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选票的我们，有没有罪责？

——政治罪责思考的第22条军规

   (编辑说明：美国大选激起华人世界空前的讨论浪潮，也进一步强化了已经处于分裂的中国舆论以及知识界内部的分化撕裂趋势。显然，这种现象有深刻的政治与社会、文化成因。也注定会影响到中国的未来演变。如何看待这些现象，这将是一个中国思想界需要冷静思考理性分析的重要课题。这里，刊发一篇郝建教授的文章，谈一个与此无直接关连的一般性重要理论问题：中国政治情境下的个体的政治责任。这个问题中文世界自文革后就陆续以各种形式有所涉及，台湾在最近些年讨论转型正义时也不断触及，但整体看显然还不够系统深入。刊发此篇文章，希望对读者思考相关问题有所帮助，也希望能有更多的探讨)。

一．无选票，无罪责？

眼下许多中国人正在为美国的大选吵得废寝忘食、人声鼎沸。选票、选票，对别人手里那个从未谋面的小纸条，我们倾注了无限热情。许多人挥斥方遒，许多人彻夜在神州的豪宅陋室敲击键盘，十指舞动翩迁，决心煽动翅膀于大洋彼岸挽狂澜于既倒。许多客居他乡的成功人士更是理所当然地以主人公精神为自己旅居的国度指点江山，同时捎带着给祖国的百姓开坛讲授民主宪政的ABC。

但是然而可是，同时有一个烦人和坚硬的问题令许多中国人万分难堪：我们没有选票，但我们对中国政府的作为有无责任？或者说得更为准确、直接：对发生在中国的政治性错误、人道灾难，我们有没有罪责/责任？

与这个难题紧密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最近也被许多人讨论：如果我们对中国的政治事务和政治罪行有不可逃避的政治责任，这个责任是否优先于、更重要于我们对世界其它国家政府行为、政府罪责的所应负的责任？

对第一个问题，我看到两种看法：

第一种认为，我们没有选票，当然就没有责任，有个朋友说得更进一步：即使有选票，我也不对没投赞成票的政府行为负责。我猜想，持这种认识的人可能在中国占多数，这样我们更容易活得轻松如意、岁月静好。

第二种认为，对于一个国家政府的行为，所有国民都有责任。一个朋友说：虽然没有选票，我仍然有我的一份责任，因为我没有运用我还有的权利和我还有的机会，去反对和抵抗这样的事情。是的，如果听任本国政府任意妄为，不管这种行为导致的是极大的社会不公还是人道灾难，我们都必须担负不关心和懒于行动的责任，都要思考一下这种政府行为是否与我们的胆怯、懦弱、犬儒或利欲熏心有关系。

二．刑法罪责与政治罪责

我自己坚定、明确地持第二种观点，我们对发生在中国的一切政治性恶行负有罪责！

雅斯贝尔斯区分四种罪责：刑法罪责、政治罪责、道德罪责和形而上罪责。  

许多朋友说没有罪责是将刑法罪责与后三种罪责混为一谈了。刑法罪责是指那种按照本国法律被判定为违法行为责任。在雅思贝尔斯的分析中，对刑法罪责也有比一般刑法理论更为深刻和细致的辨析。但简而言之，普通国民对政府行为一般都没有刑法罪责。因为我们既不是指挥者和领袖，也不是具体的执行者。我们既没有下命令，也没有扣扳机，我们没有涂改历史记录、剪裁大众记忆；我们没有拍摄《意志的胜利》去塑造元首的伟岸形象，也没有排演大型团体操装点国家主义大标语。

但是，后三种责任或者说罪责却是每个国民不可逃避的。这正是雅思贝尔斯对罪责进行区分和思考的深刻之处。    

政治罪责是每个公民都必须为国家之罪所承担的，即使他不喜欢政府、没有为政府行为投过票、做过背书。我的一些朋友认为个人为政府行为负责是荒唐的、不公平的。但是，我却为发生在祖国的种种政治恶行痛心疾首。从某种绝对的、普遍的意义上说，我对没有阻止我祖国的政府的恶行而感到羞耻和有罪。我的朋友中有些是对政府的恶行做过反抗的或者受过迫害的，他们听到我说每个人都对自己国家的政府的罪行负有责任或罪责，大大感到冤屈。但是，恰恰是懂得对抗政府恶行的人们负有更多的责任，因为他们是看穿黑暗的先自由起来的人。学者徐贲在《我们以什么理由记忆》中写道：“政治罪责对于那些反对国家罪行的人们看似不公正，但每个公民却仍然必须为他的政府的行为担负责任”每个人的政治责任是不可逃避的，不参与、不表态是一种变相的合作。

道德罪责是个人面对良心法庭的辩驳，每个人真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由他自己决定。

形而上罪责是出于我们与罪行、罪人共同生活在一个世界而感受到的罪责。我认为雅思贝尔斯这个罪责概念与康德的“绝对道德律”概念紧密相连。美国总统因为没有干预卢旺达的大屠杀而受到指责，这就是他必须为万里之外的暴行承担的某种形而上罪责。《卡萨布兰卡》中，来自美国纽约的酒鬼里克说“纽约睡着了，美国都睡着了。”那一刻，他在思考对万里之外的杀戮有无责任。

三．不思考的自由

这里涉及的不是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问题，而是我们生活在中国政治制度下的人们能否逃避自由、逃避责任的问题。

在雅思贝尔斯看来，认为没有责任恰恰是内心不自由的表现：“一方面是驯服顺从、另一方面是对自己的行为缺乏罪过感”，而“有罪过感才能接受责任，罪过感是人为了实现政治自由而在心里奋起反抗”。

国民与政府的政治关系是一种“存在”，我们面对这种存在的选择是不可逃避的。在必须面对现实，选择不可避免的意义上，我们许多人是存在主义的爱国者和人道主义者。

从现实层面看，一国政府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这个共同体内的每一个人，包括那些取得外国永久居留权但仍然持有中国护照的国民。例如，在新冠疫情国际流行时，对中国政府某些行为的指责就许多居住在海外的中国人感受到被整体性歧视的压力。事实上，这是一种“代位被歧视感”，这是许多海外中国人不能将对政府行为的指责与对具体个人的指责加以区分。

聚焦到中国，也许将雅思贝尔斯的罪责（Guilt）表述为“责任”，表述为政治责任、道德责任等概念可以让更多的人接受和开始思考这个概念以及我们的境遇。但是，笔者认为毫不回避地用罪责这个词也许可以更加强调这几种责任的不可逃避性，更加认清我们与本国政治现实的联系，这种联系对大部分国民来说是与生俱来的。罪责一词是对中国现实一种勇敢的承认，也从反面如实地描绘了中国现实的严酷性。中国的政治现实、发生在这里的人道灾难也使得我们所承担的政治责任必须在语言上有一个更为准确的词汇加以表述。

那些位高权重者，更有责任思考这些问题。位高权重，既包括那些经济、政治上身处高位的人（我一个朋友说得简单：混得好的人），也包括、甚至更包括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是一些思想上的“肉食者”。 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思想领域里的第22条军规：对那些没能力思考或者拒绝思考的人们，你当然是无话可说，因为不思考、拒绝承认似乎也是保持消极自由的天经地义。但是，恰恰是那些能够把无需负责说得头头是道、顺理成章、板上钉钉的人首先有罪责，因为那恰恰是一些会思考的人，恰恰是一些思想上的高端人口。作为知识分子，更有责任直面自己的境遇，更有责任阻止政府的恶行。事实上，在发生了政治灾难的时候，也是我的这些思想精英朋友最容易感到自责和内疚。没能阻止一国的政治恶化，这里的知识精英、这里的思想者就是有无法逃避的罪责。

因为选举权事实上被剥夺而自我取消对政府行为的责任，这种思路可能是一种让我们的存在轻松百倍的思考路径。这可以让我们省却无数汉姆莱特式的自我诘问和西西佛斯的思想苦役。

四．远方的苍蝇和饭桌上的粪蛆

由此引发我们思考与此紧密相关的问题：如果我们对中国的事务有不可逃避的政治责任，这个责任是否优先于、更重要于我们对世界其它国家政府行为、官员恶行所应负有的责任？

对这个问题，也一些知名的知识分子朋友，认为即使国民对政府行为有责任，对国内和国外政府行为的责任也是一样的。他们觉得，认为国民应该首先关注本国政治事务、首先对本国政府负有责任是一种毫无道理的、过分积极的要求，在政治上是可笑的、错误的。

我秉持的看法也许很难得到理论上的论证。但我拍脑门子认为，假设政府的恶行和造成灾难的程度完全相当，我首先对身边老大哥的胡作非为和这些作为导致的灾祸、人道灾难负有罪责。

对本国政府的责任超过对他国的责任，其中的道理也许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理论而是来自常情常理。同样是发生了暴力行为或人道灾难，我当然应该首先对自己家里的暴力行为负有责任。

在哲学领域，休谟和亚当·斯密都把”同情“当作人与人，人与群体关系的基础。没有同情就无责任感可言。但这两位哲人都指出，对不同人的同情是不同的。关系越近的（家人、亲属、朋友），同情的作用越明显。

生活在中国或其他国家的中国人，具有国际视野，关心别国大事，当然值得敬佩。每个人也有绝对的权利闭起眼睛不看自己家园而吟唱着诗歌去远方扫净天下。但是，如果我的一些朋友偶尔把那份昂扬激越和气宇轩昂也分一点给祖国的土地和这里的男女老少，会显出另一种形象。

如果做一点与这里的话题也许无关的猜想，眼下我们对别国选举和政治事务的强烈关注和巨大热情可能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关注眼前的、当下的现实很困难所导致，这种无法关注、不敢关注会激发出一种焦虑感。顺便说一句，不容易、很困难不等于不可能，严峻的现实是否解除了我们的责任，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无选票，有无责任只是这个境遇中的一个方面、一个非常需要思考的项目。

就我自己来说，我坚信，一天具有“中国人”这个身份，我就对中国这块土地和生活在这里的人负有比世界其它国家的人，负有更大的责任。同样是有人打老婆，我当然是对我爸在我身边、在我眼前殴打屠戮我妈负有迫在眉睫的责任。只要别人问起国籍或者翻看你我的护照时，你我的回答还是“中国人”，我们当然罪责难逃！

眼下，我看到有些国际主义文化战士、热爱美国的思想豪杰和政治斗士都显示出高大上的昂扬正气和略微自媚刻奇的抒情态度，这不仅无可厚非，而且是他们当然的权利。我也同意，大洋彼岸的这场选举当然不仅仅关乎一个富人和穷人的故事，而确实关乎那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和繁荣昌盛长治久安；关乎世界的明日阳光和中国的举头明月。但是，于此时我依然坚持认为，我对这里的家人、朋友和这里的农民工眼泪和老大哥的狂笑负有更加不可逃避的、更优先的责任。我许多朋友在飞起兰花指拍打远方屋子里苍蝇，如果他们偶尔也瞟一眼我们自己家园中的餐桌上、饭碗里每日飞溅的臭粪汤和四处蠕动的驱虫，我会更多一分敬意，感到多一分慰藉。

如果在此做点过分积极、过分强人所难以至于毫无道理的表述，面对当下中国的境遇，我们没资格歌舞升平、趾高气昂，我们没资格岁月静好！说句没道理的浅薄话，面对别国事务，我们当然可以指点江山，但大可不必那样气宇轩昂，那样高屋建瓴，好为人师。

有的朋友不愿意承认，掌权者剥夺了我们的政治权利，但绝没有免除我们的政治责任！

郝建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