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扩展与危机：全球化、信息技术、认同及其他
——— 关于如何看待这个动荡与分裂的世界的一次漫谈
（作者说明：这是十一月中旬受邀在一个网上沙龙就“如何看待动荡与分裂的世界” 所做的一次交流的文字整理简稿。当时无成文讲稿，只有些提纲，片段的提要。现应些听众朋友的要求大体按当时的谈话整理刊出，供参考、讨论。此稿没有纳入问题回答的部分）。
首先感谢邀请，也谢谢大家放弃周末休息的时间来听我这个谈不上讲座、只是交换些意见的漫谈。微信这样搞讲座，第二次，不熟悉，时间可能也把握不好，这里只是谈自己的看法，肯定有自己的信息、知识上的不全面，包括自己的偏好，不见得说的对，不足之处也请大家原谅。如果与大家的看法不同，请不要介意。最近因美国大选，似乎各种朋友都很投入，我这里拉开一点距离，务务虚，谈些一般性的问题，当然也会提到几个具体的问题，都是经常被人问及关注到，也利用这个机会一并做几句介绍、解释、说明，看对大家是不是有帮助，而且因为时间关系，恐怕一些涉及到的问题也无法详细展开，只提及些视角与信息，以后有机会时间看能不能再谈。
1， 大变动的时代
我们所处的时代，世界日渐显得分裂，甚至让人感觉动荡不安，因新冠疫情的冲击，这种感觉似乎更加强烈。当然，这种动荡的感觉多半与受各种变动不居，汹涌的信息浪潮的涌动所带来的主体感受有关，我们时代是不是真的比以往的时代更动荡，这或需要换一种角度看。如果在传统时代，天高皇帝远，即便在一个战争年代，生活在穷乡僻壤，或世外桃源里，“不知秦汉无论魏晋”，即便是外部世界真的急剧动荡，战乱不已， 或许也不见得就一定有激烈的动荡感 。
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整合的现代世界，人们在享受科技带来的诸多便利好处的同时，也让自身深深地卷入一个日渐同质化的世界，生活在某种网络之中。一方面，个体的能量、自由度、视野大幅提升，可以了解到遥远的世界发生了什么，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个现代主体的强力与优越；但同时，却也受制于这种现代网络社会的约束，在某些方面又日益依赖于他者，外界，丧失掉些自由地把握自身命运的能力，有的时候这又让人们感觉到无力，孤独。
这种悖论是现代思想探讨的一个以不同形式表现出的主题，阶段性地再现，现今又到了一个新的时期。我想这也是人类文明一个恒久的主题。人类的生活就是一种冒险，探险，一种永恒的探索与追求，不断地突破，重新界定，构建的过程。早期现代思想家的那种浪漫乐观已被一些深深的怀疑所撼动；许多人怀旧，试图回归旧日的时光，重拾以往的一些精神与习俗的参照，紧扣一种自己认定的精神或物质的事物，以便让自己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不困惑无着；许多人投射未来，各种形式的乌托邦再兴。愤怒与担忧、恐惧积蓄，因新冠更加强化，需要找到发泄的渠道和投射的对象。观念立场趋于分裂，对立，极化。这些都在在显示：我们处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
2，这种变动的时代是怎样造成的
首先，这种变动与现代文明的一些基本的特质有关，现代文明或者简单说现代性是一种变动不居的文明形式，几十年就会发生些重要的变化。如果我们回望几十年前的世界思潮、社会心理，与今日相比似乎会让人有隔世之感。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当然不是全部，就是科技的发展对人们认知，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影响与改变。如果与近代以来的几个历史阶段相比，今日的一些问题与以往阶段所遇到的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如，如何对待因科技进步带来的失业，怎样驾驭、处理科技进步与文化传统、社会稳定的关系等等。当然也有些重要的不同。自十八、十九世纪第一次产业革命带来诸多变动，二十世纪初叶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及二战后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也都引发种种世界格局与文化、政治、经济的变迁，今天我们正面临一场新的大的产业革命、技术更新。这些产业革命都有一个对能源的利用与开发，一个技术替换更新的问题，每次，这种变动都会在带来各种便利，在创造新的财富，生产能力的同时，也会颠覆改变一些旧的观念、行为方式，制度，社会组织与管理方式等等。政治也会相应地要做调整。——举个例子，十九世纪法国刚开始有电话的时候，一些人反对安装电话的理由是，怕女人在丈夫不在家的时候跟人乱扯，搞婚外恋。看看今天对待社交媒体，尽管内容不同，有时是不是我们也听到有性质类似的论据出现？
这场我们正经历的变化除了体现在新产业革命与技术更新，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以及与此相关的现象就是全球化。这是两个相互连接的因素。信息技术强化了全球化，改变许多时空观念，而反过来，全球化又促进了信息技术的进一步扩展。前工业时代甚至一些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习惯，制度，规范都不足与应付这两个因素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引发的剧变，所带来许多挑战。
以全球化的问题来讲，尽管马克思时代就在谈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将全球开始紧密连接的现象，但这一轮的全球化造就的自由的商品、资本、信息的流通，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地区的生产与消费都深深地卷裹、整合进去的程度，还是空前的。世界财富因此得以大规模增长，创造出相当的繁荣， 同时也使得各国在相当一些事务上尤其是经济领域上的自主性受到弱化，人们的日常生活日渐受到遥远的地区发生的他们完全无法控制、甚至无所知晓的事件与力量的影响。跨国公司在给一些落后地区带去资本与技术，客观上帮助了这些国家的发展的同时，也给自己的母国包括投资所在国带去各种新的不易解决的困难课题。发达国家的产业外移，失业，税收、福利、人口老化及移民以及随之而来的一些文化认同上的挑战，资本接受国、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上如何协调自身的利益与外部资本的需求、内部社会阶层之间就发展的成本与收益的平衡、环境成本的支付、旧的社会、文化与制度解体与重新构建等种种问题，都急迫地需要解决。同时，一些全球性的问题如气候变化也日渐凸显，需要人类共同努力加以面对。
然而世界范围内国际间与各国内部相应的调节机制上的种种不足和缺失造成这波全球化在带来某些发展的同时，也加大了区域、各国以及各国内部的阶层、区域之间的不平衡；民粹大潮再起，极大地撼动了一些既有的制度架构和国家政治的运行惯例。坦白说就本人来讲，对这些年的变化并不感到太意外，如果我们对现代一些历史如对一战前后的历史有过点了解，或许也就不会对当下发生的一些事感到奇怪（ 6年前曾写过一篇文章“1914年的美丽夏日”，纪念一战的爆发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52858）。一战前，世界，当然主要是西方世界，也有过现代历史上第一波比较自由化的全球化的历史，但因种种不平衡的因素，终于引爆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波全球化也就此终结。今年三月底四月初在世界各国刚刚相继进入隔离的时候，在就“新冠”接受记者所做的采访以及所做的一两个讲座里，曾拿当下发生的事件与历史做过比较，认为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正在经历一种新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世界历史会因此发生一个重大的变化，割裂为疫情前与疫情后两个时代。全球的经济沟通不会彻底终结，但以往过去几十年所经历的这波自由放任的全球化可谓终结了。世界经济上的某种 bloc式 的区域性、类集团性的整合与协作趋势会得到强化。
除全球化外，在极大地帮助人们提升相互沟通的效率，降低生产与交换的成本，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上起到了重大作用的信息技术，在某种程度上，也进一步推动了民主的深化，自由事业的拓展。法国十九世纪著名思想家托尔维尔有一个经典的看法，他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民主社会，一个更趋平等的社会。传统上，掌握信息的流通渠道是权力的一个主要控制手段，谁掌握信息的发布，流通，往往就掌握着权力的解释与论证。过去随电话，广播，电视崛起，大众传媒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推动了工业时代的民主的发展，但基本上信息流向还是单向的，事实上信息渠道大体还是精英掌握的。今天，随信息技术的发展，这种信息权力中心大大降低，所谓自媒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任何一个普通的公民都可以借助社交媒体发表看法与信息，监督权力，进行社会组织与动员，真正构成某种信息的大爆炸。
但与此同时，这也带来极大的问题。人人自认也可以冒充专家，发布各种不经核实，或至少充满歧义，扭曲的信息。传统时代的媒体报纸、广播，电视等，尽管有其局限，且任何媒体都不可能完全做到百分之百的公正，全面，信息的完整，但因其具有行业和市场的约束，至少对那些正式的媒体来讲是如此，其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会造就一个信息的合理化过程，也容易帮助社会建设一个共识，人们对真相的信念并没有像今日这样容易受到动摇，进入所谓一个“后真相”的时代，只选择自己相信的所谓的“真相“。各种阴谋论借助网络工具流行，颠覆、影响人们的认知，带来各种负面的效果。
从长程的历史来看，这种现象本身是现代性发展的结果，也是其面临的新的挑战，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这个问题，至少就民主政治来讲，是会面临极大的危机的。因为，民主政治是需要某些共识的，这些共识也需要一些对事实的基本认定的。如果人人不相信一个基本的事实的存在，那这种共识是很难建立的，且政策的形成也会付出更多的成本，因民主的机制选举产生的领袖的权威性也会受到弱化。古希腊人就明白一个道理：一个民主的政治最终是要取决于公民的道德、对正义的信念，对制度的尊重的，如果这种广义的政治文化意识崩塌，其结果一定是民主的终结。民主制是可以终结的，三十年前年福山讲“历史的终结“时，本人就一直不认可，对其想法有过批评，这倒不是因为他对民主的推崇，而是因其想法上的某种浪漫。不过，在另外一些方面，他探讨的关于人的承认，追求他人的承认的问题，却是西方思想的一个悠久的主题，依然是当下乃至今后一段世界要面对的核心问题之一。
在结束关于信息技术问题的讨论前，这里再举个现在日常我们常见的具体的比较极端的例子来说明一下需要注意当代的信息流通与认定方面的问题。——现在流行小视频，这些视频经常截取，去掉了其背景与前后脉络，只截取了其中几分钟甚至几秒 ，这对人们完整地认识世界、事务可能有极大的曲解的作用。而抖音这种网络沟通方式强化了 这种现象，成为一种文化和习惯性认知方式。这是非常危险的。认知的碎片话正在成为一种常态，那只能强化一种不假思索的浅层性情绪性认知反应。本人并不是一种科技怀疑主义者，反科技的保守主义者，抖音这类东西，作为沟通，娱乐的工具未尝不可，但在作为认知世界的一种手段上，其危险，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又不是我们可以忽略的。（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过去写过的一篇小文章 « 小视频，大世界—— 我们怎样认识我们今天的世界 » https://mp.weixin.qq.com/s/UmZec4Iwr4iiYyfTKeHCaQ） 如何规范这些，显然是一个新的重大的社会管理与政治问题。
与上面谈及的全球化与信息技术的发展这两大问题相关，也是受此刺激，这个世界的集体与个人的认同问题、所谓的承认问题空前尖锐。认同问题是现代性的一个核心问题，我是谁？我们是谁？我，我们与他者的区别何在？我们赖以生存，判断事物的价值为何？我们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我们应该如何在这个世界自处，与他人相处？…… 这些问题不断地困扰着人们。从传统、各种神祇中解放出来，现代人的生活意义需要人们不断地去探索，去界定，不断地寻找失去的精神故土，也不断地探寻未来。现代人的困惑与犹疑，迷茫也多与此有关。
在这新一轮的全球化中，人们愈发强调自己的权利，强调自己的主体性，所谓认同政治的发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事实上，所有政治都要处理认同问题，没有没有认同问题的政治。但之所以今天这个问题如此尖锐复杂，一方面是现代性深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对现代性批判的产物。以法国大革命标示的价值“自由、平等、博爱“来讲，今天这个世界依然在这个脉络中演变，即便那些对现代性持批判的立场，事实上也是在围绕这些价值展开，有的试图推翻，颠覆或修正这些价值的必要与正确；有的尝试着去落实，深化这些价值，这构成所谓的保守与进步的纷扰，张力，今天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面临的诸多纷争说到底是与此有相连。如果在这些价值上再加上”科学“，基本上我们便有了现代性的光谱仪，可以以此对一些不同的立场加以区分。至于”民主“只是一种政治的现代性的表现，是与上面提及的这些价值密切相关的，
这里顺便提一句：如果我们去看”新青年“创刊的封面，上面有一个法文字，La Jeunesse （青年）”五四“时代讲”德先生“与”赛先生“，但如果用法文去看，La démocratie, la science 都是阴性名词，应该是女士才对，而非先生。就从”先生“这一词的选择上，我们是否也可以一窥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潜意识？一年半前”五四“百年之际，曾着手撰写过一篇文章，谈女士优先Lady First！——其实有一个女士应该摆在最前面，就是”自由“，自由女神，而”五四“时代人们的选择，以及后来人们对其承续上出现的问题，多少是与没有确立这个”女士第一“有关。但为什么如此？又是有很多历史的原因的。就认知问题来讲，一个时代人们怎样认识问题，如何意识到或忽略某种社会问题，是一个非常深刻有意思的认识论，知识社会学的问题。将来或许有机会再详谈。举个例子。二战后从集中营幸存回法的许多人，长期不愿谈及其集中营的经历，而法国社会也不愿去倾听那些经历，其中的社会心理是怎样的，是非常值得探讨的。同样，当下一个例子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华人对此次美国大选有 令人难以相信的热情？世界范围内这种关注度也非常少见。这都有很深的值得探讨的原因。那篇关于五四的文章，最后因为忙，写了一半没完成，希望今后有机会把它完成。
再回到托克维尔的思路去看的话，一个认可社会成员的自由与平等的现代社会是一个用他的话讲的”民主社会“，这是一个历史的潮流。从战后特别是从六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兴社会运动如女权，少数族群的权利运动，都是与此有关的，都是这种社会、政治与文化的”民主“潮流的当代的体现。我了解一些朋友对这些新兴运动的怀疑与批评，这些运动自然也有其值得检讨之处，但如果全然否认这些，事实上你不仅在否认这些运动，也是在否认整个现代性的基本价值，因为这是一以贯之的。权利的不断扩展、伸延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成员的趋势是一个历史的巨流，如果我们回望，就会发现近两个世纪世界如果有什么主流的话，这种权利的扩展显然就是一个。如有人说他信奉自由民主博爱，但对这些权利运动不以为然，这显然是矛盾的。有在国外西方生活的朋友对这些所谓的进步运动嗤之以鼻，但他不知想过没有，他之所以能在西方比如美国自由地生活包括批评这些运动本身，某种程度上讲恰是这些运动的产物。有人对妇女享有权利也很不乐见，甚至有”民主人士“说：”丈夫打老婆算个什么事，中国最重要的是要搞民主“。其实他不知，丈夫不能打老婆与官员、城管不能打商贩道理是一个。当然，中国今日面临的课题之复杂，许多问题积聚重叠在一个历史过程中，任务更加艰巨，复杂，但绝不是一个非要宽容丈夫打老婆，先解决城管打商贩的问题回头再说那么简单。我们有的时候确可需要设问：有些朋友对民主与自由的价值到底是否真的认可，要的自由是谁的自由，谁的民主？这主要就是想提醒，人的尊严与自由的事业不仅是一个政治上的，也是观念、文化、日常生活上都需要努力更新的事业，也是包括那些追求民主自由的人都不能例外的事业。至于制度设计上不要搞到民粹，需要理性化过程，那我是同意的，但如果你要先设定一个在权利上是不平等的制度，我们是有理由怀疑这到底是不是要搞民主。那只是一个有限民主，有限自由，是要排出社会的另一部分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也很难激发人们的参与动力。再比如，也许有些人对女权运动中的某些激进表现有所保留，对最近这几年出现的 Me too 运动的某些具体表现不认同，但你无法否认女性争取捍卫自己权利、反对某些男性借助权势压迫侵犯女性行动的合法性。
再举一个儿童权益问题的例子，这也是战后有很大发展的事业，“联合国儿童权益保护宪章“的出现就是其中最重大的成果。这两天，美国揭露出一个新的丑闻，童子军活动中有些儿童受性侵的问题。你不能因为你是个童子军传统的捍卫者，就认为揭露这种现象是不对的，是些进步主义的妖魔化。这也让我们想起前几年被揭发出的一些孩童受过神父性侵的问题。后来教皇还因此发布推动一些改革措施。这种揭露与批判恰恰是民主自由制度的可贵之处，也是其存在的目的所在。让人的权利能够得到保护，改善与发展。这是一个当今世界的潮流。
我也知道有些朋友现在对西方意义上的保守主义感兴趣，我个人在一些问题上也是非常能理解西方一些保守思潮回潮的理由，甚至认为有其必要性。但问题的界限在何处，这是需要格外小心的，这也是对进步主义同样存在的一个问题。在这个全球化，信息、生物技术急剧发展的时期，过度的浪漫进步主义也是很有问题甚至是危险的。这种历史上就不断出现的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张力又迈入一个新的阶段，在围绕一些新出现的问题展开博弈。理解这一点，是理解当下世界的政治、社会、文化现像的钥匙之一。
3，世界整体趋势：向左还是向右？
在如何看待世界的趋势上，一些朋友认为是向右转，我同意。几年前，在写法国的政治变化的走向时，便提及过这一点，我认为这个世界许多地方至少在西方是在向右转。但这里立刻有一个问题就是，要确定这个所谓右的标准是什么：如果说是强调秩序，权威，安全，传统与宗教价值，既有的生活方式，对社群，家庭的归属，我认为是的。这其中的原因是深刻的，与我们上面提及的全球化时代的一些危机与挑战有关。在西方，由于全球化，传统的民族国家框架受到冲击，文化认同面临威胁，移民，恐怖袭击，以及新的科技时代对价值确认提出的课题，……因此具有向右转的取向，这是显见的。这也体现在政治上的一些表现，一些右派政党的回归，甚至包括一些极右翼政党的活跃，右翼民粹主义盛行等。世界范围内威权主义在一些国家出现回潮，甚至在一些民主国家也有表现。各种不确定感对人们的影响日重，人们特别是那些跟不上列车的群体与个人感觉有被抛弃，无着、缺乏安全的感觉，面对一个广阔而无以把握的外部世界，个人命运，心理上便很容易产生对强人政治的寄望。所以，这个右转需要关注其正面与负面的效果。里根是右翼，但法西斯也是右翼，显然后者不应该是人们所乐见的。
但经济议题上是否在向右转我是怀疑的，在2008年前，有整个一个时期世界经济事务上的基调是向右转的，那是自里根撒切尔时代就开始的一波大潮。如果我们讲自由放任，市场化，减少国家干预的话，那是一个被一些人不那么严格地通称为“新自由主义“扩张期。以美国为例子，即便是克林顿时代，经济上也是相当自由化的。当然，那也是与信息经济的扩展有很大关系的。但自2008年危机后，一直就有一种很强的检讨批判声音。此次新冠，各国政府大撒钱，帮助企业，维持社会成员的基本收入，包括推动疫情后的经济重建。我认为会有类似二战后的一些现象出现，国家会扮演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通过各种宏观政策推动经济复苏，维系社会的平衡。因此不太可能实行那种传统的右派的减税、自由放任政策，除非是税务极高的国家，需要调整，帮助企业度过难关，否则一般情况下大概不太容易出现大规模减税现象。但一般的税务调整还是会有的，会视国家而定。
象十九世纪后期一样，新一轮信息经济在创造财富，造就一批新型的中产阶层的同时，也造就了一批特殊的富有者，他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积聚起天文数字的财富，加之全球化资源在世界的流动，传统的财富分配调节机制、法律都尚未跟得上这些发展，贫富差别有一轮新的扩大，一个富人可以利用某国的各种需要成本的基础条件进行产出，然后将财富转移到别的国家而不受约束，这些都构成新议题，也激起一些新的左翼运动发展。但基本上也都是些传统的议题在新的时代，新的条件下的再现。
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全新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是环境议题的提升。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凭什么富人或者富国要消耗大量能源，却要穷人或者穷国一样承担全球环境破坏，气候变化的恶果 。与此相关的是一个汉斯. 约纳斯（ Hans Jonas） 所讨论的责任原则，跨代际伦理的问题：凭什么今天的人可以消霍自然资源，让后代去承受很难承受的后果。这两个议题正在成为今天新的有关公正问题讨论的重要的公共话题。
至于文化上，则是左右两极的拉力。在某些问题上，如我们上面提及的，出现传统的价值的回归，但同时，年轻一代对进步主义价值也更加认可，比如他们越来越对女性，少数族裔，同性婚姻议题抱开放与宽容性，对环境问题也极其敏感。这既是当下社会分化的一个原因，也仍会是今后一段社会紧张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一些现代的基本价值尚未确立的地区，落实现代性价值任然是主要课题，人们努力的方向，比如在阿拉伯世界，在拉美，非洲、亚洲许多地区，追求自由，平等，开放的价值如婚姻自主、自己有选择堕胎的权利甚至是自由外出、驾车、工作、学习等仍然是许多女性奋斗的目标，人生宝贵的理想。
如何应对这种情况，维系这种紧张的平衡，各种不同立场的人会有不同的解药，建议。但我个人不认为会有单一的万能的解决良方，硬性地以权威主义、父权的方式解决问题，这不是不可能，也是正在一些国家发生的事情，但因其缺乏对公民权利的尊重，政治、文化上的紧张很难根本消除，在解决了某些问题的同时可能又会积累下新的问题，最终搞不好会导致更大的危机。我还是认为，民主社会出现的问题依然应该以民主的方式、民主的更新来解决。至于没有民主的国家，争取创造这种民主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成为一种必要的条件。因为无论如何，迄今为止，我们依然找不到更好的制度来有效地制衡权力的腐败、滥用，也找不到比民主的制度能更好地尊重人的权利与尊严，处理好认同问题以及不同利益诉求的机制，尽管，如上面所说，民主制度也需要迎接新的挑战，进行制度的调整，处理好面临的诸多问题。
4， 下面谈几个时下人们关心的与上述讨论的论题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世界性问题
A． 疫情
首先关于疫情，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疫情严重，正经历第二波疫情的发展，我自己夏天时对疫情的估计稍过乐观，对第二波疫情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不过不管怎样，到明年春天，因疫苗以及气候的原因应该会得到些重大的扭转。西方社会包括一些其他发展中国家防疫上出现的种种问题，各个国家可能有不同的原因，如发展中国家的医疗资源不足，社会管理不够有效等，但都需要视情况而定。比如越南就处理的不错。就西方发达国家来讲，其面临的问题其实也简单 : 病毒是自由的天敌，需要国家的管制，更需要人们的自我约束，而这并不容易做到。长期习惯自由生活的人们，不习惯自由受到限制的生活。我曾在春天所做的一个讲座中提及，如果没有有效的疫苗与药物，如果我们能设置一个巨大的监狱，将人们都放进去隔离，我想很快就会制止住病毒的传播。而这基本上是做不到的。防疫上监狱性管制程度越高，对病毒的控制可能就更有效；而如果不接受“监狱性管制“，就只能指望民众的自我约束；自我约束性越高，对病毒控制的就好。自由度与病毒传染度成正比。
比如戴口罩这个问题上，到夏天还在许多西方国家爆发抗拒戴口罩的运动，认为是对自由的限制，显然这里边有些更深层的文化习俗，观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前两天看到一个关于芬兰的疫情的报导 ; 芬兰控制疫情就做等很好，与芬兰人的自我约束，责任感，社会管理的有效有很大关系。所以，从四月初我就一直不断地讲，判断防疫的效果这个问题需要从多重视角，不能仅从政治制度角度看。亚洲一些国家包括中国有效地控制了疫情，但做的最好的如从春天疫情爆发到现在整体上看是台湾，日本，南韩等几个国家。这有历史原因，如过去有过”非典“的经历，有文化因素，自我约束、集体意识强，有戴口罩的习惯等。就中国讲，有特殊的制度，别人是无法复制，别人也不见得应该或乐意抄作业，没有可能。就以隔离措施来讲，法国的宪法上对公民的自由行动是明确规定的，属于基本权利，如何限制一些感染者的行动，法律上是缺乏依据。这都是一个麻烦，前一段在讨论法律上如何贯彻强制性的隔离问题。……相信民主国家今后也会就此有些制度调整，世界经此一役，许多事情都会发生变化。有些事会继续，回到重前，但有些大概是一去不返，再回不到重前了。
B． 移民问题
这是一个长期以来不断被些朋友问及的问题。因时间关系，不多展开，这里想澄清一点的是 : 中文网络媒体里经常有人认为是因为左派，“白左“的政策导致西方移民过多。其实这完全是误解。最近几十年移民的增加，与冷战后的全球化，区域冲突，环境变化等都有关系。左派确实是因为一种人道的理想主义，对移民的权益比较关怀，但很难说有什么大规模接纳鼓励移民的政策。移民问题有历史与现实的各种原因。事实上，雇主老板往往是造成移民现象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我们很难把老板归为左派的吧？在德国上次大规模接收叙利亚的难民问题上，除了德国一般民众当时的热情，作为牧师女儿的默克尔的个人倾向外，老板工会是最主要的推动力之一。因为就维系欧洲尤其是德国包括美国的经济来讲，移民也确实是现在维系其日常运转的必不可少的因素。另外，宗教界如天主教会肯定也是难以被划归为左派的，但在移民问题上，却往往也是主张接收，照顾移民尤其是其中的难民的。
难民、非法移民问题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容易解决，如因技术与经济条件，地中海现在也不再是那么难跨越的水域，加上陆地上各种通道，以现在的条件看控制来欧洲的非法移民都不是那么简单。除了有人道的问题外，仅就遣送的经济成本来讲就极其高昂，从欧洲每遣送一个非法难民回国的成本有时高达一两万欧元。此外非法移民原国家的态度，是否配合接收遣返，都是些难题。但移民带来的一些问题也必须要正视，过度浪漫的态度显然是不行的；移民的社会、经济、文化的整合，确实是一大挑战。在接纳吸收难民的问题上，经济可能还是一个首要条件。此外，文化的多元主义的界限在何处，这也都是需要认真考量的。
C． 恐怖袭击与伊斯兰
关于恐怖袭击与伊斯兰的关系，也是不断有朋友询问的问题，这里无法展开，以后找机会再详述。需要说明的是，许多人将恐怖袭击直接与伊斯兰挂钩，认定是个穆斯林的问题，我想，这还是与事实相去甚远。这里也只简单说几句看法：我认为这本质上是一种反现代、反社会的极端行为，与我们开篇时提及的现代性的危机，与一些人的意义追寻上的精神危机有关。如果在国外外国人听到中国发生多起攻击幼儿园孩子的事件，他们显然不能将中国人或部分中国人都视为具有攻击幼儿恐怖倾向的人众。多大程度上，那些具有不同的政治企图的极端分子利用了伊斯兰来为其进行合理化论证，多大程度上一些精神困惑的年轻人又因受极端宗教论述的迷惑成为其洗脑的牺牲品，伊斯兰世界的各种危机、政治的专制与腐败又怎样地为极端宗教势力的发展提供了土壤，这些其实都是需要认真梳理的，不能简单化地用伊斯兰教来解释。正如我们不能将文革时中国人的集体疯狂都归结为是儒家文化必然造就的结果一样，那显然是有失客观与中允的。而那些跑到叙利亚”伊斯兰国“的年轻人，也常让我想起文革时奔赴缅甸”革命“最终结局悲惨的那些红卫兵。
其实许多恐怖分子很难说是什么虔诚的穆斯林，几年前尼斯那位用大卡车进行恐袭杀人的恐怖分子，是个吃猪肉喝酒，到处寻花问柳的双性恋者，殴打妻子，离婚，具有暴力犯罪前科的人，这些显然都不符合一个穆斯林该有的行止，他所居住的街区的人们也从未见到他有何伊斯兰宗教信仰上的行为…… 最近尼斯教堂发生的恐袭，是个突尼斯偷渡客，经意大利到法国，也是有过吸毒犯罪前科的年轻人。在那些走上极端恐怖分子之路的年轻人中，许多都有过犯罪的前科，他们受到伊斯兰极端教义的洗脑，在所谓的”圣战“中找到自己的价值，生存的意义，”投身革命事业“。……当然，就如中国文化一样，伊斯兰教在走向现代，完成现代的转换过程中依旧有许多路要走，要探索，比如如何划定政治与宗教的关系的问题等，一些伊斯兰世界的知识分子、改革派宗教人士也都在做出相应的努力，但将有十七、八亿信众的伊斯兰与恐怖主义直接连接甚至划等号显然是不成立的。要知道，从非洲到亚洲，绝大多数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受害者恰恰是穆斯林民众，而在各国与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斗争中比如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的库尔德人也都是穆斯林。伊斯兰世界是多样的，这波恐怖主义的产生的因素也是复杂的，不简化看待为好。
D．美国大选与今后的中美关系
美国大选中文世界已经谈很多了，这里不再多谈。我想现在格局已定，迄今为止，所有那些传言，基本上都没有提供可以翻盘的佐证。用句前天共和党的乔吉亚州国务卿的话讲：他说他是一个川普的支持者，但他是工程师出身，数据是不会说谎的，川普输了，他很遗憾，但那是事实。…… 也许一些川普的支持者不甘心，情感上不接受，但民主从来如此，不会没有一个输家的，但民主程序本身不能成为输家。我们从现在起就应该培养一种接受自己不愿意看到的竞争结果的政治文化与素养，这对那些想在中国的未来推进民主的朋友尤其重要。川普迄今不愿承认结果，他有权利申请复核，走法律程序，但至少不应在程序确定前坚持说自己赢了，作为一个现任总统尽管从人情上可以理解，但就美国的民主运作来讲，我想那是不合适的。至于媒体如美联社宣布拜登胜选，那是长期的历史的传统，有迄今为止的票数统计做依据的。与川普宣称自己赢得选举显然是不一样的。我想川普他自己内心是知道输了，只是他不愿承认，或许也有其他的考量，但从他的利益角度讲，过久拒绝承认结果，最终会对他不利，对美国的民主也不利。民主的胜败是一种常态，不必将其绝对化。看到最近美国军方不断宣示军队是忠于宪法的，这种话我们常常是在那些新兴民主国家才听到，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的军方嘴里出现，这让我很遗憾也很感慨。
我从来不像一些朋友那样对美国制度的坚固性有那么强的乐观信心，我认为所有人类的制度，其实崩颓起来都会很快的，我还是赞同我喜欢的托尔维尔的看法，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是有其脆弱性的，需要小心呵护。美国最大的挑战是自己，与美国匹敌的国家在短期内恐怕还见不到，美国最危险的是它自己能否处理好内部的问题。美国如果内部出了问题，绝不是这个世界的福音，一些朋友希望看到的其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包括对中国的变革所起到的作用大概都要大打折扣甚至是免谈了。也是为此，前一段有美国朋友跟我说，新总统最大的挑战是新冠疫情，我说不是，是怎么让United states 尽量united的问题。这当然不容易，也不可能一下子做到，但至少要努力缓和双方对立、分裂的状况。美国两三百年历史的发展，到二战后达到一个高峰，冷战胜利更让美国成为一个独一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超级强权，全球帝国，但要小心盛极而衰，历史没有决定论，取决于人们如何选择。唐朝一个安史之乱，就此走下坡，也是自身的问题带来的。
2016年在接收海外中文媒体“明镜”采访时预见过川普可能当选的局面。这次在大选前两个月跟朋友交流时做过一个预估：拜登会赢300多选举人票，500万到800万选举票，是根据我前一段在美国的观察，具体不陈述，主要是看大势 （年轻人、妇女的选票，反川普的社会情绪，疫情带来的愤怒，希望更变的心理，参考上次希拉里超出的选票……）后来基本不怎么跟踪大选了，自媒体，华人媒体就更不看。这主要是没时间，另外也觉得可能一些朋友过于情感愿望置入，分析很难客观。现在选后希望共和，民主两党都能自我检讨，什么该调整，什么该放弃，都需要好好思考了，包括一些选举制度上的问题，比如此次选举的争议很大程度上与许多人因疫情的关系采取邮寄投票的方式有关，将来怎样避免都是需要对待的。拜登尽管胜利，但民主党推出一个如此高龄的相对较弱候选人，本身也是值得该党检讨的。如何看待川普及其现象，评价其政策对美国及世界的后果，对未来的影响，还是需要冷静、尽量客观、历史地、以民主的价值原则做细致具体的分析，就事论事，不宜整体主义地去统论为好。
从中国人所显现的对美国大选关注的巨大热情中，我个人觉得折射着某种正在累积却在中国被压抑了的政治参与热情，尤其是在那些新兴的都市中产阶级中显现得更为明显，这是几十年中国发展的一个结果。也许除了些不必要得争议外，对美国大选以及制度的运作的关注，从长远角度讲，也未尝不是一场非常好的有关民主运作，美国制度的启蒙教育课，有其正面的意义。
许多人关心美国大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关心选后的中美关系，这里谈几点观察与预估。
整体上讲，十来年来因学校的安排要给研究生上些东亚地缘政治的课，便注意观察些相关事务。自七、八年前就开始认为中美关系不可能好了，也多次在课堂上与媒体中讲过。 主要是因这样几个因素：美国的战略利益，霸权受到来自中方的威胁；尤其是习近平主政后所展开的政策转向，导致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冲突加剧。在中美关系上，许多人过多地关注美国的政策取向，其实中方的选择，也是有重要影响的。这几年在南海、东海等区域军事上展示的咄咄逼人的姿态，国内法治人权的大幅倒退，修宪废除任期限制，向毛式统治方式的回归，香港和新疆的问题，都是激起美国对华态度变化的非常重要的因素。经济上的一些问题如贸易赤字、强迫技术转移等等，为这种变化提供了某种经济上的动因，这些都注定要将中美关系逼近到一个转折点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其实多年已经不断在做些调整。战略界也一直在探索检讨对华政策，2015年前后有些新的共识已经在形成，只是如何调整还有些做法上的分歧。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许多专家认为在奥巴马时期尤其是后期就已经开始。TPP的出台，“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南海常规性的巡航，都是其组成部分。只是川普对华的贸易战，直接撼动经贸这“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对中美关系造成很大的冲击。中美关系的冲突性就此更加凸显，定格。一些意识形态、政治与军事上的宣示与措施，近两年多逐渐出台、强化，尤其是今年，这既因疫情，中国发生的一些事件，应该也是与川普团队的推动有关。
两年前我谈过我的“换人换党 “说——北京对中美关系的盘算是指望美国换人换党，但基本上是一厢情愿，中美关系因美方换人换党会有些局部调整，但根本趋势不会变，未来最大的变化可能是太平洋另一岸发生换人换党，否则无法设想从此能有根本性的改观了。其实这个问题十多年前已经开始浮现，只是因911，全球恐怖主义的兴起，北京恰当适时地站在西方一边，宣示打击恐怖主义，延缓了中美关系恶化的进程，小布什的伊拉克战争客观上不仅没有延缓恐怖主义，还强化了全世界新一波的恐怖主义大潮，直接促成IS 的崛起，对西方造成重大伤害，当然，从北京的角度讲，那是一个关键性的黄金期，让中国顺利崛起。历史有连续性，也有其不确定性，取决于历史中的行动者的选择与作为。看历史也需要历史的视角 ，从历史的角度最后做出的判断。
川普的对华政策造成对过去几十年中美关系的架构的激烈冲击，起到将旧的框架彻底打破的功效，但尚没有形成一个更加完整的新的全球性长期的对华战略。因此，对这样一种大国博弈，显然是不够的，只是现在已经没有川普的第二任期了，即便是有，不做更周详的调整显然最终也是难以达成其目的的。美国很难在没有盟友协助下赢得全球性博弈的胜利。拜登任期内中美关系不可能有什么大的改善，某些方面或许会让北京感到更大的压力，这是大势使然。除上述提及造成中美关系恶化的结构性因素外，美国社会对中国急剧恶化的观感最终会传递到政治上，影响美国对华政策。两党在对华政策上是少有的具有高度共识的领域。下台后的川普包括共和党更会对华持鹰派立场，由此在许多对华议题上两党会相互比狠。拜登会更以国际结盟的方式对中国进行全方面施压。
在环境、气候、原子武器扩散，防疫等有限的领域会恢复合作交流。在经贸问题上：基本上会是自由贸易加战略管制，符合经济本身的规律的运作加上政治引导，高科技全面监控，不留死角。在学术文化交流上会在非敏感领域有所恢复，但不会回到重前。美国社会整体对中国的敌意会继续，美国的右翼选民包括左翼选民对中国的不信任会持续下去，对来自中国的移民、游客、投资者都会继续抱怀疑甚至是敌视。 政治上最大的不同是西方民主阵营的重新集结，以民主人权为旗帜也就是意识形态上的压力会大大强化。川普在对待中国的政策上单边路线色彩浓厚，尽管吸纳了安倍所倡议的印太战略，但即便是亚太这几个国家，对川普政权依然信心不足，生怕川普生变。拜登上台后，与亚太国家的联盟不仅不会弱化，只会强化。在世界范围内，按拜登的计划召开民主峰会后，两大阵营的态势会显明化：俄国被迫要做调整，进一步靠拢中国，在欧洲适当降低侵略性，缓和欧洲对俄国的敌意，印太战略同盟会更加强化甚至升级，因为现在还是军事，情报、政治领域为主，如果美国重新强化经贸联系，以某种形式再回TPP，将会形成对中国全方位从政治、军事、经贸的围堵，事实上，在包括美国重要亚太盟友日、韩、澳等都签署了RCEP之后，美国注定要设计出一种新型的经济介入方略应对中国了。至于重要的美台关系，其强化的趋势会继续，但暂不会做出更极端的刺激北京的举措。
5，在这种世界格局下，如何看待中国的一些变化
处于这种分裂、变动的世界，怎样看待中国的一些变化？这是些复杂的问题，自己也在思考，容他日再展开。这里，只用几句话先简单概况谈对两个问题的看法：一是如何判断中国现存制度的性质，二是中国民间、知识界的左右之争。
中国现制度的性质，中文外文的文献都有些讨论，但迄今未有共识，也仍需要做更多的学术上的研究与梳理。这体制也依然具有传统的左翼极权体制延续的某些要素，但在我看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向右翼极权的转换。这是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如果不注意这种变化，以一种针对传统的左翼极权的方式对其展开批判可能会不得要领。
中国的社会力量，在经过近四十年的恢复、培育、发展后，毕竟有极大增长。尽管最近几年习近平对中国的新兴社会力量进行了一波严苛的打压。社会力量的成长受到挫折。但仔细观察，依托市场、民营经济，社会依然具有其一定的活力与空间，恐怕也是这个依旧需要市场经济汲取资源、与外部世界交往的政权最终无法解决的一个悖论。完全回复到毛时代不是那么件容易的事。这种试图重建一种全面极权控制的权力与社会之间的博弈仍将在今后一段持续。这种政治与社会格局中思想界的所谓“左右之争”难免不具有很大的混乱。这是我称之为中国的“双重转型” —— 中国的现代文明转型与中国式的后共产主义转型——的复杂性所造就的，许多标准，价值、历史课题都是混杂叠加在同一个历史过程中。加之全球化与新兴科技产业带来的全新的挑战，让问题就更显复杂，不易说清。如果我们简单地借鉴参照西方历史与当下的标准来套用中国的情况的话，就更会更显混乱。
比如，中国所谓右派中的一部分，一些有钱者，成功人士，一些知识精英，面对强势的政府，垄断绝大部分社会资源与空间的公共权力，他们主张小政府，法治，削减高额的税务，在古典的经济与政治思想中去找资源，这完全能理解，也合理，正常，他们的一些主张与行动也切实地推动帮助了中国的开放与社会进步，自由空间的增长；政府对他们因此不仅有限制也有打压；例子就不举了，比比皆是。就这点来讲，他们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一种“弱势”群体，处于权力压制下“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局面，自身的利益与安全并不能很好地得到保证。他们中的一些朋友也有身体力行为弱势者的权利呐喊，批评政府，在西方常常是被归类于左派的言行。但抛开这一面，其中的某些人，比如一些企业主如果与官方有默契的关系，搞好利益输送，他们又是这个社会的强势集团，世界上也很难见到有如此特权优惠的经营者；看看一些法律对他们的适用程度就可见一斑。
另一面，中国浮现的一些新左翼社会活动人士，认为中国缺乏社会公正，贫富差别巨大，政府代表权贵，中下层人们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他们希望政府扮演起真正的穷人的守护者，帮助者，但一旦他们按照中国官方自称的一些左翼宣示去实践，要求政府兑现其宣示与承诺，帮助劳工、农民，普通的市民，他们就会立刻面临这个号称是工农联盟为基础，工人阶级为领导，为人民服务的国家权力的强力打压，既得不到社会公正，也没有基本的自由。就争取捍卫弱势群体的权益，希望这个国家有更多的社会公正这个角度讲，他们当然可以称为是“左派”，但就落实基本的公民权利与自由是他们主张的社会、经济权利如罢工权、社会保障得以实现的前提来讲，他们的努力的一部分又不可能不是围绕体制的改造，公民自由度的加大，是些“右派”的所为。至于那些新兴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女性权利的捍卫者，在中国的背景下如按西方历史与当代的标准来衡量就更难将其定性为左派还是右派。
至于中国另外一些打着左派名义只批评西方，批判所谓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盘剥，却对当下中国对公民权益最大的损害者、盘剥者的权贵们的所作所为不闻不问，一屁股做在权力的角度上说话的所谓的“学院新左派”，其实只是一些新的国家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很难谈得上与西方左翼传统中关怀社会正义、捍卫弱势、下层民众的权益，经常批判权力的传统有什么关系。
所以，本人一直主张，在中国当下的背景下，中国最大的核心问题是权力的滥用，权力没有被关进笼子，所有希望推动中国进步的人，应该放弃混乱甚至是无谓的左右之争，标签，回到权利，公民的权利上来；以“权利”（right） 还是“权力” （power） 为标准来区分不同的立场，是“权利派” 还是“权力派”。用权利来对抗权力，约束权力，最终改造权力。即便现实的政治环境恶化，但努力的方向仍然应该在此，着力的空间也不会完全消失，除非权力不再压迫剥夺人们的权利，其动力与力量也不可能消竭。中国文明变迁的一个漫长的变革就是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与权利的落实。改革是否是真正的改革的标准也只有一个，就是“权利是否能得到增量”，2012年夏天在给BBC 中文网写过一篇专栏就专门谈此观点（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focus_on_china/2012/08/120806_cr_chinapower）。几个月曾撰文更详细地谈谈“左右”问题，因事务繁忙迄今没有写完，希望找时间把它写成。
6， 最后回到此次讲座本题，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再分享自己的几点经验
A , 由于这个世界的变动，我们的知识需要不断更新，我们了解的有限， 且过去长期生活在一个缺乏公共讨论空间，信息的来源渠道偏狭扭曲的环境，受的历史教育及收获的有关当下的各种事务的信息与知识传递是单面相的，高度功利化，意识形态化，扭曲，自然影响到人们的判断。更何况这种时代性的迅速变迁。因此，我自己的看法是要对此有意识，尽可能多读些历史，注意多掌握不同来源的信息。
B, 秉持一种开放性的、批判性的，多角度的视野，对待许多信息要问个为什么？什么人说的，做的？上半年在美国哈佛做访问学者期间，我每天看新闻是看一会儿CNN 就转台看一会儿Fox News，以争取了解不同的看法。还有一个原则需要坚持：你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对别人有不同意见的权利这一点是绝对需要得到尊重的。法国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大思想家阿隆在五十年代批评一些左翼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盲从时曾说过：“二加二等于四，为什么这些人就不认为是呢？” 其实， 这个不是一个仅左派可以犯的错误，右派也一样。这是认知上常出现的问题。或许，当你觉得对方是绝对错误的，你是否意识到可能自己正在陷入某种认知上的误区。人们很难彻底解决认识的局限这个问题，因此在认知上有一种审慎、开放的态度，总是较好。
C, 最后，坚守一些现代的民主、自由、人权的基本原则，尽量用一贯的标准去审视不仅关系中国也关系世界的事务，这是一种良知的考验， 不要因自己的好恶搞双重标准，选择性接受信息，这误人也误己。不过这确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易。人性如此，否则人类也不会有历史的了。我们不能用红卫兵的方式去争取或捍卫民主与自由，要将民主与自由像胡适先生所说的那样培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这其中，宽容，尊重他人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则，也是作为一个现代人该有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