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事件再考察 （下）
第三部分 逃离北戴河
林立果在放弃政变计划后返回北戴河
自9月8日飞回北京后，直到11日晚上，这三天里，林立果与周宇驰等人在北京空军机场的一个烟雾迷漫的偏辟会议室，与小集团的主要成员密谋行剌毛泽东的方案。这些具体方案却又根本行不通，这些人正在灰心丧气之际，11日晚上，突然传来上海死党王维国的秘密电话，他们才得知毛只在上海停留了一天，就乘专列离开上海北上了，这让他们意识到，要继续在南方刺杀毛，已经根本不可能了。而在北京进入中南海干这样的事，则更为困难，他们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毛威望达到顶峰，要暗杀，又不能让“杀手”了解底细，这是无法解脱的矛盾。事到临头，谁也不敢干，到9月11日还没有商定出一个办法。
原先的嚣张气焰已被神色茫然所代替。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一处处长，负责林立果的后勤保障）、于新野几个人目光呆滞，低头不语。12日下午五点多，林立果开会做出决定，他宣布放弃弑毛第一方案，实施去广州另立中央的第二方案。
这个第二方案同样荒谬到不可思议。12日下午，林立果在空军学院将军楼说，到广州后，叫李伟信到香港去，然后绕道日本到苏联，叫苏联从北极星潜艇上发射导弹，叫他们尝尝“山姆大叔”的滋味。林立果还在这时做了一个鬼脸，说：“反正是从公海发射，也弄不清是谁干的。”（《林彪事件：知情者证词》，第250页。）
此时的林立果已经进入精神亢奋的癫狂状态。他甚至认为，可以在广州与苏联南北两面夹击北京。然后他看看表，说完，就走进里屋，收拾行装，指示北京这一摊人由周宇驰指挥，由周宇驰安排这个小集团人员如何从北京飞往广州去“起义”的事。林立果说完后，就飞往北戴河了。
林立果匆匆走后，周宇驰召集开会，说到了广州，提出条件和北京谈判，但估计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同时要立即召开师以上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进行动员，宣布另立中央。如果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南北夾击。
至于黄、吴、李、邱怎么办？他们的办法是，先由周宇驰打电话给黄永胜，把他们骗到北京机场，说是林彪在某地要开一个会议，黄到机场后，再要他通知另外三人。要保证他们安全上飞机，如果不行，就要通长途电话，由“林副主席”直接同他们谈。如个别人不愿去，那就要两个人“招呼”一个，一块从西郊机场起飞，飞到广州沙堤机场。(《林彪事件：知情者证词》，第252页，“采访王飞记录”) 这只是他们想象中的方案，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执行。
12号晚上7:40分，林立果乘潘景寅驾驶的256号专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四十分钟后，即晚上8:20分，抵达山海关机场，林立果乘机场的车返家，回到林彪寓所时，应该是晚上9:00左右。此后的3小时22分，将是共和国历史上惊心动魄的时刻。
林立果从山海关机场到达了北戴河家中，准备明天一早全家都去广州。根据各种材料推断，林立果与叶群也只有在这个时间，联合向林彪报告了，至于叶群与林立果在多大程度把把政变真相向林彪报告，我们无法根据现在已经掌握的资料做出准确的判断。林立果与叶群是要去广州挟林彪的名义“另立中央”的。那么。林彪是不是知道，林立果策划在那里“另立临时中央”，与北京的中央政府对抗？
一种可能是全盘托出，包括林立果自己在北京发动政变失败的全部经过，以及明天去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但这样做，绝对不可能得到林彪的同意，因为凭常识就知道，几乎没有任何胜算的可能性。
另一种可能是，叶群、林立果只是向林彪谈毛已经不信任林彪，在北戴河不如广州安全，应该明天早上就走。走的目的还是为了林彪养病。广州那边是四野的部队，总比北戴河与大连安全，去了以后再从长议计。这样的推论更为合情合理。
支持第一种判断的，是林豆豆在其回忆录中揭露的，她要求勤务员偷听林彪房间里叶群、林立果与林彪三人的密谈内容，勤务员就是借机进房间倒茶水时，偷听到林彪偶尔吐出的几个字“我是民族主义者”，此时林彪还流着泪。林豆豆就是听了这样的消息，才最后决定直接向8341部队报告的。
支持第二种判断的，是李文普后来的回忆。李文普否认林彪知道这样的事，因为他始终在林彪身边。他认为，林彪根本不知道明天去广州是为了实行“另立中央”的反叛。林彪当时同意明天一早去广州，也仅仅就是为了换个地方养病。
林豆豆在其回忆录中叙述了李文普的看法：
“我让刘吉纯把李文普引到96号楼一个僻静处，我还特地问李文普，首长是不是知道林立果对我说的事，李文普说，首长哪会知道这些，首长肯定不知道，我一直守在首长身边，这我还不清楚。”
“李文普还告诉我，林彪一开始不愿意去广州，觉得广州太热，不利于他治病，还是坚持回大连，经叶群劝说，说广州有冷气设备，林彪同意了。”
“首长把我（李文普）找去，对我说，去广州也行，首长只知道换个环境，去广州养病。”（《林豆豆口述》）
李文普说，林彪以为明天早上飞广州还是为了养病，而内勤员小陈却偷听到林彪说“我是民族主义者”，并流下泪。李文普说的话与小陈听到话有矛盾，这如何理解？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李文普说的是对的，小陈听到的话，是林彪突然被叶群叫醒以后，临上飞机前才说的，也就是在林豆豆向8341部队报告回来以后，由于叶群与林立果的进一步吐露真情后，才发生的。
另一种可能是李文普自己搞错了，林彪是知情的。林彪瞒着李文普，只是李文普不知道林彪知情，林彪故意对李文普讲自己不愿意去广州养病。
这样的疑点只能留给后人去研究了。
但不管怎么样，林彪同意第二天去广州，则是可以肯定的。林彪认为自己是民族主义者，不愿意去香港，只愿意去广州，也是合乎逃命者的逻辑。毕竟北戴河离北京实在太近，相对而言，广州比北戴河，离北京更远，感觉上也更为安全，也拥有更大的机动和活动的自由。此外，广州军区是四野的部队打下的基础，林彪部下的人脉关系都在广州，在目前的情况下，先逃到广州避难再说。此时做事，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由于第二天一早就要飞广州，晚上10:00左右，林彪服了大量安眠药以后就入睡了。
林豆豆决定向8341部队报告
整整四天里，林豆豆都在幻想林立果会改变政变计划。然而，林立果一回到北戴河林彪寓所，就立刻与叶群密谈，林豆豆从叶群与林立果窃窃私议的姿态语言中，就肯定知道情况不妙。
叶群接着通知她，明天一早全家都要去广州，要她先做准备。此时应该是晚上九点半以后，林豆豆又让林彪的卫生员张恒昌借送茶水的机会去林彪房间打听情况，他把听到房间里三人谈话中出现的只言片语，告诉林豆豆，其中有“去广州不行，去香港也行”。林豆豆已经可以由此清楚判断，明天他们会把林彪挟持到广州去图谋不轨，林立果去广州政变的计划，看来肯定要实施了。
在这个特殊家庭中，唯一的正常人是林豆豆，她的一边是林彪，另一边是叶群与林立果联盟。她没有受到权力场太多的污染，保持着正常人的思维能力，当林立果在权力场中变得那样张狂，她用常识就判断出其计划的荒唐不可行。她发现，现在的弟弟与当年相比，变化太大了，变得几乎认不出来了。她没有能力说服亢奋狂颠的弟弟，也看不惯虚伪而野心勃勃的母亲，多年来处于权力场的顶端，叶群已因虚荣心与权力欲而变态。林豆豆知道，第二天林彪就要被他们连哄带骗地带到广州去。
根据林立果透露过的“另立中央”计划，她凭一个人的常理思维，就能知道后果是多么严重：毛主席的威信如此巨大，你们几个人逃到广州后，有几个人会听你的？几个小时不就被人抓起来了吗？让林彪公开对抗毛泽东，不是拿鸡蛋去碰石头吗？广州军区的指战员听你们的，还是听毛主席的，这还用说吗？失败的后果是何等严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为了父亲林彪不至被狂颠、失去理性的弟弟与母亲引上绝路，她选择了向8341部队报案。
此前，林豆豆一直努力在不想让中央知道的情况下，争取大事化小，力图说服林彪身边的卫士长李文普、警卫参谋刘吉纯等人，在不让上级知道的情况下，私下拦阻林立果挟持林彪。事实上，从叶群通知她明天一早全家飞广州这一情况来看，林豆豆这时已经意识到，如果听其自然发生，林彪将到广州，后果将不堪设想，林豆豆深知已经无力阻止林立果与叶群合谋的计划实施，她决定只有向8341部队报告了。
晚上10点左右，也就是林立果回家一小时左右，林豆豆决定向中央报告时，李文普仍然对林豆豆说，他根本看不出来有什么异样。他说：“关键问题是，我现在还搞不清楚，这些都是你从林立果那里听来的呀。”经林豆豆反复说，李文普还是半信半疑，林豆豆要他去把林立果先控制起来，他说他没有这样的权力。
林豆豆又要李文普直接去对林彪报告。然而，如此重大的事，如此关键的时刻，如此明确的事实，林豆豆居然自己不敢去对父亲说，而要警卫队长去说。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林豆豆在性格上脆弱的一面，以及在潜意识深处的对父亲的畏惧感。李文普说得也对，他说，让他去对林彪说，这样的事他怎么说，要说的话，当然要你自己去说，要我去阻止首长上飞机，我只是他的下级警卫，怎么能阻止首长行动？
以下是林彪警卫参谋刘吉纯的回忆：
当天22点半左右，林立衡从里面出来，要赶快去报告，我叫李文普一起去，李文普不去，只是反复强调，说问题是我搞不清楚呀，情况是你从豆豆那里听来的情况呀。李还说，“林立果、叶群与林彪都说，明天去广州，要是去了广州，而真没有发生什么事，那可不得了。 如果真有什么事，还可以在飞机上采取什么措施，反正我们人多，我差不多已经对工作人员布置好了。” （《林彪事件：知情者证词》，第326页，“采访刘吉纯记录”）
当林豆豆表示只好自己去8341部队，李文普则立即表示支持。林豆豆在刘吉纯的带领下，穿过小树林，向驻北戴河的8341部队最高首长张宏副团长报告，主要内容是，明天一早，叶群与林立果将带林彪逃往广州，然后可能逃到香港去。这是林豆豆的第一次报告。
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全国人民心目中崇高的副统帅要逃走，且可能要逃到香港去？换在当时，谁会相信？张宏也是半信半疑。他甚至怀疑林豆豆精神未必正常（后来他确实把这种怀疑在电话里告诉周恩来，并影响了周恩来，详见下文）。但由于事情实在重大，又没有时间证实林豆豆说的是否如实，张宏向林豆豆坚决表示，如果有人要挟持林彪副主席的话，他们会坚决阻止。张宏又立刻拿起电话，向他在北京8341部队的直接上级领导张耀祠报告。
张耀祠接到电话后，第一反应是，让张宏直接向林彪报告。可见，连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也认为，林彪首先应该知道这件事，并保护好自己。
应该说，这是整个事件的一个关键点。张宏正准备去林彪处，却遭到8341部队二大队队长姜作寿的反对。姜的理由是，情况复杂，林立果有枪，万一回不来了怎么办？这样，张宏就没有采取这关键的一步。
如果张宏向林彪直接报告了，会是什么结果？这里人们可以自由发挥想象。但肯定会与后来实际发生的一切，有很大不同。历史往往被许多偶然事件左右。姜作寿的话并没有多少道理，其实，多派几个人一起去向林彪汇报，警卫都有武器，人多势重，林立果能怎么样？
北京的张耀祠放下电话后，立刻向汪东兴报告，汪东兴则向人民大会堂内正在开会的周恩来报告。内容是：张宏(中央警卫团副团长)从北戴河打来电话，称林彪女儿林豆豆来部队报告，明天早上6点，叶群和林立果将“挟持”林彪出逃，先去广州，再去香港，今晚20点已经调来了林彪专机。
周恩来对汪东兴转达过来的有关林豆豆报告的消息，感到实在太突然了。
周恩来说：“什么? 叶群、林立果要带林彪逃跑? 是不是又闹什么矛盾了? 情况可靠吗?”因为周恩来深知林家矛盾很多。
汪东兴说：“可靠。”周恩来问：“他们要去什么地方? 部队同志怎么看? 还弄不清是真是假。请告诉张宏同志，派人密切注意动向。”
周恩来并没有要8341部队先把林立果控制起来，因为他本人在没有任何其他消息来源的情况下，无法相信林彪女儿的话。
周恩来打电话给叶群却无意中打草惊蛇
林豆豆下决心报告，通过李文普、姜作寿、张宏、张耀祠，再通过汪东兴，转达到周恩来，经过了六道关口，周恩来得知消息，应在晚上10点半左右。
这是周恩来一生中接到的最让他感到意外的电话，周恩来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据当事人回忆，林豆豆过去确实患过病，家庭矛盾十分严重。周恩来还亲自处理过，此前周恩来也没有任何其他消息来源，面对如此突兀的消息，他很难听信林豆豆单方面的反映。尤其是针对副统帅这样地位崇高的党的接班人，周恩来必须慎之又慎，但要作进一步调查的时间已经没有了。在没有其他消息来源的紧急情况下，如果单听林豆豆的活，去阻拦自己的上级出行，这在组织原则上也是不合适的。必须做得更细致，既要防范可能发生情况，也要留些转圜的余地，不至于得罪林彪。
在这种两难情况下，周恩来决定，一是通知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与海军司令员李作鹏，前者主管256号专机，后者主管该飞机所在的山海关机场。通过这两个人，让北戴河的256号专机立刻飞回北京。
正在山海关机场的256号专机驾驶员潘景寅接到飞机必须马上飞回北京的命令时，在思想上已经完全受林立果、周宇驰支配（详见下文）。他故意回复说，该飞机出现有故障，正是维修中，飞不回北京。
周恩来为防止飞机仍然可能在此后起飞，立刻要求吴法宪给256号专机所属的北京空军打电话，再命令李作鹏给飞机所在的山海关机场通电话，命令在没有经过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同意的情况下，禁止山海关机场的任何飞机起飞。
吴与李都是林彪嫡系部下，周恩来把吴法宪、李作鹏都拉进来一起解决问题，表明周在当时完全不怀疑林彪与他的这些老部下会联合起来有异动，如果他对这些人有所怀疑，完全可以跳过吴、李，直接向吴法宪的上级萧劲光大将下达命令。周还是按正常程序，下达防止事态发展的命令。
由此看来，飞机即使留在山海关机场，哪怕它已经修好了，由于没有四个人的同意，任何飞机也飞不起来。林彪是不可能通过其他方式离开北戴河的。周恩来没有权力阻止林彪的自主活动，但却总可以找到理由不让飞机起飞。应该说，周恩来这样处理，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是很合理的，甚至可以说是万无一失的了。
周恩来在这样处理后，接下来又于晚上11点20左右，给北戴河林彪寓所的叶群直接打电话。
周恩来问，知不知道北戴河有一架专机?
叶群先说不知道，稍顿了一下，还是老老实实地承认是有一架专机，说是我儿子坐来的。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我们要上天转一转。
周总理问，是不是要到别的地方? 叶回答，原来想去大连，这时天气有些冷了。
周恩来说，晚上飞行不安全。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
周恩来说，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望林彪同志。
叶群吓了一大跳，赶快劝总理不要来。确实，周恩来让正在北京西郊机场坐镇的杨德中(中央警卫局政委)准备飞机。(《林彪事件：知情者证词》，第266页，“采访时念堂记录”)
其实周恩来这是在客气地给叶群打招呼，让她知道，中央已经知道他们可能要在明天乘坐这架飞机，并以天气不好为由，婉言劝他们不要动身。这样说，并没有得罪林彪，应该说是很有分寸的。
在当时的条件下，周恩来这样做，表面上看来十分稳妥：现在我周恩来预先通知你们不要飞了，万一明天你们发现飞机需要经过四人批准才能起飞，请不要怪我，因为我已经向你们打过招呼了。如果有必要，我现在都可以过来。有什么情况，我来了再与你们细论。说起来仍然是很婉转温和，像老战友谈家常一样，周认为这样是最好的处理了。
周恩来为什么说要深夜亲自来北戴河？在别人看来，似乎有点小题大做。但事实并不如此，某种意义上，周可能已经猜想到，万一林彪真要出走，是与几天前毛的南巡讲话中，林彪本人受到毛的点名批评有关。周很愿意私下与林彪讨论这件事，做个和事佬，商量缓和毛林关系的问题。不要把事情闹大。其实，周认为，毛林关系比什么事都重大，此时来，正好可以表明自己化解毛林矛盾的诚意。在当时，周并不知道林立果搞政变的事。
周恩来接到北戴河如此重要的报告以后，却并没有在第一时间直接告诉毛，原因是他不希望拿一个没有确实搞清楚的事情，去惊动刚从南方回来、正在入睡的毛。另外，他希望不要立即进入敌对性思考与处理的阶段，由于没有让毛知道，他也有更大的自由处置权。
周恩来这样做，虽然看上去万无一失，但实际上，其中有一个“程序漏洞”是他没有考虑到的。那就是，他能保证控制飞机的驾驶员潘景寅听他的话吗？如果256号专机机长实际上只听林立果的，不听周恩来的，那么，周恩来直接打电话给叶群，不但没有用，反而会打草惊蛇，让叶群知道中央已经掌握了他们全家将出走的消息。这反而会刺激对方走得更急，事实上，后来发生的情况正是如此。
叶群与林立果决定当晚提前北逃苏联
如果周恩来没有打这个电话给叶群，历史就会重写了。因为林立果他们将于明天一早去山海关机场，再从那里乘潘景寅驾驶的256号专机，顺利飞往广州。那以后发生的情况只有以下两种可能。
第一种情况是，中央有足够时间，决定直接关闭山海关机场，让潘景寅无法起飞，林彪一家根本无法出行。
第二种情况是，林彪一行即使顺利飞到广州，也会在广州成为瓮中之鳖，林彪及林立果小集团将在广州被一网打尽，温都尔汗将不会出现空难事件。
然而，这一切都被周恩来的一个电话改变了。
周恩来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是想通过打电话给叶群，试探真实情况，并打招呼，暗示明天早上你们的飞机飞不了了（因为周已经指示，必须要有四个人签名才放飞机起飞）。然而，从后来发生的后果来看，这样做实际上效果相反。一是周没有料到，飞机驾驶员潘景寅的态度完全倒向林立果一边，因为飞机起飞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潘景寅手中，在潘景寅的心目中，林立果肯定就代表副统帅林彪，吴法宪与李作鹏已经约束不住256号专机驾驶员了。
其次，林立果的问题，要比周恩来想象的严重得多。周原来只以为，即使按林豆豆报告，林彪要去广州或香港，也是因为林彪在毛的南方讲话中受到批评，但他认为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周说要来北戴河看林彪，多少也有转圜的意思，他打电话给叶群态度温和，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
叶群放下电话机后，立刻打通了黄永胜家里的直通电话，对方没有人接，叶群由于心虚，惊恐之中，以为林彪最得力的助手黄永胜也已经被中央控制了。她以为中央已经掌握了他们的政变图谋。其实，黄永胜当时正在人民大会堂与周恩来一起开会，休息时正在打牌呢。
在历史关键时刻，叶群心理素质极其低下的缺陷，让她做出致命的误判。其实她只要冷静想一下就可以判断，如果周恩来真的已经掌握林立果的全部阴谋，周本人会不考虑自己的安全而直接赶过来吗？周说马上来北戴河，就说明问题并没有暴露。而心虚的人想法正好相反。她与林立果认为大事不好，必须提前逃离。这两个处于极度焦虑与惶恐中的人，立即做出决定，放弃第二天清晨南逃广州的计划，决定当晚直接北飞苏联。
一方面，周恩来由于条件有限，无法了解问题的严重性，打电话想摸底，却打草惊蛇，另一方面，叶群则是惊弓之鸟，草木皆兵。叶周这两者的互动，就促发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件即将发生。
叶群与林立果在慌忙中把林彪叫醒，以极大力度呼叫“有人来捉你了”，必须赶快走才能逃命。林彪刚入睡后不久，药力正在发作时，被突然叫醒，完全没有恢复日常的判断力。在无力自主判断的情况下，林彪多年来已经习惯于本能地受叶群支配。林立果命令小陈和小张快给林彪穿衣服。勤务员张恒昌回忆，林彪入睡前服了安眠药，比平时晚睡了15分钟，是被从床上拽起来的。穿衣服时还迷迷糊糊，没有一点自主动作，完全由两位勤务员摆布。
从北戴河寓所出发去机场以前，林立果做了两件重要的事。第一件事是，在11点40分左右，林立果打电话给正在北京家里的周宇驰，当时的周宇驰正在准备第二天一早从北京西郊空军机场南逃广州。林立果通知周宇驰，取消第二天一早去广州的计划，并告诉他，自己将与林彪叶群等立刻北逃苏联。要周宇驰也赶快设法找飞机北逃，以后在境外会合。根据周宇驰女儿多年后的回忆，那时晚上北京天气还很热，他们家人都听到隔壁打开的窗户里，传来的周宇驰接听电话时的紧张口气。
（这里顺便交代一下周宇驰这批人的下落。1971年9月13日，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等在北京沙河机场乘直升机北去。直升机驾驶员起飞后不久发现他们外逃的企图，后瞒着他们，将飞机转向南飞，并将飞机降落在北京郊外，驾驶员牺牲，周宇驰、于新野自杀，李伟信被捕。）
林立果做的第二件事，是直接打电话通知在山海关机场宿舍中休息的潘景寅，通知他：当晚首长就要去广州，半个多小时后就会到达机场，要他立即准备飞行事宜。并要求他带的机组人员越少越好，因为副统帅处于危险中，行动绝密，这是一项极为重要光荣的政治任务。为誓死保卫首长，必须坚决保守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一定要誓死完成党交给你的政治任务。
这个给潘景寅的电话，根据作者的推断，应该是由林立果在北戴河家中亲自打的，而不是周宇驰从北京自己家中打的，根据周宇驰女儿后来写的回忆录，周宇驰当时在北京家中，家中通讯条件很差。
人们会问，林立果、潘景寅均死于温都尔汗沙漠之中，周宇驰也死于北京郊区田野上，他们是否通过电话，电话中讲什么内容。你怎么知道？作者在这里只能说，这是根据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做出的唯一合情合理的推论。
林豆豆第二次报告，周恩来为什么没有明确要求阻拦
大约晚间11：30分左右，叶群通知林豆豆当晚马上就要去广州，要她立刻回房间去收拾行李。这时，除了叶群与林立果，没有任何人知道此行的方向是北逃苏联，林豆豆也以为，林立果与叶要带林彪马上飞广州。事不宜迟，于是，林豆豆第二次去大队部向张宏报告，林豆豆从林彪所住的96楼赶到自己住的56楼，再到警卫部队所在的58楼，时大约在11:45左右。
这次周恩来从林豆豆的第二次报告得知，林彪当晚就可能动身，而且知道是林彪自己主动走，并非林豆豆说的挟持，他以为林彪要去的地方，仍然是广州。只是行程提前了，在这种情况下，周怎么办？
林彪是上了党章的接班人、副统帅、党的第二把手，他有权去他想去的地方，从组织原则上说，周恩来没有权力阻拦林彪的自主行动，最多只是劝告或建议。李文普说过的一句话是对的，在没有得到毛同意的情况下，周恩来是林彪下级，他怎么能阻止自己上级的行动？既然林豆豆过去曾患过神经系统的病，说的话就很难算数，万一没有这些事，周怕林彪怪罪：凭什么不让我起飞？根据周恩来的谨慎的性格，确实有可能这样。
由于周恩来当时完全不掌握林立果与周宇驰的阴谋，没有意识到和料到问题的严重性，而认为林彪去广州无非是因与毛不和，林彪担心受迫害而去避难，所以，当8341部队请求是不是要拦阻他们上车时，周认为，在确定是林副主席自己要走的前提下，那就“紧紧跟上，注意观察，有情况及时报告”。
林豆豆第三次报告，张宏说北京的首长要她也上飞机
叶群先是对林豆豆说第二天早上一早走，林豆豆问早上什么时候，叶群不耐烦地说，会通知她的。没有多久，估计十几分钟，叶群通知说现在马上走，于是林豆豆又立刻去自己信的56楼，再去警卫部队所在的58楼，向副团长张宏报告。
这是她第三次向8341部队副团长张宏报告，说他们 (叶群、林立果)已经从床上拽起了首长，情况十分紧急! 首长马上就要被拽走了! 汽车再有10分钟就要开动了! 你们快! 快呀！部队为什么还没有行动? 为什么还不进行阻拦！
当林豆豆哭着要求张宏下命令立即阻拦林彪等人乘坐的大红旗冲下来时，张宏这个老军人却一声不啃，表现得犹豫不决。这是因为，刚才周恩来给他的明确指示是“注意观察，紧紧跟上”，而不是去阻拦林彪座车。于是他再次接通了打给北京的张耀祠，向北京请示。
北京的中央警卫团团长、中办副主任张耀祠立即将情况通过汪东兴转告给人民大会堂的周恩来。周得知林彪要立即走，也以为林是要提前去广州。在来不及请示毛的情况下，周仍然决定“紧紧跟上，注意观察，有情况及时报告”，并通过张耀祠转达给张宏，要林豆豆也一起上飞机。张宏对林豆豆说：“中央指示你们跟看上飞机，跟着走。”
林豆豆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会要她也上飞机，她直接抓过电话，与张耀祠通话。林豆豆是这样回忆的：
“我一把从他手里夺过话筒，对张耀祠简单地报告了一下紧急情况，强调说林彪是被骗的，不是要跑等等。现在情况十分紧急，请求他下命令叫部队拦阻。张耀祠答应着。我不断地急促呼喊，张团长! 请求你现在就下命令。现在就下命令! 一分钟也不能耽误了!他还是嗯，嗯，接看他说要再请示。” (前引“采访林立衡记录”)
对方再次肯定这是上级指示，就是要她一起上飞机，跟林彪走。林豆豆坚决拒绝，并在打电话的8341部队值班室里痛哭起来。当时值班室里有十多个军人在场，包括刘吉纯、杨森、张清林，以及姜大队长、曹中队长等8341部队的众多干部。这些当事人事后都对林豆豆的回忆没有提出公开质疑，林豆豆所说，应该是真实的事。
周恩来为什么要林豆豆也一起上飞机？在常人看来，这确实让人百思不得其解，这是多年来学术界都难以解释的问题，有的学者干脆就否认周恩来可能说过这样的话。但林豆豆言之凿凿，她指名道姓的当时在8341部队值班室的在场者，大都健在。他们没有人出来否认这件事。
时任毛泽东机要秘书谢静宜回忆录中的一段叙述，有助于我们理解周恩来的动机。该书记载，“九一三”事件以后不久，周恩来派谢静宜去陪即将从北戴河回北京的林豆豆住一段时间，周恩来说，因为谢是毛身边的人，由她去陪伴，会让林豆豆更放心。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待谢静宜并交代这一任务时说，他9月12日晚上11点多接到林彪警卫团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以前，根本不知道林彪要想逃，听到林豆豆的报告以后，他完全没有思想准备，还怀疑林豆豆是否有精神病。周说，连北戴河警卫团副团长张宏打电话过来时，也这么认为。
这段史料很重要，特全文转载如下：
“总理向我介绍了林彪出逃的简单情况之后说:‘要不是林立衡向中央报告了，我们都不知道哇，连张洪（引者按：应为张宏，当时负责林彪警卫工作的警卫团副团长)听林立衡一说都不敢相信，以为林立衡有病，精神不正常呢。’”
“总理接着说:‘后来还是相信她了。尽管豆豆报告得迟了一些，但是她爸爸妈妈察觉以后仓促出逃，他们的机组人员没有准备好，有的还没有上去，没到齐，就起飞了，连个舷梯都没有搬，用了一个小梯子爬上了飞机，致使在温都尔汁坠毁。’总理一边吃饭，一边对我说:‘如果林立衡不报告，我们都不知道，不打电话问他们，他们可以从从容容地逃走，那事情就大了。’”（谢静宜：《毛泽东身边工作琐记》第63-6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出版。）
从这一段史料中，可以看到周恩来受张宏很大的影响，汪东兴回忆中也提到，周恩来在没有其他消息来源的情况下，听到林豆豆第二次的报告后，他的第一反应是，“部队同志怎么看”，可见周恩来当时重视张宏的意见。这是很关键的。而张宏回答周恩来，他不太信林豆豆的话，“以为林立衡有病，精神不正常呢”。张宏的这一态度看来确实影响了周恩来。周恩来也承认了这一点。
由此可见，当时周恩来并不完全相信林豆豆的“一面之词”。林彪是党的副主席，周只是常委。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面，他不能以常委的名义去命令副主席的飞机不能起飞。当林豆豆第二次报告林彪要被挟持南逃广州时，他仍然不相信林豆豆说的是真话，林豆豆过去有过神经系统的病，她的话不足全信，他更倾向于认为是林家有矛盾，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他让林豆豆上飞机，也是出于缓和家庭内部矛盾的考虑。周恩来的意思是，既然豆豆患了病，还是与家人在一起吧。但林豆豆的话也不可完全不当真，所以要求8341部队“注意观察，紧紧跟上。有情况及时报告。”
周恩来对谢静宜的谈话中，其实也是暗示自己是受到张宏的影响，才让林豆豆一起上飞机的，众所周知，谢静宜是毛十分信任的秘书。周恩来在谈话中不经意地透露出这一点，似乎也可能是想通过谢静宜向毛解释，为什么他当时会这样决定。
也有人会考虑，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即周恩来明知林彪要被毛打倒，出于对林彪的同情，故意放林彪一条生路，让他与全家人一起逃走，出国避难？让林豆豆一起上飞机，也就是成全他们全家团聚在一起的善举? 从逻辑上说，既然当时周完全不了解林立果政变，不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也不知道飞机会坠毁，鉴于刘少奇死得如此之惨，让林彪这个老战友出去避难，也是一种人情味吧。
作者认为，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周恩来为人极为谨慎，他绝对不会放走毛所反对的人逃离本国去外国避难。从文革中周对刘少奇、贺龙的态度来看，从1973年周在病中对毛的诚恳检讨来看，周的这一政治原则决不允许他越出这样一步。
周恩来的这一态度对以后事件的走势有重要影响。既然周都指示林豆豆上飞机，那么，张宏更没有理由去积极阻拦林彪去机场了。张宏作为军人，又是个老红军，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将继续执行“紧紧跟上，注意观察，有情况及时报告”的既定指示。此后他也从来没有下达命令让部队进行拦截。
林彪寓所乱成一团
让我们回到林彪出发前的场景中来。据8341部队二大队卫兵后来回忆，林彪住地很乱，搬东西的人来来往往。
警卫参谋刘吉纯回忆说，“林立果还是一个孩子，从没经历过这样的突变，做不到处变不惊。他举着枪，从这屋窜到那屋，嘴里乱喊。”(《林彪事件：知情者证词》，“采访刘吉纯记录”。)
勤务员陈占照回忆: “我走出客厅，看见林立果和叶群像热锅上的蚂蚁，叶群披头散发，林立果跑来跑去，忙着调车，十分着急的样子。”（《林彪事件：知情者证词》，第338页，“陈占照揭发材料”。)
从叶群在12日晚上11:40左右叫醒林彪，到林彪上车离开住地，林彪在这短短20分钟的时间里，也不可能考虑更多了，可以推断的是，林彪得知林立果居然搞了谋刺毛这样的惊天大事后可能认为，既然叶群已经得知最新消息，那就是中央已经知道，并且已经派人来抓他了，那他也只能逃命了。
也有人会说，既然林彪并没有参与林立果的具体政变计划，他只是刚才不久，才得知实情的，那么，他把问题向组织说清楚，划清界限，不也没有事了吗？为什么要采取出逃这一下策？其实，他对毛的长期不满，他与林立果长期的私密政治关系，是经不起审查的，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唯有逃命了。
一旦做出这样的决定，林彪还是能做到表面上处变不惊。他淡淡地问了勤务员，行李放到车上去了吗？对方说在另一车里，他也没有多问。当年临危时刻的习惯，似乎再次被激活了。他对勤务员陈占照说，说此行是去大连，过十天还要回来，以后还要上北京天安门，东西就不必带多了。两位随身护士这次也不带走了。
日后无论有多少压力，勤务员陈占照都坚持称这是林彪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以后也没有改口。看来这真是林彪说的原话。
对这话如何理解？既然叶群拉他起来时，大声对他说“有人来抓你了”，这话说得很响，在场的很多人都听见了，为什么林彪还对勤务员小陈说，“过十天我还要回来，还要上天安门城楼”？
作者本人对此的解释是，这是林彪故意说给后勤听的，并不能当真。林彪确实是准备出逃了。联系到林彪上飞机时毫无尊严地在冷风中秃着头，喘着气，连帽子都没有戴，就急促地爬上飞机上临时挂下来的软梯，很难想象，他是准备十天后回来再上天安门城楼，享受群众的鲜花与掌声欢呼的。
于是三人急忙出逃。林立果叶群扶着林彪，急忙上车，林彪的座车突然从山上往下面冲，守卫部队来不及作反应，就让林彪座车冲下山了。
林彪专车已经冲下山了，张宏根据中央指示不是阻拦而是跟上
晚11点55分左右，林彪的大红旗轿车从96号楼冲了下来，路两旁的警卫士兵们本能觉得不正常，但没有人敢在没有命令的条件下主动阻拦。战士冲着张宏纷纷嘶喊：“副团长!副团长! 一辆黑车从上边下来了。现在还不叫我们冲上去，还等什么时候? ”
由于是林彪主动出门，并自己上了车，林寓所的警卫人员与寓所外值勤的8341部队，没有得到北京明确阻拦的指示，谁也不敢阻拦。
姜作寿大队长在58楼驻地路边上高高举手示意停车。林彪轿车直接冲下来，阻拦者本能闪开。这一动作，才让车坐在前排副驾驶座上的卫士长李文普猛然醒悟。李文普此前一直不相信此事会发生，此时他突然对司机杨振刚下命令，要立即停车。
李文普乘机跳下车，此时枪声响了，李文普受了伤，有人认为，这是李朝着自己开了一枪。李文普则坚持说，他听到林彪在车里向林立果问，“伊尔库茨克有多远”，才知道林彪是主动出逃。他不愿意跟着走而跳下车。于是林立果朝他打了一枪。
然而，对李文普的说法，邱会作在回忆录里明确表示是，李文普是在说谎，因为林彪对伊尔库茨克的距离实在太熟悉了，林彪本人就去过伊尔库茨克，且珍宝岛冲突后，林彪天天在看中苏边境地图，怎么会不知道此地距离？
根据作者推断，林彪很可能并不知道此行是要北逃苏联，他仍然以为此晚逃的方向还是广州。作者个人判断，邱会作的话是对的，林彪不会在车上问“伊尔库兹克有多远”这样的小儿科问题。
理由有两点，第一，因为林彪入睡前，已经同意明天一早是去广州的，这一点李文普回忆中已经明确记述了，林立果与叶群把林彪叫醒后，一旦直接把计划逃往苏联的事告诉林彪，叶群、林立果最担心的是节外生枝，万一林彪不同意，并争执起来，不肯上车，那就麻烦大了，当时只有短短十来分钟时间作离家前的逃跑准备，这肯定会耽误出逃时间，而此刻，时间对他们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其次，把林彪叫醒时，勤务员多人都在林彪卧室，根本没有机会单独对林彪说方向已经改为北逃苏联，只能顺水推舟地对林彪说，去广州的时间提早了。林彪有很大可能是被哄着上飞机的，是在以为去广州的情况下，为逃命而上飞机的。再说，叶群欺瞒哄骗林彪，已经是家常便饭，习惯成自然。
更重要的理由是，林彪也决不会在车上公开向林立果问“伊尔库茨克有多远”这样敏感的问题。因为李文普这个8341部队的卫士长、司机杨振刚，这些人都是外人，就在同一辆大红旗上。他怎么敢在如此密封的空间里，当着这些外人的面，公开自己要叛国投敌的私密？须知卫士长身上是带枪的。
林豆豆的未婚夫张清林是部队外科医生，他回忆说，他当时就在场，并验过李文普的伤，他指出，李文普的枪伤中的弹道位置表明，决不可能是林立果开的枪，除非林立果的枪中发出的子弹会转弯。
那么，李文普为什么要对自己开枪，他已经逃下车了，开枪自伤对他有什么好处？他的动机是什么？有学者就提出这样的疑问。作者的推断是，李文普开枪自伤，是给组织看的，证明他不是林彪一伙的，并以此证明，他作为林彪的卫士长而不愿意随林彪上飞机，是有理由的，并以此来表现自己的斗争立场。
李文普就是距离8341部队门口约30米的地方下车的。这应该是8341部队进行拦阻的好机会。但仍然没有人阻拦。
林彪乘坐的轿车从96号楼冲下来，到开往山海关机场的路上，居然没有受到8341部队的拦阻，这件事确实让人费解。李作鹏在回忆录里惊叹，至少有许多种办法来阻拦林彪的轿车前往机场呀，所有这些都没有做，以至于李作鹏错误地推断，根本原因是，“上面有人不是要阻拦林彪上飞机，而是唯恐林彪不上飞机”。
北戴河驻地有那么多警卫人员，路边是黑压压一大片青年战士，为什么林彪没有受到阻拦？其实也不难理解，就因为这是林彪主动出行，这就打乱了张宏、姜作寿、李文普、刘吉纯这些警卫人员原先预想的计划。他们原来根据队的报告，以为是叶群与林立果要挟持林彪走。既然是挟持，那就很好办：一旦对方采取挟持行动，马上把这些人抓起来就是了。林立衡当时在8341部队驻地向张宏第一次报告时问，万一他们挟持林彪逃，你们怎么办？张宏说得很干脆:没有问题,我们立刻把他们抓起来。当时他还做了一个很专业的擒拿动作。
然而，从此刻发生的情况看来，林彪明明自己主动上了车，张宏就陷入了两难：拦阻，你怎么敢拦副统帅的车？谁命令你这样做？林豆豆一个人说的话就能算数？不拦，林豆豆说他们挟持林彪，当然要保护林彪，是组织交给自己的任务。当时所有的警卫都陷入这种两难矛盾之中，有一位中队长只能在大红旗开出去以后，站在车的背后，用手枪射击轮胎。这也只是他本能的自选动作。
张宏不得不再次接通北京中央警卫团总部的电话。汪东兴再次请示民，周恩来由于时间紧迫，没有掌握确切证据，鉴于林彪处在党内处于仅次于毛的至尊地位，仍然不敢冒然下达阻拦命令。张耀祠在电话里传达周恩来的指示说：“那就让部队快追吧。”
关于这一点，李作鹏的话值得参考。他说，周恩来的难处使他采取下策，周恩来对这样一件惊天大事的处理，出于自保的需要，在犹豫与权衡利弊之间，错过了最佳拦截时间和最佳方案。（《李作鹏回忆录》下册，第891页）
自从大红旗从北戴河开出后，8341部队遵照周恩来“劝阻林彪不要上飞机”的指示，先后组织了8辆车70多人，由张宏副团长带队去追。甚至先行的车见到大红旗从后面追赶了上来，还不得不本能地让开路，让林彪的车先走。并紧跟在林彪的大红旗后面追。
北戴河指挥所的某指挥人员向山海关机场打电话，要求机场方面不可让飞机起飞。山海关机场接到这个电话的值班人员，则把电话内容转达给潘景寅，而潘景寅此时已经铁了心认定，林彪是受党内某种势力的迫害，必须誓死捍卫林彪副主席的安全。他根本不会听。
林彪的大红旗在13日零点18分左右到达山海关机场北门。林立果冲着警卫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快把大门锁上。” 后面最先赶到的吉普车不论怎么按喇叭，门卫都不开门，装听不见。后来吉普车上的人火了，命令跟上来的卡车硬把铁门撞开，门扇都撞得翘起来了。
见证人回忆，林彪的大红旗一直开到256号专机前。没等车停稳，“年轻的军人”就下了车，拿看手枪，叫着“快快快，飞机快启动”！一个胖女人则大喊：“有人要害首长，油车快让开，让我们走。”林立果与叶群已经处于极度亢奋与情绪失控之中，当时的场面乱成一团。
终篇 离离原上草
驾驶员潘景寅为什么竭力配合林彪上飞机
这时，山海关机场里，最关键的人物是256号专机的驾驶员潘景寅了。用副驾驶员康廷梓的话来说，这位专机师（专门执行专机任务的空军第34师100团）的副师长兼机长，平时言语不多，性格偏于内向，但头脑冷静，处变不惊。他竟敢在三更半夜单枪匹马，连领航员、副驾驶都不要，只带三个机械师，冒着极大的危险，就成功地驾机起飞了，可以说，这创造了一个人驾驶中型运输机成功起飞的飞行奇迹。世界上也绝无仅有（估计以后也不会有），他这样做，肯定有他自已的理由。
潘景寅为什么会这样做？随着康廷梓回忆录的出版，这个谜团可以得到解释了。康十分幸运地没有被潘景寅叫醒一起上飞机。也幸好是这样，才让我们有可能根据他的判断，来破解这个巨大之谜。康廷梓说，他对这个问题，反复想了几十年。他的判断是，长期以来，潘景寅深受林立果的政治宣传的影响，把林立果当作林彪的化身，以“路线斗争”的政治高度来听从命令。
据康廷梓回忆，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前不久，林立果一伙就在专机师散布“阶级斗争复杂论”，说空军司令吴法宪等在中央召开的九届二中(庐山)全会上，是反对毛主席与林副主席的，要解决“跟人”的问题。在此过程中，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在西郊机场接见了专机部队团以上的干部，在会上没有点名地进行了一番“阶级斗争复杂论”的煽动讲话。在极左的政治氛围中，潘景寅对此是深信不疑，他当时也根本不知道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被毛泽东批判的事，在他看来，忠于林彪与林立果，就是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最大的忠诚，就是最大的政治。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环境中，出现这种政治思维定式，并不意外。
概括推断，可以肯定的是，林立果与叶群于当晚11:30前后决定立刻北上飞逃苏联，后大约在晚上11:40左右，林立果从北戴河给山海关机场的潘景寅打电话。林立果在这个电话里告诉他，林彪即将从住地出发，立刻去广州，为了林彪首长的绝对安全与保密，参加这次航行的机组人员，越少越好。
林立果为什么提出这样的特殊要求？明里说，是为了保守首长行动的机密与安全，实际上则是因为，林立果在起飞以后，势必要用枪威逼潘景寅立即改变航向，由南向北飞出国境，到那时，如果机组人员是人多势重的九人团队，单凭林立果与刘沛丰的两把手枪，是无法控制局面的。
那么，潘景寅为什么会同意尽可能少带机组成员？尽管256号专机是个中型运输机，操控难度很大，但潘景寅以为，去的目的地是广州，广州机场有着完善的地面导航设备与灯光引导装置，凭他的技术与经验，一个人驾驶飞机在广州安全降落，应该没有问题。
潘景寅认定，考验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荣时刻到来了，他出于对副统帅的敬重，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在林副统帅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必须听从林立果指示，让副帅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至于其他的，是党的最高机密，是自己不应该知道的。自己的责任就是完成首长交给自己重要任务。
按康廷梓的说法，在当时的政治气氛里，如果潘景寅对执行林彪专机任务的正确与否产生任何怀疑的话，那才是不正常的，是违背逻辑的。因为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之后，除了在党内关起门来批判陈伯达之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林彪有什么问题，哪怕是小道消息也没有。林彪具有“伟光正”的强大的光晕，任何怀疑都是不可能的。
潘景寅放下电话后，马上让调度室主任电话通知海军场站要加油车。这是因为从北京来山海关机场后，由于飞机自带的压力加油接头与山海关机场油车上的接头不配套，没有加足油。13日零点05分，潘景寅走出调度室，把睡在第三个房间的三位机械师轻轻叫起床，并让他们立刻上飞机进行起飞前的准备工作，并有意不叫另外房间里的领航员、通讯员与副驾驶员等其他五人起床。此刻的潘已经下定决心自己一个人驾驶飞机上天了。
再接下来，潘景寅一声不响地回到了调度室主任的房间坐着，一边守着三部电话，也守着那位调度室值班主任，随时准备阻止他通过电话去叫醒其他成员起床。潘景寅的“尽心尽责”，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零点22分，林彪的黑色大红旗轿车急速开到了机场，在停机坪上的256号专机的左后方停了下来。潘景寅听到大红旗开进停机坪的声音，立即起身，从调度室直接快步跑向飞机。
叶群、林立果处于极端亢奋、紧张与惶恐之中。林彪本来就是一个精神与身体都不健康的病人，两个多小时以前，即林立果从北京返回北戴河以后，这个给他与全家带来灾难的儿子，才突然告诉他在北京搞政变失败的实情，他在震惊之后，也不得不同意第二天早上去广州避难。当他刚睡下不久，叶群又急促叫醒他，告诉他有人来抓他了，在林立果与叶群极度惶恐与焦虑气氛的影响下，他的日常判断力下降，也变得六神无主。林彪没有戴帽子，在9月北京寒冷的秋风中，他光着头，脖子上围着叶群的女式围巾，喘着粗气。与当年决战疆场的“战神”相比，此时的林彪已经是判若两人。
机舱门口还来不及安放大型登机梯，只有一个随机携带的能够折叠的便梯，叶群先上飞机，林彪就是在上拉下推的情况下，才笨拙地爬上飞机的。林立果一手持枪，最后一个登上飞机。
潘景寅驾驶的飞机强行进入跑道，在没有灯泡指引的黑暗中强行发动。此时另外五个机组人员已经得知消息，他们立刻起身，飞速跑向正在发动的飞机，但已经追不上了。他们没有赶上这次死亡飞行，这成为了他们终生的幸运。
追赶林彪座驾的8341部队的汽车也在此时赶到，见到256号专机正在向跑道开动，不知所措，想拦又不敢拦。
与此同时，山海关机场也接到北戴河8341部队基层负责人打来电话，电话强烈要求他们阻止飞机起飞，然而，山海关机场与8341部队分属不同系统，彼此并不熟悉，这一命令可以被认为来源不明，听电话的人无法证实其权威性，也无法采取有力行动，致使机场中一片混乱，有旁观的，有叫喊的，没有统一指挥。
有的机场海军人员，由于不知林彪就在即将起飞的飞机里，所以反而敢于前去拦阻，却不知应该如何拦阻。
正在迟疑时，没有赶上飞机的其他机组人员，对着海军人员的汽车大声喊“赶快直接开到跑道前面去！”，然而却还是晚了一步。256号专机此时如同醉汉一样，在没有地面灯光指引的黑暗中，跌跌冲冲地飞向天空了。此时是的9月13日零点32分。从林彪座驾开到机场再到飞机起飞，一共只十分钟。
256号专机为什么坠落于蒙古沙漠
飞机起飞后，这架飞机里发生了什么事？由于机上所有的人都葬身于蒙古温都尔汗，我们只能根据现在所能掌握的资料信息，来加以推断了。
潘景寅以为目标地是广州。飞机上天后一开始是向南飞行，不久，林立果支开了驾驶舱里的机械师，机舱里只剩下林立果与潘景寅两个人，（或许还可能加上刘沛丰，以增加对潘景寅的压力与声势。）林立果把机舱门关上后，就用手枪威迫潘景寅改变航向。
驾驶员潘景寅别无选择，只得改变航向，向北飞行。从飞行轨迹上看，这个大弯转了足足有20分钟，才调整到325度的外逃航向。
由此可以推断，正是在这20分钟里，潘景寅经历了极度震惊、内心的矛盾挣扎、在抗争与服从之间的犹豫，考虑到直接抗争会导致机毁人亡的后果之后，才不得己地屈从，当时的256号专机在黑暗天空中飞行的轨迹，如同一个倒写的大问号。
凌晨1点55分，256号专机在起飞83分钟后，飞越中蒙边境44号界桩，接下来就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飞机起飞时，油料只有12.5吨。经过此段飞行，飞出国境时，机上的油量大约还只剩下5吨，即使在正常情况下，飞机也只能再持续飞行四十分钟。这样的油量肯定飞不到伊尔库茨克，如果继续北飞，再过去就是西伯利亚山林地带，在那一片荒野，夜间进行机场外的迫降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
那么，不去伊尔库茨克，转飞乌兰巴托如何？飞出中国国境的44号界桩时，大约还有510公里才能到达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如果三叉戟飞机一直在9000至10000米的正常高度，也即最省油的经济高度飞行，到达乌兰巴托，或许是勉强可以的。然而，为避免被雷达发现，256号专机始终是在海拔3000米的中低空飞行，耗油量比一万米高空的正常飞行要大很多，至于大多少，飞行员无法掌握，但现有的油量，肯定也到不了乌兰巴托。
由于没有领航员、通讯员与副驾驶员的配合。飞行员甚至不知道飞机场的确切方位。
林彪专机此时所面临的情况是，深更半夜，油量警告，落地无门，联系不通，进退两难，实际上处于迷航状态。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飞机上那仅有的一点油量，在有限的时间内，在黑暗荒野中寻找到尽可能平坦的降落场地，在凶多吉少的迫降中，寻求一线生机。看来也只能在温都尔汗荒原中，找适合的地方迫降了。
迫降失败是大概率，由于三叉戟飞机机翼在飞机肚子下面。迫降时几乎就是机翼先着地，极易发生侧翻，由于没有副驾驶帮助，完全由一个人操纵大型飞机，既没有地面指示灯导引，又没有平坦的地面，对驾驶员来说，向前飞，必死无疑，现在迫降，也只有万分之一的成功概率。
这就是林立果与叶群鲁莽无知行动造成的残酷的现实。此刻，林立果也不得不同意在温都尔汗的荒野上迫降了。可以说，自256号专机一旦起飞，就注定了整舱人的灭顶之灾。
1971年9月13日凌晨2时27分，在地面滑行了大约二百米后，飞机由尾部触地，这是迫降的必要动作，但由于晚上对地面情况了解困难，着地角度过大，飞机发生向上反弹，反弹后的飞机第二次着陆时，机翼触碰到地面，失去平衡，在地面上跌跌撞撞滑行二百米左右后，再次反弹，飞机翻身碰撞，引起飞机爆炸。由于剩余的油料比驾驶员预估的还要多一些，于是飞机发生大面积的燃烧，强大的冲击力把九人摔出机舱，九人全部在大火燃烧中遇难，遗体散布在一大片原野上，
这整个飞行灾难故事，其实很简单，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林立果命令飞机起飞时，并不知道256号专机里并没有足够飞到苏联的汽油。
而潘景寅则根本不知道林立果计划外逃苏联，他始终以为，反正此行是去广州，飞机里已有的汽油也勉强够用了，实在不行，还可以在中途路过的机场加油，于是强行起飞。
一旦上了天，由于油量不足，只好在蒙古高原沙丘地带冒险迫降。由于前面所述的种种条件，夜间在山地野外迫降成功的概率几乎为零。
于是，温都尔汗就成为林彪一家、随从人员与无辜的机组人员的生命归缩。
人类的历史上有许多重大事件，往往就是由一些当事人想不到的偶然因素的叠加，造成意想不到的结局。
燃料不足，是飞机迫降的根本原因，256号专机前后一共有三次加油机会，但都由于种种偶然小原因，而没有加满，这就决定了林彪全家的命运。让我们看看，这个大事件的小原因，是如何改变了共和国历史的。
首先，在9月12日晚上林立果准备乘256号专机从北京西郊机场，飞往山海关机场以前，飞机在起飞前加油，不一会第一辆油车的油没有了，原来可以让另一部加油车前来输油，把原定的十七吨油加满的。但飞行员认为此次任务是去山海关，只有40分钟航程，现有的十五吨油足够了，所以并没有加足17吨油。（如果加足到17吨。第二天256号专机飞进蒙古领空时，就有14.5吨油，这样的油量足够让驾驶员将飞机安全降落在乌兰巴托机场。）
其次，飞机到了山海关机场后，只剩下12.5吨油了，本来第二天要飞广州，要加油到17吨的，但由于这是256号专机改装后的第一次飞行，其接头与机场加油车的导管不配套，油又没有加成功，潘景寅说，那就算了，明天早上飞行前再加吧。这样，这架从北京飞来的飞机，直到飞往蒙古以前，始终只有12.5吨的汽油。
如果按叶群计划，是第二天早上去广州，那么，潘景寅会于明天一早按程序事先把油装到17吨的。没有料到，林立果与叶群突然当天半夜就北逃，并在11点多通知潘景寅，潘景寅立刻起床，并通知山海关机场调试室加油。当机械师已经爬到机翼上正要加油时，林彪等人仓皇赶到，且严厉命令马上就飞，潘景寅以为此行仍然是去广州，于是就开着只装有12.5吨汽油的飞机勉强上天了。这点汽油量，正是飞机不得不在极端恶劣条件下在蒙古荒野中迫降的原因。
其实，后来人们才知道，温都尔汗附近就有一个小型的军用机场，离飞机失事地的航程只有十分钟距离，但当时在驾驶舱里，望着窗外无边漆黑的潘景寅，又怎么可能知道？即使知道，后果也不会有太大区别，因为那小型机场土石路面上，根本没有地面导向灯，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林彪事件的总结与启迪
其实，林彪的命运存在着其他多种可能的结局。“九一三”事件是所有可能结局中最坏的一种。在事件发生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存在着避免向最坏方向发展的可能性，但都没有避免。这真像是人们所说的“墨菲效应”：只要事情变坏，以后每一个新发生的环节，总是朝着事物向更坏的方向发展。
—— 林立果要发动政变，并将这一绝密计划于9月7日告诉林豆豆，林豆豆完全可以直接告诉林彪，让林彪知情，林彪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势，阻止林立果发动政变，并阻止有关方面对林立果的调查。长期蒙混过关当然不可能，但可以隐瞒相当一段时间后才暴露。林彪或许还有可能在此期间体面主动下台，位子肯定不保，但决不会死于温都尔汗。
—— 林豆豆于当天将情况密告警卫长李文普，如果这位警卫长在以后四天时间里，不是极为愚钝地对此事不置可否，而是及时将情况报告8341部队，中央肯定会在第一时间知情，此后有四天时间做各种准备，“九一三”事件也不会发生。
—— 周恩来在9月12日晚上10点多钟得知林豆豆的报告以后，或者11:40分得知林彪即将出发时，如果在以上两个时间中的任何一个时间，能果断发布命令，要求北戴河警卫部队与林办警卫全力阻拦，林彪的座驾根本不可能离开北戴河寓所，即使到达山海关机场，也无法起飞。
—— 即使以上的情况都没有发生，林彪即使能顺利地冲过58号楼的8341部队驻地，如果追赶林彪大红旗座驾的警卫们不是被一列长长的货运火车隔开来，他们肯定会及时赶到山海关机场。他们固然不敢当面拦住林彪，但可以直接拦阻飞机起飞，然后听候中央指示。此时，机场再拿出周恩来指示即“必须四人联合同意才能起飞”的上方宝剑，就起作用了。
—— 如果山海关机场海军部门的汽车提早30秒钟开到跑道上去，并在那里停下来，飞机也不可能起飞。有时，历史的结局往往就取决于30秒钟。
—— 如果此前256号专机在北京机场已经加满了17吨油，林彪飞机起飞后，进入蒙古领空时至少还有14.5吨汽油，飞到乌兰巴托是没有问题的。温都尔汗的离离原上草，就不会有九具遗体了。当然，那将是另一种坏的结局。
尽管这一事件会因各种偶然因素，形成不同的具体结局，但历史学者研究这段历史的目的，并不是像诗人那样，发一通思古之幽情，感叹历史中生命的无常与偶然，而是为了从中吸取对中国人有益的历史启示。这就使我们必须回到宏观的思考中来。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指出，他要研究的是法兰西的历史创造了一个什么样的舞台，让路易·波拿巴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平庸小人物，不自觉地扮演了“英雄”的角色。我们可以通过马克思提供的思维方法与角度，来观察一下文革时代的大格局如何导致“九一三”事件的。
在文革畸形的极左体制的权势庇荫下，林彪权高位重，却又是一个无力看管权力的病夫，极左体制缺乏全面有效的党内监督机制，这种不正常的“权力溢出效应”，让叶群、林立果这样的家庭成员，首先成为这种“权力溢出效应”的“受益者”。
林彪的两重人格，使他在私下里不断把自己对现实的不满灌输给自己儿子，在林彪的权力庇荫下，林立果被推到与他的年龄与经验不相称的高位，并在品尝到权力的过程中，在获得极大的活动空间与地位之后，在乃父的光环下，开始变得权欲熏心，权势膨胀，并充满“格瓦拉”式的暴力激情，成为文革权力场上被催熟的怪胎。
于是，林彪家里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给全家带来灾难的儿子，他的权力地位、野心与相应的能力、知识、经验又极不相称，其阴谋计划幼稚到根本无法推行。而必然失败。林彪最珍爱的正是林立果这个“盒子”，然而这恰恰是一个“潘多拉盒子”，当它被打开以后，林彪未必知情，也无法控制。林彪本人又不得为儿子的弥天大罪承担后果而逃命。
一旦发生突发情况，决策层由于没有掌握足够信息，又难以对具有崇高地位的党的副统帅采取针对性的阻止举措。
驾驶员在极左迷信与盲从的政治气氛中，根本丧失了合理判断与选择的能力。（当然，我们无权要求他有这种能力）
最后，林彪等等乘坐的256号专机因半夜迷航、失油、驾驶失误而迫降失败，机毁人亡。
这就是中国版的“破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故事，由于极左的特殊环境，它更为荒诞，但决不是不可理解。
澄清社会上一些流行的说法
这个五十年前的惊心动魄的故事，现在已经讲完了。行文已经逾四万字，还得花一点笔墨，对半世纪以来社会上流传的一些错误传闻，作一些点评。
其一，为什么不是潘景寅的自杀行动。
有考察过温都尔汗地形的飞行专业人士认为，该地区地势相对平坦，以潘景寅的经验与技术，安全降落应没有问题，且专机上的油没有放完，这是不合飞行手册规定的。于是据此推测，潘景寅是故意采取自杀行动，来阻止林彪的叛国行为的。
关于这一点，只要一句话就可以驳倒了。那就是。在迫降前，机上所有的人都已经脱掉了鞋。飞机坠毁时，鞋和人不在一起。从九具尸体都没有戴手表和穿鞋这一点来看，他们是做了迫降求生的一切准备的。其实真要自杀，潘景寅不需要选择温都尔汗，一个普通的小山头撞上去就够了，从潘景寅遗体看，他临终前表情痛苦，撞山头就不会痛苦了。
其二，关于“飞机是被我方导弹打下来的”。
这也是毫无根据的传言。据说某导弹部队复员者说得有鼻有眼，凿凿有据。
此事件发生两个多月后的1971年11月，蒙古国情报部门对飞机失事原因，进行过实地调查，并写出《查明飞机坠毁原因的报告书》。该调查报告现在已经解密，并翻译出来了，该报告证明，飞机不是被打下来的，而是是自行坠落的。结论如下：“中国256号专机由于飞行员犯下了飞机驾驶错误而坠毁。”
从现有史料来看，当飞机即将出境时，吴法宪就请示过，是不是要把飞机打下来，由于毛泽东与周恩来根本不了解此事件的前因后果，在事情完全搞不清的情况下，连阻拦指令都没敢下，怎么会突然下令击落？这时击落对方，是无法向全国人民交代的。于是只能决定让林彪飞出去了，在当时，这是不得己的决定。毛对此并不满意，但也是无可奈何。所以才说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只能随它去吧”。
直到几天后飞机坠落的消息被确实，毛才十分高兴地说，“林彪帮了我一个大忙”。如果是打下来的，毛就不会感谢林彪“帮了一个大忙”了。
其三，关于“飞机迫降前已经在空中着火”。
有蒙古当地人回忆称，当天夜间曾用肉眼看到，先是飞机在空中燃烧。然后带着火坠落。这里，让作者引用康廷梓这位权威人士的话来反驳：如果飞机真的在空中已经着火，那就不可能出现带着大火的机体还能继续飞行的情况。三叉戟飞机发动机在机体的尾部，大火不但会引起通往油箱的油管爆炸，也会在短时间内使飞机尾部的操纵舵面失灵，而导致飞机失去平衡无法操纵，三叉戟飞机在空中着火时持续飞行，并启动场外迫降的程序是根本不可能的。康廷梓认为，大功率的两个着陆灯在夜间，对于不熟悉飞机的普通人来说，才能给人以“着火”的感觉。
其四，关于“飞机被定时炸弹引爆而炸毁”。
这种传言认为，周恩来三次接到北戴河警卫报告，都没有直接命令阻拦，并且还让林豆豆一起上飞机，这符合“杀人灭口”的逻辑。并以此断言周是在毛的授意下，派人在飞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这是所有传闻中流布最广，影响最大的。但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首先，从时间上来说，周恩来得知，林彪将在第二天早上飞广州，是在9月12日晚上10:30前后，此时离林彪专机于12:32起飞，不过二小时。要安放“定时炸弹”，先要物色合适的人选，再由该人在半夜把炸弹从中国某地仓库里取出，再运送到离北京350公里以外的山海关机场，再越过机场极其严密的防控警卫（当天晚上山海关机场海军警卫严格到什么程度？据当事人日后回忆，当天晚上值班的警卫全由排级以上干部担任）进入飞机停机坪。还要再设法另配钥匙，钥匙还可能不止一把，才能把飞机门打开，再放入定时炸弹，仅有的两小时时间内，有可能做到吗？
退一万步来说，从逻辑上分析，由于周恩来只知道飞机的目的地是广州，因此，即使要安置“定时爆炸”时间，合理的爆炸时间也应该设置在9月13日上午某个时段，即设定在飞机13日上午起飞后，前往广州的飞行途中，而不可能是13日凌晨两点多钟，即256号专机坠毁的时间。
再说，对共和国的副统帅通过“定时炸弹”予以处决，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而且，《五七一工程纪要》这份反革命文件，是在林彪事件发生几周后，才被发现者上交的，毛与周在事发当时根本不知道这样严重的情况，凭什么要暗杀对方？
更何况，众所周知，中共革命从来并没有暗杀政敌的传统，革命政权有着强大的意识形态正当性与话语解释权，可以从容地对政敌进行“阶级敌人”的意识形态定位，根本无须采取暗杀这种独裁政权才采取的办法。
其五，关于黑匣子。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当时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外交人员孙一先等与蒙古国人员交涉时，从来没有向对方提到黑匣子，他们回忆说，这是因为国内从来没有对他们有这方面的指示，所以也不知道飞机失事后，首先要找黑匣子。
这些都是事实。中国人为什么不要黑匣子？为什么从来没有找过黑匣子？为什么不向据说黑匣子的保藏者苏联要回黑匣子？
其实问题再简单不过了，根据256号专机副驾驶员康廷梓的回忆，连他这样的副驾驶员，当年也从来没有听说过黑匣子。他认为，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飞行界，根本没有黑匣子的概念。即使这架飞机原来安装有黑匣子，但从巴基斯坦当作二手货转买来时，巴基斯坦也没有告诉中国接收人员这方面的任何情况。正因为如此，黑匣子即使有，也没有意义。因为没有使用过，所以其中也不会有任何信息。
也有飞行界专业人士称，只有后来生产的新版E型三叉戟才装有黑匣子，256号专机则是老款的三叉戟。这样就能解释，巴基斯坦为什么没有告诉中国接受方有关黑匣子的事。关于黑匣子的事，学术界与社会各界可以就此打住，以后再也不必争论不休了。
其六，所谓“潘景寅在周恩来指示下让飞机故意失事”。
这是网上流传甚广的一种传言。网上还有所谓的“黑匣子录音被破译”的新闻，这更是不值一提的无稽之谈。
其实，根据潘景寅家属回忆，潘景寅在家里得到机场电话，去机场以前，根本不知道这是他人生最后一次出门。9月12日傍晚临走时，他刚把饺子包好，还来不及煮，他还对妻子说，这次去山海关，往返时间不长，说不定晚上还会回来，那时再煮饺子。遗憾的是，他已经葬身于蒙古荒漠，永远无法回家吃他刚包好的饺子了。
中国的历史由此走向新的转折
“九一三”事件发生几天后，在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总理在政治局与军委负责人出席的会议上，宣布完林彪的死讯后，就叫汪东兴立即到中南海去。没有多久。汪东兴返回，说毛泽东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也举行了庆祝，还很高兴地喝了酒。然后汪东兴传达了毛泽东刚作的指示:“主席说要感谢林彪，感谢林彪为我帮了一个大忙! 这件事情的开始和结束，都由他自己解决了，把问题全部处理好了。为林彪的死干杯!”
这就可以理解，正如有当事人在回忆中所指出的，为什么周恩来的处理瑕疵，毛泽东没有问责，因为林彪之死确实有有利的一面。
毛泽东对林彪事件，也有内心复杂的矛盾，林彪之死，与他在南巡讲话中点了林彪的名有关。他也私下里考虑过，是不是当时有更好的办法。
“九一三”事件发生25天以后，在10月8日毛泽东接见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 I）前，时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见到毛泽东，发现老人家已经是满脸倦容。毛缓慢地说:“治病救人嘛，有病也不让治。”
他还说：“原来中央准备在三中全会时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准备安排林彪的工作的。”
事件发生二十多天以后的毛泽东，心情是十分复杂矛盾的，人的感情就是这样复杂，毕竟林彪是出生入死的共和国功臣，是帮他打下天下的老部下，老人家一定还会想起，他进入北京城以后，林彪还风尘仆仆地从北京出发，前往华中、华南，指挥四野将士解放全中国，当时与林彪在京告别的情景，毛泽东一定历历在目。他又联想到另一个与林彪命运相似的人。他说:“高岗不自杀，也准备安排他的工作。”
吴德感叹说，显然，关于林彪之事，毛主席到这时还没放下，甚至还困扰着他。（吴德：《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149页。）
其实，毛泽东的意思是，他对林彪是“治病救人”的，而林彪却不让他治病。在老人家心里，他想说的是：“林彪呵林彪，你何必出此下策，化为异邦的离离原上草，九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对你是另有安排的。即使你退下来，还是可以安度晚年的。”
毛内心的苦痛也表现在身体上。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明显感到，老人家加速衰老了。“九一三”事件后，一连几个月，他烦燥不安，骂人，摔东西，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甚至不想见任何人，面孔一直板着，不再像以前主动说话。（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第177-186。）
到1972年1月中旬，毛突然休克，“差点被死神拽走”。（李静主编：《实话实说丰泽园》，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第446页）可见，林彪事件对毛老人家的打击还是很大的。
时任副总理纪登奎回忆，周恩来在得知林彪飞机坠落之后，在人民大会堂，突然情绪失控，忍不住痛哭起来，弄得纪登奎特别紧张，他对周说，林彪死了，这是好事呵。周边哭边说：“你们不懂，你们不懂。”
周恩来这样情绪失控，原因一定很复杂，这既包括他对林彪的多年战友情感，也包括别一种担忧。他预感到林彪系的人从此将永远退出中国高层政治舞台，他在应对江青势力越来越嚣张跋扈的过程中，将更为步履为艰，陷入更为困难的境地。在文革的高层政治中，已经没有可以实现平衡的力量了。
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从中短期来看，林彪事件反而让江青的极左势力，进一步坐大。此后五年，是周恩来最困难的时期。
然而，从更为宏观的历史来看，另一种更为强大的历史潮流，也在社会上暗暗涌动：毛以大政治家的无畏姿态，决定把《五七一工程纪要》这份极其反动的罪证资料向全社会公布，这让人们在反思林彪事件的同时，也进一步对文化大革命本身进行深入的反思。
林彪事件，对深受文革极左思潮困扰的中国人，产生了震憾性冲击，从此以后，思想觉醒的暗流在社会各阶层中形成，从长远来看，它是全民性的文革神话破灭的起始点。
这种大反思，在五年后追悼周恩来逝世的群众性运动中达到高潮。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即将到来，中国人民满怀新希望的日子也即将到来。
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历史已经向前发展，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与林彪事件的、满目人苍夷的共和国，已经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发展得更为富有生气、强大与稳健。
在人类进步的长途中，每个民族在争取进步的漫长历程中，都会经历失败、挫折与灾难，然而，所有这些也可以转化为这个民族的经验资源，如果理性地加以认识和发掘，那些失败、挫折与灾难，也会变为滋养这个民族理性能力的营养，让这个民族变得更为成熟。
在林彪事件发生五十周年来临之际，中国人可以从这样的反思中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