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术将为天下裂：1986、富强胡同6号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分野
——— 记八十年代中一次青年学者的会议
（作者说明：此文撰写于2021年夏，因故未能及时截稿，近日略作文字修订成文刊发）
当代中国政治、思想与文化的分化、对垒已是有目共睹之事，其背景、内容是复杂的，有着众多的成因，对当下及未来中国的影响或也将是深刻的，这里暂不做全面的分析。因此题目牵涉甚多事件，人物，文献，本人学力不殆，涉猎不足，且手边也无充分的资料，当下更无足够的时间与精力去做梳理，如草草行文，难免不挂一漏万，愧对各方，引生无意义的争议。值此大的变动时代，国内与国际各种事件纷至沓来，众声喧哗，诸多论者态度立场也多有迁变，贸然断论，或也不恰当，故当量力而为。近十年前，笔者便已有一个感觉：由七十年代末文革后肇始的改革开放时代在落幕，我们在面临中国一个新的大的范式转移，现代性文明进程的范式的再调整。近来急速变动的中国的内外政治经济环境，话语，社会心理、文化等方面的转向，都在进一步印证、强化当年这种预感。在前途未明之际，回望来路，清理记忆，至少是能帮助我们想象未来的一种必要的工作，也会对厘清时代之思潮，深化学术思想的底蕴有所助益。
这里，以笔者1986年夏参加的一个会议为例，借此具体事件来从侧面展示一下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分化，以期取引玉之效，能读到更多对那时代以及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变迁的相关描述、分析与讨论。这是一篇多年来就想完成的文字，只是因各种杂务拖延迄今。前一段网上流传的一个信息，也有外媒报道，更触动笔者要完成这篇文章—— 北京“富强胡同六号“将面临拆迁[1]。1986年，当时该地是团中央一个小型的招待所“第二招待所“，之前为胡耀邦居住多年的寓所 ; 1989年后又是赵紫阳遭软禁直到去世的住处。因参加那次会议，笔者与十几位与会者入住此处数日。想到这个承载了许多当代中国特殊历史记忆的四合院有可能就此消失，一种历史的悲凉浸满内心，写就此文，也是为那个时代的记忆做某种留证。
富强胡同六号 （来源：维基）
1986：一个历史转折之年
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中，如果有些什么年份值得我们特别记忆，去做些分析的话。在笔者看来，1986年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我们都可以说：没有1986是不会有1989；1989是1986的放大版，1986是1989的预演。这里我们不去详尽地分析那年发生的一切，只择取其中与文章主题相关的几件事谈谈那时代的特征、氛围以及其对后来造成的深远影响。
如果我们去翻看那时的官方报章杂志，对比文革时期以及最近几年的宣传，或许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其意识形态教条式话语的某种淡化，这在保守派发起的“反精神污染”运动受挫之后那一段时期尤其如此。1986年初 1月31号, 胡启立,习仲勋,胡乔木等中共领导与 200多名科技文化教育界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座谈，其中甚至有二十二、三岁的弱冠青年。座谈基调就是推动改革开放，鼓励知识分子参与改革，帮助知识分子解决困难。自3月8日始，上一年刚刚调任中宣部长之位不久的朱厚泽先生陆续提出著名的“三宽“（宽厚、宽容、宽松：”对于和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大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于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强调思想文化上的多元以及宽容的必要。——顺便提一句，八七年后被贬官，八九事件后被罢官的朱厚泽先生，后来还提过“反对经济垄断主张市场经济，反对政治垄断主张民主宪政，反对思想垄断主张多元文化”，的“三个反对与三个主张”， 衔接继续深化了他多年前的思想，显示出一个脱离了权位、赢得了精神自由者的新的思想高度[2]。当年“三宽”这种提法，回应了后文革时代人们对思想与文化自由的追求，强化了当时各界的自由表达与讨论的氛围。
但是，那个时代的议题不仅如此，权力的继承问题也因邓及中共元老们年事渐高逐渐浮出，这也是在改革派赢得与毛派的权力博弈胜利、权力得到巩固后政治进一步演变的一种必然趋势：新的权力分配伴随权力继承问题成为新的权力斗争的焦点。对年过八旬的邓来讲，如何保证他的改革事业能得到继续以及维护好他个人的权力及影响，开始成为他政治考量的一个核心问题。同时，席卷亚太的民主浪潮也在以各种方式影响、冲击着中国。那年2月，菲律宾独裁总统马科斯出逃，台湾政治酝酿着重大变动，民主化蓄势待发。前苏联的改革也逐渐展开，4月26日切尔诺比列核电站事故，震惊世界，也将共产体制的僵化与颓塌以极其悲剧的形式展示得一览无遗。世界经几十年的冷战与演变，科技发展，正酝酿新的大的变化。后文革时代中国的朝野精英与社会大众有着强烈的拥抱世界，了解世界的热情，借助日渐增多的电视机，也赖那时相对开放的新闻报道，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年轻一代的大学生，都市阶层对国际事态都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直接感受到某种外界变化热浪的温度。——作为一位在北大读书的学子，当时每晚挤在楼道里的电视机前观看国际新闻时受到的的刺激，感受的那种心绪激荡，迄今回想起来记忆犹新，一如昨日。
那年5 月，继上年实现部分中央领导新老交替后，邓小平与胡耀邦交谈时提及自己准备次年卸下军委主席之职[3]。6月10日，于1980年提出政改时隔多年后，在听取中央负责人工作汇报时邓小平重提政治改革的必要，尽管其中的内含并不清晰，混杂了真正的政治改革与行政改革的诸多内容，但毕竟政治改革作为议题再次浮出水面，“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成为其目标之一，一时引发各界热议。6月28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邓再提政治改革，主张党政分开，提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无法成功“的命题。 8月5日，邓在北戴河会见日本自民党最高顾问二阶堂进时公开提及其退休及改革开放制度的连续性问题。9月2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记者华莱士采访时，提到“废除终身制“，建立退休制度的必要，并称次年十三大上会退下[4]。这一系列信息，等于向国内与国际宣布了中国下一步政治改革重要目标。同月，他指示赵紫阳成立负责研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机构。
但与此同时，从各种事实回看，他对自己的权力地位与政治改革的关系并没有思考清楚，影响了他在1986年以及两年后八九时期许多政治抉择的那种权力上的自我循环互证逻辑开始显现——保持改革开放需要保持我（邓）的权力，保持我的权力就是保持改革开放。这种自我论证辩护既是历史上常见的掌权者惯有的习惯性思维，也有那个时代保守与改革派博弈的真实权力格局背景，自然也显现着邓本人观念上的局限。尽管鉴于文革的教训他强调过民主、权力的制度程序约束的重要，但最终他还是没能突破那种旧的权力意识的局限。
这种自我论证只是在“六四”镇压后，在让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且他自己的声望也受到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后，才有了一个相对的终结。邓于1989年6月实施镇压后，彻底下决心退休，9月写信给中央提出退休，让人难免不联想到过去皇帝的那种“罪己诏”，到11月9日也恰是柏林墙倒塌那日才经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形式上最终达成。其实，那时就“政局稳定“的状况这点来看，这个之前被些鼓吹邓留在权位上者拿来说事，某种程度上讲也是邓自己要保留权力的论据事实上很难说就比镇压前好。当然，对邓在退休问题上这种坚持要“恩从己出”，要绝对掌控局面过程心理的理解[5]，是不能离开对中国政治传统、中共政治体制上对权威的认定、体制运作的特点，以及邓个人几上几下波折痛苦经历等诸多因素的认识的。这个问题，是认识那个时代的政治、了解1986，1989事件的一个关键。各种迹象表示，邓对胡耀邦的不满以及因此要撤换他的迹象那之前已经显现，至少从上一年胡耀邦不谨慎地接收陆铿的采访谈及邓及中共权力的政治继承时就已种下，而邓不愿胡抢了他作为中国第一号领袖、改革开明的象征人物的猜忌心结形成的或许比那更早[6]。
1986年春夏，中共中央在准备十二届六中全会将要发表的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探讨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尤其是“反精神污染”运动后如何确立中国的文化价值建设方向的问题。今天来看，以一种现代的标准来衡量，那种由权力来主张规定文化与精神价值的建设与发展的做法显然是不符合现代文明的取向的，是旧体制的遗续，但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讲，这种举措还是有其值得肯定的意义的。因为从各方传递披露的相关信息、整体的氛围来看，这决议似乎还是带有要给文化与思想领域以更多的自由空间的意涵，至少是具有向现代转向，告别文革毛式的文化观的意义。8月15日“人民日报”曾刊有万里关于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7月底）的讲话，都进一步刺激了人们对政改、对这精神文明决议，对中国未来文化自由发展的预期。
那年，从八十年代初开始酝酿与发展的“文化热”也达到某种阶段性的高峰，各种从文化角度出发展开的有关传统与现代的讨论比比皆是，占据相当大的思想、文化舆论、学术空间。 “文化热”一方面自然有很重的借文化的瓶装政治的酒，以文化论题展开政治批判的成分；但另一方面，那些近代以来没有很好地解决的深层文化问题，因毛模式的失败，后文革时期出现的各种所谓“精神价值危机”的刺激，再一次浮上台面，推动人们对如何构建中国的现代性进行新的思考。因“解放思想”政策的提出，各种思想禁忌逐渐松懈，对一些理论的探讨逐渐放开，新的思潮开始引介到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文化艺术界空前活跃，新观点，新作品层出。这也是官方要给与反应，做出一个“精神文明决议”的背景。
只是，待到九月底六中全会召开，邓小平会上做出“反自由化，要讲二十年”的讲话，风向突变，最终发表的那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也因此显得与时代氛围格格不入，苍白无力，保守，了无新意，具说教味道了。改革派知识分子甚至整个社会刚从“反精神污染”运动被迫仓促收尾中滋生的欢悦，对未来的期望就此冷却。虽然九月中政改办在内部成立运作，但事实上今天来回顾，政治改革尚未启动已经失去某种动能，不过当时这种事实及后果还需要一段时日才彻底显现。官方发布的改革与保守的信息交错出现，传递的信息开始混乱，强化了社会的焦虑与怀疑，种种不耐的心理在社会蔓延。
这显然也刺激了当时最具有政治参与热情与敏感度的年轻大学生们的情绪，一种不满开始滋生，对保守势力的厌恶进一步加深，一种通过自己的积极行动参与推动改革进展的意愿更加炽烈。这些都为那年年底爆发的学生运动酝酿了氛围，准备了条件。胡耀邦于1987年元月被迫辞职，随之三位著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被开除出党，宣告后文革时代形成的改革阵营的解体，改革政治家与知识分子的联盟崩塌；邓的声望遭受重大的打击，在许多人眼中，“小平你好”的那个邓急剧地转变成为一个恋权，蛮横，保守的象征。尽管后来由赵紫阳主政，维持改革，围绕十三大的报告宣示及人事组成对保守派展开一系列反击，但中国的改革实际上就此进入一种窄化的路径， 中国社会再也没有找回其过去具有的共识，直到两年后更大的悲剧降临。
而那之后由“六四”镇压造成的后八九时代的改革的扭曲与偏狭, “半拉子改革” （周其仁语）模式所内在具有的缺陷的固化，带来的严重后果，直到今日正逐一浮现。我们可以理解因策略与情感某些人因当下各方面恶化的局势所对邓表示的怀恋，赞誉，邓在帮助中国脱离毛的路线上确实也是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但从历史的角度看，造成今日这种格局的制度与思想的前因，恰恰是与他当初做出的一系列历史抉择有关，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他为政治后续者否定他，破坏他的事业种下根源，提供了社会氛围与制度基础。如果他能在其宣示的那些政治改革原则上做某些突破，对文革的清算更加彻底，不在1986，1989那样对待两任总书记，自断手臂，为保守力量在党内反扑甚至长久保持影响，积蓄能量创造了条件，中国后文革时代形成的那种人文精神、批判意识的成长如不因八九镇压受到压制与扭曲，中共乃至中国的体制与文化都有可能会发生重要健康的无法逆转的质变，那种毛式的思想与做法也就绝难有今日回潮所展示的这般势能。邓的改革路线事实上是埋下了一些自我毁坏的根芽，条件一到，就会发生。过去一、二十年来，笔者曾多次谈及这样一种看法：中国的真正的出路在于，继承（渐进、自由化的）改革，扬弃（固化片面）改革，完成（全面）改革，升级改革，确定公民的主体性，其享有的权利的完整；否则从长程的历史看，改革最终有失败的可能。现在看来，这种趋势已有明显的征兆；而知识界某些人那类似文革式的言行，无耻与堕落也从一个侧面成为这种趋势的一个表征。改革需要全新、革命性再定义了。
“青年、改革与精神文明研讨会”
在上述政治与文化背景下，1986年夏，在前门大街团中央所在地，由共青团中央下属政研室具体负责，组织召开了三天的一个题为“青年，改革与精神文明”研讨会。作为与团中央有过研究合作的笔者，与一批活跃于那个时代以在北京者为主的青年学者应邀与会。这个会，是那年一系列鼓动改革，文化讨论的会议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探讨的主题及发言，与那些在京及外地召开的同类的会议有许多类似之处，但考虑到作为会议参加者主体的那批年轻学者、政治人物对后来三十多年当代中国的文化、思想、政治的影响，各自的选择与命运、思想的分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会有其特殊之处；从一个侧面映示见证着中国后来政治与文化的变迁，因此有稍加介绍的必要。需要说明的是，去国多年，手边没有资料可供参考，当年的会议组织者也失联，故只凭记忆回顾，疏漏之处，请当年的与会者涵谅，更希望能有所补正。本次会议的发言摘要，中青报后来有过两次选载，前不久，托人查找到并转录成文，作为附件附于文后，感兴趣者可以参考。
会议参加者由四部分人组成，三位学者受邀做主题发言：因出版“首脑论”，主张废除领袖终身制的社科院政治所所长严家其（现名严家祺）；因提出“文学主体论”而名重一时的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刘再复；主张股份制，参与国家经济改革设计的北大经济学教授厉以宁，——那日笔者会议报到后，因团中央要派车去接厉教授，不知其住处，相关人员便请知晓他住处的我陪接待人员返回北大接他。这三位可谓当时知识分子群体政治，文化，经济改革领域最重要的风云人物，故请来做主题发言再恰当不过。刘、厉二人的发言，读者可参见附录摘要，严先生的发言记不清楚了，但对他一上来第一句发言则记忆犹新，他说：“我刚看了一下会议参加者的名单，觉得会是些影响中国未来几十年，下一个世纪的年轻朋友”。作为一个二十出头，还是在校硕士研究生，此次会议最年轻的嘉宾，被安排正式参会发言者的我，当时闻及此言，自然心中有些飘飘然，有些轻狂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得意，或也是因此，对此言记忆甚深。不过今日回头来看，倒也真要佩服严先生确有其不凡的敏锐直感：确实，有些参会者后来在当代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不同的重要角色，发生了不可忽略的重要影响。
第二部分与会者，主要是体制内的官员尤以团中央系统的一些人为主，包括当时非常活跃的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贾春风，顺便提一句，那时期的中宣部大概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受知识分子欢迎、最得民心的中宣部，也是为此，后来在北大组织的另一次比较大的改革研讨会会后的聚餐上，我跑去另一桌给几位中宣部来参会的朋友（好几位是年轻人）敬酒，开玩笑说“你们现在不是思想警察，是同道，朋友”。此会，团系统负责人全数出席，如第一书记宋德福，刘延东，李源潮，李克强、刘其葆等，另有一些团中央部门负责人如政研室主任邢魁山，团中央大学部部长袁纯清等。邢魁山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出任中共对台系统重要负责人，袁纯清后曾任西安市委书记，山西省委书记。团中央宣传部的一些干部（令计划时为理论处副处长）以及一些省的团系统政研室的负责人等。许多人全程与会旁听，并未发言，李克强后补做了个书面发言（见附件）。记忆中团系统唯一正式会议发言者为张祖桦，时为由罗干任书记的国家机关党委的党委委员，国家机关团委总书记，团中央常委，其在团中央的办公室与那时刚离任团总书记去贵州任职的胡锦涛比邻。八九年时，他已内定即将出任中共建政以来最年轻的国务院副秘书长，但因他不赞同当局对学运采取的政策，与同事上街声援学生，六四镇压后，本可过关，到丹东任书记，他却绝然主动与体制告别，自谋生计，从事公民社会的建设，是“零八宪章”的主要领导者，起草人之一。出身军队总政系统的宋德福，为人谦和好学，听会期间不断地做笔记，后出任福建省委书记，因癌症早逝。余下各位台面上人物的迁变起伏，多被人所周知，不赘叙。
这里只提及一点：就以笔者与团系统当中一些人私下的交往，了解到的他们的思想、看法来看，相当一些人也是很有那个时代的理想特质，如果没有六四的镇压及后来中国政治的变化，这些人许多会是推动中国向现代政治与文化方向发展的力量中的一员。而六四一枪，不仅彻底打掉中国政治与文化那种健康发展的势头，且将一种赤裸裸的权力，暴力、利益至上的逻辑重新植入中国的官僚政客们的思维与行为模式之中，而这些实际上因对文革的检讨批判本已开始成为受到压制、社会甚至是政界排斥的东西，却从此因六四再渐成主流；刚开始形成的新的政治文化开始扭曲，通向中国今日官场政治黑暗的大门被打开，腐败虚伪狡诈的魔鬼被彻底放出笼子，吞噬从政者的心灵。中共官员中具有干才、理想性、勇于承担，坚持原则的一大批老中青干部或受到清洗，或自我脱离；继续留在体制内者，许多也从此奉自保自利为圭皋，选择了另一种话语与行事风格，且不断地为自己的言行自我论证辩护，直至堕落。中国政治的品质发生蜕变。
那次会议的主角，是时领风骚的大部分为三、四十岁的青年明星学者，会议组织者发给与会者一个参会者名单及会议日程，记得那几乎囊括了所有当时其中知名者，但因时间关系并没有安排所有人发言。记忆中发言者有因写“论言论自由”而享誉民间思想界的北大哲学系研究生毕业的胡平，他因参与著名的1980年北大人民代表竞选与西单民主墙的一些活动，有关部门在其毕业时曾试图将其分配出京，但在其自己的坚持及各方力量的援助下，他最终落在北京社科院做研究人员，他受邀参会本身就显示着那个时代的政治宽容氛围；北大外哲所毕业，在社科院哲学所工作的甘阳，因翻译卡西勒的“人论”，撰写的一些讨论文化与传统的文章如那年2月在“读书”杂志刊载的“传统、时间性与未来”等文一时声名鹊起, 其时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的出版；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马克斯. 韦伯的苏国勋；中国政法大学教师，社科院文革后首批研究生之一研究伦理学的王润生，正在主编后来很有影响的“传统与变革”丛书；北京大学国政系的讲师王燕滨；社科院政治所研究文官制度的助理研究员杨百揆，他曾与北大同学李克强、刘庸安一起翻译过英国丹宁爵士的“法律的正当程序”；时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因撰写有关“中国文革”的博士论文临时回国收集资料而与会的王绍光；从事哲学研究，因激烈批判传统而闻名的黎明；研究现代化理论的北大社会学系讲师孙立平；西北政法学院的曹锡仁；中国青年报主笔陈小川；等等，还有一些记忆中未发言的参会者如人民大学搞法制思想史的梁治平，北京理工大学的杨东平；中央办公厅的吴稼祥，——记得他只是头一天开幕时来参加了一会儿，坐在笔者旁边，不久就因事离开，再未参会。名单上还有些因故未到会者，已记忆不清，但确定者有以研究尼采知名的周国平；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英雄，当时已从科学院生物研究所毕业弃理从文转到社科院青少年所为其研究人员的陈子明，不过事实上他也只在那里挂名，正从事民间研究所、公民社会的构建，还有活跃的民间学者李盛平……。外地参会者除各省团政研室负责人外，记得有上海青少年研究所一位陈姓研究人员。据王润生回忆，王沪宁也是参会者，会议第二天才到会，与他和梁治平在会议住处攀谈良久后因事离去。
像所有那个时代的会议一样，除正式会议外总是有一个丰富的并行的会下会：喝酒“侃山”。会议期间除一晚被招待去看了场演出，大半时间都是在住处各房间串来串去，扎堆，就点花生米，一边喝着酒，海阔天空聊天，涉及各种丛书，会议，研究的谋划，热议着各种指点江山，改造中国的主意。甘阳一手握着酒瓶，一边以他那种有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风格高谈即将面世的丛书。今年年初刚刚去世的苏国勋兄总是带着那憨厚宽容的微笑在倾听，偶尔插几句点到为止很合体的评议。胡平手里拿着一本他几个月前出版的“中国经济改革的哲学思考”，间或就其中的观点与人交谈略作申述，那是一本满篇用了诸多马克思、列宁的引语实际上却是阐述功利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著作，记得似要增送给与会的某人的。黎明比他人年纪稍长，但却无论在会上或是会下那种激烈抨击中国文化传统的言行举止，隔着时空，让人联想起五四时代的某些人物。早饭时，我与杨百揆兄一边喝粥，吃着馒头，一边听他用他那很具其特色的认真风格，介绍他正在搞的关于中国公务员制度改革的设想。……
富强胡同六号，记得是两进院。有一个不大的饭厅。是否是在最后一进那个最大的正房的厅中，也就是赵紫阳被软禁中那张有名的照片后面的那间正厅房已记不清楚。笔者所住的那间是坐西向东的那西厢房，门前是那小院，正房在左手。抬眼望去，东厢房外隔着高墙与胡同，对面不远处有一栋不知因什么缘故盖成的四、五层楼房，灰白色，很丑陋。胡耀邦即便做了总书记，也不想搬离这他住了多年的院子，但据团中央的朋友当时告诉我，迫使他最终接受离开搬进中南海就与这楼有关，因从那里，居高观察富强胡同6号，院子里的活动一览无遗，清晰在目。中央保卫局认为无法保证总书记的安全。也许，经过历次党内残酷斗争，对中国历史、中国的改革之艰难，最高权力斗争的凶险有足够体认的胡耀邦，内心深处对搬去中南海有相当的不安。现在看，他是有先见之明的——他去了中南海，最后却悲剧性地离开。
那前一进院子，据说曾是胡耀邦警卫与工作人员住处，记得有一厨房。六四后，那前院就应该改为赵紫阳的看守们的住所了。富强胡同6号也成为一个有些神秘敏感的地址。那次会议最后一晚，夏日的和风中，在院子里席开数桌为告别晚宴。记得我们那桌有孙立平，黎明、李盛平等，留了一个位置给李克强，席宴已开，他无声地走进来，坐下，跟大家一起喝酒吃饭，其中有些青年学者本就是北大学友或是旧识，自然相谈甚欢。其间，还谈到他因练习英语正在翻译的英文书， 记得还聊到一本国外出版界那时因出版问题闹得沸沸扬扬的书“抓间谍的人”。他当时为团中央排名并不靠前的书记之一，主管团中央一些并不特别重要的部门如中央团校、青年旅行社等。李智力超众，知识面甚广，行事风格低调圆润，该到的场面会到，但不会争抢别人的风头，正如那天的晚宴。后来从西郊进城，到前门的团中央歇歇脚，到过他办公室有几次闲聊。那年年底，因会议很成功，团中央政研室因想出版个关于那个会的后续文集，在团中央再搞过一次小会，在团中央大楼食堂聚餐后，与几位到场的朋友会又到他的办公室攀谈许久。看到今日他身为总理管理国家事务的某些风格，所处的处境，想想那时对他的一些印象，也就没有丝毫的意外。那次聚会吃饭时，袁纯清与我闲聊中的一句话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原话记不太清，大意为：改革开放后受过新的教育的一代官员今后将逐步进入权力各级高层，会从内部改造体制，更替保守势力。但今日观之，其言显然是过于乐观了。事实上，有些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自己今日何尝不成了另一种“保守势力“？饭中，众人还谈及胡平数日后将启程赴美到哈佛读书之事。几天后一晚，胡平离京赴美前两日，我还与文革时受迫害的北大风云人物、邓朴方的难友、时在残疾人基金会任职的樊立勤兄一起，前往在北京钢铁学院的胡平兄家与其告别。四年之隔，柏林墙倒塌后，1990年春，我在东柏林参加一个国际研讨会“柏林墙倒塌后，社会主义未来”时才再与他重逢，而中外历史都已掀过重要的一页。现在看来，胡平的去国，似乎也是某种预示着后来自由知识分子群体命运的象征。
（与会者合照，拍照当日因故有几位参会者临时不在。这里按笔者记忆辨识择几位加以介绍。前排女士多为团中央政研室与宣传、外联等处的工作人员。站立者第一排左四为邢魁山，第八位戴眼镜者为甘阳，身旁依次为胡平，苏国勋，黎明；前排右二为邢凯，政研室综合处一副处长，参与组织会务。九十年代后在香港创办“中华爱心基金会”，从事慈善事业。后排左第一位是陈小川，第三位是杨东平，中间甘、胡二人后立者是笔者，笔者身旁是张祖桦，与其间隔一人者为王韶光）
历史与思想的大分野
这批年纪多在三十出头，最大的也不外是四十上下的青年知识分子，那时所持的基本观点都是主张改革现有体制，向世界开放学习，进行文化的批判更新再造，是现代化的坚定支持者，属于广义的改革——自由派之列。与作主题发言的三位学者相比，思想更少约束、更具前卫性，具有现代色彩，所用语言也已与其显现差别，与权力体制的关系也不甚相同。三十多年过去，这些参与者的经历各不相同，像所有变革时代人们的经历一样，这种不同的命运有些带有偶然性，但更多的则是自我选择的结果。而这种选择有些当然离不开利益的驱使，但许多也是思想的分野造成的。反过来，这些选择、思想，不同的命运，也见证、推动着这时代的文化、思想与政治的分化。
三位做主题发言的厉以宁、刘再复、严家其（严家祺）先生后来各自的命运、立场也可以作为当代知识分子历史中的重要案例来加以分析。1986年的厉以宁先生，以鼓吹经济改革上的股份制而闻名，之前我在北大小礼堂听过他一次演讲，向北大学生、教师阐述过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那是不是他第一次公开阐述此问题不得而知。记得会议上他似乎也谈及此，同时专门讲到企业家的角色问题。后来因去拜访张祖桦兄，在国家机关大楼的走廊里再与他有一次相遇。那时他非常受赵紫阳的器重，经常在中央机关居住、工作。八九后似乎他并未因与赵的这些密切关系而发展受阻。除在北大继续教书任经济系主任，院长等职外，在经济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基本观点还是经济上的自由派倾向，但也主张改革要平衡，要给与农民等弱势群体以平等权利，增加社会保障系统的建设等。他曾任中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民盟副主席，政协常委等要职，也有过几位重要的在他名下毕业的在职博士生，李克强，李源潮、孟晓苏。这里也需要提及的是：当年作为中国政坛八十年代最著名的新星，天津开发区主任、经委、外办主任张炜，曾是北大经济系学生，北大学生会主席，他因八九期间抗议中共搞戒严，镇压学生，自己结束在中共体制中可能的辉煌前程，宣布辞职，后被审查，监视居住。张后重回北大读书，在厉以宁名下读完硕士毕业。在此事上，厉先生还是有其担当的。不过前些年也一直有公开的报道和网上传闻涉及这些年厉家暴富，厉公子变身资本大鳄的消息，但未见后续报道及相关结果。
谈及厉以宁先生，这里顺便提及另一与我们这里涉及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分野的话题相关的另两位著名知识分子的往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教委主任彭佩云到北大蹲点调查，了解北大的学术状况，破格提拔了三位学识出众、众望所归的“教委”级教授——当年的漏网右派、右派边缘人物、经济学教授厉以宁；中文系著名古文字著名裘锡圭；历史系研究敦煌、中西交通，中亚文明、唐史的张广达。裘锡圭先生一心治学，前些年迁往上海复旦，也曾任中国政协委员。而张广达先生则是老右派，有过多年屈辱严酷的劳动改造经历。八九时声援学生，六四镇压后借赴法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他为副主编的“中亚文明史”的例行年会之缘，就此告别中国，自我流亡，以此明志，再未返故土。后他曾任法兰西学术院（Collège de France）国际讲席教授，普林斯顿、耶鲁、宾州、日本京都等大学的访问教授，前些年由余英时、许倬云等联名推荐当选台湾中研院院士，为两岸分治后第一人，现定居台湾。其研究之精深，享誉中外，是其研究领域公认的世界级大师，许倬云先生曾向记者介绍张广达先生时称其是“研究中亚文明世界前三、五名的学者”。八十年代初，因文革造成的学术颓坠，官方曾有意借助张广达先生的学术声望为北大撑台，让其出任北大副校长，被其婉拒。而后他受命接邓广铭先生退下的、北大历史学系的那个全国政协委员位置，但他也只是去参加过一次会议便托故告假不再与会，专心治学。由此可见，其后来的选择也不是一时冲动的偶然之为。关于三位著名学者后来各自的选择与命运，或许该需要有心者用另文再详述了。
86年团中央那次会议做主题发言的另外一位著名学者刘再复先生，“六四”后因义愤，远赴美国流亡多年，游学各国，笔撰不缀，著作多情感，具散文风格，有多卷本的“漂流手记“及其他散文、哲思著作面世。其中最著名者或为他与李泽厚先生1995年出版的对话集“告别革命”，开中国保守主义思潮之先。他本人多年前也已往返中国内外，从事讲学。
严家其先生早年是研究数学出身，后研究自然哲学，直到受文革的刺激而转而研究政治，尤其关注政治首脑的权力更迭。八十年代中国的废除领袖终身制讨论可谓与其的大力鼓吹有很大的关系。他后参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政治改革办公室”的一重要成员。八九期间抗议邓小平的戒严镇压，受通缉，流亡海外，先出任“民主中国阵线”的主席，后作为自由学者研究一系列政治、经济问题，不畏异国的艰难生活，继续关心中国的民主自由事业，人已高龄且笔耕不辍，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有新作问世，令人感佩。严先生律己甚严，操守高洁，真诚待人，受各方人士敬重。他数年前更名为严家祺，这或也可为当代知识分子史、思想史上意味深长的小插曲：严先生早年曾是一个严格的科学主义者，理性主义者，数学家，如此改名，是否也透露出他对宇宙、人生、文化的另外一些重新审视，更复杂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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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作为会议主体的那些青年学者的分化，也许照片上甘阳与胡平彼此之间那个紧密相连的位置似乎可为这种变化做一个最直观的注解。两人同为北大哲学系八十年代初期的研究生，作为八十年代鼓吹自由主义、文化西化主将之一的甘阳，与同为八十年代政治自由主义思想最重要的宣传者之一胡平时为好友，那时武汉有一个受胡耀邦长子胡德平支持创办的很有影响的“青年论坛”杂志，胡平的“论言论自由“长文曾只在民刊上发表过，但该刊冒风险将其在其杂志上正式刊出，且刊出后，在京就此举行专门座谈会，会中甘阳曾高调赞誉胡平该文为当代思想“经典”。八九运动期间，甘阳也曾是知识分子中运动参与最积极者之一，其中一两份重要文献的起草便出自其手。”六四“后甘赴美芝加哥大学读博多年，未获学位，思想立场也发生180度翻转，从自由主义的宣扬者转变到持国家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的立场，成为中国大陆今日反自由主义的一位主要学人。
类似者还有另一位与会者王绍光。会后数月，1987年初，当胡耀邦被保守势力赶下权位，他积极参与了李少民、于大海等几位留学生发起的对胡耀邦被逼下台，中共发动“反自由化运动”表达抗议的海外留学生的公开信的起草、征集签名活动，那场运动有上千名留学生签名。“六四”后王也曾参与海外的一些异议知识分子组织的一些活动。但后来从强调国家能力的报告的撰写开始逐渐表达的观点变化之大，可从其十年前赞扬“重庆模式”，今天为中国道路，中国治理模式的论证赞美中可见一斑。
与这里提及的两位不同的是，八九后，一些与会者因八九期间的一些活动被迫去国，如参加组织“知识分子联合会”及发表相关声明现在法国定居的王润生。杨百揆作为八十年代中国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新星，曾有多种著作问世，因参与“六四”被捕关押，被社科院开除，生活无着, 除自己努力想办法谋生外, 家里主要依靠夫人工作维持生活，但据知情的朋友讲, 他一直没有停止对中国政治与文化的思考，两年前在北京猝然离世。从北大转职清华的孙立平，在教学研究之余，作为著名的社会学学者，依旧保持着对社会的关怀与批判精神，在公共舆论空间保持着重要的影响。也有的参会者如杨东平，转向公民社会的活动，他九十年代初因其描述、分析北京、上海精神文化风格的“城市季风”一书而知名全国，现成为著名的教育问题专家，除在教育领域的研究外，自九十年代初便开始参与民间环境保护方面的的工作，成为中国环境运动最早的先行者。
此外，也有些与会者是以专业人士而不再以一个 “公共知识分子“的姿态活跃在学术、文化领域。“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来源于美国用法的翻译术语，是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初逐渐进入中国的语境的。这个词在中国的出现与传播乃至后来被污名化，本身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分析的现象，或有暇令文分析。但这里只想说明的一点是：知识分子无论是从法国到俄国甚至拉美、阿拉伯世界的用法，从来就是具有“公共性”的，而这个美国术语所加的修饰限定“公共“一词，其实在笔者看来是与美国社会、文化中强调学者专业性的传统相关，特意强调知识分子“公共性“是具有美国特色的一种用法，且应该也是与当代社会、文化的专业细化而造成的某种对公共话语的需求的这种反弹有关。在后文革的八十年代，中国开始重新流行对知识分子的角色、功能，传统等问题的研究，也是在这种背景下，有过一些专门的文章论著包括杂志出现，如后来在美国发行出版由梁恒主编，策划、国内由梁从戒分任主编的中文杂志”知识分子“。那种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热是与中国知识分子在后文革时代经过对文革的批判重新确定自己的主体性的努力相关的。而从”知识分子“到”公共知识分子“一词的演变，从一个侧面也似乎反应了中国社会后”八九“时代的分化，文化的迁变。
时代的告别与“革命改革”
那次会议最后一天，参会的学者们陆续离开，但据张祖桦兄多年后提及，团系统的人包括各地来的参会的团省政研室负责人与刚从北戴河开会回来的中宣部长朱厚泽有一个见面会，由宋德福主持，听其介绍一些情况。从其讲话中，张祖桦敏锐地感到一些风向的变动。今天我们知道，那年北戴河政治局会议上就“精神文明决议“上是否写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问题发生过激烈争论，保守派大将胡乔木、邓力群用他们起草的一个修改版试图替换胡耀邦主持起草的原版，积极活动，而陈云、邓小平各自倾向不同的版本。而关于十三大的人事安排，也开始有了各种角力，各种传闻已开始浮现。两个多月后成立的十三大人事安排小组，已经在胡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其排除在外[7]。因此，即便是没有那年底学生的抗议运动给邓及保守派的借口，胡将被迫离开权力中心似已成定局。历史将进入另一阶段。而这些作为当时与会者的我们都还不甚清楚，对此开始有些感觉也是要到九月底的六中全会以后了。
两年后的八九更是将这些参会者抛上历史前台，像在近代历史上屡屡出现的那样，一个巨大的历史事件后，彼此的命运就此分道扬镳 ; 那之前事实上已经在酝酿、逐渐浮现的思想与政治分野开始逐渐显化。官方意识形态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旧有的意识形态框架已经面临突破，尽管经六四镇压有过保守意识形态一时的全面反扑，但从体制内到体制外，经过所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思想解放冲击后，官方意识形态已经被自己释放出来的解放力量和民间思想界的批判冲击得摇摇欲坠。六四后已经转向为另一种表面上是马克思主义但内里实为具有极强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右翼色彩的意识形态。最近几年习近平主政下的一些意识形态调整会走到哪一步，似乎还需要再做观察。
笔者过去曾有文论及当代中国的思想回归分化演变过程——用马克思主义检讨批判毛主义，列宁主义，再到用青年马克思主义，人道马克思主义而批判马克思主义，而最终走到广义的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而放弃马克思主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官方的意识形态左右左右支绌，一直在维系官方传统的马列毛等意识形态正统合法性与现实的执政需要的话语论述之间不断勉强做些糅合调整。这期间，一些西方新的左翼思想资源被引入中国，而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也借助各种新旧资源、社会力量逐渐抬头，成为某些学人的思想主调，并借此对毛主义做些新的阐释，一些学者再次与官方意识合流，打造新的官方意识形态的替代品，试图形塑文化走向。自由主义者阵营在经过后八九的分化后，受国际一些思潮的影响以及中国自身社会分化的结果，有所谓中国式保守主义的兴起，导致新世纪最近几年发生其内部再一次的分野。共识已失，道术崩裂。那么其能否在今后些年面对官方的一些意识形态向毛话语的某种复归，自由主义阵营能否再次在些基本问题上寻找到某种共识而重组，这也是下一步中国思想界需要观察的现象。
1999年，八九运动十年，五四运动八十年之际，借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教授荣退之机，作为友人及过去的同事，余英时先生曾与其有过一个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对谈。余先生谈及“五四“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迁变时曾说：“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就像共产革命前夕的俄国知识分子，整天在变。有人指出，当时俄国知识分子早上是自由主义者，中午是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者，一会儿又变成斯拉夫民族主义者。陈独秀最早崇拜的是俾斯麦统治的德国，后来又崇拜美国的杜威，最后变成共产主义的信徒。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大动荡的时代为自己关心的问题寻找出路的足迹。……毛泽东原本最崇拜的是胡适，在胡适与李大钊就有关问题与主义的辩论中，毛是站在胡的这边，认为应注意问题少谈主义；而国内史学家却说毛站在李这边，最近中国大陆的学者已指出此一错误。80年代“开放”以来，一些大陆学者——如李泽厚更认为若戊戌政变能够成功，中国可以避免日后的所有革命。这似乎显示五四思想已走完了的第一个循环，又回到戊戌维新前后的改良主义轨道上来了。大陆知识分子已自激进主义转变为渐进的改革者，即使在美的人士亦极少提倡‘革命’。如史学家王赓武发表的一篇英文文章所说，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如何去“改革革命”（To reform a revolution）”[8]。
今天，面临官方在改革问题上的全面倒退，甚至清算以往的改革，中国是否到了一个 To revolutionize the reform (革命改革)的新阶段？笔者的答案倾向是肯定的。整二十年前，笔者应玻利维亚政府邀请去南美玻利维亚参加了一个“二十世纪的革命与二十一世纪的民族” 大型国际研讨会。在发言中，笔者将近代中国国家构建，现代化的历史归结为一个“从改良到革命，从革命再到改良”的巨大历史循环，结尾时曾提及，如果中国的改革不能有根本性的突破，最终因改革的不彻底而导致革命的再次出现也是有可能的。
但为了避免大的动荡，社会付出更大的成本，拯救改革已有的成果，中国需要的可能更是一个“革命改革”，革命性地突破以往既有的改革框架，批判、超越改革，再造改革的主体，最终完成一个以公民权利与福祉为根本目标的“革命性改革“。这或将是中国下一步的历史主题，无论哪个个人、政治力量，谁掌握、推动了这样一个目标的实现，谁就将主导未来、形塑历史，而反对、抗拒这样一个过程的人与势力最终很可能将为时代巨流席卷而去。这样一种“革命改革“（To revolutionize the reform）将是中国近代以来这种“革命”与“改革”历史大循环两者的一种历史合题，一种终结，一种中国人要努力达成的终结。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本文提及的当年那些参与此会开始进入老年的知识分子们会以怎样的形象走进历史，写下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上的一页？留下什么样的学术与思想遗产？未来的历史会给我们一个答案。
二零二一年夏草于法国巴黎郊外家中，匆匆改定为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任职的大学办公室
中国青年报 1986年8月14日
“青年*改革*精神文明’研讨会” （发言摘要上）
编者按：由共青团中央研究室主办，部分知名学者、青年理论工作者、青年工作者参见的“青年*改革*精神文明’研讨会”于七月下旬在京举行。与会者就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青年及青年组织在改革与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讨论充满认真精神与和谐气氛。现将部分同志的发言摘要刊登。
精神文明建设要促进改革开放促进人才成长
李克强（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我们请活跃在理论界的一些青年朋友和部分团干部一起来讨论改革、青年、精神文明的问题。顾名思义，可以引出两个议题 :
一是我们所建设的精神文明如何能适应和推动全面改革与开放。随着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人们愈益感到需要有与之相配套的精神文明。这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也必然要引起人们价值观念、道德标准、文化素质的重大变化，因此需要认真探讨我们所建设的精神文明如何能为全面改革和开放创造一个良好的宽松的社会环境，同时倡导一种新的风尚，来推动全面改革与开放。
二是如何在改革与开放的实践和探索中造就青年一代的时代品质和新的素质。青年一代的素质如何不仅关系当前的改革和开放，更重要的是关系九十年代的经济振兴和能否建成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国家。青年一代要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韧奋斗，锻造自己。同时我们也要为青年人创造一个良好的富有激励性的环境，支持青年人面向未来，注意发挥青年人的优势，尊重青年人的探索精神，鼓励青年人成才，“冒尖”。形成这样一种社会风气，也是体现全民族的蓬勃生机，以适应改革与开放的需要，适应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国家的需要。
改革中走上历史舞台的一代新人，要有现代文化观念的准备
刘再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变时期，正面临着两种世界性潮流的冲击。一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高技术革命的冲击。另一种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潮流的冲击。再加上我们国家发生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民族精神的巨大创伤，这样，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结合起来中华民族选择改革的道路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我们今天的改革，需要有一个整体概念。 改革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改革它还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改革是一个整体的全面的现代化过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自然应有自己的独特的观念，独特的形象，独特的全面的现代化目标模式。我们是世界上的大国，应该有自己的形象，应该与人类最美好的东西连接在一起。
现在有一个问题必须注意，就是文化需求的时代落差问题。现在西方处在后现代化时期，我们处在进入前现代化时期。西方由于高度的技术发展和消费发展，形成新的异化力量，使人类成为技术的奴隶、广告的奴隶。为了摆脱新的不自由，他们的思想家、理论家想出一些新的办法，重新寻求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和谐。他们觉得我们的传统文化对他们起调节作用。我们生活在中国，反而着眼于改革我们的传统文化，这就是时代落差问题。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前现代化时期，这个时期，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是要调动人的积极性、首创性、主观能动性，来发展高度的科学技术，发展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历史阶段，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一个不能超越的阶段。前现代化时期的观念，如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开放，现在我们很需要这些。我们在补商品经济这一课时，也要补前现代化文化观念的课。
在改革的历史发展进程进程中，一代新人正走上历史舞台，其中最关键的是各种管理人才— 一代企业家、政治家走上历史舞台。这些人必须带着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必须有多种准备，如知识的、经验的、组织能力的准备，而首要的是现代文化观念的准备。我们时代的先进分子应该是现代化观念的先驱。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应仅停留在表层建设上，而应是深层上的建设，把社会文明的要求从社会规范转化为我们主体的迫切需求。如果我们几亿青年都有这样的现代文化观念，我们的国家会更有生气，更有希望。
新一代社会主义企业家身上必须体现精神文明
厉以宁(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主任)
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进行所有制改革，建立新型的公有制企业。谁来领导这些企业，需要一大批社会主义企业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这是一大批社会主义企业家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企业家不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是在市场竞争环境中拼搏出来的。社会主义企业家身上必须体现精神文明，要树立四种观念：一是创新的观念，要有胆量、有眼光，能够看准什么新产品畅销，要不断考虑推出新产品；二是平等的观念，要破除等级观念，因为企业家面临市场，在市场竞争中往往要机会均等，企业家天生是和平均主义作对的；三是效益观念，要讲时效。企业家实际上24小时都在工作，因为市场不等人，机会不等人；四是开放观念，企业家的视野和活动范围是一个没有封闭体可以限制住的，需要多方吸收外界的信息，必须在开放的条件下才能显示他的才能。
东方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是家族观念、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观念，西方的价值观是个人主义。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建立自己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体系。这就提出：第一，劳动者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结合;第二，全体劳动者利益和部分劳动者利益的结合;第三，个人创新精神和集体意识的结合，树立对商品经济的一些新的价值观念和新的看法。这四部分内容，将形成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伦理观念，既有我们社会主义的特点，又体现商品经济的特点。这个任务远不是我们这一代能完成的，这将留给下一代去完成。现在的青年有很多打算，我们应该是纵向横向相结合思考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对中国起促进作用。
紧紧围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研究精神文明建设问题
贾春风(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
研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能离开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经商品经济这个基本点、基本实践。
我们都会感觉到，与经济搞活相伴随的是一种议论纷纷、众说纷纭的现象。仔细观察这种议论、意见、评价，常常是围绕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展开的，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化，这是空前的、极为深刻的、波及和激荡着社会各个方面的大变革.在这个过程中，新旧经济体制的转换，经济关系、经济利益的调整，经济格局、经济生活的变动，怎能不引起人们的多种思考和议论呢？有的同志称目前为"社会观念演变的活跃期"，是的，人们的思想观念、心理状态、价值标准、思维方式中那些长期处于稳定状态的东西，正在涌动着、跳跃着变化，许多新的观念在萌生、发展。观念变革是整个社会变革的一个特定的组成部分。而今天观念变革的根，或者说观念变革的深厚的社会根源，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不正是社会经济生活中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吗 ? 在新的形势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就必须分析新的变动着的社会经济条件，研究探讨在社会经济关系、经济生活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有效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形势和具体途径，摸出新的规律来。这就要研究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环境里，怎样去把握人们的思想、情绪、观念、追求的变化，协调人们的利益关系，激发人们历史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催人奋进，积极向上。
改革、开放不仅活跃繁荣了经济，而且促进了精神文明建设，给人们的精神世界也带来了积极的变化。今年以来，报刊上已有一些文章开始从人们视野的拓展、创新精神的发扬，对教育和科技的重视、对知识的追求、长期存在的小农意识和不思进取的精神状态的变化等等方面来具体的分析了这个问题，有事实有说服力地说明了并不是什么物质文明上去了，精神文明下来了。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一些文章中，对实际存在的消极现象和种种问题进行了分析或研究,科学地分析这些消极现象发生的社会原因，的确是一个重要问题。实际生活告诉我们，以权谋私、关系网等不正之风是封建主义残余，是自给自足的小商品经济的产物。这些现象的存在也反映了我们体制上的弊端、漏洞。因此，改革的过程也是同以权谋私、关系网等不正之风作斗争的过程。
精神文明建设要适应改革要求
邢魁山(共青团中央研究室主任)
近年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应该充分肯定。同时，人们也感到，精神文明建设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还有一些不协调之处，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软摩擦"。其突出表现是，有人往往用过时的道德标准去评价今天的经济行为，已致使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措施过多地受到来自道德方面的指责。这是当前值得重视和解决的一个问题。
实行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一场深刻的政治变革。它要冲破生产关系上的某些僵化模式，也要冲破旧的传统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它将带来人民劳动积极性创造性的极大发挥，带来社会经济效益的大幅度提高。对于改革的政策、措施，不能仅仅看它是否符合某项道德原则，更要看它能否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能否给社会带来经济效益。凡是有利于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措施、政策，就应当坚持。改革也绝不会是"十全十美"的，它也会带来一些问题，甚至会损失掉传统社会中某些"美好"的东西。但是，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因为改革会带来一些问题而否定改革的必要性。古人说，"吝少失多，廉贾不处，溺近迷远，中人所非"，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从历史上看，中国是一个重伦理的社会，任何事情都被视为道德问题，任何事情都由道德来决定取舍。这种"伦理中心"原则同现代化事业的要求是大相迳庭的。须知，美好的道德观有可能是反动的经济观。比如平均主义，作为一种道德理想是十分美好的。但如果把平均主义作为经济原则，以此去制定经济政策，那就大错特错了。 "大锅饭"、"铁饭碗"一套做法，最终导致了人们劳动积极性的降低和社会经济活力的丧失，大家都是记忆犹新的。
赵紫阳总理曾指出，要为改革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最近胡启立同志又指出，精神文明建设要为新生产力鸣锣开道，要促进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这都值很值得我们思考，并相应的改进我们的工作。
物质文明中包含着精神文明
胡平(北京社会科学院哲学室研究人员)
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这种概念的区分容易造成一种误解，因为物质文明总是包含着精神文明在内的。当你看到高楼大厦的时候，你难道不能看到人民的勤劳精神;当你注射青霉素疫苗时，你难道不能感受到医生和科学家那种献身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感。这里所说的物质不是山川河流等自然物质，而是人化了的物质，物质文明是精神变物质变出来的。一个国家物质文明很发达，精神文明一塌糊涂是不可能的。物质文明的发达本身就包含着人类可贵可贵的精神因素，包含着一种进取的精神、一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种探求的精神，没有这些，物质文明不可能发展。如果说，某国物质文明很发达，精神文明不发达，只能说在某些方面不好。
"两个文明一起抓"的口号是否科学
甘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人员)
两个文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一起抓这样一个口号是否科学，需要加以认真的研究。这个口号常常造成人们的一种误解，即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精神文明应该同时上去，事实恰恰相反。现代化运动过程要求道德相对放松，意识形态相对放松，这样才能有经济上的增长。回顾十一届中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经过了一个意识形态相对放松的过程。当然，精神文明、物质文明都要，并保持二者的融洽和谐是最理想的状态，但事实上不可能。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旧的社会结构，组织必然瓦解，人的整个价值观念要发生变化，现代化必然带来一系列毛病，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我们们必须认清的。
中国青年报 1986年8月28日
“青年*改革*精神文明’研讨会”发言摘要（下）
编者按：本专栏8月14日发表了“青年*改革*精神文明’研讨会”上部分发言摘要。应读者要求，本期再选登一些。我们也欢迎读者就精神文明建设、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青年在改革与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等问题写稿。来稿请迳寄本专栏收。
应当*失当*正当
——从实际出发进行理想道德教育
王润生（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
不是有德就是缺德，不是善就是恶，不是崇高就是卑鄙，不是大公无私就是自私自利。这是人们在道德评价上习以为常的二分法。在理论上，二分法的后果是将道德理想和现实道德规范混为一谈，把人们的行为或品质分为两个层次：失当和应当，不许和赞许，戒律和劝谕。这种二分法忽略了道德生活中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正当-（为人们所默认，既不崇高也不卑鄙）的行为或品质。我们所说的道德规范主要是指属失当和正当层次的规范。
传统道德生活的一个失误在于：常用本属应当层次的规范来判断评价对象的正当与否。比如，把无私看作美德，有私心就成了缺德，其后果把个人的正当权利，剥夺了。相应的另一个失误在于，常用本属正当层次的规范来判断评价对象的应当与否。譬如一旦为钱正名，认定拼命挣钱没什么不好的，于是就把挣钱看做光荣的事了，“钱越多越光荣”，其后果是取消道德理想。两种失误均源于一个公式：不是有德就是缺德，不是缺德就是有德。三分法在实践上恰恰要说明这样一个界限：不缺德不一定有德，无德也不一定缺德。道德评价应该是三维的，对不当的要惩戒，对正当的要默许，对应当的要赞美。
“应当”是需要提倡的。任何时代都有自己的道德理想，它反映了人们对理想人和理想社会关系的渴望。就其内容来说，道德理想大都带有无私和完善的色彩，主要指向是品质的向善。就其实践特征来说，主要依靠个人自觉和良好的力量得以存在。
道德政治化的含义是用制度、政策、行政手段的力量来保证道德理想目标的实现。而这种政治手段归根结底是一种奖惩手段，因此，导致两个后果。第一，造成目的的异化，用奖惩手段来鼓励人们无私，给那些不讲名利的人更多的名和利，其结果一方面鼓励了人的名利动机，一方面造成了一些人为了获奖而做出无私的样子，不仅没有带来品质纯净的效果，反而成就了虚伪，鼓励了伪君子。第二，由于违背人的行为的普遍定势而造成活力的丧失。本来大多数人关心自己的利益，如果在理论上政治上不给他实现个人利益的理由和机会，其结果是消极怠工，抹杀了个人工作的潜力和创造力。干多干少，宁可少干；干好干坏，宁可不干。这种状态最终有害于社会发展。
重视两个文明建设的阶段性
张伦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
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几个历史矛盾课题的交织情况下，在古老的土地上开展的深刻革命。中国的改革面临三大历史课课题：一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再认识与再创造；三是古老中国的现代化。这几个大历史课题高重叠高复合地集中在这块土地上，使我们的改革具有艰巨性、复杂性，冲突的激烈性也是人类历史上少见的。应当教育青年，不要对改革进展的速度期望过高，期望过高就容易失望。
由于矛盾重叠和历史的困境，精神文明建设也存在一个历史性和现实性的问题。精神文明是什么和怎样建设是两个问题，因此，在建设精神文明问题上不要提的过高，把共产主义理想规范中的东西搬到现实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毕竟生活在现实中。从现实讲，精神文明的核心目标是建立一个合理的与有计划商品经济相适应的价值体系。从历史上讲，精神文明应围绕一个贯穿时代的课题，即民主与科学。
通过精神文明的历史性、现实性问题来看待青年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有几个问题需要科学的分析。如：关于信仰危机问题，我认为这种危机是世界性的。国际共运面临的共同问题是怎样重新认识对马列主义的教条主义，将马列主义的生命力解放出来的问题。当今世界环境和条件发生了变化，全世界都在等待着新思想，要用新的眼光看世界看人类。马克思主义也面临着创造和发展。青年人首先敏锐地感觉到这些问题。又如：“代沟”问题。我认为代沟的存在是件好事，没有“代沟”，在一定意义上就没有中国的未来。“代沟”是社会的历史的巨变造成的。古代封建社会进程缓慢，“代沟”问题没有现在感受深切，现代社会变化剧烈，一个时代政治历史变化后，在文化上形成新的断裂，必然形成“代沟”，这是好事情，如果青年完全按老的文化模式和社会规范来生活，那社会就谈不上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讲，建议我们时代精神文明的历史任务，要由青年来完成，我们应当提倡一种宽容的理解的态度，有利于青年的成长。
对传统文化改造的艰巨性
孙立平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之所以根深蒂固，历久而不衰，除了产生这种文化的社会结构没有被超越的原因之外，从文化本身来看，与这样三个特点有关：
第一，这种文化本身并不仅仅作为一种观念而存在，而且外化为一种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因而具有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神圣性，不许怀疑，不许改变。
第二，这种文化又内化到人的心理结构的深处，成为人格结构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又被全盘道德化了，对其背离都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而遵循这种文化被认为是道德的。对传统文化的任何挑战，都会被在伦理上置于劣势地位。
第三，中华民族固有的极强的个性。中国文化自古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形成的，具有极强的个性。犹如一个在孤独环境下成长的孩子，会形成很强的个性一样。而一种文化的个性愈强，与其他文化愈格格不入，越难理解其他文化，也很难借其他文化的因素对自己进行改造。而中国文化在古代文化的辉煌成果基础上造成的虚荣心，以及由近代史的耻辱所形成的仇外心理，更加强了与外部文化的隔膜。
因此，对中国文化的改造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既需要体制改革与观念变革相搭配，更需要对外开放的环境。更进一步说，如果不消除对自己文化的虚荣心，不打掉罩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上的道德灵光，这个任务是难以实现的。
针对民族弱点建设精神文明
王绍光 （美国康奈尔大学政治系博士研究生）
我们当前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反思：一方面我们必须重新认识过去三十年所谓的“社会主义实践”，我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模式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来一番反思。一个民族善不善于反思自己的文化，直接关系到这个民族能否进步，能否跟上世界潮流。美国有人写过一本《丑陋的美国人》，讽刺美国人那种狂妄自大，好为人师的性格；日本有人写过一本《丑陋的日本人》，用强烈对比的方法，把日本人行为模式中的种种毛病一一挑出，然后进行无情地鞭笞。现在该轮到中国人写《丑陋的中国人》了。最近“新儒家”的行情看涨，通过新儒家代表人物提出“弘扬中国传统模文化”的口号，人们隐隐约约听出一种危险的民族自大心理：“民主嘛？那是古已有之的”，“精神文明嘛？老祖宗是我们的楷模”……对此不应听之任之。
传统文化中的坏东西很多，这里只谈一个方面。梁漱溟讲中国传统文化以团体本位，西方文化则以个人本位。咋一看来，这个论断似乎不错。中国人也的确喜欢群居，即使流落到天涯海角，他们也要在那儿建立唐人街，在异国他乡再现一个小小的“中国”。然而，我们同时也要看到中国人之间最难搞协调，“窝里反”是中国人的一大特色。看看小说《夜与昼》当会对此稍有认识。如果说中国人讲团体本位，为什么中国人总难联合在一起呢？大家都承认一个中国人可以对付一个日本人，三个中国人则不能对付三个日本人，既然如此，我们有什么资格说我们的文化是团体本位呢？
一个社会由成千上万的人组成，这些人由无形的线串联在一起。这种无形的线就是文化。中国的社会网络是由情感线串联起来的，而西方的社会网络是由责任线串联起来。在中国，售货员可能对大多数顾客冷若冰霜，而一转脸对一个熟人笑脸相迎。为什么呢？他与大多数人之间没有责任线，而与熟人有感情线相连。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开后门、任人唯亲是感情线起作用的例子，服务态度生硬、窝里反是感情线缺乏的例子。在西方，人们奉行个人主义；不管是政府也好，家长也好，其他任何人也好，你不能非法侵犯我的权利。但是，既然我在社会中扮演一个角色，我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与我有关系的人负责，哪怕这个人是我不认得的人。我们经常批判西方的个人主义，又盛赞人家的服务质量好，效率高。殊不知两者之间不仅不是相互排斥的，而且是互为因果的。
青年思想界面临着文明素质再造
曹锡仁 （西北政法学院）
近年来，思想界一大批青年同志脱颖而出，他们活跃在经济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各个学科领域，站在改革的前列，有思想、有胆识、有远见，发挥着巨大的前驱作用。新一代的价值，不仅在于一大批优秀个体的涌现和成长，还将愈来愈大地影响着整个民族的命运，对现代化进程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但是，几年的实践，同时又使人们感到，在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身上，又总是发现传统文化落后因素的影子，从而限制着一批优秀分子的成长，这是令人焦虑的。
一个突出的现象是，思想上的开放要求和主张与行为上的封闭方式相矛盾。人们常常看到，这些人所写的文章和所讲的言论中，有一种开放的强烈要求，认为它是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方式；但是，人们同时又看到，这些人又常常自立山头（应与正常的文化沙龙相区别），搞自我中心，而与别的“圈子”又互相排斥。显然，这种基于传统小生产私有观念的文化因素使他们在实践上言行分离，从而不仅限约了自身的成长，而且导致进步的力量的内耗，给改革和现代化事业带来损失。
我们不仅要改造世界，而且的确也存在着一个“自我”的现代化问题。不能设想，一个在行为和心理上受制于传统文化落后因素影响的人，是能够在实际上给人们和社会更多的现代文明的东西的。
(本作者说明：从报纸截图誊录到本文字稿，有劳杜先生帮忙，特此感谢)
[1] 最近于网上读到据讲是传自赵紫阳先生儿子赵二军的一些关于富强胡同六号的信息照片，谈及富强胡同六号面临被拆迁的事情。香港也有类似消息报道传出，法广也有相关报道。从官方的逻辑讲，拆除这样一个承载历史记忆的建筑，与这些年对八十年代的记忆的抹杀是一脉相承的，不让人感到意外。“中共庆百年之际 前总书记赵紫阳故居搬迁引关注”，2021年6月25. https://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10625-%E4%B8%AD%E5%85%B1%E5%BA%86%E7%99%BE%E5%B9%B4%E4%B9%8B%E9%99%85-%E5%89%8D%E6%80%BB%E4%B9%A6%E8%AE%B0%E8%B5%B5%E7%B4%AB%E9%98%B3%E6%95%85%E5%B1%85%E6%90%AC%E8%BF%81%E5%BC%95%E5%85%B3%E6%B3%A8
[2] 参见 张显扬：“三宽”是一篇大文章——怀念朱厚泽先生“， （成稿于2010年5月14日，21日发表于同仁交流活页《往事》，并载《五柳村》网站）
[3] 盛平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 ， 1986年5月，下册，p，1212页，1987年1月16。转引自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2，p, 504。
[4] 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
[5] “邓小平虽然让胡耀邦知道他正在考虑退休，但他不想让别人催他退休。他要按自己的步调行事。……邓小平后来对杨尚昆说：“我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这个错误就是看错了胡耀邦。”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2，p, 502。
[6] “采访刊登出来后，邓小平让乔石转达了他对胡耀邦的不快。他对乔石说，胡耀邦是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开明的领导人“。见傅高义“邓小平时代”，页502。这种邓对胡耀邦要“树立自己形象“的猜忌似乎已由来已久，参见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载 « 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四期。
[7] “1986年北戴河会议后，关于“十三大”的人事安排也听到一些传闻。年尾的中顾委支部会上，就有对耀邦说长道短乃至攻击的言辞了，如“搞青红帮”之类 (用共青团和红卫兵)。1987年1月“生活会”之变 ( 会上强加给他不少不实之词并迫使他下台)，我并不感到意外“。见李锐文。
[8] 台湾“联合报”1999年1月7日-1999年1月8日专访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