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世纪性战略竞争：来龙去脉与中国之命运（上）

（编辑说明：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国际关系，注定要影响世界的权力结构与政经走向，也一定会决定性地影响到中国的未来命运。如何看待中美关系的现状及未来，这是一个全球高度关注的热门话题。本网站发表的这篇长文从中美双方各自的状况、力量与政治优劣出发，对中美的战略竞争的展开，可能的后果尤其是对中国未来演变的影响做了些系统的分析及预测。作者强调，他“不从价值与道德立场出发”，只是希望从政治博弈与事实的角度做些尽可能客观的分析与判断。我们刊登原文，至于读者是否赞同其中的分析与结论，由读者自定。因文章较长，我们分上下篇刊出）。

（本文不从价值和道德立场出发，而只从一般政治博弈的逻辑和事实做出最基本的判断）

 文章目录：一、中美曾经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是什么？二、中美怎么从“战略伙伴”走向“战略对手”？三、中美战略竞争的态势和影响；四、中美世纪较量的优势和劣势比较；五、中美战略竞争的发展趋势和中国未来。

一、中美曾经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是什么？

2021年3月中美阿拉斯加会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严厉训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长达17分钟，他的“中国不吃美国这一套”成了中国爱国小粉红的口头禅。更令人吃惊的是，在会谈后中方发表的正式公报竟然长篇累牍地论述起双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之争的理论问题，俨然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大论战的翻版。难道中国共产党要和美帝国主义争论国际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如主义、制度和道路吗？历史时空转换之不可思议，着实有点令人瞠目结舌。

众所周知，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驻前苏联大使乔治*凯南的长电报奠定了冷战的理论基础。此后以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之争为基础的美苏冷战持续了长达半个世纪，终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苏联解体而告终。在美苏冷战期间，中国的角色是最特别的，作为与苏联同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盟国，中国在冷战的前期充当两大阵营冷战的先锋，同美国开打了冷战开始后的第一场热战-朝鲜战争，然后在六十年代又实际参与了越南抗美战争。同时还在东南亚积极参与许多国家的共产党的夺权斗争，特别是在柬埔寨支持红色高棉。可以说，在苏美冷战期间，前苏联在欧洲战线同美国为首的西方进行对抗，而中国则是在东方同美国作战。然而，全球冷战形势在六十年代发生了重大变化：中苏国际共产主义的路线论战和社会主义阵营主导权之争全面恶化了中苏关系，使中国事实上退出了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形成中美苏大三角的战略对峙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六十年代末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他启用了基辛格担任国务卿主导美国对外关系调整。尼克松和基辛格都认为，美苏冷战其主要对手是前苏联。中苏虽然同是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当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是敌手。基于同样的理由，美国可以支持和壮大中国，共同对付苏联。与此同时，在北京毛泽东和他的一批军队老帅经过反复研究，也认为中苏的意识形态分歧和论战已导致两党关系完全破裂，鉴于苏联在中共建政后一再侵害中国的利益，损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苏联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所谓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两国又在1969年发生了黑龙江珍宝岛武装冲突，苏联甚至用核武器威胁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同美国联手共同对付中国最大的威胁苏联就是一种现实可能性。正是两国领导人面对国际地缘政治的新现实，跨越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鸿沟，实现了周恩来和尼克松在1971年2月于北京首都机场的历史性握手。在这个新格局中，中国无疑成了赢家：保护了自己免受苏联的直接威胁，显著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就在尼克松访问中国八个月后中国又重新加入了联合国。

随着90年代前苏联的解体，美苏冷战经过了半个世纪后终于落下了帷幕。此时的中国已经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代。中美两国的共同敌人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关系向何处去？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新国策又为美中关系打开了另一扇”窗户“。邓小平的改革其实质就是打开门户，面向西方，特别是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经济和各方面的管理经验，融入以西方为主体的全球经济体系，把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的分岐搁置起来，实事求是和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改革开放的最高指导原则。邓小平为此特别多次反复强调在意识形态领域”不争论“，要一心一意搞建设，搭上发达国家的快车，让中国尽快富起来。同时，美国在西方的政界和思想界也一直在讨论如何处理同中国的关系。当时占上峰的观点认为，西方应该鼓励邓小平实行的”改革开放“战略，让中国走市场经济的道路，融入西方的经济体系，这一方面让西方大公司可以充分利用中国广大的市场和庞大的廉价劳动力资源，赚取更多的利润，同时也让中国建立市场经济，成为西方经济体系的重要部分。当时流行于西方思想界的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最终必然要和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逐步走向民主化改革，从而最终融入西方阵营，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这次，双方战略思维的既有重叠，又有区别：重叠的部分是都赞成中国走市场经济这条路，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复兴的必由之路；而区别是：中国决策层仅同意进行经济改革，但谨慎对待政治改革，比如邓要求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不变；而西方则要中国逐步过渡到民主政体。

中美要发展和巩固伙伴关系还必须妥善解决台湾问题。中美为此在不同时期发表了三个联合公报，达成某些共识：1美国承认大陆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认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美国从来没有没有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2美国不认可台湾独立，但两岸统一要和平协商解决，不能使用武力；3在这个基础上，美国承诺逐步削减对台湾的军售以促进平衡和稳定的和平局面。但中国并没有承诺放弃武力统一台湾的可能性。中美两国正是在这些共识和默契基础上维持和发展出了“战略伙伴关系”，使中国走过了40年稳定发展时期。

总结起来，中美两国在过去四十年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政治基础有三个：一是前苏联这个当时头号的战略威胁；二是邓小平实行的改革开放国策；三是稳妥处理台湾问题。这样，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第一个基础消失后，两国把双方的伙伴关系移到第二个基础上。双方都一直小心处理台湾问题使之处在和平的并维持现状的轨道上。江泽民、胡锦涛两任中国领导人基本继承了邓小平国内国际的战略方针，使中美战略伙伴关系得以延续和发展。中国在2001年底加入WTO后等于全部融入了西方为主体的国际经济贸易全球化进程，使中国经济迅速发展，GDP平均每年以10%的高速增长，仅用11年的时间就在总量上超过世界第二的日本。此后，中国经济仍以8%的速度继续成长，又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接近美国的经济总量的70%左右。按国际普遍的认知，以GDP总量来衡量，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35年前后将超过美国，达到全球第一。中国用40多年的时间，从一个经济上贫穷落后的大国一跃成长为两大经济体之一，与美国并驾齐驱，这中间中美战略合作关系功不可没。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西方金融危机时刻，中国果断出手，大手笔投出4万亿人民币，既维持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也有力地帮助美国及全球经济爬出危机的泥潭。从那以后，美国考虑同中国的关系又多了一个维度，即中国庞大的经济实力。中国强大后，确实也在回馈美国的帮助，比如用大量贸易盈余购买美国国债，是美国国债最主要的外国政府购买者之一。同时中国大量向美国提供廉价的各类消费品，助力美国民众提升生活品质，也使美国的通胀率一直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两国在国际舞台上也保持战略合作关系，比如打击恐怖主义等等。对于两国争执比较大的人权问题，中美一般都低调处理，而对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则持包容的态度。

二、中美怎么从“战略伙伴”走向“战略对手”？

2012年11月在中共十八次党代会上，习近平接替胡锦涛担任中共总书记，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在他第一个任期中，虽然中国内外政策开始了一系列调整，但由于是在调整的初期，很多东西尚不明朗，故对国际的影响也有限。中国对外战略和政策基本沿袭了江胡时期的做法，同美国奥巴马政府相处也基本上“相安无事”：双方对中美关系的定调依然是“战略伙伴关系”。虽然美国并不接受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的表述，即不接受两国是平起平坐的关系，但双方却默认美国的“利益攸关者”关系的定义，双方依然处在“伙伴的状态”中。2014年，奥巴马总统来北京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2015年习近平应奥巴马的邀请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2016年奥巴马应邀来杭州参加了“G20首脑会议”。但事实上美国战略界及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再评估与再调整都已在进行。2017年美国著名地产商人川普当选新一任美国总统。2017年4月，应新总统川普的邀请，习近平夫妇对美国访问，并下榻在川普总统在佛州的私人海湖庄园。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召开，习近平开始按惯例开始其第二个总书记的任期。11月美国新总统川普访问北京，受到了隆重热烈的接待。习近平在海湖庄园留下的名言“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中美关系沉迷于“歌舞升平”的美好盛景之时，谁都不会意识到中美关系“山崩地裂”的时刻正在悄悄降临。

最初的不详之兆发生在2018年3月23日，当天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并宣布将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总计6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额外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川普的这一宣布拉开了中美建交近40年后首次“贸易战”的序幕。此前作为商人出身的总统，川普虽然多次抱怨中国种种不公平贸易做法使美国遭受巨大损失，但在中国的多次勾兑下，他并未在政策上有任何实质性的动作。这次川普的行动对中国来说，带有“突然袭击”的味道。此后两国开始进行正式谈判，期间双方还多次加征关税，可以说贸易战越打越大。中美关系如此重要，不能让贸易纠纷影响整个大局。中国在贸易战之初是想以“息事宁人”的态度，通过更多的让步平息这场纠纷。2018年12月1日在G20巴西开会期间，习近平和川普专门举行会谈，讨论双方的贸易问题，并达成了部分一致。2019年双方又多次举行谈判，终于在2020年1月签署了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显然这个贸易协议是在美国重压下谈成和签署的，对美国更有利。故签署协议时，习近平并没有去，而川普则亲自出席，在不对等的情况下，和中国副总理刘鹤签署了该协议。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中美关系40年来第一次在争议最多也最脆弱的贸易环节出现断裂。并不是像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那样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中美关系出现根本转折的起点。

果然，麻烦开始接二连三地出现。2018年8月美国国防部发表了年度《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做出重大调整：从应对全球恐怖主义转向大国竞争。把中国和俄罗斯并列称为试图改变全球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是美国全球利益最严重威胁的第一类“挑战者”。同年美国国防部在中国军力报告中，把中国军事实力增长视为不断上升的严重威胁，特别指出其在南海的岛礁军事化和对台湾的“武统”可能性。川普当局还明令禁止中国军队参加当年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这在美国布什和克林顿时期都是没有出现的情况。这意味着，川普当局正在重新定义中美关系。

在科技上，2018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科技出口管制法案，全面从严强化了对中国科技产品和技术出口的限制。同时，又通过了《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严控外国投资者投资美国科技企业，矛头直指中国。美国集中火力打击中国最全球化的科技公司华为，施压其盟国不要购买华为5G网络科技产品。2018年底，美国以违反美国制裁伊朗法律为名，要求加拿大扣押途径加拿大的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并要把孟引渡到美国受审。在台湾问题上，川普也一再突破前任们的底线，2020年1月给台湾民进党领导人蔡英文打电话祝贺其当选台湾总统，这是中美建交后近40年来的首次。2018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台湾旅行法》，解禁了美台政府官员交流的种种限制。此后美台官方接触不断升级。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长期以来的战略默契已被打破。

在中美关系进入风雨飘摇之际，2019年香港爆发声势浩大的“反修例运动“，这让香港又成了中美对抗的新战场。2019年6月爆发的反修例运动，香港年轻人和港府在街头战斗了半年，让香港这个昔日的东方明珠变成了硝烟弥漫的街头政治的战场，香港经济和金融走向崩溃。很明显，如果按香港现行的基本法和政治法律体制与反对派斗，中央肯定赢不了。除非跳出这个以基本法为框架的英国政治法律体系，按大陆的政治规则玩，才可能战胜反对派。反对派有民意基础，但中央有国家机器和香港的政制决定权。要跳出香港既定的政治法律体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设法冻结港人的部分政治权利比如部分选举和被选举权、部分游行示威权利、部分言论自由的权利，部分结社组党的权利、部分司法权利等等。要做到这一点，要么就是用军队实行全城戒严；或者就用某种特别法律实行“政治戒严”。华山一条路就只有在中央的层面制定并通过有政治戒性质的国安法，强行在香港实施。2020年1月底爆发新冠疫情，香港的民众示威申请被以防疫的理由拒绝。北京利用这个机会，开始紧锣密鼓准备国安法，到6月份在几乎是秘密的状态下制定了国安法，并在6月30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迅速审议并几乎全票通过了港版国安法，当天习近平就签署了这个法律。同日晚港府就刊例了国安法并于7月1日起正式实施。香港国安法的神速实施标志着香港在政治上将与内地政治体制接轨，不再适用英美政治法律体系的规则，也就是很多人说的香港开启了政治上的“二次回归”，实行所谓的“爱国者治港”。一般正常的国安法是针对外国间谍活动和敌国的代理人的颠覆和策反活动的法律，对普通老百姓并没有关系。但香港国安法是针对一切政治反对派设计的，囊括了几乎一切反政府的政治言行，是个“口袋罪”，本质上属于政治戒严法。这个国安法事实上冻结了香港基本法赋予港人的许多政治和法律权利。今后，只要涉及政治和法律案件，首先是适用国安法，而不是基本法。这样基本法事实上也被冻结起来。香港国安法的出台，实际上开始了香港社会的“政治戒严时代“。香港事态的发展震动了美国和整个西方，在他们看来中国政府的强行实施国安法破化了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也没有遵守邓小平当年许下的“50年不变”的诺言，是背信弃义的做法，对中共和中国政府的国际信誉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由此，香港也成了美国和西方同中国的对抗的前沿阵地，甚至有人把香港比做冷战时期的“西柏林”。香港事态的急转直下像一剂催化剂使本来就处在风雨飘摇的中美关系迅速滑向了“冷战”边缘。

如果说上述各项发展都在逐步恶化中美关系的话，那么压死中美战略伙伴关系这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无疑就是全球新冠疫情的大爆发。按正常情况来说，一场自然灾害或疫情的发生应该和政治无关，但这场始于武汉的新冠肺炎的疫情却和政治息息相关。2019年11月下旬和12月初，武汉市报告出现不少奇怪的类似肺炎的病例，且发病案例有快速增加的势头。12月底此类病例报告越来越多，中央已经掌握相关情况，也在密切追踪。中国相关部门向世界卫生组织做了情况通报，有关部门也向美国相关政府部门做了通报。同时，越来越多的病例引起了武汉相关医院的一些基层医务工作者恐慌，有些医生在微信群里不断传递着这种类似2003年SARS疫情的各种信息。因为年关已近，为了不致引起社会恐慌，武汉有关政府部门在经中央批准后决定采取措施制止这类传言的传播，等待中央的决策和相关政策措施出台。2020年1月初，中国最重要的官方宣传喉舌中央电视台在多个新闻节目里播报了武汉公安局处理多名散布类似SARS病例传播信息的医务工作者，在这些被曝光的医生中就有一名叫李文亮的医生。1月上旬，武汉这种不明肺炎的病例已初步形成了蔓延的势头，对它是不是有传染性，武汉卫生部门坚持认为它不具有传染性，因而也没有采取相应的防疫措施。直到1月中旬，中国顶尖SARS专家钟南山紧急被派往武汉进行研究考察。他在武汉调查后说此类不明肺炎有人传人的特性。他的表态在国内外引起巨大的震动。香港澳门和日本韩国及某些东南亚国家开始严查入境的中国人，一些欧洲国家也开始严查中国人入境。1月20日传来消息，美国海关也开始严查入境的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21日中国媒体公布习近平关于武汉不明肺炎传染病批示，要求严防严控。1月22日武汉市依然举办了千人宴庆祝春节。1月23日中央突然宣布武汉封城。5月24日国务院依旧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新春团拜会。1月25日中央宣布全国紧急动员打响新冠肺炎疫情狙击战。至此，一场持续至今的全球新冠疫情开始爆发。目前，全球已有两亿多人染病，有超过500万人死亡。疫情最严重的是美国，至2021年11月份染疫者达4000多万，死亡达70多万，超过美国历史上所有战争死亡人数的总和。从政治上说，美国前总统川普应对突发疫情不利，使疫情失控，也使自己染病。在无法有效控制疫情的情况下，川普也于2020年输掉了大选，失去总统宝座。在这种情况下，川普把美国疫情灾难归咎于中国，并把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猛批中国在初期掩盖疫情和防疫不利导致病毒扩散到全世界。中美两国对抗迅速升温，两国战略伙伴关系至此土崩瓦解。拜登上台后，延续了川普对华的基本态度，他把中美两国关系定义为“战略竞争关系”，有时还可能是“极度的竞争”。至此，中美两国新战略竞争关系逐步成型，全面对抗的大幕徐徐拉开。

为了认清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未来走势和特点，我们有必要搞清楚中美这两大世界大国到底为什么在短短的三年中就从“战略伙伴”走向了“战略竞争”，形成了美苏冷战后的第二次两大头号世界强国之间战略对抗的局面？其实这里面有更深刻的原因。

前面我们谈过，中美40年的“战略伙伴关系“是建立在三个共同政治基础上的：1前苏联这个共同的战略敌手；2 邓小平确定的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和中国40多年的改开时代；3 中美台湾问题的共识和默契。第一个因素早在90年代末就消失了。关键是中国第二个因素和依附这个因素的台湾问题的处理。苏美冷战之后，随着中国进入改开时代，美国和西方不遗余力地支持和鼓励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给中国最惠国待遇，再让中国进入WTO，并期待着中国政治和意识形态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并最终全部融入西方的体系。但中国经济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改革后，却造就了一个另类的市场经济体系，它不是西方那样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而是具有强烈国家主导色彩的市场经济体系，也就是具有一定的市场经济机制为基础的国家统制经济，或者说是一个以市场经济机制为基础上的现代版计划经济体制。也有很多西方学者把它定义为“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不管怎么定义它，这种经济体制的特点是明确的，即以某些市场经济要素和机制为基础、在政府规划和产业政策引导下进行发展的经济体制，国有企业是这个体制的骨干，多种经济主体同时并存的混合型经济体系。从数量、产值、雇佣人数等很多指标上看，民营和个体经营者占据着这个经济体系的大部江山。中国式的国家主导的经济体制促成了经济高速成长和强大对外竞争力量，在全球化经济贸易竞争中占尽优势。它可以大打价格战，可以进行大量补贴，也可以用各种非贸易的和技术的壁垒阻止外国公司进入本国市场，可以用行政的力量参与和调控国内经济和行业发展，熨平严重的不平衡现象，打垮一切潜在的竞争对手。在2010年以后欧美就发现了中国这种以国家力量为基础的通过补贴等系列不对等经济和技术手段形成的竞争优势，并在WTO发起多项反倾销关税法律诉讼，试图用国际法和西方的规则去平衡掉这种不对等的优势，消除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但事实证明，西方的法律手段并不足以对抗中国国家经济贸易行为。中国认为，中国商品价格是市场行为，欧美应该按当初中国加入世贸后15年必须兑现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诺，按正常的市场行为，取消各种反倾销调查和非关税壁垒。欧美恰恰不认可中国许多商品价格是市场行为的结果。双方在WTO的法律战一直持续到2019年6月，中国撤回了围绕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争端的案子。这样，事实上中国不再试图对欧美关于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提出抗辩。既然中国经济改革结果没有导致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那么指望在这个体系的基础上形成政治体制的变化也就成了幻想。其实，就是建立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也未必就能建立西方那样的民主政治体系。这是两个不一定是相辅相成的进程。西方原来对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体制应该配套的认知有严重错误。中国崛起的历史事实证明市场经济可以与非民主的政治体制相结合。

那么，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以及它的经济体系都没有按西方所预期的那样发生变化，中国改革开放的结果自然令西方大跌眼镜。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只好退而求其次，那就是希望不断崛起的中国现在以其巨大的经济实力和全球的影响力依然能够遵守现行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各项规则来同西方玩，而不是另起炉灶建立一套同西方价值体系和规则对立的自己的体系，把自己的价值观和规则作为新体系的基础。中国即便有了改变规则的能力，也不要那样去做。同时，西方还认为，中国领导人每十年就会轮换一次，也给西方同中国打交道以新的机会。如果中国还能做到这两点，欧美和中国仍然可以是斗而不破的合作伙伴。然而，事实并没有按美国和西方的设想去发展。习近平近年来多次讲到，中国强大起来了，就要引导世界发展，为世界提供解决问题的“中国方案”。“韬光养晦”不再适用新的历史时期。以此为指引，中国开始全面走向世界，大举扩张其影响。最典型的举措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说，中国“«一带一路”“的全球发展的现实以及2018年习近平修改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任期制的举动彻底打破了西方对中国的最后希望。

在美国和西方看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其向全球输出其经济产出过剩能力，同时扩大政治影响力的重大战略举措，它有打破西方经济秩序和现行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和规则体系的企图。»一带一路”所到之处，项目是中国的贷款，规则是中国的规则，受益国基本都要成为中国的政治支持者。这种情况引起西方的忧虑和警惕。中国于2013年正式发起“«一带一路””全球倡议并成立了由80多个国家参加的亚洲开发银行。到新冠疫情爆发前的2020年初，中国共计和138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并在几十个国家建有2000多个“«一带一路””项目，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一带一路””倡议虽然横跨欧亚大陆，但主要参与者是亚非拉美经济和基础设施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着眼解决长期困扰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落后的问题。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开始是以旁观者的角度来观察的。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后，在英国的带头下，有多达二十个欧亚发达国家参与其中，成为创始成员国，其中就包括英法德意，还有韩国、以色列等。目前成员国总数达到了100多个。美国从开始就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组建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客观地说，美国的反对多少带有妒忌的心理，警惕中国想通过亚投行成为美国这个世界金融头号强国的挑战者。日本因有个以他为主的亚洲开发银行，故对另起炉灶的亚投行也是不合作的，同美国一道拒绝参加亚投行。但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日本对»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态度开始发生了变化，由不支持到适度参与，并推动亚洲开发银行和亚投行开展一些项目投融资合作。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主要是想和中国企业开拓“第三方市场合作”市场，以技术设备和融资为重点。

不过，经过几年的扩张，»一带一路”众多在建和已建成项目出现了许多问题，不断受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诟病。出现的问题主要有：1大量项目贷款成了项目受益国的沉重的债务负担。在非洲就有不少国家出现这种情况。2很多项目不能到达投资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管理和规则同项目所在国的政治文化宗教传统有冲突，实施难度加大，有些还成了烂尾。还有的项目建成后不能发挥预期的效益，投资打了水漂。3中国的影响力随着项目和投资在某些受益国引起政治动荡和社会骚乱，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也成了恐怖袭击的目标。4不少项目一开始的可行性研究做的不够，开始后追加投资越来越多，成了马拉松工程。如果中国不再追加投资，该项目很可能无法完成。正是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我们时常能看到有些非洲和亚洲的项目受益国随着政局的变化而出现“翻烧饼”和“撕毁合同”重新谈判的现象。2020年，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隔绝了各国的人员往来，这对需要中国专业人员严格监督和指导的大多数»一带一路”项目都是严重的打击，大多数“«一带一路”“项目事实上处于停顿状态。2021年11月，中国再次召开»一带一路”会议，意在按下重启键。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经过6年的实践来到了十字路口上，下一步如何发展需要观察。尽管如此，»一带一路”倡议让美国和西方第一次深刻地领会到中国巨大的“经济侵略性“，也看到它所到之处中国的秩序和规则大行其道。它们必须行动起来，美国和欧洲近来都先后推出自己的全球基础设施新计划，以便同中国竞争，捍卫美国和西方的在全球的整体政治经济影响力和战略利益。

在美国和西方的认知里，不同的领导人具有不同的风格和执政理念，其政策调整也是题中应有之意。对中国领导层他们尤其看重这一点，山不转水转，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一般是不变量，但领导人的更替则是一个变量。只要有这种变量的存在，中国和美国及西方关系就还有转寰的空间。然而，2018年3月习近平主导修改了宪法有关任期的条款，取消了国家主席不得连任超过两届的规定。这样邓小平时代政治改革的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性成果就消失了，从法律上打开了最高领导人终身制的大门。中共是执政党，根据中共党章它的总书记是没有连任限制的，但由于有宪法对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实际上也是对党的总书记的任期也是一种软性约束。取消了国家主席的限制，就意味着对党的总书记的任期也没有了任何制约。中国人大的这个举动可以说让西方终于认识到，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政治体制实际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和毛时代是一样的。尽管中国官方后来也做了不少解释工作，但收效甚微。自然美国政界高层也持有类似的看法，用当时的总统川普话来说，没有了任期限制习近平就像皇帝了。前总统克林顿后来也说，“旧的中国制度，（虽然）绝不是民主制度，它仍然保证了足够的辩论、发挥和开放，因为有定期的领导层轮换。”“现在看来，一个人掌管中国打算在那里呆一辈子。从本质上说，这改变了一切。现任总统拜登多次说过，习近平骨子里没有一点民主的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再也不是美苏冷战时期那个封闭的对世界没有什么实际影响的国家了，它以其庞大的经济实力和具体的“«一带一路”“战略计划正试图改变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在欧美的眼里，中国就是在按自己的意志和规则来建立自己说了算的新体系，并同西方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分庭抗礼。更为重要的是，这次全球流行的新冠疫情在西方看来，就是最初中国政府隐瞒疫情信息和为政治目的而不作为才在全球蔓延开来，其中的某些做法就是深刻地根植于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里。西方必须同中国这种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对抗，因为这种意识形态和政治规则随着中国咄咄逼人的经济实力正在对西方世界构成越来越大的现实威胁。所以同中国的对抗本质上是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对抗，这一点和上次同前苏联的冷战是一样的。美国和西方必须调整战略姿态，做好同习近平治下“红色中国”进行长期对抗的准备。这是中国和美国这次“战略竞争”的本质所在。

事实上，这种认知也是美国和西方政界和学界长期逐步形成的普遍共识。美国政界和学界对同中国关系转变的大辩论已经持续了很久，并在近十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变得越来越激烈。政策大辩论的关键点在于：过去的数十年美国和西方奉行对华战略接触和合作伙伴的战略是成功还是失败？换言之，只有认为美国自中美建交以来的对华"接触"战略失败或过时，才需要调整。美国学界和大部分智库都已经认识到“对华接触"战略是失败的，因为40年接触融合战略既没有改变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也没有改变中国的经济基础和行事规则，反而是中国最大限度地利用对西方开放的历史性机会，吸取了西方先进的经济金融管理方法和科学技术成果，用西方的养料造就了一个强大的政治经济怪物，这个带有西方市场经济成分的庞大的经济体同原有的列宁斯大林式的意识形态和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结合到一起，创造了西方从未见过的张牙舞爪的”中国龙“，也就是西方文化中有一种叫“利维坦”庞然怪物。它的强大和咄咄逼人的特性使西方极度恐惧。这和美苏冷战时的前苏联在诸多方面是不一样的。拜登内阁一位负责亚洲事务的重要官员柯特·坎贝尔和拉特纳就合作撰文称，在对塑造中国的能力抱有雄心壮志多年之后，美国发现自己正面临着"其现代历史上最具活力且最强大的竞争者"。布鲁金斯学会的威尔·莫兰德也认为，"华盛顿对于北京看法的转变并非没有道理，建立在自由主义理念之上的对华战略并未如预期改变中国，经济发展并未改变政治"。共和党阵营方面，曾为前副总统切尼工作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范亚伦也持类似的观点∶世纪之交以来，尤其是近十年以来，越来越明显的事实是美国迄今为止未能实现改变中国的目标，反而必须面对中国"更加激进"的态势。此外，按照兰德公司研究员阿里·怀恩等人的观点，"接触战略“原来是要让美国接纳中国加入其主导的国际体系，其结果却是为自己塑造出了一个强大竞争对手。2019年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联合发布的报告《中国影响与美国利益∶推进建设性警觉》称，应该认识到中国在美的"渗透"和"影响"所产生的越来越大的"威胁"，这将对美国的核心价值、社会规范以及现行法律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同时，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乔舒亚·艾森曼和卡内基国际事务伦理委员会亚洲项目主管德文·斯图尔特也指出，中美两国正在进行"体制层次上"的竞争，即在国内成就和国际号召力两个方面的"体制"之争。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法拉赫·简与贾斯汀·梅尔尼克认为，中国正在努力提升某种"结构性能力"，这使得中国有能力塑造一种新的世界政治与全球秩序。范亚伦也指出，要想对新现实做出有效反应，美国及其盟友就不能轻视意识形态层面的威胁。不仅是欧美政界和学界对中国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连欧美公众对中国也出现了压倒性负面看法。有些欧美有声望的民意调查机构在新冠大流行后做的民调都显示，大约有八成左右的受访者都对中国有负面看法，比例创下历史最高值。

在这个背景下，2021年1月，欧美重要的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发表了《一份更长的电报-走向新的美国对华战略》。它用上世纪40年代美国驻前苏联大使乔治凯南一封长电报的形式提出西方对华新战略的整体构想。在这封更长电报中，这位匿名的作者提出，美国对华战略必须将目标锁定中国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身上，因为“在21世纪，美国面临的最重大挑战是在习近平主席和总书记领导下日益专制的中国的崛起。” 习近平与其前任不同，他“已经显示打算将中国的专制体制、强制性外交政策和军事存在，投射到远超中国边境以外直至整个世界的范围；”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对美国、其盟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自由国际秩序而言，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习近平不再只是美国面对的问题。他对整个民主世界构成了严峻挑战”。该电报认为，美国对华战略的目标不应是推翻中国共产党和中共政权，而是更换现有领导人。“美国对华战略的使命应该是使中国重回2013年前的道路，即回到习近平之前的战略状态。” 它认为，毛之后、习之前5任中国领导人都能与美国合作。该电报认为，改变中国领导人的战略目标之所以可行，是因为对习近平领导能力及其野心的不满已经使中共严重分裂，“中共高官对习近平的政策方向感到极大困扰，并对习近平无休止地要求绝对忠诚感到愤怒。他们担心自己生命和家庭未来的生活。无数事例表明存在着对习近平的这种深刻而持久的怀疑。”该电报认为，美国战略的首要目标是促使中国统治精英得出结论，继续在以美国为首的自由国际秩序中运作而不是建立敌对秩序，符合中国也符合中共的最佳利益。该电报总结到，美国要制定一个完整的、两党一致的、可指导未来30年的对华战略迫在眉睫，因为“当前中国的崛起深刻影响着每一项美国主要国家利益。这是个结构性挑战，在某种程度上在过去20年里已经浮现。而习近平权力的崛起极大加剧了这一挑战及时间表。” 报告还对全面遏制习近平的中国提出了多项具体的对策，比如设置如下的红线：1）任何对美国及其盟国使用核武器、生化武器的攻击，包括纵容平壤采取这样的攻击。2）任何对台湾及其周边岛屿的攻击，包括对台湾的经济封锁及对台湾公共设施和机构的网络攻击。3）任何对日本捍卫自己的领土完整（包括尖阁列岛和在东海的专属经济区）的武装部队的攻击。4）任何在南海的主要敌对行动，包括继续造岛和对人造岛的军事化和对美国及其盟国海军自由航行巡逻的干扰。5）任何对美国条约盟国的领土主权和军事设施的攻击。尽管这个更长的电报在欧美政界和学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但谁也无法否认它在拜登新政府上台之前被抛了出来，绝非偶然。它反映的基本思想和观点是多年来围绕中国崛起的西方大辩论的一个总结和概括，在美国和西方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全球化时代欧美同中国进行新的长期的战略竞争的“宣言书”。

事实也是如此。我们现在面对的国际地缘政治的现实是，自2020年全球疫情大爆发后，欧美已经在各条战线全面行动起来，同中国展开了全方位的战略竞争或对抗。特别是在美国，新冠疫情大流行把川普再次连任总统的机会毁掉，他把这一切归咎给中国，调动起政府的全部资源，使尽浑身解数，掀起了反华狂潮，矛头直至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比起当年美苏冷战之初的情况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近乎于歇斯底里的反华浪潮确实有很多不理性的东西在里面，或者说多少反映了川普的私仇，但对华战略的历史性转变的主体却是多年来西方面对中国崛起形成的战略威胁的一个理性选择。这就是为什么新总统拜登也坚持了川普遏华战略和政策主要部分，甚至在阿富汗大溃败的撤军之际仍念念不忘中国这个主要对手。拜登说，撤出阿富汗就是为了集中精力和资源对抗中国和俄国，这才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目标。当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此也非常清楚，他常说要丢掉幻想，勇于斗争，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寸土不让，以前所未有的意志品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中美形成战略竞争新态势后，中国官方有一种解释是，不论中国做什么，中国强大了必然要引起美国的遏制，美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而这样做的，这不是中国的错。现实是，首先中国经济的崛起不是这几年的事，早在2008年前后其势头就已非常明显，美国和西方也看得非常清楚，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曾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曾想对中国的作法提出对抗性政策，但顾及到中国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对欧美的帮助，他打消了战略对抗的想法。所以，不能说中国一强大就必然成为美国的敌人。如果按这个逻辑要遏制中国，趁中国羽翼未丰去遏制显然更有效。其二，美国和西方政界学界的确有一种流行的看法，中国崛起最后是要取代美国的世界霸主的地位，甚至美国现任总统拜登也扬言，绝不能让中国来主宰世界，成为头号强国。西方的政客一般是不从动机论来做判断和制定政策，他们是根据国家的政策和行动来做出判断的，这是常识。要说中国威胁论，中国和西方合作的这四十年中很多西方学者甚至政客都有多如牛毛的论述，比如前总统川普的幕僚纳瓦罗的著作《致命中国》早在2011年就出版了。还有白邦瑞的《百年马拉松》也是2015年出版的。那时川普政府还和中国政府打得火热呢。大量的对抗的战略和政策是2018年以后特别是新冠大流行后出台的。至今，美国政府并不是因为相信中国崛起要取代美国而同中国进行战略对抗的，而是美国和西方越来越确信中国更为强大后所实行的各种内外政策，在客观上会制造了一个与西方分庭抗礼的新体系，对现存的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形成系统性威胁。这才是他们要预防的。这里关键的问题不是中国的强大，而是强大后的中国要引领世界发展，建立中国主导的“世界命运共同体。这才是美国和西方眼里最大的威胁。

三、中美战略竞争的态势和影响

在上世纪40年代后半期，当二战的硝烟刚刚散去，美苏冷战悄然而至之时，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宣称，美苏之间的“铁幕”正在落下，那时他把中国看成是“竹幕”。70多年后的今天，中美关系再次来到一个相似的历史十字路口上。这次中美战略对抗是在不同历史时空背景下进行的，显然同上世纪美苏冷战有着不同的时代印记的特点。

中美战略竞争是长期的，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同国与国之间因突发事件和某些短期因素导致的紧张关系不同，中美这次对抗是由很多根本性的长期因素导致的，比如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冲突，反映在习近平终身执政的可能性和由此产生的双方重大的内外方针政策的冲突，因而具有长期性和战略性。美苏冷战从1946年算起到1991年苏联解体，共持续了45年。美国和西方同国际恐怖主义的对抗如果从2001年9月算起，直至今天仍没有完结，中间经历了消灭基地组织及其头目本拉登和击败盘踞在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以及它的头目巴格达迪。但现在无论是基地组织还是伊斯兰国仍有残余在亚洲和中东地区。在美军撤出阿富汗塔利班卷土重来之际，国际反恐斗争仍在路上。而中美这次战略竞争关系的形成也不是由个别事件决定的，而是两种敌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社会制度的再次历史性较量。在美国和西方长达40年对中国“怀柔”和“和平改造”彻底幻灭后，这种战略对抗是必然的，也是全方位的。如果从2020年算起的话，中美这次战略竞争恐怕至少要持续20年，也可能是30年或50年，直至习近平时代过去才能出现转圜的可能性。

上世纪美苏冷战在政治上表现为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各地展开了激烈争夺，欧洲是主战场，在中东、亚洲、非洲和拉美每一处动荡的地方背后几乎都有美苏争夺的影子。从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至今，新的国际地缘政治格局正在以中美战略竞争的主题下逐步成型：这次中美战略竞争也遍及欧洲、亚洲、非洲和拉美，但中东主要是美俄的竞争的场所。虽然竞争的烈度不如当年美苏的争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在那些地方的影响力总的来说还比较弱，只是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才达到的。美国领导下的西方联盟在亚太区域对中国构筑包围圈。而中国和普京的俄罗斯似乎也在战略默契中联手对抗美欧。在中国周边，中国战机飞越台海中线已成常态；美国和西方其它国家的战舰定期巡弋台湾海峡也见怪不怪。在南海，欧美战舰不断做航行自由的巡弋和演习，中国同样反制军演动作频频，双方武力示威味道十分浓厚。美国和中国还对东南亚国家展开激烈争夺，既有南海主题，也有经济之争。在非洲中国和西方的争夺日渐激烈，一个回合接着一个回合。拉美是美国的“后院”，但中国在拉美国家的影响与日俱增，令美国防不胜防。自然，联合国和其它国际政治经济组织也成了中美两国斗法的舞台，吵架甚至对骂司空见惯，常常在重要议题上，形成了美国西方为一方，中俄伊朗为另一方的对垒。

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双方争夺的聚焦在国际产业链重塑和国际经济贸易秩序规则之争。美欧集中力量把全球产业链中的高中端部分逐步同中国脱钩，让美欧日本等西方国家的主要跨国公司逐步撤出中国。目前约三分之一的西方大跨国公司正在有计划地把重要业务移出中国。针对这种情况，中国也提出内外循环并行的对策。在“«一带一路””倡议上，主战场是非洲和亚太（中东地区）。中美经济竞争的另一个主战场就是国际贸易领域。目前中国在货物贸易占明显的优势，连美国本土市场都无法阻挡中国货物的占领。前总统川普用高筑关税壁垒的方式即贸易战同中国斗，但显然他失败了，最后承担高关税是美国公司和普通消费者，而中国的货物仍牢牢地占据着美国市场。这是中美两国在几十年的国际经贸分工中形成的结构性贸易格局，单靠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是难以打破的。在服务贸易领域，美国占据优势，但中国仍在步步为营地蚕食着美国的优势。在金融上，美国占据着明显的优势，因为有美元霸权。但中国的亚投行也不断行动。中国巨大的经济贸易优势和巨量的美元外汇储备使自己货币人民币的影响力有所上升。双方在贸易领域的争夺归根结底还是在如何重塑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经济秩序和规则这个根本问题上。在WTO美国和西方占据着体制和规则的明显优势，因而他们要求中国必须遵守现行的秩序和规则，任何不对等的做法都必须纠正。中国显然不愿意遵守西方的这种对等规则，坚持中国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双方的激烈博弈一度使WTO运作不佳。中国和美国和西方相互制裁和法律斗争的戏码也在不断上演。应该说今后中国将很难再享有任何不对等的优惠和好处。与当时美苏冷战时期比，美国和西方有关贸总协定，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而前苏联只有互经会和卢布及苏联银行系统，处在绝对的劣势状态。当时的苏联和东欧互经会集团的金融实力是完全没法同中国今天的经济和金融实力相比。中国正在充分利用自己的实力，在金融体系里打破美国和西方的垄断，建立自己地位。

在军事上，而今天中美战略竞争一般来说不会伴随着热战，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实力目前还在发展之中，尚未达到动辄要同美国和西方用热战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的水平。另外，今天人命的宝贵程度也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不死人和少死人成了战争选项的主要考虑之一，这对美国和中国都是同样的。所以启动战端都是大国决策中非常慎重的部分。但即便如此，在中美和平竞争中，有一个地方仍有热战的可能，就是台湾。对台湾，如果中国发起武统，美国和西方也会介入，至于介入到什么程度，要看那时台海战争的具体情况。中美和平竞争中也会有军备竞赛，但不会出现像美苏冷战时期那样规模的军备竞赛。中美军备竞赛的重点是军事技术的竞争，中美都会倾尽全力争夺军事技术的优势，而且都有经济和科技实力去支撑这个竞赛。目前的态势是，美国占据这军事技术的绝对优势，而中国在关键领域拼命追赶，重点是核武器、导弹和反导弹、太空攻击和防御系统、海军潜舰和远洋作战能力、战机和空战指挥协调能力，人工智能作战体系和战略指挥部署能力等等。中国会扩充一部分核武器的数量和改进质量，但无法用核武器的数量去阻吓美国。

科学技术领域是中美战略竞争的重点之一，双方科技竞争的重点是在关键领域如半导体芯片、5G通讯、人工智能、太空航天、新材料等方面。美国在半导体芯片、太空航天等多数科技领域占据优势，中国在5G通讯和人工智能等方面占据优势。美国在基础科学有明显的优势，中国在制造技术方面占据优势。在互联网方面，美国在整体上占据优势，中国在应用方面占据优势。美国正在全面加强了对中国的科技封锁，特别是某些具有全局和战略意义的科技领域实行“高墙深院”式的封锁政策，不管它们是军工和民用。

就文化领域来说，中美交流正急剧减少，人员往来显著缩减。另一方面，中美信息战日益激烈，特别是中国媒体每天充斥着对美国的批判和信息战。在这样的文化媒体环境下，双方的民众对对方的印象都是严重的负面，两国敌对文化氛围正逐步上升。中国所谓的“战狼外交”也在加速整体对抗的氛围。

中美这次战略竞争同美苏冷战时代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今天的国际地缘政治和经济金融格局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即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全球互联网信息一体化的大格局下，在这两个高度融合的的全球化环境中，中美谁都不可能完全封锁住对方，目前的条件下只能做到相对的封锁和关闭，比如封闭网上敌意信息的流动，减少人员往来，部分转移和中断全球供应链，封锁部分资源和粮食的供应等等，但全球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大部分将继续进行，因为人为的强行割断将损害双方的利益，即所谓的“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政治、经济和金融、文化等领域的制裁是精准打击对手的有力武器，将被用到极致。当然使用制裁武器时，综合实力强的一方将更占据优势地位。受制裁打击最沉重的例子就是香港。目前香港正在失去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其部分功能正在逐步转移到新加坡和东京。香港的资本市场基本也是被中资占领和控制。现在香港金融市场的唯一优势就是港币和美元挂钩，使内地的网络和科技公司仍然还愿意到香港上市。如果没有了这个优势，上海股票市场将比香港的更有吸引力。中美战略竞争在全球村的条件下的另一个新特点是对抗的双方在共同的威胁下仍有可能做某些合作。比如，在全球重大经济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中美仍有相关政策协调的空间，以控制危机后果。在全球气候和环境污染的共同威胁下，中美会做相向的努力甚至合作。面对恐怖主义的共同威胁时中美会做共同的努力。面对重大自然灾害和疫病灾害时，中美会做共同的努力。面对贩毒等全球性重大犯罪活动时，中美会共同努力。原因很简单，这些祸害做大会损及双方的利益，谁都占不着便宜。当然在大对抗的背景下，双方可能的合作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因而也是困难的，有时甚至是半途而废的。而且双方也绝对不会因为可能的合作而向对方的“不合理的要求”妥协。如果能认识到这一点，将有利于双方增大合作的可能性。双方在对抗中也会有各层级的必要沟通，包括最高级的会面和交流。但这些沟通和交流不会影响战略对抗的整体格局，也是使某些极端的对抗不至于脱轨翻车形成热战的必要条件。

从2020年开始的中美战略竞争时代是21世纪世界地缘政治经济大格局中划时代的事件，正如美苏冷战是20世纪的分水岭一样。中美战略竞争必将影响到世界政治经济的许多重大发展，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中美两国各自国内的发展进程，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只有直面现实，采取相应的因应对策，才可能在这场战略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进而战胜对手。中美两国的战略竞争是一场不平等的竞争，美国强，中国弱。如果这场战略竞争再晚来10年，中美两个超级大国可能就会处在一个大致均势状态中。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战略对抗对中美两国国内国际日程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中国来说，同美国的摊牌是不自愿的，被动的，因此它首要的目标是先要在这种旷日持久战略竞争中生存下来，然后再逐步取得优势，最后可能全面击败美国。而对美国来说，它的首要任务是怎么样把中国在走向巅峰的半路上遏制住，千方百计地全面削弱对手，最后彻底击溃这个利维坦的挑战。这样一种不同的境遇，促使两国采取完全不同的对策，也要面对不同的战略和政策产生的影响和后果。

面对这样一场并不对称的长时间的激烈竞争，今天习近平面临着美国的全面围堵，要以弱制强。从习近平近两年的所作所为看，他在为中美大对决做一系列准备，这正是他常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含义。上个世纪美苏冷战以苏联最后消失为结局，在习近平看来那是苏共高层的颠覆性错误而致。今天，他要主持中美大决战之大局，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终战胜美国的资本主义。他坚信东升西降已成趋势。

对于中国这一方来说，习近平首先要做的是对内要全面加强政治社会控制，以便在危机来临之时能统一指挥，形成合力，对付外界的压力。这就是中国“攘外必先安内”的古老的政治智慧。中共自2012年底习近平成为党的总书记之后，意识形态全面左转，发起一次次围剿各类思想流派和杂音的运动，让中共官方的意识形态占据线上线下的绝对主导地位，不给非官方的各种意识形态留下任何空间。从小学一直到大学都是官方意识形态充斥这教科书和课堂。对各类社会结社行为一律消灭，不留寸草。对待文学艺术作品一律严格审查，对演艺圈严格政治和经济控制，文化控制达到了自文革以来的新高度。言论控制措施无以复加，政治水军数以百万计，外围队伍可达千万，网上警察无所不在。必要时以司法手段予以消灭。在中共统治逻辑中，只有严密地控制思想和舆论，才能保证在关键时刻能号令天下，集中力量对付任何内部的和外部的挑战。用习近平的话说，中共的全面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主要的特征。党要绝对控制政治、思想、文化艺术、也要控制经济和社会。党不但要控制国有企业，也要控制私营企业，甚至外资也要有党的存在。在互联网科技时代，中共对社会的控制也日益网络化、高科技化和精细化，这些集中体现在社会的网格控制和无所不在的监控系统的建设。20多亿的监控摄像头遍布中国大街小巷，虽然它们有社会行政管理的功能，但基本的功能是政治监控。

其次，要保证突出核心，就可以保证全党的战斗力，也就可以保证全国的战斗力。这个纳粹德国时期曾提倡过的“一个领袖，一个党，一个主义，一种声音”的模式在今天的中国大行其道。习近平要建立危机时期的党的核心长期稳定，所以他的打破惯例连任党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就势在必行。他再连任十年甚至二十年都不令人奇怪。他将是继毛泽东、邓小平后又一位长期执政的中共领导人。中共的政治体制是领袖终身制的政治基础，只要有这个基础在，领导人终身制就是随时可以发生的。

第三，以底线思维的逻辑，做好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基本保障，为重大危机做好准备。例如，粮食、能源、重要原材料和关键技术都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样才能在全面危机时心中不慌。现在，网络和大数据也被加在关键产品的名单里。面对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现实，中共要力争国际产业链中自己需要的关键产品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别人的三寸也要掐住。要不惜重金重构国际供应链，保住制造业“世界工厂”的地位，以对抗美国的金融和网络经济优势。保障和壮大国企，同时遏制私营资本的“野蛮生长”，保证在危机的关键时刻，能集中全部经济资源，为政治根本利益服务，而不是让社会资本分散国家力量。很自然，遏制国内私营资本力量将是一个长期的战略。从战略上重视和培育好中国国内内需即庞大的消费市场，也是同美国和西方竞争的重要底气所在，改变中国消费市场弱势的局面，关键是保证广大中小企业存活和发展。政府要投入大的资源和精力去做这个基础工作。

第四，从根本上扭转中国人口增长下滑的趋势是提高同美国和西方战略竞争实力的重要方面。为做到这一点，不但要取消生育限制，还要从各个环节降低养育成本，让年轻人口愿意多生多育。没有人口的支撑，中国50年后将蜕变成一个外强中干的国家，一切都无从谈起。未来还将有一系列举措来试图扭转人口增长颓势。

第五，全面扩充军备，增强核武库力量，为大规模台海战争做好军事准备。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成长，中国军费也开始起飞，从1989年至2016年军费增速都在10%以上。尽管看上去速度很高，但由于基数很低，故10多年的高速增长具有补偿性的。从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后，中国军费的规模就非常庞大了，赶超的目标就只有美国了。从2016年到2020年，中国军费增长速度降为个位数，大约在6.6%-8.1%之间，仍比GDP的年度增长率高，而且增量规模比以前的双位数增长率时的增量规模要大得多。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2019年全球军费总规模前三名的国家是：美国7318亿美元，中国1757亿美元，印度711亿美元。中国的军费规模相当于美国的24.01%，而2000年还只相当于4.56%。未来10年中国经济增长估计为4%左右，但中国军费增长应该明显高于GDP的增长，应该在6%至10%之间。而由于和美国长期战略竞争的需要，也为了台海战争的准备，未来10年中国在核武器及其战略运载工具、海军舰艇和飞机的扩充和更新进入快速增长期，军费投入应该大增。到2030年前后，中国军费总规模应该至少达到美国的50%左右。即便中国经济增长滑落到3%左右，中国公共财政对军费的支持力度仍然可以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超过6%。

第六，在外交上形成全面抗衡美国和西方的战略格局。在中国的东部和东南部，美国已经形成了美日韩台湾军事同盟，即所谓的“第一岛链”，包围中国的态势。在中国的南线，美国正在组织美英澳印日的军事政治同盟。中国只能向西突破，在西北线形成中俄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反美同盟，上合组织是必要的组织形式。美国在阿富汗的仓皇撤退又给中国留下了新的空间，中国对塔利班应该是有条件的合作，但也必须取得俄罗斯的谅解。在东南亚中国通过RCEP抓住东南亚国家，形成一个抗击美日英澳印的战略屏障。但这里的困难是南中国海的分歧仍必须要妥善解决，否则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关系就不稳固。在中东，中国以支持俄罗斯的既得利益来换取和俄罗斯的战略同盟关系的形成。在非洲，中国有众多的朋友，其地位早就碾压了老牌殖民帝国法国，也不逊于美国的势力范围。在欧洲，中国会拼命巩固在欧洲的经济贸易地盘，同时扩展政治利益，先同东欧南欧突破。在拉美，中国在中南美也有大量存在，形成同美国抗衡的态势。中国同美国进行坚定的战略对抗，也利用自己的力量同美国展开全面的信息战和心理站，双方都是无所不用其极。总体来说，美国处在优势地位，但中国的布局也咄咄逼人。

作为美国，为了同中国进行持久的战略对抗，它首先要做的就是重新整合西方联盟，特别是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军事联盟关系。川普同中国对抗采取了一系列颇为极端的措施和手段，但他打击中国的最大特点是单打独斗，因为他的很多政策把西方盟国都得罪光了，所以不少欧洲的北约盟国都把美中之争看做是两大国争夺霸权的事，和欧洲无关。拜登上台后在国际舞台上着力最多的就是重整西方联盟，共同对付中国的挑战。他使用的策略就是到处强调中国在香港、新疆等地方的人权问题，要求西方在这些问题上共同施压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拜登向欧盟强调中国霸凌台湾，企图用武力改变台海两岸的政治现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拜登向欧洲出售南海自由航行的理念，要求欧美共同维护南海自由航行权。应该说，拜登的策略是有一定效果的。欧洲、日本和澳大利亚事实上都已经加入了美国舰队的南海自由航行巡航，形成了西方海军在南海的联合存在。在香港问题上欧盟和中国也针锋相对，引起中国的制裁反应，这又使欧洲暂时冻结了中欧投资协定的议会审议。在台湾问题上，法国和英国的舰艇甚至也加入了在台湾海峡的不定期巡游，有的欧盟国家还把台湾代表处改名，多有加强欧盟和台湾关系的举动。拜登甚至明确表态台湾是亚太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会保卫台湾。美国和日本、澳洲和印度形成了四边安全对话机制，一个松散的政治经济安全联盟正在形成。同时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也形成了美英澳军事同盟，甚至用核潜艇武装澳洲。这个美国精心打造的亚太军事同盟核心和外围的四边政治经济安全联盟，正是针对中国的。美国还召集全世界100多个国家举行线上民主峰会，邀请台湾作为民主政体出席，剑指中国。

其次，在经济贸易上，拜登有两件最重要的日程，一个是阻止他所说的中国贸易上的不公平做法，其最主要的任务是全力促使双方的贸易环境要“对等”，如按同等的身份遵循国际贸易规则，不再享有任何单方面优惠和权利，要求撤销中国对国企的补贴，对等开放对方的市场。对川普政府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尽管拜登政府认为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应该会做一些调整如下调部分关税等，但拜登政府显然是在谋划用所谓更有效的手段阻止中国的不合理和不公平的贸易做法，针对价格补贴和市场准入方面的各类问题实施精准打击。在国际供应链问题上，拜登会沿袭川普政府的做法，鼓励美国重要的跨国公司继续离开中国和香港。美国国务院和商务部已经对此告诫在香港的美国公司尽快离开香港，因为那里的风险与日俱增。拜登也多次谈到，美国必须促使具有重要意义的产品生产尽快回流美国，不能依赖外国。为此，拜登政府正在制定庞大的基础设施和其它重要产业的投资计划，以吸引美国和国际公司。川普政府那些鼓励美国公司回流的政策措施，拜登依然保留。当然，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也可以提高美国整体经济的增长和战略竞争力。美国正在调整过度依赖其金融和网络产业的经济结构，试图从根本上扭转近几十年来美国经济日益“空心化”的趋势。

第三，加大在科技领域的投资，同时更大力度地实行对中国的技术封锁。从美国目前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看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和欧洲日本等盟国一起严密封锁技术出口到中国；二是加大对中美中欧和中日的等的科技人员交流的限制，这包括大学和科研机构，军事的和民用的主要领域都被囊括。三是对严格限制中国企业投资西方先进技术的公司。总的力度可以说比美苏冷战时期的巴黎统筹组织的所作所为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四，强化美国整体经济实力，运用好美元霸权地位，让美国在经济增长、高端制造业和高科技领域对中国形成压倒性优势，同时发挥美国在金融和网络科技方面的传统优势，力图全面战胜中国，证明民主政治经济体制的决定性优势。应该说中国在过去近四十年改革开放形成的经济增长优势确实在碾压美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历史过程，形成了门类相当齐全的世界级的制造业产业链，壮大自己。川普和拜登决心改变这个状况，重塑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同时推出美国和欧洲自己的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和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进行抗衡。可以说，中国和欧美在全球经贸金融市场的全面对抗大幕已经拉开。

第五，在对抗中寻求适当的合作和妥协，以降低双方的战略成本和扩大自己的优势。在上个世纪美苏冷战时期，双方还定期举行首脑会议，也有热线机制，遏制和沟通并行不悖。今天中美战略竞争游戏也一样，双方各层级的沟通和交流也同样存在，甚至有时是解决某些关键问题的有效手段。双方仍有合作的领域，美国和中国都会采取现实态度，在有共同利益的方面妥协合作，这对防止对抗走进死胡同是有用的，但不会从根本上降低战略对抗的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