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群体仍然是推动中国人权进步、实现民主法治的重要力量

——2020年度中国民间维权运动和部分社会公共事件观察述评

（编辑说明：近来，因美国大选引发的种种争议似乎占据了中文网络的讨论主要空间，各方各执一词，辩驳争辩空前激烈，几近撕裂。其原因当然是复杂且深刻的。如暂不去谈其可能造成的负面后果，很难说这种争论也毫无正面的意义，对了解美国的民主运作及制度，今日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等等，这些争论或许也有帮助。但说到底，虽然美国大选与中国事务密切相关，那毕竟是美国的问题。中国的未来、中国对世界要起到的正面或负面的作用，最终依然是要取决于中国人的选择与努力。中国的维权运动在经历过二十一世纪初前十几年的蓬勃发展后，因官方的打压陷入某种低谷，但这个运动本身的现况及未来，依然极大地决定着中国的未来。这里刊发一篇文章，就维权运动今年的现况做些初略的归纳分析。希望能有更多的相关文章对此继续给与关注讨论）。

中国民间维权活动由来已久，在曾经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权力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日趋严重，侵犯人民政治权利、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情况不但没有伴随经济的发展有所好转，反而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令人发指。而针对维权的司法审判普遍不公，政府执法犯法情况严重，从总体上看信访工作非但无助于解决现存的问题和矛盾，反而成了权力欺骗、打压维权者的有效工具。这一切促使维权人士的数量日积月累不断壮大，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推动社会进步的有生力量。

针对日益发展、壮大的维权力量，尽管政府采用高科技手段加以严密监控，运用强力维稳的措施予以严厉压制，在表面上形成了一种看似这个社会风平浪静，但实际上则是到处暗流汹涌、危机四伏的复杂局面。这种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而出现的违背社会发展常理、极其纷乱矛盾的不稳定状况，可以概括为既是中国经济无序发展下形成的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更是中国特色国情下独有的一种特殊的政治现象。面对现阶段国际社会对北京在政治、经济上采取全面脱钩的战略措施，北京强硬回怼并声称实行经济双循环以图挽回颓势。在这种复杂形势下，我们应当如何重新思考和认识中国民间维权运动的积极意义和未来趋势？本人认为这仍然是一个关乎推动中国人权进步、实现民主和法治的重要议题，下面就此议题谈谈笔者的一己之见。

一、国际大环境的变化与民间维权运动的现状及权力的困境

自美中爆发贸易战后，双方矛盾不断反复、逐步加深，两国之间脱离了往日的伙伴关系，美国视中共政权为主要战略对手。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的战狼外交和一系列人权问题在世界范围内也得以充分展示和暴露，并引起各方强烈的反感。尤其是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中国通过香港国安法后，国际社会对北京的认知和态度正在全面、迅速地改变。在中共政权对国内实行强力维稳的现实下，人们关注中国的目光和对推动中国人权进步、实现民主和法治所寄托的希望，也逐步由国内转向国际，不少人希望国际社会的正义力量对侵害人权、维护专制的主体应当展示出更加强硬的态度。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公众眼光中中国民间维权运动的意义和作用，在这几年里似乎已经转化成为推动中国政治进步的次要角色，并正在逐步淡出媒体和公众的视野。

公众对中国民间维权运动逐步失去信心和关注度，其主要原因是在政府主导的强力维稳的重压下，这些年来维权运动难以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和产生出积极的成果所造成的。尽管这些年来权力执法犯法，涉及人命的大案、冤案时有发生，腐败案件触目惊心，政府不作为、乱作为的行为比比皆是，侵害人民利益的犯罪案件层出不穷，许多案情已经完全超越了人类普遍共知的常识和良知的底线，但在“审丑疲劳”的长期麻醉之下，现在发生任何惊天动地的丑闻都已能够被中国社会坦然接受，难以激发起汹涌的民意。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已经无法再看到像2003年孙志刚事件发生后，《南方都市报》记者调查报道、三博士上书、法学家声援、社会高度关注，最终迫使政府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这种面对政府丑闻，社会各阶层相互呼应、仗义执言、良性互动，政府在压力之下也还可以接受意见、同意改善这样类似的良性局面。

同时我们也必须清楚地看到，之所以会造成这些年来维权运动难以发挥出应有作用和产生出积极成果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维权者本身失去了维权的意愿或动力造成的。当局强力维稳、对维权运动的打压是造成维权运动难以发挥出应有作用的根本原因。2015年发生的709维权律师大抓捕是当局打压中国维权运动的标志性事件之一，709事件的受害者并不仅仅局限于那些死磕派人权律师和维权律师，而受害面更广却又难以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希望通过采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正当权利的维权个体，他们往往遭受了公权力施予的巨大冤屈或不公，在面对一个并非独立的司法系统、需要法律援助、媒体介入、公众关注时，却又失去了一批正真能够为维权人士提供法律支援、仗义执言的良心律师。

现在大家对人权律师、维权律师、官派律师这些极具中国特色的法律名称已经耳熟能详，对那些敢于冒着风险坚持原则、为民请命、仗义执言的良心律师肃然起敬，事实上在中国愿意做“官派律师”的黑心律师要远比做“人权律师”和“维权律师”的良心律师在数量上多得多。而更多的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那些普通律师——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看着权力的脸色行事，但在不损害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时也会展现出内心深处的良知。709事件的后果是，权力为众生竖立起了一个明确的样本，它让那些敢于借助于法律，直接与权力对抗、叫板的律师、维权人士彻底丧失了抗争的行为能力，也几乎失去了自由和正常的个人生活。而这样的样本，对于那些具有良知的新闻记者、大学教授和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各阶层人士，同样都起到了严肃的警示作用。

图片说明：2020年6月19日，长期从事新公民运动的维权人士许志永、丁家喜被中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成为国际媒体广泛报道的2020年度打压公民维权运动的又一重要事件。（网络图片）

但强力维稳的现实必定也会给权力自身带来严重的副作用。2020年之后，这样的情况已经突显出来，权力正把自身推向内外交困的处境之中。

一方面，在国际上，北京的人权问题再一次成为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并遭到了部分民主国家的谴责和制裁。特别是今年对香港问题和这几年里对新疆维吾尔人的处置上，使得权力在外交与舆论上都处在了风口浪尖的不利位置，并不得不为此疲于应付。强力维稳尤其是与高科技手段相结合后形成的可怕效果，确实让世界感到震惊，让国际社会不得不进行全面反思并产生出这样一系列的问题来：在高科技支持下强大起来的中国，将会对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变化？这种反思所形成的结果不但加速了美中关系的脱钩，也使得像华为一类的中国核心科技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谋求发展的希望彻底破灭。而战狼外交适得其反，使得中国的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陷入泥潭。正由于此，北京政权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双循环”的战略构想来“维护国民经济安全”，实则上却是权力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中国经济不得不重新回到“内循环”的无奈选择。

另一方面，在中国国内，权力针对维权人士的强力维稳也逐渐显现出作茧自缚的困境。强力维稳的现实使得地方官员侵犯群众利益的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胆子也越来越大。任何针对官员的举报或上访，都有可能被以维稳的名义遭受政府系统性的压制甚至打击。这无异于放纵了贪污、受贿、官商勾结等腐败现象的滋生，这个过程同时也在加速促成维权队伍的成长和壮大。而司法不公激化了现存的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人们在普遍感到司法无望的前景下，宁愿采取“非正常手段”也不愿去走他们所谓的“正常渠道”。事实上他们所谓的“正常渠道”也确实无“正常”可言，尽管从中央到地方，每年都在口口声声地说要重视信访工作，对合理诉求要予以切实解决，但现实中通过“正常渠道”解决诉求的案例几乎寥寥无几，长久以来信访工作只是停留在纸面上予以应付了事。强力维稳和司法不公造成了由维权而引发的群体事件甚至是极端案件频发，而且情况变得日趋严重。在这样的氛围中，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原本正常的事件、正常的新闻在权力眼中都成为敏感事件和敏感信息。一旦发现任何微小的苗子，当局不惜掩盖真相并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予以处置，形成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局面，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这样的恶性循环使得维稳对象在数量上不断成长，维稳经费逐年上升，甚至荒谬到了不得不超越国防经费开支的地步。

在这样的状况下，中国经济跌入“内循环”后，怎样维持居高不下的政府财政开支——包括政府庞大的维稳经费开支？这势必会造成政府与民争利的情况变得更加突出，政府和民间的经济利益冲突将会变得更加严重，维稳和维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将会随之快速上升。而且，由于政府经费的短缺和利益分配不均，维稳队伍中自身的矛盾也会逐渐显现出来。我现在甚至已经可以预见到近期政府强力维稳所能达到的也只是一种不可持续的亚稳定状态，它的后果将是造成一个不可持续的政府——尽管这样的不可持续性，作为一个理性的个体都早就有所预见，但奇怪的是政府自身却并不引以为戒，甚至仍然放任不管。

强力维稳成了权力维持其合法性和存在下去的唯一选项，这看上去确实感觉荒谬并有些令人匪夷所思，但并不能说这种情况的存在完全是政府愚蠢的表现，我们还应该看到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选择，一定有其自身逻辑的内在必然性。对于一个非民选的政权来说，确实它有它的种种难处。

二、新冠病毒疫情之下，民间维权运动在复杂新形势下的变化和发展

如果密切关注中国民间维权运动的各种案例，就会发现目前中国民间的维权运动其实并非像许多人心目中所认为的那样毫无起色、死水一潭般绝望。即使是在政府严密的监视管控下，长久以来民间各地的维权个体冒着被截访、被关黑监狱和被关精神病院等各种巨大的风险，也从未停止过上访申冤和声索自己的权利主张。而且，近几年里，尽管政府的监控借助于高科技手段和实名制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维稳经费和维稳队伍也不断增加和得到加强，但民间维权活动的应变、维权趋势的变化之快，同样也是前所未有的。

2018年年中，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维权运动的分析文章：《特点、变化、趋势和意义 —— 2018年上半年度民间维权运动观察和思考》[1]，举例剖析了该年上半年发生的几起具有特定意义的群体维权事件。分析这些维权事件，就可以看到在这些案例中包含着许多值得注意、非常积极、与以往的维权案例有着显著不同的变化，这些变化总体上可以概括为这么三点：一、从维权人员成分构成的变化看，维权的主体已由过去以社会底层为主的分散上访逐渐转变到当时社会各阶层广泛加入，甚至延伸到国外有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参与其中；二、从维权活动发生的地域看，也从过去各地“单打独斗”扩展到当时多地联合抗争、全国抗争甚至全球维权；三、从维权诉求的变化看，也更明显地可以看出许多诉求已从过去纯粹的金钱和物质追求扩展到政治权利、自由和法治等公民权利各个层面更广泛的争取。这些变化，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中国各地发生的维权运动中，参与维权的个体已经初步具备了公民社会中具有强烈自我权利意识的雏形。

这无疑是一种积极的信号。时隔两年后的2020年，如果我们再来观察今天中国的维权案例，我们是否也能看到维权运动还在不断进步？对此我们又会得出怎样的结论？

2020年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非常之年。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使得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教育、环境和全球化问题、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和发展、国际组织存在的作用和意义、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冲突等诸多重大问题上必须作出深刻反思与检讨。疫情给世界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但疫情确实也是一帖清醒剂，至少让我清楚地认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起的那套世界新秩序，已经完全无法适应今天不同意识形态下全球化后复杂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从长久来看其中的缺陷和漏洞甚至还会威胁到人类未来的发展和生存，人类社会正面临着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冷战局面更加严酷和复杂的现实。尽管经济和科技在不断高速发展，但人类社会的传统价值观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侵蚀，人类社会必须面对种种挑战，重新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世界新秩序，来弥补旧秩序的不足。

2020年1月新冠病毒疫情在武汉大爆发，把李文亮医生和他吹哨后的遭遇推向了聚光灯的中央。疫情的发展使得警方当时对李文亮在微信同事圈内悄悄发布了疫情预警消息后予以严厉训诫这一事件遭到公众广泛和强烈的质疑，这也让公众清楚地看到即使是细微的维稳也有可能给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并让世界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李文亮之死让当局感到极其惊恐，原本只是警方处置的一件小小的维稳事件，却伴随着疫情的大爆发而被指数级地放大，让公众对维稳的合法性、维稳的目的、维稳的意义和整个社会为维稳所付出的高昂代价都产生出一个清晰的概念，李文亮事件甚至随着疫情的扩散影响到世界各国对北京的认知。

可以说，每一次对重大公共事件的维稳，当局都会把自己置于非常不利和极其尴尬的位置，并削弱其存在的意义和合法性。但是，当局仍然不愿吸取教训，仍然不会在公共事件发生后放弃维稳。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种非常矛盾的状态，从李文亮事件中也可以看出，在维稳中，当局只讲政治，不讲道理；只关乎权力的安全，不考虑公共利益及其安全。其实当局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对于公众正常的呼声或合理的诉求，维稳或许会让当局自身处于非常不利和尴尬的位置，并具有削弱自己存在的意义和合法性的风险，但由于日积月累的官民矛盾，不维稳或许会让事态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并且，一旦示弱，未来或许还会被公众步步紧逼，最终会被逼到退无可退的地步，这就是当局不愿放弃维稳的根本原因。这种只讲政治，不讲道理的维稳，只要一开头，就开弓没有回头箭，道路会越走越窄，对立面会越来越大，负担也就越来越重，这就更必须依赖于强力维稳——权力最终必须依靠强力维稳而不是理性地区分“对”、“错”来维持其生存，但这种状况必定是不可持续的。

这种情况，让我想起了玛丽·艾丽丝·萨洛特（Mary Elise Sarotte）教授在《崩塌，柏林墙的意外开放》（The Collapse, The Accidental Opening of the Berlin Wall）一书中所记录的三十一年前的东德。在柏林墙意外开放前整整一个月，其实权力心中的“柏林墙”早已坍塌——面对莱比锡市民的民意大爆发，当局最后唯一能做的已只是抓捕和镇压。牢房关满了，马棚也用上了，抓捕和镇压都已经无济于事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到最后一刻，其实他们每个人都在考虑自己的后路，没有人再愿意让自己的双手沾染上人民的鲜血了，决策者已经完全无能为力了。此时权力心中已非常清楚，只能眼看着柏林墙坍塌下去，一切都只是时间问题了。

所以强力维稳是一定不可持续的，一个长盛不衰的国家必须建立在真正的法治之上，而不是依靠各种带有特色的伪法治来维持权力的暂且稳定。“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对于任何一个政权来说，其实要远比任何一个渴望“依法治国”的个体都显得更为重要。只有真正的依法治国，政府才能摆脱强力维稳造成的这种僵局、这种困境，才能真正做到“国泰民安”。问题是，当维权涉及到权力的核心内容时，对于权力来说，是选择依法治国，还是强力维稳？是法大于权，还是权大于法？

三、虚假法治和司法腐败是催生维权力量不断壮大的重要因素

尽管由于疫情的严重程度，使得李文亮事件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而不一定具有普遍性，但2020年中国的一系列公共维权事件，甚至还有很多引起公众普遍关注的其它案件，都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相信这些个案的变化是能够说明许多问题的，这样的变化也一定会引起当局的重视，这或许会改变当局维稳的方向和策略或有所选择地加剧维稳的强度和打压的对象。

在今年发生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案例中，司法系统、教育系统和医疗卫生系统已经成为全社会最具看点、最值得关注和分析的对象；而社会底层频发的极端案件和涉及社会上层的大案要案也同样为大家提供了思考和剖析这个社会最生动的样本。

关于“依法治国”，这些年来一直是中共政权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当年经济处在一穷二白时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开始谈，直到今天GDP排名全球老二习近平主张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了还在谈。但政权面临的矛盾和风险却越谈越大，维稳的任务也越谈越重。2014年8月19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征求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意见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就讲过：我们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2]

继最高法设立巡回法庭之后，立案登记制和法官员额制是十八大以后中国“全面深化司法改革”的两部重头戏。关于立案登记制，相信许多访民和维权人士都有切身体会，尤其是武汉经历了新冠病毒疫情和封城后，海外媒体对武汉维权者起诉政府防疫不力进行追责却不予立案的新闻报道已经不少，对于立案登记制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情况，这里不须赘述。关于法官员额制，2017年3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向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作最高法工作报告时说：“法官员额制改革已基本完成，全国法院产生入额法官11万名……实行法官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强化错案责任追究。”[3] 如果读者长期关注中国司法改革的有关报道，就一定知道当年官媒在宣传这几项司法改革时把中国未来的司法愿景描绘得非常美好。那么，现在这几项司法改革都已经“基本完成”多年了，司法改革对公众渴望的司法公正是否也已产生出了积极的成果？

2020年，一系列涉及司法系统的大案要案以突破常人想象力的方式呈现在公众面前，成为公众关注和评论的社会热点。

2020年6月17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党组成员、海南高院原副院长张家慧涉嫌受贿罪、行政枉法裁判罪、诈骗罪一案在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起诉指控张家慧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通过打招呼等方式为相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人民币4375万元。指控称张家慧夫妇虚构帮助他人疏通关系减轻刑事处罚，骗取相关人员价值人民币143万余元的财物。但公众所关注的张家慧的案情远不止于此，之前媒体广泛报道张家慧因被拍摄到麻将赌博而遭到敲诈，其同样是法官出身、后当律师、下海经商的丈夫刘远生先后三次转账50万元给涉事男子，因无法摆平，案情才逐渐浮出水面。媒体报道时引用举报人的调查指出张家慧、刘远生夫妇身后的企业总资产保守估计至少200亿元，被坊间称为世上“最富法官”，因此引起舆论哗然后才被调查。

2020年6月30日，被告人刀文兵涉嫌故意杀人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非法持有弹药罪被云南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由玉溪中院进行审理。刀文兵是否涉嫌贪污、受贿，仍由监察部门进行调查。刀文兵历任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副庭长、审判员等职务。成都传媒集团旗下的红星新闻报道称，2019年9月底刀文兵涉嫌杀害职务为昆明中院司法技术处副处长的女友。为了与该副处长在一起，刀文兵与原配妻子离婚，而该副处长同时又是云南省司法厅原副厅长赵立功的情妇，赵立功曾给该副处长的银行卡账户打入两千余万元。赵落马后，其“利益关系团体”土崩瓦解，在慌乱与惊恐中刀文兵与该副处长相约自杀，但最后刀文兵将该副处长从23楼推下，其本人并未自杀。先前亦有媒体报道称，刀文兵是在昆明中院审判监督庭任职时，因办理减刑假释案件涉嫌受贿被留置，期间供出自己所犯的故意杀人罪。媒体广泛报道称，刀文兵当年属“优中选优”进入昆明中院，成为审判中坚力量，是云南第一批员额法官，也是曾经闻名的马加爵杀人案的主审法官。

2020年7月20日，河北辛集市公安局侦破一起发生在1997年的抢劫运钞车积案，该案5名嫌疑人驾驶一辆抢劫来的出租车，在辛集市枪击基金会工作人员、抢劫运钞车，当场造成一死两伤，79万余元现金被抢。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向媒体承认，其中一名嫌犯是该法院执行局副局长赵智勇。1997年，赵智勇正在当兵服役，趁探亲之机结伙作案后回部队继续服役。赵智勇1998年退役后转业进入法院工作，2014年升任执行局副局长，至案发已在法院工作了22年。期间，赵智勇2009年被评为裕华区优秀党员；2011年被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评为2010年度“十佳执行能手”；2012年被中共裕华区委、区政府授予“嘉奖”奖励，被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授予“个人三等功”；2013年3月再次被市中院授予“个人三等功”。

2020年10月20日，武汉市武昌区公安分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昌”首先发布“张×斌”自杀的消息后，湖北高院对外通报证实该院副院长张忠斌于2020年10月19日中午在办公室自缢身亡。并称：“据了解，张忠斌同志身患疾病，长期服药。” 财新网引述消息人士话称，10月19日上午，湖北省有关领导曾找张忠斌谈话。当天中午，张忠斌的熟人邀请他一起吃饭，但张忠斌却一反常态，没有接受邀请。当天下午16时许，在法院工作人员无法与其取得联系后设法打开他的办公室房门，发现张忠斌已在办公室自缢身亡，警方排除了刑事案件的可能。张忠斌曾经担任荆州中院副院长、湖北高院刑一庭庭长、宜昌市中院院长，2018年1月任湖北高院副院长。他曾在《人民法院报》发表《良心就是心中的法》一文。《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称，张忠斌自缢身亡一事引发诸多猜测，时值湖北省委第四巡视组将对省法院在内的三个单位进行巡视，时机实属敏感。

司法队伍和法院领导涉嫌腐败现在已不是个别现象。《解放日报》官方网站“上观新闻”报道：2020年7月8日，中央政法委召开“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试点工作动员会”，确定5个市本级及4个县（市、区）的有关政法单位，两所监狱作为试点单位，于今年7月至10月开展试点工作。截至10月7日，试点地区已有1546名政法干警主动向组织讲清问题或投案自首，立案审查373人，处分处理1040人。[4] 2020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网站同一天就发布了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陈昌涉嫌严重违法违纪已主动投案和山西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陈明华涉嫌严重违法违纪已主动投案两起重大案件。

各种情况显示，中国官场的腐败已经从全方位表现出了广泛糜烂的状况，司法系统当然也不会例外，而且还成了重灾区。司法系统表现出的这种超乎常情的腐败现象，足以表明目前司法腐败的危重程度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而司法腐败所产生的必然后果——公权黑白颠倒、社会正义缺失的严重性，以及腐败肌体自身无法修复纠正只会越治越腐的必然性，都已达到了极致的状态。这些司法腐败案件的背后所涉及的冤假错案，不论从数量还是从严重程度而论都可想而知。司法腐败大案要案的集中爆发和由此暴露和引发出的司法体系的道德沦丧和信用崩溃，事实证明了一个不受制约、不是独立和建立在法治之上的司法系统是无法达到公平和正义的目的的，司法腐败成了维权力量最有成效的播种机。

四、从公共案件和社会现象中透析维权运动成长和发展的必然性

2020年发生的一系列公共事件事实上已经与维权案例越来越相互交织、难以区分，部分社会中、上阶层和体制内人士所表现出的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强烈反响已变得相当突出。由于这样的矛盾从深层次上理解已经普遍触及到权力的核心利益，因此权力在处理这类案子时也不得不让“依法治国”在阳光底下裸奔。即使是普通的维权案例，所谓通过走正常渠道解决矛盾——即通过信访和司法渠道解决矛盾的路径，也已经完全沦为摆设而彻底丧失了信用，其原因与体制本身的制度性因素及信访和司法系统自身的蜕化变质和腐败堕落密不可分——这些情况在今年发生的公共事件和维权案例中都表现得非常明显。

在任何政治制度下，司法、教育和医疗卫生体系的状况都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相对步入文明的三个标志性要件。很遗憾，目前我所观察到的情况是在中国这三个体系总体上都已经腐败堕落了。除上述提及的司法腐败外，教育与医疗系统的腐败程度也不遑多让。

2020年11月11日，教育部网站发布《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众多媒体报道时其标题引述其中第八条称：《教育部：研究生导师不得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看了真让人觉得哭笑不得。这些年爆出的众多关于教育系统的个案同样也是触目惊心，而维权的家长和学生本人最终大都成了维稳的对象。

受害的对象也并非仅仅只是学生和家长，著名的教授同样也可能沦落为维稳对象而成为弱势的一方。2020年7月6日，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在北京被警方从家中带走，多家媒体报道称警方告知其家属抓捕原因系嫖娼。许章润一周后获释回到家中，随后被清华校方革除教职和公职。但此案被公众普遍质疑认为是因言获罪，近年来“嫖娼”已经成为对异议人士和敢言者施以污名化的常用工具。据后续报道称，7月28日许章润与律师见面后，正式委托律师就成都警方对他作出“嫖娼”处罚提起行政诉讼或行政复议。但根据以往经验，就我个人而言并不看好许教授能得到一个他能接受的维权结果；而更重要的问题是，在警方无法出示许章润嫖娼证据的情况下，如果在中国连一个顶尖大学的著名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都无法通过法律途径为自己成功维权，那么可想而知在这片土地上还有多少人能够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

2020年8月17日，互联网上流出中共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在美国批评中共领导人等敏感政治言论后，被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通报处理。《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严肃处理退休教师蔡霞严重违纪问题》的通报中指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退休教师蔡霞，发表有严重政治问题和损害国家声誉的言论，性质极其恶劣、情节极其严重，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违反国家事业单位人员行为规范。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央组织部纪检监察组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机关纪委联合审查调查，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院）务委员会决定，开除蔡霞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取消其享受的相关退休待遇。”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可不可以未经司法程序就用行政手段剥夺蔡霞应当依法享受的相关退休待遇？这一问题曾一度成为公众议论的中心。针对这一处罚，蔡霞表示将通过法律途径讨回属于她的权利——实际上这其中既包含依法维护其应当享受的退休待遇这一经济权利，同时也包含依法维护其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这一政治权利。这一事件表明，当蔡霞的言论触及到党和政府及其领导人的核心利益时，作为中共思想和理论研究与发展及教育依法行政的核心部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也不得不赤裸裸地公开表明对不同言论者予以严厉的处罚，这明显违背了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依法治国成为笑谈。而蔡霞的遭遇并非只是个例，舆论普遍质疑的任志强案或许同样如此而且惩罚得要严厉得多。蔡霞因其言论被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处罚这一事件，事实上已经为我们回答了前文中提出的问题：当维权涉及到权力的核心内容时，对于权力来说，是选择依法治国，还是强力维稳？是法大于权，还是权大于法？不难看出，面对并非独立的司法体系，不但最高权力不能触及，其实每个地方的党政机关和各级领导，对于当地来说也都属于核心利益，都不能触及，依法治国最终只能成为荒诞的空谈。

2020年10月15日晨，成都大学党委书记毛洪涛在微信朋友圈发出“……就以这样的方式结束吧。人生五十未满，少年勤勉，青年奋进，中年有成，却因职业选择的最终失误走入了绝境……”之后失联。10月16日下午，成都市公安局温江区分局通报称在江安河温江段一河道内发现一具男尸，经公安机关现场勘验，核实确认死者系毛洪涛本人，初步判断为溺水身亡，排除刑事案件。10月17日，成都大学发布讣告高度评价毛洪涛，称其“团结带领班子成员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推动学校党的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工作全面提升。”

而媒体披露毛洪涛生前在微信中写道：“……在成都大学建立起的利益集团和独立王国，强烈防御着全面从严治党和党委领导下校长负责制的政策要求，连续挤压三任党委书记，而我是被害最深当然也是斗争最强烈的。一年多来，本人受到的伤害与不公，今生极致。用阴招，泄私愤，拉山头，无底线，表面上是校长与书记的意气之争，背后是深刻的正义与邪恶较量，确实没有想到的，是制度机制建设、治理系统健全如此艰难，甚至无助到付出生命的代价。”

成都市为此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委教育工委、市公安局组成的联合工作组，正在对案情进行全面调查，至今尚未宣布结论。但问题是，毛洪涛生前身为党的领导干部和体制内知识分子，熟知党的政策和法规，想必他在走投无路之前，一定也是向纪委监委及上级有关部门不断反映情况，为何长久以来毛洪涛无法得到一个恰当的说法？现在这上级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又能调查出什么样的结果来？推而广之，一个大学的党委书记面对不公都如此无奈，普通百姓维权之路更可想而知。而最重要的问题是，毛洪涛为什么宁愿选择自杀，也不去走所谓的“正常渠道”和“法律途径”维权？

政府和司法自身的沦丧导致公众对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普遍感到绝望，这种现象已经不再只是盘旋在底层访民头顶上一片挥之不去的乌云，现在像毛洪涛这样的领导干部和体制内知识分子同样深受其苦。毛洪涛在生命最后一刻说出的“因职业选择的最终失误走入了绝境”，是否想表示选择从事党的事业是他人生最大的失误，导致他走入了绝境？他在微信里所表达的，分明是教育界官场中逆淘汰的残酷恶劣的生存环境。

中国医疗卫生系统所反映出的问题，同样也是一如既往地骇人听闻。医疗卫生系统的弊端，同样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其产生问题的根源与教育系统极为相似，同样也是制度性的。将医疗和教育产业化，无形中将人类应当具有的社会责任和良知沦为金钱的奴隶，其中夹带并弥漫着惊人的腐败和道德沦丧，成为这个社会难以愈合的严重溃疡。由于2020年新冠病毒大流行，让医疗卫生系统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主角，期间涌现出了数不胜数具有良知和责任感、作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的医护，也让公众看到了像李文亮、艾芬等一大批抗疫人物的故事，但公众同时也体会到了像钟南山和张文宏这些专家与专家之间在做人和做事上的区别以及国家对待他们的不同态度，这些事实其实都能说明许多问题。

近日，一条关于医疗的新闻登上热搜：湖北“啤酒大王”李大红被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北京301医院）忽悠到由李兰娟院士担任院长的博鳌超级医院进行手术导致脑死亡，昏迷前曾大呼“我上当受骗了！”家属拒绝通过“正常”医疗鉴定和法律程序解决。在一个对穷人见死不救已成常态的社会里，有钱人的意外死亡无意中成了一面镜子，照出了这个社会的残酷和奸诈，这难免让公众产生出这样的反思：道德沦丧之下的经济发展究竟还有什么意义？2020年11月25日澎湃新闻报道的安徽蚌埠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非法摘取尸体器官案，六名被告人中，南京市鼓楼医院主任医师黄新立、江苏省人民医院主任医师陆森、安徽省怀远县人民医院ICU原主任杨素勋、以及淮北矿工总医院医生王海良共四名医生涉案。其中黄新立、陆森曾是所在医院OPO（器官获取组织）的工作人员，王海良曾是OPO的联络员。该案情节细思极恐，法院认定11名死者的肝、肾先后被非法擅自摘取，而法院判决却奇轻，仅仅追究六名被告人犯故意毁坏尸体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至十个月不等。该案所反映出的不仅仅只是医疗卫生系统自身存在的严重问题，司法审判同样也可谓是触目惊心，与维稳案件中动辄判处的重刑相比，这样的判决可想而知会对未来产生怎样的社会导向和长久影响，这样的判决对司法系统自身的公信力也会产生出恶劣的后果。

对司法系统的信任危机在司法部门内部也并不例外，最近自媒体上流传的照片和视频显示一位名叫吴志萍的退休法官今年10月26日身穿法袍在四川省高院举着“冤”字要求法院主持公道，还其诉权和私产；另一位曾经担任审判员，现已残疾的顾万文在家属陪同下在江苏省滨海县法院门前坐着轮椅拿着“冤”字讨要医疗、护理费，这样的例子都说明政府和司法系统自身的公信力发生了严重问题，现已危及法官自身，所谓的“正常渠道”确实已无路可走。

政府、司法和整个社会公共系统因自身的沦落不可避免地陷入塔西佗陷阱，也必将导致整个社会因此失序。这对任何一个个体而言，大到对人生目标和价值的追求，小到对日常生活中行为举止的规范，都有可能受其影响产生出极其紊乱的后果，整个社会也将会变得混乱不堪。因对法治和公平、正义感到绝望而引发报复社会的极端血腥案例现已不再只是个别现象，2020年7月7日由强拆引发的贵州省安顺市公交司机张包钢驾车坠湖造成20多人死亡案，以及11月13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法院法官郝建在法庭被杀案，都是非常典型的极端例子。

就在写这篇文章时，作者本人也曾一度陷入一个材料取证上的困惑：为了保持文章的严肃性，对文中列举的各个案例，文章应该采用政府的通报或法院的判词，还是转述新闻报道中从严格意义上讲尚未被证实的案情？哪个更加真实可信？在正常情况下，答案显然应该是前者。但当政府和司法本身就已陷入塔西佗陷阱后，不论是对作者还是对读者而言，怎样取舍都已区别不大，也失去了区分的意义。而现今类似的矛盾正体现在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许多情况下，在这个社会里做一个好人或许会比做一个坏人更难以生存、更令人怀疑。我们所面对的几乎是一个无任何法可言、无任何理可讲、无任何事可信的时代，我们几乎失去了一切衡量和评判是非的基准，我们失去了普世公认的文明基石，为此我们挣扎在一个痛苦、麻木、迷茫、不安、甚至是危险和绝望的社会氛围之中，并且我们正在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权力最终也必将会为此付出他们应当承担的那部分代价，很明显，这已不会太久远了。

五、维权群体仍然是推动中国人权进步、实现民主和法治的重要力量

2020年，公民维权与其它许多重要的社会公共事件相互交叉、重合叠加在一起，已经成为全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维权的概念和内涵也已经被拓展得更加宽广和丰富。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期间，不但中国的医疗卫生系统出人意料地涌现出了像李文亮、艾芬、曾迎春、镇艳等一批人物，因为维护公众对医疗卫生的知情权而成为强力维稳的对象，而且社会上也涌现出了一批像张展、方斌、陈秋实和李泽华那样的公民记者，以及像方方这样用笔记录疫情真实状况的专业作家，实时报道疫情消息，维护公众对疫情真相的知情权。网络和自媒体正在快速地改变民众传播和接受信息的方式和渠道，官媒不再是消息来源的唯一途径，权力已越来越难做到钳制信息的自由流动。

2020年，由于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的冲击和世界大环境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速显著减缓，政府税收吃紧，财政赤字加大，地方债压力山大，经营环境恶化，大批企业倒闭或迁移出国，民营经济成了下金蛋的鹅。从理论上讲，政府应该保护好合法经营的民营企业，但现实中政府的行为却充满了矛盾。尽管2019年12月中国人大网站还在引用人民网新闻：《最高检：少捕慎捕捕诉一体保护非公经济合法权益》，文中指出：“在检察机关落实宪法情况的通报中，最高检提出要对非公经济在法律限度内适当倾斜，对民营企业负责人涉嫌犯罪，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5] 但2020年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的利益冲突却变得越来越严重，而这样的冲突在未来或会成为趋势并加剧经济的下行。维护公民的合法财产权仍然是维权运动的主题，我们将会看到有更多的民营企业主加入其中。而这样的冲突往往交织着政治和维稳的因素，不论是今秋的耿潇男案、最近的孙大午案，还是刚刚宣判的李怀庆案，都明显带有这样的特征，这必然会导致更多的民营企业主在内心深处感到不安并渴望实现真正的民主和法治。

2020年，体制内部的断裂表现得尤为明显。除了8月17日被通报处理的蔡霞和9月22日宣判的任志强案，其实像成都大学党委书记毛洪涛因权斗导致自杀这种形式的恶性“断裂”对体制内部的触动会更广泛、更深入、也更强烈。任志强、蔡霞毕竟是这个庞大体制内部发生的极个别现象，而体制内的权力斗争却无处不在。这几年里，体制内部对自身信仰的危机同样表现得尤为突出，不论是权力的合法性和执政的目的，还是腐败的成因和反腐的动机，都受到体制内外的普遍怀疑。2018年8月9日，重庆市渝北区委原常委吴德华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通报指其“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丧失政治立场，与党中央离心离德，购买、私存反动杂志，传播政治谣言，加入非法组织，企图自创歪理邪说……”2019年5月24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文章《重庆能源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冯跃案警示》，称“冯跃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私自购买、阅读、存放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对抗组织审查调查……”2019年7月8日，重庆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王银峰被开除党籍、公职，通报也是指出“王银峰理想信念丧失，政治上蜕化变质，大搞政治攀附，热衷于阅看、私藏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文章，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2020年3月13日，重庆市綦江区纪委监委通报对区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支队原政委李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立案审查调查，李斌同样被指“丧失理想信念，背离初心，背弃职责，政治上蜕化变质，私自携带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籍入境并阅读保存”。这几年里仅重庆一地被查处的官员就涉及诸多类似问题，甚至像李斌这样的本身肩负地方维稳重任的官员都已被指“丧失理想信念”，“政治上蜕化变质”，可想而知这种情况在全国范围内已有多么严重，这表明权力心中的“长城”正在逐步坍塌。

2020年，维稳的任务也变得越来越吃紧。由于新冠病毒流行，经济萧条失业增加，日积月累的各种矛盾已变得更加尖锐复杂，极端案件频发，公众的不安全感、社会的不稳定状况还在继续加剧。政府应该如何去调和这样的矛盾？是继续增强维稳打压的力量，还是还权与民、让利于民，切实解决好民生问题？2020年，全国各地政府仍然在一如既往地扩招辅警，并在机构改革中提出提升辅警的待遇，让辅警有机会转正成为正式编制的警察——这些情况所释放出的信号是非常清楚、明确的。根据中国国内的新闻综合报道，目前中国正规警察规模已近200万，辅警达到约400万，武警大约150万，目前警力还在进一步扩充——那么，在中国，到底是谁最缺乏安全感呢？是人民，还是权力？

2020年，即使为了权力顶层，维稳都已显得力不从心。十九届五中全会过后，11月3日至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视察河南，有视频拍摄到他在安阳一社区走访时，遇到一位居民在小区住宅楼高层大喊“冤枉”。10月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广东省汕头市开埠文化陈列馆、侨批文物馆等地考察，也有视频记录下视察车队被一妇女意外拦下，并向车内递送了一叠材料，多家外媒报道疑为访民拦轿申冤。而早在武汉封城期间，3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率领中央指导组视察武汉青山区开元公馆小区疫情防控时，视频也摄录下小区居民在楼上大吼“假的，全部是假的”。3月10日习近平视察武汉，武汉也曾传出“习大大，来视察，每户先安两警察”的段子。这些事例都说明，在中国大地上已经是冤屈遍地。地方官员为了自己的利益尽力掩盖当地存在的各种问题，同时也为了考虑顶层权力的安全和面子，尽管地方政府在领导视察时对各种不和谐的苗子严防死守、关关设卡、层层设防，但还是防不胜防。

2020年年末，中国民众对美国总统大选表现出了出乎意料的关注和热情。由于各种原因，尽管今年美国大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局面，但在美国民主理念之下公民个人政治权利的重要性和司法独立之下法治原则的普适性同样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海外华裔中表现出的对美国第46任总统候选人川普和拜登的强烈支持或反对，民意几近达到撕裂的程度；同时中国官媒竭尽全力放大美国大选中民主制度下混乱不堪的一面，或许都会让国内公众对美国民主制度中的薄弱环节留下深刻的负面影响。但民主制度的这些缺陷与腐败的专制体制相比，两者仍然不可同日而语。而中国民众对美国大选所表现出的热情和关注，恰恰说明了民众对自己应当拥有的政治权利已开始觉醒并产生反思。

中国未来的维权运动必然会从公民维护自身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等各种基本的天赋人权逐步走向维护公民自身的各项政治权利。这对一个专制的政权而言，触及的是权力最根本的核心问题，因此维权与维稳必定是一对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确实，2020年度中国民间的维权运动仍在发生着广泛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不以权力的意志和强力维稳所改变的，这种深刻的变化正在转化成为时代的潮流滚滚向前，而其中的维权群体将会一如既往地为推动中国人权进步、实现民主和法治而不懈地努力。

写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列治文市 (Richmond, B.C., Canada)

2020年11月15日初稿，2020年11月28日完稿。

注释：

[1]：《特点、变化、趋势和意义 —— 2018年上半年度民间维权运动观察和思考》，作者：张智斌，《议报》，发布时间：2018年7月29日

http://www.yibaochina.com/article/display?articleId=7735

[2]：《征求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意见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时间：2014年10月25日

http://cpc.people.com.cn/n/2014/1025/c64094-25906537.html

[3]：《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17年3月12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法院网，发布时间：2018-02-28 16:08:28

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82602.html

[4]：《一周反腐看点：3个月时间，全国政法系统共有3只“老虎”与28个厅官落马》，作者：凡夫，“上观新闻”网，发布时间：2020-11-01 11:15

https://web.shobserver.com/news/detail?id=306370

[5]：《最高检：少捕慎捕捕诉一体保护非公经济合法权益》，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网，来源：人民网，发布时间：2019年12月04日 10:46: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