、西藏、香港、台湾问题等。我们并不否认当下问题的复杂：在某些场合，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崛起，撞上了世界“老大”美国的打压；且这种民族国家和地缘政治层面的打压会隐藏在民主的口实下，宣称是民主国家对极权国家的反对，显得很有道义高度。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承认，目前中国的一党专权制度的确是中国融入世界民主大家庭的障碍，也是实现更有效的全球治理的障碍。这个双重矛盾，必须解决。我们主张，两个问题——捍卫民族国家和平崛起的正当权利和正视民主政治建设的急迫需求——应该放在一起正面面对。一方面就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问题，正面与美国和西方谈判，名正言顺地争取民族国家正当权利；另一方面，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中国自己主动跨越一步，开启民主转型的伟大进程。如此，则可一举解决这个双重国际矛盾，给世界带来新的机遇，也给中国迎来长治久安。这是我们希望中国共产党改变国际战略思维的总思路。
在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方面，我们建议：
● 不再把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视为意识形态的敌人。诚然，中国外交语言中，早已不再这样表述，反倒常常指责对方的人权批评为“冷战思维”。但作为有长期体制内经历的知识分子，我们知道一直保持“冷战思维”的恰恰是中国共产党自己。一旦政治转型启动，这样的传统思维也应该改变了。
● 在中国的国家治理中，其实有着许多超出党国政治体制的文化因素或行政经验，它们对世界而言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交流这些有益的经验，只有完成了中国的民主化才更加可能。在这方面，中国的外交家和外交政策制定者要有更长远的眼光。与西方国家打交道时，应该有这样的胸襟和气魄。
● 中国一旦转型为民主国家，世界政治格局将发生根本改观。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同西方各国地缘政治上的矛盾不再存在，但社会制度的趋同确实有助于和美国、欧盟、日本、澳洲等国家或地区进行更好的合作，也将有利于建构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的周边安全。
下面将集中阐释中美之间的五大地缘利益棋局如何破解。需要强调的是，地缘利益与制度冲突纠缠在一起时，我们应率先解决上述自身的制度问题，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地缘政治冲突中的深层矛盾。
中美在亚洲地区实际存在五大战略棋局，即台湾问题（解决办法见上述第五节）、中美朝关系问题、中美日关系问题、南海问题、中美印关系问题。还间接牵涉到与菲律宾、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和澳大利亚各国，涉及美中双方在整个印太地区的战略安全。因此要想根本解决美中之间的五大地缘利益棋局的博弈问题，必须将所有问题综合考虑，联动解决。对美国来说是在印太地区的传统战略利益与中国的碰撞，对中国来说是保障战略资源运输安全和传统国土安全与美国在此地的碰撞。说白了，是美国要维系对中国的传统战略包围圈，与中国要突破这个战略包围圈的碰撞。这个问题上个世纪末还不明显，但本世纪特别是近年来，中美双方正在此激烈博弈，甚至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可能演化成热战。为了避免冲突，历史已经走到了两个大国都要重新审视这个问题的时刻。大国之间，利益很难让步，但利益可以交换，可以代偿，可以双赢而不是零和。以下我们将尝试解棋，看以下方案能否化解双方心结，并相向而行。
五大棋局的核心看似单纯地缘冲突问题，其实包含制度演变的含义。我们明白中共在推广“中国模式”、极力扩大中国影响力。但换个角度看，这又恰恰是中共应对美国威胁和围堵的战略回应。这种安全困境是双向互动的。我们认为，只要中国获得周边安全，中共就当减少对内部不同意见的压制，内部体制改革就更容易被提上日程。随着中产阶级增长，国内平权的问题必然会日益凸显，中国并不会违背“中产带来民主”这个历史规律。中国努力改变自身制度，是走活这五大棋局的关键。具体棋局的走法只有战术策应意义。如果能向毛泽东撬动尼克松那样，化敌为友，将美国拉入中国的朋友圈，并与日韩建立睦邻友好关系，才是地缘政治战略的核心和大智慧。
（1） 朝鲜问题
总判断：朝鲜半岛核危机影响整个东亚安全。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符合东亚各国利益，也符合美国利益。在美中应该从战略对抗走向战略合作的今天，充分发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特有优势，联起手来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是有可能的。
●中美两国首先取得解决半岛核问题的战略共识，在这个基础上共同重启朝鲜问题六方会谈。
●美方同意将朝鲜纳入中方的核保护范围，中方同意美方继续对日韩提供核保护。
●中方劝说朝鲜放弃核武器，由五方监督予以销毁；同时，为了满足朝鲜合理的安全关切，美国公布驻韩军队撤军计划，逐步减少以致最终完全撤走美国驻韩国军队。
●由中国劝说和帮助朝鲜启动改革开放，提出对朝鲜的20年投资开发计划，并将其总体上纳入中国东北经济圈，给朝鲜提供新的战略市场和投资来源。美日韩俄均可加入朝鲜改革开放进程，在朝鲜设立各自的合作自贸区。朝鲜全国性的基础设施建设，由五方参与竞标，利益均沾。
●中美俄日向半岛南北方同时表达希望，在北方改革开放20年后，经济水平和社会管理达到南方一半左右之时，开启朝鲜和平统一进程，国际社会将予以支持。
●在半岛开启无核化和改革开放进程之际，日俄关系（北方四岛问题）、日韩关系（慰安妇问题和竹岛/独岛问题）、朝日关系（历史和被绑架的日本人问题）、中日关系（钓鱼岛问题，下一小节详论）等，也有望在半岛无核化获得解决的鼓舞下，同时获得推进、解决或改善，为实现东亚永久和平奠定基础。
●在朝鲜启动经济改革和开放进程的同时，中美可以进一步促使它进行民主化改革。
（2） 钓鱼岛问题和中日美关系
钓鱼岛涉及中日两国迄今尚未解决的领土争端。中国认为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是台湾附属岛屿的一部分，从明朝起就已纳入海防范围，清朝时明确置于台湾地方政府的行政管辖之下。日本则宣称尖阁诸岛在历史上始终是日本领土之西南诸岛的一部分。1885年以来，日本政府通过冲绳县政府等途径多次对尖阁诸岛进行实地调查，慎重确认尖阁诸岛不仅为无人岛，而且也没有发现清朝统治的痕迹，在此基础上，于1895年1月14日正式编入日本领土。日方特别强调尖阁诸岛没有被包括在1895年4月缔结的《下关条约（马关条约）》第二条规定由清朝割让给日本的台湾及澎湖诸岛当中。日本没有提到的是，构成日本“西南诸岛”的琉球群岛原来本是中国朝贡国，1609年日本萨摩藩征服琉球，但仍维持琉球与北京表面上的朝贡关系，在以后200多年时间里，清廷对琉球的双重身份竟未察觉。由于中国国势日衰，日本于1875年正式进驻琉球，终止其与北京的朝贡关系，1879年改琉球为冲绳县。这样，才会有——按照日本的说法——冲绳县政府发现并“确认尖阁诸岛”的后续故事。钓鱼岛和美国也有关系。根据1951年签订的《旧金山和平条约》，日本同意由美利坚合众国向联合国提出将北纬29度以南的西南诸岛置于托管制度之下，并以美国为唯一施政方。1971年美国把施政权移交给日本，且在1960年签署的《美日安保条约》中承诺对这一地区的安全义务，“以行动因应共同危险”（《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此后钓鱼岛处于日本的实际控制下。中日1972年恢复邦交后，碍于中日关系大局，中方在钓鱼岛问题上曾长期低调处理。
2012年，日本东京都政府欲买下钓鱼岛迫使日本中央政府将该岛“国有化”，导致中日两国围绕该岛的主权争议迅速升级。中国并于2013年设立东海识别区，加强了对钓鱼岛海区的巡逻。美国虽然对岛屿主权不持立场，但作为日本的盟友，又有条约规定的义务，事实上被卷入这个冲突关系。
我们认为，面对钓鱼岛这样的领土争议，中日作为两个大国，又是近邻，应该展现胸
怀和气度，没有必要为了一个无人小岛，影响两国关系大局。中方没有意愿再去追究冲绳的历史纠葛，我们赞同这种态度。我们也相信中共中央的战略重点是收回台湾，未必希望在东海与日本发生冲突。主权问题一时解决不了，先放一放，“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就是不错的思路。但它的前提是建立信任。中日之间要建立信任，中美之间也要建立信任。
（3）南海问题
南海问题的复杂在于有众多主权声索国正围绕这片巨大的海洋利益进行博弈，包括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中国等国家。中国人定义的“U型线”产生于民国时代（1934年绘入中国海疆地图，1948年正式设立，先是十一段线，1953年中国让渡给越南两段，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仍坚持十一段），如今被称为“南海海域权益边界线”。上个世纪70年代南海巨大的经济价值被发现后，越南、菲律宾等国家抢先开始南沙岛礁的争夺，中国则在1980年代后期加入，如今这些国家各控制南沙岛礁若干。为化解南海地区争议、找到各国和平相处的办法，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各国外长及外长代表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愿意本着合作与谅解的精神，寻求建立相互信任的途径，包括开展海洋环保、搜寻与求助、打击跨国犯罪等合作。
2013年以来，中国加快了对南沙岛礁的扩建步伐、提升了岛礁的军事化力度，这个举措与保卫中国海上运输线的整体布局有关，也和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目标相关，而并非仅仅着眼于南海经济利益。但这些举措自然会引起越南、菲律宾等国家的不满。2016年7月12日，国际仲裁法庭曾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菲律宾相冲突的海事主权要求没有国际法依据，但被中国政府拒绝。近年来，中国和有关各方正在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希望管控南海局势、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安全。最近（2020年11月15日）东盟十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15个国家，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标志着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式达成，此举也当有助于这个地区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稳定。
我们认为，中国作为区域内大国，当首先践行自己一贯倡导的共同协商、互谅互让精神，按照国际法，合理解决南海主权争端中的有关问题。如果一时解决不了，也可以采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路。当域外国家的军事威胁减少时，中国南沙岛礁的军事化建设亦应减缓或停止，以便创造和南海周边国家互信、合作的氛围。
（4）印度问题
印度与中国同为亚洲大国。中印之间的领土纠纷，从历史渊源讲，涉及大英帝国统治印度时对中国西藏地区的觊觎和野心，1914年的“麦克马洪线”就是这种野心的产物。印度独立后坚持英印时代的领土主张，虽然中印两国在1950年代曾有不错的关系，还是因领土问题爆发1962年大规模边境武装冲突。直到最近，在中印边界若干重点争议地区仍然不断发生紧张和军事对峙。
中印关系由于最近美国川普政府强力打造美日澳印“四国联盟”而更加不稳定。理论上，这是一个以共同价值观为号召的战略联盟。前不久（2020年10月27日），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印度，还表示“美国和印度必须共同努力，应对中国给安全和自由带来的威胁”。然而，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呼吁却是危险的：中印之间的冲突从未涉及政权性质和意识形态，而是民族国家意义上的领土和边界冲突，至多加上两个大国间经济与地缘政治的博弈。蓬佩奥这样的呼吁无疑是在告诉中国人，美国在中印领土、边界纠纷中是站在印度一边的，是在“拉偏架”。我们不认为这样的作法真的有助于印太地区的稳定。
我们认为，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印两大国友好相处，对双方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中印完全应该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框架”内加强合作。关于边界问题，我们知道中印边界东段有9万平方公里土地实际处于印方控制下。我们也知道1960年代，中国政府曾向印度政府提出放弃东段的9万平方公里土地以换取印方对西段阿克赛钦中方实际控制土地的承认，但印方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如今时过境迁，中印两大国都应该在领土问题上表现出大度。我们建议：中国政府不再要求收回东段全部印控土地，而只要求收回达旺地区，作为中国政府特设的特别行政区，以欢迎从印度返回中国的流亡藏人，在那里继续原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制度，这对中国其他地区的民主转型也会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最后，关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以为，只有当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均建立起现代民主制度时，这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才真的成为可能。中国目前宣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仍然更多带有党国价值观外交的修辞成分。要让这样的修辞成分变为真实成分，变为中国外交的真正道德追求，中国的民主转型也势在必行。
民主化后的中国，其价值观外交将更真实地体现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优良遗产，并以此奉献于当代人类。我们相信，那时，中国作为推陈出新的东方古老文明的代表之一，将和现代西方文明交相辉映，共同支撑起现代人类文明大厦。中国和俄罗斯、和中东各国、和中南欧、和非洲、和拉美的关系，也将在这样一个新的格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八、总结
可以把本建议书的要点归纳如下17点：
●近代以来中国两大历史任务应是总结中国历史、判断当下状况、评价进步得失、厘定未来走向的总基点。中国共产党的100年也应放在这个框架内予以评估。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建设民族国家、完成第一个历史任务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但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远未真正完成：两岸尚未统一，香港动荡，民族地区形势紧张，未来中国仍有分裂的可能。中国的外部环境也不安全，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处于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的双重紧张与博弈中。
●只有推进民主化、完成第二个历史任务，才能真正化解这些挑战。一个实行民主制度的中国将会更好地处理内部矛盾，化解内部危机，完善民族国家建设、推动民族国家发展。一个民主的中国也会让世界为之鼓掌，因为只有当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均建立起民主制度，全球治理才会变得更为顺畅而较少障碍，人类共同家园才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不要怕犯“颠覆性错误”。考验一个党、一个领导集团是否具有远见卓识、是否能成就历史上真正的丰功伟业，恰好要看他们能否突破历史的局限，从自己编织的传统之茧中挣脱出来。
●中共自身的改革应该完成两个转型：理念转型与组织转型。理念转型指中国共产党放弃马克思主义认知架构，也放弃列宁主义的专政逻辑，转而认可宪政民主的普世价值观，认可公共权力的可替换是现代人类进化和政治文明的应有之义。组织转型指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努力，逐步解构原来的列宁主义政党组织结构和组织系统，按照现代民主社会政党的原则实施组织改组，使党变为一个全新的、可以在宪政民主制度框架内运作和行动的党。
●相应地，党也可以考虑更名。有两种选择：一是改名为“中华共生党”，以强调党的民族复兴倡导者和领导者身份；二是改名为“中国社会民主党”，以保留党的左翼色彩，而在未来中国宪政体制中彰显自己的独特存在。
●逐步放开言论管制，让独立于官方主张的建设性意见能够进入公共讨论。结束对教育、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严格控制。培育健康的国民精神和国民品格，乃是政治转型的重要基础。
●推进各级立法机构和政治协商机构的改革。未来民选议院可以仍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可以更名为国民议院。全国政协应根据智识原则改组为超党派机构，在未来宪政体制中，可以改名参议院或贤人委员会。
●司法改革的核心仍是司法独立问题。党权干涉法权的问题不能长期持续。
●按照双轨共和制原则建构新的中央-地方关系，完善地方自治和大国治理。
●两岸统一，重在两岸人民和政治家都能正视历史，正视现实，以博大的包容心实现两岸政治和解。有“中华邦联”、“中华第三共和国”、“台湾特别自治省”三个方案可供选择。
●必须尊重藏人、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宗教自由，停止对自主宗教活动的限制、
打压。新疆的“再教育营”应立刻停办。不再以“反恐”、“反极端化”名义惩治、压制人权批评，造成新的人权灾难。
●民族问题的解决、民族自治权的落实，必须在防止国家分裂、保证国家统一的前提下进行。
●捍卫民族国家和平崛起的正当权利和承认普世价值观、正视民主政治建设的急迫需求，应成为中国共产党调整国际战略、制定对外政策的新的出发点。
●中国一旦转型为民主国家，世界政治格局将发生根本改观。
●国内政治转型也将促进中国的国家安全，构建更友好的周边环境，化解东北亚乃至整个亚洲地区的紧张。
●中国目前宣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仍然更多带有党国价值观外交的修辞成分。要让这样的修辞成分变为真实成分，变为中国外交的真正道德追求，中国的民主转型也势在必行。民主化后的中国，其价值观外交将更真实地体现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优良遗产，并以此奉献于当代人类。
不难看出，本建议书是一份温和的政治渐进主义或改良主义建议。我们不希望中国未来哪个时刻再次发生革命。中国历史上的很多革命，其实都难以确立和巩固先进的制度，而陷入王朝更替的历史循环，或者仅仅是底层造反的社会破坏。我们以为，中国共产党和全社会都应跳出革命思维，以宪政民主为目标，通过精细的社会改良来推动社会进步，逐步完善民主制度。
本建议书也是一份肯定民族复兴的建议。但我们仍要提醒，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有助于凝聚人心、团结奋斗；但用过了头，也会发展成大国沙文主义。中国应该跳出极左或极右理念，不再跟着极左共产主义走，也不让自己陷入纳粹式的极右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我们应该回归中国传统的中道理念。中道理念，就是力图兼顾到各种利益诉求、回应各个群体对中国问题的关切。我们相信两大历史任务的提出和对中共转型的期望，能够代表大多数人民和党员的心声，也包含了宪政民主主义者的诉求、自由知识分子的诉求、民间维权群体和律师们的诉求、期待给六四平反的人们的呼声、期待在祖国统一过程中保护台湾来之不易的民主制度的呼声、呼吁宗教自由和民族区域高度自治的诉求，等等。我们也相信，这份建议容纳了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民主化和区域安全化的合理关切。
但我们反对以下立场——因而不会代表他们的诉求：1，毛泽东左派关于新文化大革命的主张；2，新左翼和毛左的极端民族主义立场（与帝国主义决战、急忙武统台湾等）；3，港独、台独的立场；4，海内外极端反共反中派别试图引外敌入侵的立场；5，藏独、疆独及各种肢解和分裂中国的立场；6，各种蔑视中国文化和民族性的逆向种族主义立场。
世界正面临着大航海时代500年以来未有之大变局。
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正在崛起。
它的民主化将造福自身，也造福人类。
我们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抓住历史机遇，乘势转型，一举奠定中华民族安全、强大以及“和合”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石，让民主自由之光普照中华大地。
此致
中国战略分析智库
2021年1月1日于美国纽约
执笔：李伟东、张博树
课题组成员：李伟东、张博树、邓聿文
鸣谢参与讨论的中美学者：刘亚伟、顾为群、陈军、荣伟、
张艾枚等4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