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国改革经验 ( 中)
Senior Fellow, Ronald Coase Institute
五. 均兮公兮
很难想象市场经济在中国会有一个更辉煌的开幕。经济改革摘掉了中国人头上戴了一个多世纪贫穷的帽子，它帮助8亿农民摆脱了饥饿。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毛泽东年代留下来的短缺计划经济已经进入历史教科书；老百姓依靠粮票、肉票、布票、油票、鸡蛋票等票据过日子，而农民长期饥饿或半饥饿的年代已经成为过去。如今的中国是一个商品丰富、生气勃勃的市场经济。
但是，改革，更准确地说，已经完成的改革，远非一剂万灵药；中国经济还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从仍然在生计线上挣扎的数千万贫困人口到我们与法治国家的距离，从看似遥无止境的国企改革和农村土地改革到至今还远未开放的金融市场和思想市场。而且，改革也带来了一个不可回避的挑战，贫富不均。
贫富差异在任何经济中都存在。孟子说，“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何况活生生的人？彻底消除贫富不均，实现完全贫富均等，虽然中外古今都有不少好事者把这样的经济平等捧为他们心目中理想社会的一个基本元素，绝非一个不可企及但值得追求的社会理想。中国先哲很早就明白了“维齐非齐”的辩证道理 － 机械地、一味地“维齐”必定导致“非齐”，顺其自然，“非齐”反而能够“维齐”。绝对平均主义思想是随着社会主义而来的舶来品，是典型的乌托邦理想。毛泽东年代的中国也充满了各种形式的不平等和特权，城乡差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完全消除了贫富差异 － 完全消除贫富差异的国家一定是地狱，而非人间天堂。就这方面而言，日本可以说是世界的典范。日本社会同质性高，二战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微观政策，平和劳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几乎没有国营企业，也没有人相信公有制能够有效防范贫富差异。开放的城市化，是消除农村贫困的主要手段；而农村贫困是发展中国家贫富差异的主要推手。不断增长的就业机会和开放的劳动力市场，是防止城市贫困的有效手段。这些措施是日本在“二战”后（台湾和韩国也类似）取得经济高增产的同时能够控制有效贫富差异的重要原因。
不可否认的是，贫富不均已经成为今天中国社会的一个毒瘤。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中国人长期生活在一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农业经济和熟人社会里。在传统中国，“均”的确是一个核心价值观念，其重要性或许仅低于“和”。以“均”为名的制度在历史上层出不穷，如均田，均赋，均徭等。不过，“均”，根据朱熹在《论语集注》中的解释，是“各得其分”。因此，“均”应该理解为“公平”，“公正”，而不是简单的“平均”或“均等”。后者显然来自于西方社会主义及“平均主义”（egalitarianism) 思想，这种平等观其实与强调人伦秩序的儒家传统格格不入。而且在毛泽东年代，社会主义也把消除贫富差异奉为自己的核心主张。在误读的传统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影响之下，严重的贫富不均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中国任何一个当权者都不敢忽视的政治和社会难题。
贫富不均本身是一个普遍的、常见的经济现象，也有诸多微观和宏观政策可以对症下药，防止贫富不均极端化。在微观方面，降低市场进入门槛和贸易壁垒，减低政策性交易费用等都可以有效地支持市场中的弱势群体，提高他们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降低社会上的贫富差异。在宏观方面，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教育和医疗等政策，倾向弱势群体，抑制贫富差异的扩大。遗憾的是，这些政策目前在中国都暂付阙如，而现行的政策反而倾向强势群体，是极化贫富不均的推手。
譬如，中国在城管方面的投入远高于对企业排污或者食品安全的监管投入，而被城管监管的对象大多是在贫困线上讨生活的弱势群体。中国企业赋税过重，以至于在不少薄利行业，企业如果不逃税，几乎无法生存。企业个个“违法”，必然造成政府和企业关系不清，导致权钱交易和腐败；而权钱交易，貌似市场化，实际上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的基本精神，是中国目前财富集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更是老百姓仇官、仇富的主要原因。又譬如，中国目前课税的主要对象是收入，也就是GDP流量，而不是财富；而且富裕人士缺少可靠的渠道和制度疏财仗义，服务社会。在古代，自宋以降，地方富豪热衷于办“义庄”，“义塾”，乃千年传统。因为中国人素来重视教育，政府本可以行之有效地利用教育政策，抑制贫富不均极端化，尤其是贫富不均的跨代遗传。可是，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政府控制的教育投入一直歧视弱势群体；农村地区，贫困地区的教育资源远远低于城市和富裕地区。而医疗服务更是如此；少数特权阶层占用大量的国家医疗资源，国人早已见怪不怪。
值得强调的是，帮助扶贫的这些微观和宏观政策，都不是简单的财富转移，拆西墙，补东墙；而是通过培育弱势群体的人力资本，降低他们所面临的市场交易费用。从长期来看，真正有效地抑制贫富差异的策略是消除垄断，开放和扩大市场。“有为”的政府应该让今天被市场排斥的局外人，成为明天市场上的弄潮儿；降低在市场上学习的成本，鼓励昨天在市场里跌倒的失利者，让他们重新站起来，调整自己的目标，开发自己的特长，再次接受市场的挑战。同时，照顾社会上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法自食其力者，老有所依，幼有所养，病有所医，尤其是让未成年人继续接受教育，也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遗憾的是，在当今中国，因为种种历史原因以及学理上的混淆不清，贫富不均通常与公有制－私有制之争分割不清，而后者更是与“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争论捆绑在一起。因为没有厘清问题，所实施的解决方案不免隔靴搔痒，甚至南辕北辙。
私有制－公有制之争在中国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孔子提出的“天下为公”是一个古老的汉语教义，质朴淳厚。在近代，托古改制的保皇派康有为和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都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政治理想植入“天下为公”的古训。在他们的影响下，“天下为公”在现代中国被普及成大众语言。康有为把“天下为公”理解为产业归公，“不许独人之私业”，明确地将“公”和“私”对立起来。(20)一心向往“大同世界”的康有为和追随亨利乔治（Henry George) 的孙中山都把“天下为公”与对公有制挂上等号，而他们心中的“大同世界”是一个没有贫富差异，人人均等的理想社会。其实，“天下为公”的原义并非如此。东汉郑玄注，“公犹共也”，看似把“公”与“共”（即共有、共享）等同起来。 但是，郑玄的原义是比较“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家”；而“天下为公”是禅让，“天下为家”是世袭。(21) 由此看来,“天下为公”代表的是“尚德授贤”，“尊德明伦”的德治观，与之针锋相对的正是秦汉以降的“家天下”传统和皇权思想。
进入二十世纪，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公有制作为共产主义的核心教义在中国广为宣传，妇孺皆知。被康、孙误读的“天下为公”为舶来的官方意识形态提供了堂而皇之的历史注脚。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被视为拯救人类的不二选择, 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在全球受到顶礼膜拜。(22)即使在西方，福利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盛行，而市场遭到经济学家的广泛质疑和批判。不难理解，在毛泽东和他那一代中国领导人的眼中，私有制是中国在近代积贫积弱的根源，而公有制则是解决中国贫困问题的灵丹妙药。
即使在改革年代，中国领导人也常常习惯性地将公有制视为确保共同富裕的必要手段。事实上，公有制下的国有企业大多效率低下；他们依靠政治关系和垄断利润，而避开市场竞争，甚至严重威胁市场经济秩序。而且，即使当国有企业日进斗金，国企领导和员工的报酬随着水涨船高，而老百姓难得分到一杯羹。事实表明，靠垄断为生的国有企业不但不是共同繁荣的工具，反而加剧不平等，破坏市场竞争，诱发政治寻租，加剧政治腐败。
“富而后教”是孔子的基本治国方略。至于如何富民？司马迁在《史记 货殖列传》中写道，“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汉书 董仲舒》也写道：“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显然，不与民争业，不与民争利在汉代就是治国安邦的共识。汉代以降，是否“与民争利”乃是判断国家经济政策的一个首要标准。而垄断的公有制，强行不让民营企业参与竞争，一定“与民争业”，不可避免地“与民争利”。唐甄，明末清初思想家，对富民有更深刻的理解。唐氏在《潜书》中写道，“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这完全是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明代先声。 而且，唐对“藏富于民” 的理解更加直白，“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 如此看来，国营企业即使日进斗金，如果与民争业，与民争利，国不可以久矣。
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腾飞，民营企业快速发展，老百姓生活节节高。随着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多元化，改革前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已是昨日黄花。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吃穿住行－无不今非昔比。执政党的合法性也相应得到巩固，政府的威信有所提升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给我们昭示了“天下为公”的另一种解读。从字面上看，“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首先让人想起公共事务管理者公正不阿，不偏袒，不徇私的形象。这种质朴的理解和孔子治国的另一则信条，“政者正也”，不谋而合。这种理解也体现了亚当·斯密所谓的“公正的旁观者”(impartial spectator)的精神。其实，在中国，土地私有权，肇始于春秋战国时代，持续两千多年而不绝。可见，“天下为公”之“公”一定不是“公有制”。(23)其实，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天下为公”是对皇权窃“国”为“家”，霸公为私的一种反制。而防范皇权和官权最有效的制度就是承认“私权”，保护公民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没有“私权”，“天下为公”永远只能是口号。“私权”明晰，处处受到尊重，时时受到保护，“官权”自然就不能横行天下，鱼肉百姓。只有在这样的制度约束下，“权”才能为民所用，政府才可能做到“为人民服务”。
在西方民主国家，三权分离被普遍认为是制衡权力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机制。其实，以权力平衡权力，难免一个逻辑困难。什么权力能够担当最后的平衡者？在西方，无冕之王的媒体，是监督政治权力的重要制度。在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毛泽东提出民主作为长治久安的基本国策。即使毛后来不被列宁的“民主专政”误入歧途，也没有跳出以（人民手中的）权力制衡（政府）权力的想法。按照我们上面对“天下为公”的延伸阐述，民主的真谛不在于人民行使什么权力（且不说权力腐败，也不说权力使人狂），而是让老百姓确确实实地保住自己的“三分地”，拥有自己的家园，做自己的主人，不必降身迎世，甚至匍伏在公权的指挥棒下讨生计。(24)
因此，权力的“守夜人”不能只是另一个权力机构。能够真正锁住“官权”的铁笼子，不是现代的“锦衣卫”或者“谏官”，更不是圣人的道德说教或领袖的个人魅力。监督“官权”最长久，最有效的措施，就是把有限的“官权”置于无边无际的“民权”的海洋之中。私权不彰，公权嚣张；民权不立，官权无边。民贱而官肆，个中此消彼长的道理，对于中国人应该不陌生。
贫富不均，或者更准确的说，个人收入不平等，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当然，一个停滞不前的经济中也一定存在贫富不均。(25)我们不妨先看静态的情况。个人能力不同，工作强度不等，经济贡献不一，收入因此而不等，这是按劳分配的正常结果。这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不必赘言。我们经常忽视的是，收入或报酬仅仅是工作回报的一个指标。有些人更看重工作过程中学习知识和积累技能的机会，或是工作的舒适度（灵活的上下班时间，优雅的工作环境等）。即使能力相当，对经济贡献相同的人，因为看重不同方面的工作回报，会欣然接受不同的收入。在一个象中国一样快速发展的经济中，更多的因素影响贫富差异。首先，中国的改革是一个渐次展开的过程， 沿海地区走在前面，先收获改革的成果，步入小康。改革深入的区域，市场经济发展快的地方，老百姓的收入也随之水涨船高。而且，经济发展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过程；不同的行业，增长的速度一般不同。而快速发展的行业，一般需要提供较高的报酬吸引员工。另外，在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也一定存在着停滞，甚至萎缩的行业。而在一个快速增长、蓬勃发展的行业中，也一定存在为生存而挣扎甚至歇业的企业。这种不平衡的发展过程，部分原因是熊彼特称为的“创造性破坏”；新的创新代替现有的产品，迫使其生产者破产。这些经济结构方面的原因直接影响员工的收入，从而影响贫富差异。
换一个角度看，开放的市场经济是一场游戏，有一些基本的游戏规则。譬如。财产和企业属于民间（个人、企业或其他非官方组织），因为官营企业的介入不可避免地引入政治权力，从而危及市场秩序；个人和企业享有充分的经济自由，同时为自己的经济抉择负责；政府是市场秩序的守护者，保证市场交易免于欺诈和胁迫。(26)在这个游戏中，企业必须为消费者服务，让消费者满意，才能生存。企业既面临虎视眈眈的竞争者的挑战，又时刻面对苛刻的消费者的筛选。因此，竞争市场中的任何企业无不“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企业决定生产什么，如何定位自己的产品，未来投资什么项目，都是赌博。在这个企业博弈的另一面，一个大学生毕业生选择什么职业，加盟哪一家企业，也是一种赌博。赌博一定有输有赢；除非比赛规则严重扭曲，一般的赌博中，没有固定的赢家，也没有永远的输家。今天的赢家，不一定明天还是赢家；今天的输家，明天说不定东山再起。资本主义的早期批判者，尤其是马克思，认为市场经济一定造成贫富悬殊，因为市场偏爱富人。(27)皮凯蒂（Thomas Picketty) 在《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为这个传统观点提供了新的证据；在西方国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贫富差异愈演愈烈。而目前中国处处可见的“富二代”现象也似乎重演了财富盆聚效应。不过，一旦我们把西方和中国放到全球经济中，从全局来看市场经济中的财富分配问题，传统观点顷刻自相矛盾，不攻自破。中国在全球的崛起，以王健林、马云、马化腾等为代表的中国富人的出现，不正好推翻了传统的财富盆聚效应吗？排在美国富豪榜之首的不是洛克菲勒，而是盖茨；不也说明了财富轮流转吗？正如中国谚语所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市场并不偏爱富人。
市场认钱不认人。这让很多人误读了市场，以为在市场上，有钱能使鬼推磨。但是，市场的运转需要货币，也就是钱，是因为交易费用；物物交换的市场在现代社会一定举步维艰。在市场上竞争资源，需要钱做后盾；出价最高者赢得资源，这是市场竞争的原则。但是，愿意出最高价者，可不是最有钱的人。价格后面反映的是资源给竞争者带来的价值预期。所以，市场上竞争资源，是不同期望的竞争，不同信息和知识和竞争，可不是钱包大小的竞争。除非市场被政治权力绑架，开放的市场上没有不败将军。而被权力绑架的市场，也一定腐蚀权力，从而导致整个政治－经济体系的崩溃。
问题的关键其实不是贫富差异本身，而是造成差异的原因。如果贫富差异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它断不会引发社会冲突；这样产生的贫富不均，人们视之自然，也坦然接受。不仅如此，市场竞争的获胜者往往还被人们视为心目中的英雄，成为全社会鼓舞人心的榜样。美国的盖茨和乔布斯，中国的任正非和马云，就是最好的例子。自由市场无法，也完全没有必要，消除一时的收入不均。重要的是，市场必须是开放的，尤其是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思想市场，给每个人机会去努力尝试。至少，市场的大门对那些愿意努力和尝试的人是随时敞开的，即使他们成功的机会从来不是均等的。 一个昔日成功的企业家，今天可能发现自己的产品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危险；今天一个职场上抢手的专业人员，明天会发现自己的知识储备面临过时的危险；一个一无所有的高中毕业生到沿海打工，如果努力工作、专心学习、积累各种经验和资历，也许有一天会拥有自己的工厂。从长计议，没有歧视、没有特权、自由开放、海纳百川的市场经济，是一个社会共同富裕的最佳机制。
六、 知识创造历史
人类的经济活动与知识积累和进步相依相成。从起源来看，经济活动（生产、消费以及扶助性的储蓄、投资、交换等活动）是人类创造财富，从而保障自己的生存和繁衍后代的手段。在人类创造的所有财富中，知识至关重要。中外古训都强调这个道理：“遗子黄金满嬴，不如教子一经；良田千顷，不如薄技随身。”西哲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 而且，创造财富本身，尤其是农业和工业，多是征服自然，为我所用的过程。而如何认识和改造自然，造福于人类，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积累，尤其是科学知识及其应用。(28)难怪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强调知识是“生产的最强大引擎”。(29)从根本上讲，生产是一个知识过程（process of knowledge)，经济是一项知识事业(enterprise of knowledge)。
知识，尤其以语言为载体，传播于社会的知识，是在人类活动中衍生，而又高度独立、自主，可服务于人类的特殊工具。知识的工具性在于帮助人类适应（自然、组织和社会）环境，改造环境，应对群体（从家庭到村落，从族群到国家，以至全地球村）生活中层出不穷的挑战和不时涌现的危机，改进个人和群体的生存能力，尤其是学习能力，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30) 波普尔（Popper 1978)把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视为他所说的物质世界和心理世界之外的“第三世界”（World 3）的重要组成部分。物质世界是大家熟知的“第一世界”（World 1)，它包括大自然中的万物和各种物理能量；它的存在先于人类，也独立于人类。人的心智过程和心理世界构成“第二世界”(World 2)；人的情绪、感知、判断等情感和心智活动发生在“第二世界”。自柏拉图以降，物我两分观在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虽然唯物和唯心哲学长期争持不下，两派都接受物我两分，而论争的焦点在于“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谁主谁从。(31) “第三世界”的特殊性在于它产生于人的脑力活动和社会实践（不同于“第一世界”），但又独立存在于其直接的创造者（别于“第二世界”）。波氏的原创性贡献在于强调知识，虽然是人类实践和脑力活动的产物，但具有和自然之物类似的独立性和客观性。譬如，科斯《社会成本问题》，一旦发表之后，该文章所包含的经济学观点就独立于作者，在学术圈传播；而且，读者的理解可能与作者的原意有较大的出入，甚至完全相反。波氏（Popper 1972) 的一本名著，就以“客观知识”（Objective Knowledge)为书名。
值得指出的是，“学术为天下之公器”是中国儒家的传统智慧：五百年前的明儒王阳明在《传习录》中写道，“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道固自在，学亦自在。天下信之不为多，一人信之不为少”。王氏不仅道出了知识的客观性和共享性，也阐述了儒家传统“为己”之学与“公学”之间貌似对立，却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
经济发展与知识积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除非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于知识积累，经济增长一定是短期行为，不可持续。经济增长学说，从古典的索罗增长理论 （Solow growth model)，到最近的“新增长理论”(new growth theory)，无不承认，经济增长的长期源动力只能是知识进步和科技创新。在理论上讲，学海无涯，而知识的进步更是无边无际。但在现实生活中，因为各种作茧自缚的观念和画地为牢的制度作崇，也因为无知的困扰（如果“知也无涯”，无知则是更高程度的无穷无尽），人类求知的过程中几乎处处陷阱，知识的创播和进步也往往差强人意。一个社会在知识方面不仅长期原地踏步，甚至经常误入歧途，或明显开倒车。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其实，每一次文化复兴之前，一定是文化倒退。人类进步的脚步从来不曾一帆风顺。
知识积累也依赖一定的经济基础。这不仅因为，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一个社会才能支持专业化的生产，包括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而且，经济实践本身是一个重要的知识来源。我们可以从知识和经济相依相成的这个角度快速地回顾人类历史。如果说工业革命让人类社会从“有机经济”(organic economy)走向“无机经济”（inorganic economy)，”(32)从贫困走向富裕，那么发生在大约1万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则让人类跨进文明的门槛，无疑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33)
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大约250万年前开始），人类祖先靠采摘和狩猎而生，居无定所，食无定餐，颠沛流离，不得不追随食物而迁移。几乎完全靠天吃饭的人类先祖，没有稳定的食物供给，也缺少保存和储藏食物的技术，饥饿的压力与生命同在。除婴幼儿外，几乎所有的成员，没有阶级之分，也没有地位之别，觅食是每天的例行任务。他们在劳动中，因为性别、体质和能力的差异，或许有分工；在狩猎时，尤其是攻击大型动物时，成员之间肯定有合作。在大自然求生存的过程中，他们偶然地积累一些零碎的知识；譬如，什么样的野菜和水果可以食用，它们生长的季节和成熟期，猎物活动的范围和习性等。没有文字记录，这些偶然所获的、零碎的知识可以口口相传，或者通过模仿而保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没有专业人士负责知识的收集、甄别、整理、保存和传播。在这种艰辛的生存条件下，偶然积累的知识容易得而复失，而且知识中的错误不容易剔除，知识累计的速度一定缓慢。
相对于采摘和狩猎而言，农业，也就是有选择性地驯化植物和动物，以提供稳定的食物来源，是知识密集性生产活动。在农业出现之前，人类祖先必须掌握一系列相当复杂的动植物和自然知识，从种子，土壤，降雨、气温和其他天气条件，到农作物的生长期和动物的习性。而且，这其中包含相当的量化知识，比如，种子的多少，土地的面积，降雨量等，以及对未来的预期／预测，比如，天气、季节、农业收成、动物的繁殖等。这些知识储备是从采摘和狩猎社会到农业社会转型的一个必备前提条件。(34)在达到这个知识上的飞跃之前，人类先祖从旧石器时代过度到新石器时代，在黑暗在摸索了近250万年。在这段“万古如长夜”的漫长时间里，知识在一些人类先祖的群体中缓慢地日积月累。最终，在大约1万年前，农业在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等区域相继出现。
农业的诞生给人类带来了第一束文明之光。在采摘和狩猎社会，生产活动（获取食物）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对任何个体而言，什么地方和时间适合采摘和狩猎，能够找到什么样的植物果实和捕捉到什么猎物，几乎都是偶然因素决定的，没有多少事先的计划，也无法预测劳动所获的丰歉。即使当相关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人类或许能够预测猎物的活动范围和植物果实的成熟期，从而在原本完全偶然的采摘和狩猎活动中融入些许计划时，他人可能捷足先登。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先祖一定过着群居生活；靠一己之力，风险太大，生存艰难。群居虽然可以分担风险，但也有自身的压力（譬如，食物需求，内部冲突和协调等）；群体的大小一定需要平衡风险和人口压力。
农业的出现至少从个人心智和社会组织两方面改变了生产活动的性质，从而促进知识的积累。农业首先标志着生产活动变得高度有计划性。生产不再是偶然地采摘路边的野果，或是捕获不经意碰到的猎物，而是变得更有目的性，依赖周密的计划。驯化野生动植物不能一蹴而就，而需要长期的学习、试误过程。农业活动的每一个步骤，需要生产者事先计划和安排，也需要考虑天气、土壤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农业一方面需要按部就班，另一方面也需要因地制宜。通过农业，生产者有意识、有目的地学习天文、土壤、动植物等知识，改变自然，提高生活质量。可以说，农业的出现让知识成为决定生产效率的第一因素。(35)
农业的出现也改变了生产的组织结构，而且导致一系列的社会制度方面的革命 （参见 Childe 1950， Weber 1958)。农业的产出较采摘和狩猎稳定，生产者不必再依赖群体劳作分担风险，家庭自然而然地成为生产单位，私有财产从此登山历史舞台。定居农业带来自然村落，而村落联合成氏族和部落。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粮食生产和储藏的改善，生产者个体间天然差异会逐渐引发地位分化和生产专业化，以物易物的贸易在村落间随之产生。随着农业生活逐渐稳定，专业化生产和贸易相依相成，同步发展。而专业化和贸易的稳步发展，又催生集镇和城市。同时，财富日积月累和日益复杂和社会分化呼唤国家的诞生，以便保护私人财产和维护社会秩序。(36)
知识的积累驱动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逐渐从大自然转向社会，从波普尔所说的“第一世界”转向“第三世界”。通俗地讲，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越来越多的人，不再靠土地吃饭，而是向社会讨生活。土地产出一直受到“收益递减法则”的诅咒，而社会分工打开了浩无边际的“知识经济”的大门。从本质上看，知识（科学技术，文化制度，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的功用在于帮助人类应对生存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和挑战，增强生存能力，提高生活品质。从知识所指的研究对象来看，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有关自然界和生命方面的知识；前者是广义的物理学，后者是广义的生物学。合二为一，就是西方启蒙年代称作的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即现代自然科学。这些知识的应用，就是我们熟知的技术和工程。尽管西方文明在其缘起、发展和复兴时期，曾经广泛地吸收中东（两河）文明、以及阿拉伯、印度、中国等其他文明的成果;(37)但不可否认的是，现代自然科学是西方文明带给人类最为神奇的礼物。借助于各种科学知识和技术，游不过鱼，飞不过鸟，跑不过兽的人才能够顶天立地，成为万物之灵。因为知识的不断进步，我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才会日新月异，今非昔比。(38)
现代自然科学的诞生可以追溯到欧洲“文艺复兴”之后于16世纪与“宗教改革”几乎同时开始的 “科学革命”。(39)标志性事件包括哥白尼的“日心说”在天文学掀起的革命,牛顿站在伽里略、开普勒肩上而建立的物理学丰碑。(40)“科学革命”，尤其是牛顿所开创的新物理学，引发了紧随其后的“启蒙运动”。首先，“科学革命”取得的成绩如此辉煌，以至 盖过了“上帝”光环。正如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所言，一旦科学发现了“自然秩序”，也就不再需要“上帝”了。同时，伴随“宗教改革”尾声的“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1618－1648)弱化了宗教，尤其是罗马教廷，对政权的控制；“威斯特伐利亚合约”（Peace of Westphalia) 把欧洲大陆从此推上“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进程。
宗教冲突在英国也点燃了内战（British Civil War, 1642－1651)。经过革命（查尔斯一世被砍头）和皇权复辟之后，英国的政治动荡以1688年 “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收尾。次年，英国“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通过。从“大宪章” （the Magna Carta)（1215年）到“权利法案”（1689年）近500年，英国终于率先实行君主立宪制 （constitutional monarchy)，保护民权（civil rights)和个人生命财产（life and property)成为政府的首要职责。宪政（constitutionalism)成为西方政治革命的终极目标，包括一个世纪之后的“美国革命”（1776）和“法国大革命”（1789）。
民族国家间的竞争不仅给欧洲带来了较为宽容的政治环境，也扩大了追求知识的自由和压力。乘“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的东风，“启蒙运动”在欧洲如火如荼地展开，其宗旨正是把人从宗教和其他偏见中解脱出来，用“科学革命”所展示的试验和理论相结合的“科学”方法来认识人类社会，包括人自身（尤其是人的理性和道德情操）。在“启蒙运动”中，现代社会科学诞生了，也就是当时所说的“道德哲学”（moral philosophy)；现代经济学正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产物。如果说自然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第一世界”，即自然现象，道德哲学的研究对象都是“社会现实”（social reality), 属于“第三世界”。其中，尤为重要的包括人类在实践中创造的伦理、法律、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社会现象和社会事实。牛顿力学的空前成功，给“启蒙运动”中的哲学家们，包括亚当斯密，树立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榜样，激励和启发他们用同样的理性来治理人类社会，消除苦难，发展经济，改进法律，完善政治，和丰富文化。在这样的社会思潮之下，经济活动逐渐摆脱了宗教的束缚，追逐个人利益不仅合法，财富成为世俗成功的重要手段。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和文化氛围之下，市场经济因然而生。市场竞争给“科学革命”积累的知识开辟了用武之地，“工业革命”的帷幕由此打开。
从英国18世纪60年代引领“工业革命”到20世纪70年代末登场的中国“工业革命”之间的两个多世纪，是史学家津津乐道的“西方崛起”的故事。(41)毋庸违言，这段历史让中国（也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亚洲国家）黯然神伤。正是在这一段时间，当欧洲踏着“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浪潮后来居上，走向世界之颠的时候，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亚洲从辉煌跌向波谷。一个国家或者文明由盛转衰，甚至湮没的故事，在人类历史上不断重演。毫无疑问，中国不仅缺乏科学传统，而且，当西方在“科学革命”的道路上高歌飙进的时候，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却抱残守缺，闭关自守，错失了与时俱进的良机，是中国未能在近代内生现代工业化和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主要原因。
中国虽然是文明古国，有着悠久和辉煌的历史，现代自然科学却是舶来之物。(42)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Joseph Needham)生前开始，目前还仍在继续的巨大研究项目，“中国的科学和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挖掘和整理了中国在接触现代西方前在数学、各门科学、技术和药学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43)平心而论，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中国传统中，技术的成分远高于科学；中医是一个最好的例子。(44)没有科学作为理论基础，技术的进步只能完全依赖实践，而且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知识积累在古代中国形成了自己的特征，而且对中国人的性格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中国形成了“知行合一”和“实事求是”的传统。虽然墨家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强调“以身戴行”，儒家也十分重视实践。传统中国推崇的最高伦理价值“三不朽”中，“立德”和“立功”居先，“立言”续后。《论语》开篇，“学而时习之”，言简意赅地道出了中国人的学习之正途：在“习”中学，即阿罗（Kenneth Arrow 1962)所言的“learning by doing”。(45)与此相对的是，古希腊哲人以思辨为生，而耻于从事任何体力劳动；在古希腊，生产活动（农业、手工）多由奴隶负责，而市民则行使民主权力，以参与公共事务为荣。令人称奇的是，在雅典，即使公共事务的具体管理和行政工作也交给城市公有的奴隶办理（参见 Ismard 2017)。在西方的知识论传统中，不管是“学院派”学习（scholasticism), 笛卡儿为代表的大陆理性主义（rationalism)，还是培根开始的英国经验主义（empiricism),知识（knowledge) 与实践(practice)或者行动（action)属于截然不同的类别；知识的获得，知识和谬误的判断，都建立在逻辑推理（归纳和演绎）和理性判断之上。只有在这样的知识传统之下，阿罗的发明，“learning by doing”，才有新意。与之不同的是，中国人，不管是读有字或无字之书，还是通过观察和模仿来学习知识，推崇的是在“行”中求“知”，在“习”中悟“学”。在中国文化和中文语境里，“学”和“习”不分家。
中国人重实践，轻理论的知识传统深远地影响了知识在中国积累的进度和传播方式。中国人的知识体系凸显实践性较强的各种技术，而对其后的科学理论抱存而不论的回避态度。但相对于理论而言，技术在传播上容易受阻、失真，以致失传。理论，尤其是系统化的理论，属于编码知识（encoded knowledge)，有利于大规模、跨时间和地区传播，而且传播的质量也不因接受人数的增加而下降。(46)理论知识，尤其是抽象的数学和科学知识，一般不受时间和环境的限制，也增强了其普遍适用性。而技术大多属于“隐形知识”(tacit knowledge)，它的传播更多地依靠言传身教。这样的传播显然受时间和规模的约束，大多限于师傅带徒弟的方式。
而且，在规范化(standardization)之前，技术的适用性大多需要考虑因地制宜；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例子比比皆是。也因为强调技术，在中国人的知识传统中，知识与确定性（certitude)之间的关系比较淡薄；而在西方的知识传统中，知识一定蕴含着确定性而排斥不确定性（uncertainty)。(47)在中国的知识传统中，不同的求知途径和方法可以并行不悖，相辅相成；不同的学派也可以求同存异，彼此宽容。同样的原因，对中国的知识传统而言，终极真理 (final truth)或者绝对真理（absolute truth)是一个陌生的概念。“道”可以说是中国不同理论学派共同认可的“原知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但没有什么个人或学派垄断问“道”的途径，而“道”也有多种表达方式和呈现形式 （“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
另一个直接的影响是，技术的改进和积累，依靠摸索、实践和经验。除了天生秉赋之外，从业者掌握技术的熟练程度与资历（从业的时间）有很大的关系。在这样的知识传承环境下，论资排辈是自然的、而且合情合理。同时，因为缺乏理论上的分歧，在“实事求是”面前，辩论在知识传承中没有太大的价值，正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因为争论没有施展的空间，膜拜权威自然普遍。
我们在这里不能深入和系统地讨论究竟是什么因素制约了科学知识在中国积累和创新的步伐。就从中国知识传统强调知行合一这一个特征出发，我们即可以看到消极的影响，也可以看到积极的影响。在与现代西方接触前，中国在漫长的岁月里没能内生现代科学传统，这是不争的事实。同时，我们也应该充分意识到，虽然现代科学在西方诞生，但现代科学决不是从古希腊和罗马直线发展而来的，而是汲取了许多来自中东、印度、阿拉伯、和中国等多方的菁华，经过漫长的综合、发酵和吸收，才破薄而出。也就是说，现代科学是在西方呱呱坠地的，但它的基因来源于世界各个文明，绝不是西方文明的独家产物。与其说西方产生了现代科学，不如说西方是现代科学的接生婆。现代科学所包含的知识，及其对大自然，尤其是能量，之控制，远超出所有古代文明之想象，包括古希腊和罗马。所以，不难理解，当现代科学在西方起步之后，中国在技术方面很快就失去了昔日的领先地位。而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当晚清中国与西方接触时，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对现代科学不仅一无所知，而且毫无兴趣？什么原因造成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如此封闭？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思想市场为何如此排斥新思想？晚清名臣张之洞在《劝学篇》序言中开宗明义，“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今天读来，犹然金玉良言，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知识来源于人类实践，尤其是对实践的反思。但是，机械的实践对发现和积累知识并没有多少贡献。带着疑问的实践活动，才能通过选择合适的实践而解惑，从而获得新的知识。王阳明格竹的故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受朱熹“格物致知”思想的影响，年轻时的王阳明曾经和友人一起夜以继日地格竹，希望以此能够“穷理”。结果，几天之后，不但一无所获，还积劳成疾。后来，王阳明走上心学之路，相信“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知识的积累，不是把点点碎碎的信息收集起来，放进一个框子（大脑）里，也不仅仅是编制一套《四库全书》或是编辑一卷现代大百科全书，虽然此类收集整理的工作在知识的积累过程中也有一定的作用。(48) 这里强调的是，建立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当然有利于知识的保存和学习。但是，这和发现新知识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譬如，收集再多的三角形也发现不了勾股定理；同理，国人办事，需要走后门，饱受其苦；但是，我们也没有发明“交易费用”这个概念。(49)
我们可以从知识的纵向增长和横向普及两个纬度来看知识积累。首先，知识的纵向发展指的是新知识的挖掘和发现；知识的横向普及是知识在社会上的传播。发现或者发明新知识在任何社会总是由少数人完成的，他们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称作“创造性的少数”（creative minority)；(50)这是波普尔所强调的知识增长（growth of knowledge)。一个新的科学发现，譬如，科斯的企业理论，随着“企业的性质”(Coase 1937)这篇文章的发表，就跻身波普尔所说的“World 3”，成为客观知识，虽然直到1970年代，这篇文章几乎无人问津。波普尔的知识论关心的是新知识的增长。在他看来，一项新知识在社会上的传播，并不产生任何知识增量，对“World 3”没有什么贡献。但是，知识的横向发展，即甄选、储存和传播已有的知识，也是一个社会知识积累不可或缺的步骤。至少， 广为人知，深入人心的知识不容易在一个社会消失。而且，广为传播的知识，有机会吸引和启发更多的追随者，他们中的佼佼者以此为前进路上的铺路石，能够更上一层楼。也就是说，知识的横向普及可以为创新和发现新知识打下广博的基础。反过来看，如果一项知识不被社会接受，虽然客观得存在，但几乎似有却无，很难发挥社会作用。譬如，法律的重要性，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被认识到；管子和子产都曾经用法律完成治国安邦的宏图。同样，自由经济相较管制经济的优越性，也是被中国哲人反复思考的话题，从老子、孟子到司马迁，以及后来的宋明儒都曾著书立说，阐释自由经济之道。遗憾的是，这些真知灼见在改革前的中国深埋在故纸堆里，不为人知。(51)
注释
20. 康有为的经济主张其实不局限于“天下为公”。康的思想，萧公权（2005）看来，康有为的经济思想也继承了传统的“民富”观。康氏“百姓匮乏，国无以富也”是《论语 颜渊》“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翻版。萧（214页）总结说，康氏“将中国未来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基于市场经济的私人企业”。如此看来，建国后，我们对于康有为的认识，凸显《大同书》和“天下为公”，乃以今人的眼光和兴趣，读古人，是典型的西方学者所言的“历史的辉格解释”（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失之偏颇。
21. 根据郭店楚简《唐虞之道》，“禅也者，上（尚）德授贤之谓也。上（尚）德则天下有君而世明，授贤则民举效而化乎道。不禅而化民者，自生民未知有也，如此也。” 有关郭店楚简的介绍，见丁四新（2000）。
22. 保尔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第一个获得诺奖的美国经济学家，是一个最知名的例子。他1948年发行的经济学教科书，后来多次再版，风靡英文世界。至到前苏联解体，他的教科书反复预测苏联经济将赶超美国。
23. 除非我们把“天下为公”理解为三代遗风，而“尧舜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朱熹）。诚如是，“天下之公”只能是纯粹乌托邦，完全失去了历史的启示意义。
24. 这也是十七世纪英国法学家Edward Coke 的灼见，“对每个人而言，他的房子就是他的城堡，他的家就是他最安全的避难所”。十八世纪英国政治家William Pitt的名言，“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把这个灼见表达得淋漓尽致。
25. 贫富不均（inequality) 是经济学中看似简单，跳广场舞的大妈也能口若悬河，但又复杂无边，让严谨的学者噤若寒蝉的一个话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 Amartya Sen (1992) 和Anthony Atkinson (2015) 等权威之作。通俗地说，经济学或从从流量角度看贫富不均，即比较个人、家庭或者群体（性别、族群、区域等）的年收入，或从存量的角度看，即比较个人、家庭或群体的财富之差。虽然财富更直接影响生活水平和质量，大多数研究关注的却是收入。这或许是因为，相比较而言，收入容易测量，而且数据比较完整。
26. 如何界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在中外学界还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林毅夫关于“有为政府”的主张以及他和张维迎之间关于政府和市场的论争在中国引起了普遍的关注。我们在这里强调中国在国家治理方面的传统观点，称职的政府必须做到不“与民争业”，不“与民争利”。这个基本原则并不要求政府做什么，而是划出政府活动的禁区，明确政府不能做什么。“大智知止，小智惟谋，智有穷而道无尽”，体现了中国先哲的高度智慧。当然，在国家存亡和社会剧烈动荡之际，譬如战争、自然灾难或经济危机等时刻，政府首脑需要义不容辞地肩担领导者的责任，一方面维持经济秩序，挽救众生对未来的信心，另一方面积聚各方力量，应对危机，从容度过难关。
27. 奈特（Frank Knight），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主要创始人，也坚信市场经济在道德上的一个主要缺陷是不断恶化贫富差距。根据斯蒂格勒（Stigler 1985，页6) 的回忆，虽然每次在与弗里德曼的午餐讨论中，奈特都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观点受到了理论和实际数据的双重挑战，但在下一次午餐前，奈特又顽固地回到了原点。睿智如奈特者，尚且如此，可见，从思想的争锋中诞生真理之不易。无独有偶，奈特本人十分怀疑追求真理是人的本性。
28.值得强调的是，除知识之外，决定人类生存和生活质量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智慧（wisdom）。不过，我们现在对智慧的了解十分有限，智慧和知识之间的关系也破朔迷离。如何把智慧纳入科学的研究范围，目前还是一个挑战。
29. Marshall (1920, 115页) (“Knowledge is our most powerful engine of production”)。有关知识和经济学的密切关系，可参阅Handbook of Knowledge and Economics (2012, Elgar)。
30. 我们在这里强调知识在人类演化过程中扮演的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但是，我们并不认为可以把知识本身完全简单地简化为工具 （instrument)。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视知识为工具的功利主义态度往往阻碍知识的进步。从演化知识论（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的角度批判知识工具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W.W. Bartley (1984)，尤其是91-96页 。
31.与此相对，中国哲学的传统是“天人合一”。而且，因为天不可知，中国先哲用心的重点是人伦。以“天”及“天生万物”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是中国传统知识结构的短板。正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所言：“中国的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确定性，因为他们想要了解的是他们自己；他们同样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想要征服的不是自然。”当然，在现代科学出现在西方之前，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短处并没有妨碍它在技术、文化和经济各方面引领全球。
32.英国经济史学家E.A. Wrigley (1988)认为煤替代人力和畜力成为经济活动的动力源，表明“无机经济” 取代“有机经济”，是“工业革命”的标志。
33. 农业革命，或称“新石器革命”（Neolithic Revolution)，由英国史前考古学家 V. Gordon Childe 在1920年代提出。后来的考古挖掘和研究表明，农业的出现显然是一个漫长的演化(evolution) 过程，同时或先后在东南亚、中国、中东、欧洲、非洲、美洲等地出现，而不像一场急风暴雨似的“革命”（revolution) （见Pringle 1998)。而且，农业在世界各地出现的时间，估计会随着新的考古发现而不断推前。无庸置疑的是，不管是以革命还是演化的形式出现，农业的诞生对人类演进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文明－ 城市生活－从此成为可能 （有关这一观点最经典的陈述，见Childe 1950；最近的讨论，可参阅Smith 2009)。
34.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虽然卜辞的内容以祭祀和战争为主，正所谓“国之大事，在祭在戎”，不过，其中也包含日期的纪录，天气，农业收成之丰歉，祭祀所用的农作物和家畜的名称和数量等。这些知识显然已经由专人（卜人，贞人和占人等）负责。
35. 当代学者一般将起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视为“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 的开端（Mokyr 2002; Jacob 2014)，甚至将“知识经济”的诞生推迟到“后工业社会” (Bell 1976)。在农业社会，虽然知识积累十分有限，尤其是进步的速度缓慢，但知识的重要性，即知识对经济的影响，一点也不逊于工业或后工业社会。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今天世界各地所有的主要农作物和牲畜都是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的遗产。此后，虽然人类掌握的各种知识经历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却再也没有驯化出新的农作物和牲畜。由此可见，“农业革命”时代人类所掌握的与生计息息相关的知识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贫乏。
36. 现代西方哲人，尤其是英国古典自由主义哲学家，包括洛克、休谟和斯密等，一般认为私有财产的出现是国家（state)诞生的前提。他们的理由是，一个没有私有财产的社会不会需求国家。这是现代国家起源学说的一个核心观点。不过，一个难解的挑战是，国家本身往往成为私有财产的最大威胁。如何让国家保护而不是掠夺私有财产依旧是一个无解难题。中国先哲强调法律是保护私人财产，“定分止争”，维持秩序的工具；《管子》记载，“法者所以兴功惧暴，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而法律和法令的背后则是国家。问题是，如果国家凌驾于法律之上，会严重践踏法律的公正性和神圣性，使法律落为一纸空文，甚至政治的帮凶。
37. 关于东方文明对西方崛起的影响，参阅 Hobson (2004), 《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及 Frank (1998)和 Goody (2006)。关于科学在各文明间的传播和相互影响，参阅 Montgomery (2000)。
38. 科学作为工具，一旦利用不当，也有它黑暗的一面。二战之后，核武器等高科技、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出现，以及当时的“冷战”国际环境，让很多西方民众对科学技术忧心重重。当今，生化武器，转基因食品，基因工程等生物技术以及全球暖化等担忧也让世人怀疑科技是否会从人类的救星变成克星。
39. 基督教在西方现代科学兴起之中扮演的角色十分复杂（参阅Gaukroger 2005, Harrison 2007)。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正如怀海德（Alfred Whitehead 1925, 8页)所指出的，“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是西方“文艺复兴”之后期发展的一板两面 。 根据怀海德的判断，基督教的一个关键作用是强调千变万化的自然是有序的（因为上帝的存在），在漫长的中世纪，这个宗教观点更加深入人心；而现代科学正是以发现这个“自然秩序”（Order of Nature)为己任。英国皇家学会1663年宪章白纸黑字写明该学会的服务宗旨是“上帝创造者的荣耀和人类的福祉”（to the glory of God the Creator and the advantage of the human race)。
40.“科学革命”的权威性介绍，参阅Butterfield（1949）和 Hall(1954)，正是前者把“科学革命”这一术语引入日常语言。晚近的学者在使用“科学革命”时更加谨慎，甚至怀疑其正确性。譬如， Shapin (1996)开门见山地写道，“科学革命并不存在，这本书告诉你为什么。”Dear (2001)也持相似的态度。与Butterfield 和Hall等早期学者相比，年轻一代的学者更强调科学发展的历史连续性和渐进过程，从而淡化“革命”色彩。
41. 就“西方崛起”的探讨和研究可以说是现代社会科学的立足之点、成长的摇篮和试金石，各个学科的经典之作层出不穷。包括Weber (1930), McNeil (1963), North & Thomas (1973), Wallerstein (1974), Jacob (1988), Tilly (1992), Clark (2007), North, Wallis and Weingast (2009), Black (2014) 和McCloskey (2016)等。从方法论的角度看，社会科学长期执着于解释“西方崛起”这个个案值得注意。因此，从韦伯（Weber 1930)开始，大多数学者采取的是或明或暗的比较法；另外一个手段是聚焦历史过程，而不是从个案中推演因果关系。
42. 为什么现代科学的诞生之地不是中国，而是后来居上的欧洲，一般被称为“李约瑟之问”，因为李约瑟（Needham 1954) 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提出了这个问题。其实，冯友兰（Fung 1922)早在此之前已经明确提出，而且回答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现代科学？”。在冯氏看来，墨家是中国诸子百家中唯一蕴含“科学精神”的学派；道家和儒家，以及后来传入中国的佛学，因为强烈的人文价值取向，追求内心和谐，天人合一，缺乏控制、利用自然的欲望，不象西方哲人具有了解自然、把握自然规律的强烈愿望。有关现代科学传播到中国的艰难历程，参阅杨振宁（1994）。
43.由于此工程浩大，读者可以从Needham (1981)开始，这是李约瑟博士在香港东亚书院“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上的报告。另外，也可参阅Elman (2005, 2006)。就现代科学为何没有诞生在中国，陈方正（2009）《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是难得的一本力作，也可参阅Sivins (1982)。
44.中医，因为与现代医学和生物学格格不入，而不被西方医学界接受是不争的事实。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中医数千年的传承和实效，也恰好揭示了现代医学理论的盲点和不足。中医从全局看健康，强调身心互动等正好弥补了西医重分析，头通医头，脚痛医脚的缺陷。
45.应该是不熟悉中西在知识传统方面的差异，中国学者一般将“learning by doing”蹩脚地翻译为“练中学”，“做中学”，或“干中学”。这些不雅译文可以休矣。
46.值得指出的是，容易传播的知识不一定是好的，不一定有助于我们了解真实世界。譬如，科斯所批判的“黑板经济学”容易大范围传播，但却引人误入歧途。由此看来，知识在社会上的传播与基因在人群中的扩散似乎存在一个根本的差异。达尔文进化论一般认为，被环境选择的基因有利用物种的生衍繁殖，也就是说，在特定的环境下，一个生物群中被保留下来的基因突变提高了该物种在这个环境下适应和生存的能力。但是，一个社会选择的知识有可能让该社会走上绝路；这样的惨剧在人类历史上斑斑可考。什么样的思想市场才能让好的理论胜出，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能够有效地控制错误观念的杀伤力，是研究思想市场不可回避的问题。
47.在波普尔（Karl Popper）之后，科学与确定性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详情见第8节。
48.波普尔（Popper 1972）认为有两种知识理论，“水桶理论”（bucket theory) 和“探照光理论” (searchlight theory)。前者认为知识积累就是把琐碎的知识堆放一起，如同用水桶收集雨滴；后者认为知识如同穿过黑夜的一束探照光，为我们照亮前进的道路。前一种是知识论（尤其是经验主义知识论empiricist epistemology）的传统观点，后者是波普尔的创造。波普尔对传统知识论的批判，切中要害。不过，传统观点在知识论中也应该有一席之地。
49.周其仁（2002）认为张培刚早在1940年调研浙江米市的时候就独自发明了“交易费”这一概念。可惜，时不他与，张没能将这一概念推广和理论化。其实，中国在20世纪的前半叶，虽然战火纷飞，兵慌马乱，却是现代科学在中国迅速发展的年代。当时，中国涌现了一批学者－教育家和大学，蔡元培治下的北大，司徒雷登创办的燕京，梅贻琦治下的清华，竺可桢治下的，被李约瑟称为“东方剑桥”的浙大，盛宣怀创建，人称“东方MIT”的交通大学， 张伯苓创办的南开，在当时都是享名国际，无大楼、有大学者的高等学府。即使临时成立的西南联大，也象划过夜空的一颗彗星，可歌可泣。
50.科斯老先生多次高诉笔者，在他和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 的一次对话中，斯氏说，回顾整个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史，真正有影响和原创性贡献的经济学家少得可怜。斯氏是二十世纪首屈一指的经济思想史专家，他的判断自有道理。老先生经常感慨地说，一个学者终其一生能有“一个好的想法”(“one single good idea”)，足矣！当然，著作等身的学者，传播思想，述而不作，对于知识的发展也不可或缺。
51.不过，正如我们在本文和《变革中国》一书中强调，正因为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丰富的市场经济，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同于一般的从计划到市场之转型。而且，中国的历史也给当前的改革提供了信心和指导。钱穆在《国史新论》的序言中，起笔写道，“一国家当动荡变进之时，其以往历史，在冥冥中必会发生无限力量，诱导着它的前程，规范着它的旁趋，此乃人类历史本身无可避免之大例。”旨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