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国家：建构一个国家形成的政治理论 （上）
Language and State: A Study of State 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编辑说明：国家形成及演进的问题，一直是政治哲学与政治学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从古迄今存续着各种假设解说。本文作者认为语言作为一种媒介是国家形成与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尽管在其论述中，对语言与媒介、作为一般意义上讲的语言与历史与现实中、具体政治框架下某一特定语言的关系、语言对国家的形成及国家对语言的形成之间的互动、在本文中使用的国家的概念的含义等种种问题，似乎还有诸多地方有待作者进一步厘清界定说明，其努力构建的理论最终是否成立也需讨论，但我们还是肯定作者的探索的勇气与努力，故决定尊重作者不做改动刊发此文。因为毕竟，就语言与国家权力关系这类问题，虽学界已多有探讨，但在一个全球化、信息技术急剧发展，各种语言的消失或更新、语言版图变动加速的时代，这些依然都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与空间，也希望借此引发人们的更多思考与关注）。
内容提要：人类是使用语言的动物。但是，人类并非总是以一种一成不变的方式使用语言。由于人类使用语言进行通讯时也要使用媒介，人类不断地创造、开发和利用媒介。媒介改变人类使用语言的方法。但是，不管人类采用何种媒介为他们的语言通讯提供支持，他们总是在媒介的帮助下延长了语言通讯的距离。人类在越来越广大的空间进行社会交往，包括交流感情和思想以及交换商品。人类形成更大规模共同体。人类形成文明社会和组建规模庞大的国家。规模很小的原始社会逐渐解体。于是，我们看到，人与语言的互动、语言与媒介的互动以及媒介与人的互动深刻地影响了人类文明社会和国家的形成。人类甚至在语言和媒介的帮助下组织和建设国家。
关键词：语言、媒介、国家、时间、空间
序言
如果我们坚持认为建构一个系统的和完整的国家理论需要首先以建构一个有关国家形成（或国家起源）的系统的和完整的发生学理论为基础，我本人冒昧地提出这样一个看法：过去的哲学家创立的所有有关国家形成的理论未能在一切可能的方面阐明国家的形成，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现存的国家理论内并没有哪个理论已成为人们公认的系统的和完整的国家理论。过去的哲学家仅仅在某个方面描述了国家的形成。他们的观点或理论仍属片面或不足。鉴于国家形成的特点在不同历史时期有差别以及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国家的形成也有不同特点，以前的有关国家形成的理论仅仅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人类历史上有案可查的所有国家中的一部分国家的形成。意图在于解释国家形成的各个理论往往仅仅适用于解释世界上某个地区的国家的形成或人类历史上某个时期的国家的形成。如果我们假定尽管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区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形式而所有国家还有一个同样的本质的话，过去的哲学家提供的有关国家形成的观点和理论往往因为其具有片面性甚或局限性而互相抵触。认可一种国家形成的理论往往就使我们无法再同时认可另一种有关国家形成的理论。似乎人们难以提出一个内部能够自洽的多面向的国家理论，即综合性的、系统的国家理论。其结果是，任何一种国家形成的理论往往难以成为学者们创建一个系统的和完整的国家理论的基础，更不要说宏大的和总体的国家理论了。
历史上，政治学家让∙博丹（Jean Bodin）和法学家亨利∙梅因（Henry Maine）将国家的形成归因于很久以前一个家族或部落的长期成长和演化。他们似乎暗示，人类自母系社会或父系社会的长期演化和扩张再经过原初由血缘关系主宰人际关系的群体（如一个家族）的成长和扩张才形成国家。[1]但是，由于群体内部的血缘关系可能发生变化，这样的观点或理论似乎不能确切地解释现代社会里许多国家的形成。例如，历史上的一部分北方凯尔特人、日耳曼人和其他欧洲族类曾迁移到今日英格兰混居而后形成新居民群体。这些人后来建立各类王国。后来经过兼并形成联合王国。人们似乎无法合乎逻辑地说今日英格兰的居民原本来自同一个家族或部落。博丹和梅因的观点似乎并不贴切。他们的观点也无法解释一些移民国家的形成。比如，这样的理论显然无法解释欧洲移民共建的美国的形成。他们的解释总是一种孤立的论点，无法成为学者们创立一种系统的国家理论的可靠依据。学者们难以利用这样的观点创立一个系统的或综合性的国家理论或政治理论。
同样，包括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内的一些哲学家争辩说，人们通过使用武力建立国家。人们因为一部分人征服另外一部分人而建立国家。他们坚持认为，征服者和其继承人就是国家的统治者。[2]还有包括弗朗兹∙奥本海默（Franz Oppenheimer）在内的一些学者也持类似观点。他们声称，游牧民族经常征服农耕民族而建立国家。国家就是一个胜利的群体打败另一个溃败的群体后建立的组织。[3]这个理论无法解释有时人们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国家。我们能否认为十九世纪近代意大利或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诞生的起因是征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人在世界各地建立的殖民帝国解体。当地的人民在自愿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国家。例如，在南亚次大陆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立国都属于这类情况。虽然休谟的政治哲学值得我们仔细研究，我们迄今为止也很难看到任何一位政治理论家能根据他的政治哲学而创造一个系统的或综合性的国家理论。
包括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和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在内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国家起源于冲突或战争。他们提出的论点是，防御外敌的入侵迫使分散居住的人联合起来而逐渐形成国家或者战争迫使一个民族强化国家建设，包括加强政府的建设。[4]还有包括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在内的一些政治学家也持类似观点。如蒂利断言，“战争铸造国家，国家进行战争。”[5]但是，这个理论似乎无法解释和平时期的国家形成。我们能否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熄灭以后犹太民族在中东地区建立以色列国是因为犹太人经历现时的战争而及时立国？我们怎样解释二次大战后非洲人民在非殖民化过程中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是否有学者已经根据国家起源于冲突或战争的理论或观点创立了系统的或综合性的国家理论？
罗伯特∙卡内罗（Robert L. Carneiro）是一位当代美国学者。他从地区的地理特征解释国家的起源或形成。他声称被沙漠、海岸或山峦等诸多地形特征阻挡而无法逃离统治者的统治的人民被迫服从统治者的统治。而各个地区的统治者又互相竞争导致其中某个统治者胜出而建立国家。[6]可是，这个理论似乎无法解释没有有关的地理特征的国家的形成。我们是否能假定加拿大或澳大利亚是因为这样的地理特征而形成独立的国家？我们能否仅仅根据一个国家的地理特征而提出一个综合性的国家理论？
卡尔∙威特福格尔（Karl August Wittfogel）认为东方的农业国家起源于水利工程和灌溉系统。他争辩说，农业社会里水利灌溉的需要迫使农夫服从于建立水利工程和灌溉系统的组织者，结果出现一个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于是，形成国家。[7]但是，即使我们认为这样的理论并非完全没有一点道理，这个理论似乎也仅能解释一部分东方国家的起源。例如，人们怎样解释不从事于水稻种植的农业地区的国家的形成？人们怎样解释欧洲地区的国家的形成？人们怎样解释草原地区国家的形成？他的论点具有洞见，但是，却不足以建立一个能有效说明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所有时期的国家的最初形成的完整理论。
同样，一些学者认为国家起源于社会契约。他们表示，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让∙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提出的社会契约理论能解释国家的起源。[8]不过，这个理论无法解释前现代时期专制国家的形成的方方面面。例如，那个时代统治者往往建立一种奴隶制或封建制国家。他们用专制的方式统治人民。如果国家实行奴隶制，甚至还建立民主制，但是，对奴隶仍然实行专制。如果国家实行封建制度，虽然贵族内部有时签订私人契约，通常那个时代并无普遍的社会契约。当然，统治者可能寻求统治的合法性。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可能在一段时期内形成一种心照不宣的约定，或者人们偶然看见贵族联合起来迫使国王签订契约，但这不是常态。如果用一个宽泛的概念定义国家，我们也不能将政府的形成等同于国家的形成。如果这个判断合理，社会契约论也无法成为学者们建构一个系统的和完整的国家理论的哲学基础。
所有这些理论仅仅从某个视角解释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某些特点，但无法说明所有可能的特点，而且这些理论往往互相抵触，无法互相支持。研究时，研究人员采用某些理论就必须放弃其他一些理论或观点。哲学家们提出各种国家形成的理论，但是学者们没能在此基础上提出能够在所有方面解释国家的综合性的和系统的国家理论。国家形成的理论远多于国家理论。他们没能提出建立国家、组织和建设国家的一个综合性的和系统的国家理论。于是，没有一个准确地解释国家形成的理论，人们就无法建构一个综合性的、完整的、系统的和完备的国家理论。如果我们认为国家理论不能完全等同于政治理论而且建立国家理论要先于建立政治理论，我们迫切需要在更大的学术研究范围内思考怎样建立一个国家的理论。而且研究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国家形成的理论互相抵触或冲突，这往往说明有关的理论具有片面性。我们能否提出一个观点或理论，来解释历史上所有国家的形成？我们能否在所有可能的方面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理论，来解释各种各样的国家的形成？我的一个总看法是，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无法建立一个完善的国家理论，因为国家是一个整体。于是，建构一个完善的基础政治理论也很困难。
我的推理是，经验告诉我们，从某个意义上说，所有不同类型和历史时期的国家都有某种共性。否则，它们就无法被一概称为国家。本作者认为，国家是个组织，是个大共同体。它有其人民，一片领土和一个政府。这是一个常识。例如，约翰∙布隆奇利（Johan Kaspar Bluntschli）认为，“在每个国家里，人们联合起来”而且“为了国家的存续必须保有人民与土地之间的永久关联。”[9]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国家是一个强制性的政治组织，“它成功地保有合法使用强制力维护其秩序的垄断权力”[10] 还有更多的学者提出他们有关国家的观点或理论。他们不会否认所有国家都有某个共同的特点。学者需要找到一个方法来成功地解释所有国家的形成，以便于为建立一个综合性的或系统的国家理论铺平道路。鉴于彼此互相冲突和否定的那些国家形成的理论已长时期并存并且成为学者们建构一个综合性的和系统的国家理论的一个统一的理论基础的障碍，我们需要寻找一个突破口，来解释所有国家的形成并进而为创造一个综合性的和系统的国家理论创造条件。
本作者认为，存在这样一个突破口。这就是一个最原始的基本推理。这个推理是，原始社会的部落是个人类共同居住而合并组成的小共同体，而文明社会的国家是个人类群共同居住而合并组成的大共同体。尽管人类学家的研究表明，在部落解体到国家形成之间曾经存在过酋邦这样的过渡的共同体形式，情况在世界各地并不一样。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部落和国家曾经长期并存。在那里，我们看不到酋邦。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了解共同体扩大的原因。我们需要研究人类共同体怎样逐渐扩大了人口规模和领土范围。在这方面，本作者研究了人类与语言的关系。本作者发现，研究人与语言的关系是解释共同体成长的关键。本作者特别发现，自从人类开始使用语言以来，他们开发和利用各类媒介。使用媒介的人延伸了通讯的距离。然后，越来越多的提供信息、传播知识和交换思想的人逐渐拥有一个共同持有的社会传统观念，有了共同的历史记忆，坚持一种共同的价值观或宗教信仰。他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互相合作并且共同保卫他们的家园。他们联合起来并组成国家。同时，原来的部落逐渐消失，因为人们不再单纯地依靠亲属关系建立社会。这样，本作者相信，人类社会的演化经历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我的看法是，在人类社会的长期演化过程中，较大规模共同体逐渐取代较小规模共同体，结果，因使用语言而形成的国家取代因亲属关系而维系的部落。语言是解释部落的解体和国家的形成的关键。于是，本作者希望找到一个方法来解释人类怎样组成、组织和建设国家。本作者希望从语言的视角论述人类怎样组成和建设国家，而不是仅仅论述国家的起源。这样的论述应该有可能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因此，它有可能使国家的所有方面理论化。当然，这样的解释也有可能使政治生活的所有方面理论化。如果说以前的学者创造的国家理论或政治理论尚无法做到国家的所有方面或政治的所有方面理论化，语言的视角有可能最终避免以往人们建构社会学或政治学系统理论时经常得出一个片面的看法的结局。这可能帮助我们思考建构一个综合性的和系统的国家理论。下面就是本人提出的部分主要观点。
一、文字、书写材料、文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自从人类开始使用语言以来，他们就已经开启一个其原始共同体――部落――缓慢解体的过程。当他们发明文字的时候，他们渐渐地进入了文明社会。然后，人们在形成文明社会基础上建立国家。自那以后，每个个体均隶属于世界上的某个国家。[11]文字毕竟构成形成国家的一个物质条件。那意味着，探索仅仅从使用口语通讯开始发展到再添加使用书面语通讯的演化过程能提供一个突破口，让我们解释国家的形成并进而描述国家的建构。那就是说，如果人类仅仅使用口语通讯，他们就不可能成立国家，或即使成立国家也不可能维系国家的长期存续。在原始社会里，人类已经开始进行语言通讯，但仅仅使用口语进行通讯。因人口增加而扩大部落的规模总有一个限度。正如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在一百多年前研究北美洲当地部落社会时指出的，一个部落扩大到一定程度会分裂为几个较小规模的部落。[12]原因是无论是否是在未使用书面语进行通讯的情况下人口增加后血缘关系淡化让亲属关系无法再像以前一样在共同体的形成中发挥有效的将所有人维系在一起的作用。那就是说，当时人们仅仅使用口语进行通讯。口语通讯主要依靠人链式语言通讯来延伸通讯的距离。本作者所谓的“人链式语言通讯”指第一个人传递信息给第二个人以后第二个人再传递同样的信息给第三个人且以此类推的那种通讯。但是，有效的人链式语言通讯的抵达范围是有限的。在这样的通讯过程中，人们会在中途丢失或改变一部分传递的信息。人们很难查明最初提供这些信息的人士的身份。于是，人们怀疑传递的信息的真实性。这种情况减损了传递信息的通讯的有效性。因此，人链式语言通讯无法按照预期在成长的共同体内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口语通讯超过一定的限度以后就不再总是发挥建构共同体的有效作用。
具体而言，在原始社会里，所有人都说一种方言。不同的部落之间没有统一的语言。于是，部落总是相对较小的共同体。根据一些人类学家的研究，一个部落拥有的人口平均数千人。[13]在北美洲发现的最大部落的人口超过20,000人。恩格斯提到，美洲部落的平均规模在2,000人以下，而切诺基的人口有26,000人。该部落是美国印第安人最大规模的部落。[14]自从国家诞生以来，人类建立更大规模共同体。从古代到中世纪，人类建立的最小规模国家是城邦国家。根据恩格斯的研究，雅典城邦国家有公民9万人和超过36万人的奴隶。[15]如果用一个宽泛的概念定义中等规模的国家的话，本作者将中世纪的若干王国视为中等规模的领土国家。根据人口学家的一项研究，欧洲中世纪的一个王国的人口可能超过100万人。人们估计中世纪鼎盛时期的英格兰拥有人口约370万人。[16]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人类建立的最大国家的形式是帝国。英帝国的居民曾经达到5亿人。[17]在现代，民族国家兴起，取代了城邦国家、王国形式的领土国家和帝国。今日联合王国的人口约6,400万人。像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大型民族国家的人口均超过10亿人。不管一个人类共同体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任何一个部落的规模都无法再与一个国家的规模相比。
在那些大型民族国家内，我们看见一个新现象：国家形成后，人们可能说一种方言。不同地区的居民说不同的方言。但是，每个国家内通常人们使用一种统一的书面语言。正如卢梭早年所看见的，在不同地区方言倾向于发生变化，而书面语言倾向于将其同化和合并。[18]因此，我们今天发现，在一个国家内人们能容忍多种方言并存，但他们经常无法容忍多种书面语言并存。方言暂时不会对国家的统一构成威胁，但不同的文字会构成这样的威胁。为了维持国家的统一，国家鼓励人们使用相同的文字。即使国家能容忍方言的存在，国家也经常鼓励人们使用一种通用的语言，如国语、普通话或官方语言。这表明，语言的特征影响国家的形成，并且也可能是国家形成的一个基础条件。文字是国家形成的一个基础性的物质条件。
从包括费迪南∙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在内的一些语言学家的观点看，“语言和书写的文字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符号系统；第二个仅仅是为了代表第一个的唯一目的而存在。”[19]本作者的个人看法是，书面语言是口语的媒介。为了延长语言通讯的距离或者提高在大范围内进行的口语通讯的效率，人类发明了文字。这些文字构成所谓的书面语言。结果，在某种意义上说，推广一种书面语言就是建设国家。一个例子是，在终结战国时期（公元前475-221年）的公元前221年经过征服的战争而实现中国统一后，秦始皇帝发布书同文和车同轨的命令。他的命令代表在尚无统一的书面语言的背景下他本人建构国家的一次努力。这段历史表明，书面语言能令更多的人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持久的通讯。统治者发布命令时使用语言。由于需要将命令传输到各个不同地方，经常通过书面语言传输命令。书面语言不仅能使更多人在更大范围内传递信息和传播观念和信仰并从事商品交换，也能帮助统治者治理国家。成千上万的使用书面语言的人组成一个国家，部落则最终解体。书面语言是人类延长语言通讯的距离和在更大范围内加深彼此互动的一个手段。书面语言也是人类与自然界的一种互动。
易言之，使用书面语言需要使用一种自然界特别提供的材料做媒介。书面语与口语的差别在于，书面语使用一种可视的材料做媒介，而口语使用一种不可视物质做媒介。口语通讯使用的声觉符号实现的通讯过程是稍瞬即逝的，而书面语通讯创造的视觉符号实现的通讯过程是持续不断的。空气令声波震动在人类感知物质世界的触及范围限定的空间内移动，而可视材料让书面语言在人类感知能力触及的范围以外大规模地无限扩张。在口语通讯过程中，人类自己就是媒介，因为他们从事人链式语言通讯，而在书面语通讯过程中，特定的材料替代了人。大规模地采用自然界提供的可视材料媒介延长了语言通讯的时间和扩大了语言通讯的空间。
正如中国的古典史书《史记》所记载的，刚刚统一了中国的秦始皇帝东巡郡县。他下令手下人在各个名山山顶上竖立一系列石碑，镌刻碑文，宣布和展示其功业。[20]还有一个被史书记载的事件。虽然这个事件并非统治者用石头作媒介宣布自己的统治和权威，人们也会通过石头构成的媒介宣扬统治者的事迹。这就是，盖乌斯∙凯撒在小亚细亚的丽米拉（Limyra） 死去后，人们在他的死亡之地为他竖立了一座纪念碑（kenotaphion）。这个大约30米长的纪念碑文是缩略版本，描述盖乌斯在罗马帝国东线为其战斗的最值得纪念的事迹。[21]
在古代的北非、西亚和南欧，人们的书写材料是埃及尼罗河流域生产的莎草纸。在古希腊，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这样的学者都用莎草纸写作。考古学家在西亚和南欧的多次发掘和其后进行的研究显示，莎草纸是古代最受欢迎的书写材料。在古罗马，将军们在横跨非洲、亚洲和欧洲的广袤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巨型帝国。他们建筑了通向四面八方的马路，留下所谓“条条道路通罗马”的名言。这些马路不仅仅用来迅速地调动军队，而且也用来进行每日的通讯。后来，到公元五世纪前后，不断壮大的阿拉伯军队切断了莎草纸的供给，罗马人将那些马路弃之不用，这导致罗马帝国的解体。针对这个历史典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评论说：“在每一种意义上说，罗马的马路是一个纸的道路。”[22]莎草纸是书面语通讯的媒介。书面语言支撑罗马帝国的统一。
当然，人类会使用更多的媒介来进行书面语通讯。而就书面语通讯使用的媒介而言，迄今为止，人类已至少开发三种类型的媒介。首先，人类利用一些地质材料做通讯的媒介，如石头和金属材料。在古代，人类曾经利用泥板（clay tablet）做通讯材料。泥板也是地质材料。第二，人类曾经利用来自动物身体上的材料做通讯的媒介，包括甲骨、象牙、丝绸、牛皮纸和羊皮纸等。第三，人类广泛使用来自植物躯干的材料做通讯的媒介。古代人曾经广泛使用木片、竹片（竹简）、莎草纸和纸做通讯的媒介。在现代，纸张仍是最流行的书面语通讯媒介。
总之，这些材料在国家的成长中发挥某种作用，但是，它们通常不在部落的成长中发挥任何作用。例如，原始人可能利用石头当武器或者用石头建造他们的栖身之所。但是，文明社会里的人类将石头当作语言通讯的媒介。在古代，人们将法律、法令和宗教经文镌刻在石头上。石头因此在人类文明进步过程中发挥某种作用。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人们将大量的法律和法令镌刻在石头上。在古中国的商代，统治者在甲骨上刻字，进行书面语通讯，以便将统治者的活动解释为神意。这样的活动直接或间接地与国家的建设有关。大卫∙凯特利（David N. Keightley）因此特别强调：“这些骨头上的记录因而并非单纯的被丢弃的祭司档案。它们是神权政府最高级别的决策、化身、再保证和通讯的政教记录。”[23]
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A. Innis）是一位加拿大历史学家。他一度提出这样的观点：在古代或中世纪，当人们利用石头、泥板和羊皮纸进行书面语通讯时，他们建立小国，但是这些小国存续很长一段时间。中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就是这类小国。例如，历史上欧洲的教会参与的活动可能涉及社会的或国家的组织。教会利用羊皮纸进行书面语通讯支撑小国存续很长一段时期。与此相对照的是，当人们利用纸张进行书面语通讯时，他们建立大规模行政体系主导的国家，占据很大一片土地，但是，国家的寿命较短。在古埃及和古罗马使用莎草纸进行书面语通讯的人和在古中国使用纸张进行书面语通讯的人都曾经建立大国，但是，国家的寿命短。如果人们既能获得使用羊皮纸进行书面语通讯的教会的支持也同时能利用采用莎草纸或纸张进行语言通讯的一个官僚体系的话，即假设“获得了确认空间和时间的角色之间的一个平衡，”人们就会建立一个大型的和寿命长的帝国，如拜占庭帝国。[24]
他的理论可归结为一句话：耐久的和笨重的媒介延长通讯的时间，而不耐久的和轻便的媒介扩大通讯的空间。例如，当人们利用石头做媒介进行书面语通讯的时候，通讯时间长，因为石头耐用。石头能够抵抗风吹雨打和日晒。所以，利用石头推广的理念会长期不变。在此背景下，人们尊重传统。社会趋于保守。但由于石头笨重，不易移动，人们只能在小范围内进行通讯。人们建立小国。与此对照，纸张轻便，容易携带。这样，在此语境下，人们能在大范围内进行通讯。但是，由于纸张不耐用，怕水和容易腐烂，人们通常利用纸张进行短期通讯。使用纸张进行通讯的人能在更大的地理空间内交流思想，能在较大空间范围内持有同一种理念并建立一个大国。但是，由于在使用纸张进行通讯的背景下人们倾向于接受新观念并要求重新组织国家，这样的国家存续的时间不长。因此，媒介定义的书面语通讯成为国家形成和建设的一个基础。作者本人的看法是，在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延长语言通讯的距离都对国家的形成产生了影响。换言之，一旦人类使用语言进行通讯，他们就创造和利用媒介。媒介的意义是，它们延长语言通讯的距离。延长语言通讯的距离成为国家形成的基础。
相应地，在使用书面语进行通讯的语境下，我们还能进行更多的思考。如果我们将从事书面语言通讯的人与从不从事书面语言通讯的人进行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从事书面语言通讯的人也发挥一个特殊作用。在古中国，因为掌握了书写技艺而能从事书面语通讯的人被称为“文人。”与只能在短时间内进行语言通讯的普通人不同，文人能进行长时间的通讯。一名普通人针对日常生活中的一件琐事做出的简单陈述很快就被人遗忘。与此对照的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创造的优美诗篇会被一代又一代的人重复背诵。与只能在小空间范围进行通讯的普通人不同，文人能在大空间范围内通讯。一个文盲只能在他生活的当地进行通讯。他或许只能与他的邻人进行通讯。而一位文人可能创作一个剧本或写一部小说。剧本或小说能让他与广大民众进行通讯。剧本或小说就是文人进行通讯的媒介。从一定意义上说，文人在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发挥某种作用。也就是说，普通人无法主动地在国家范围内与他人进行广泛通讯，而文人能。文人在国家范围内传播文化。尽管文人仅仅是国家内部的少数人，他们传播所有人直接或间接地接受的文化。这样，文人传播的文化就成为国家的文化。文人也是国家内部普通人在国家范围内进行自我通讯的媒介。这是因为在文明社会或国家的形成中，少数人能充当多数人进行自我通讯的媒介。少数人在大地理空间范围内主动进行语言通讯比多数人这样做要容易。国家内所有人共有这样的文化。文化担当了所有人与所有人进行通讯的一个媒介。这样的文化有助于维系国家的统一。
这就是说，进行书面语通讯的人获得了一个机会。他们能创造文学艺术作品。他们能表达他们的生活体验。他们能反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给与他们的印象。他们能够表达他们针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理解。而文学艺术作品包含美学价值。美学价值吸引人的眼睛和耳朵。它能担当媒介，支持一个长距离语言通讯过程。例如，人们创作诗歌。诗歌总是具有某些美学价值。通过创造一个或若干个美学价值，诗人为延长语言通讯的距离创造了条件。这就是为什么有些著名的诗篇几乎家喻户晓并被人们一代又一代地传诵的原因。创造那些著名诗篇的诗人也因此而远近闻名。同理，剧作家创作的戏剧不仅向普通人提供生活经验并且有时还就人们的社会生活发表评论，而且在描绘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方面展现美的情感。同理，作家写作的长短篇小说尽显美学价值，以描绘人们的社会生活。那些长短篇小说能赢得众多读者。也同理，词作家和作曲家创造的歌曲吸引广大人民群众。所有那些美学表达形式都在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互相通讯。它们是媒介。创作他们的那些作家、诗人和艺术家是媒介。他们特别促进陌生人之间的互相通讯。他们提供有关社会或国家的看法的时候，他们也在协助人们进行感情交流。他们到处展现普通人接受和喜爱的那些文化形式。他们能加强所有人之间的互相理解。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帮助所有人在社会和国家的整个范围内进行互动。
这意味着，由于人们扩大了他们的共同体的规模，他们没有必要总是进行面对面的互动，从而维持国家的统一。书面语言帮助人们保持相互联系。原因是书面语言能让人类创造更多的表达形式，以便进行社会通讯。那些能创造这些表达形式的人成为文人或知识分子。也就是说，书面语言令创造媒介的方式多样化。它能让人们在更长的时间内和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进行通讯。在此背景下，人们建立文化共同体。文化则进一步支持人们在更长时间内和更大范围内进行通讯。特别是在现代，文化共同体成为人们建立国家的一个基础。共有同一种文化的人倾向于汇聚在一起并联合起来。他们组成一个民族。由于需要成立一个国家来保证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人们建立民族国家。民族又是民族国家形成的媒介。这就是为什么民族国家成为现代国家的一个典型形式。
二、城市、市场、运输、通讯
我们再来从另一个方面研究国家的形成。在此方面，作者本人的看法是，人是社会动物。他们注定要汇聚在一起。语言帮助更多的人汇聚在一起。与通常仅仅形成小规模共同体的其他一些社会动物（如鹿、黑猩猩、猴等社会动物）不同，人类能形成大规模共同体。人类能够创造和利用媒介，来进行语言通讯。媒介延长通讯的距离。延长通讯的距离为人类建立大规模共同体创造条件。同时，人类一步一步地建立大规模共同体。他们形成村庄、乡镇和城市。他们最终形成国家。反之，我们也可以说，村庄、乡镇和城市是人类一步一步地开发和利用媒介的结果。媒介的发展成为形成国家的条件。在此，我们或许能拓宽媒介的定义。假定所有促进通讯的形式、过程和条件都是媒介的话，我们或许会发现更多的媒介。我们所说的媒介不仅仅是大众媒介，如书籍、报纸、杂志、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或社会媒介，如互联网。只要能够满足促进通讯或实现事物转化的条件，媒介可以指所有形式的物质或存在。本作者有时将人与人互动的特别方式视为媒介。当人们在一个地点聚集时，他们可能就形成了一个媒介。聚集在一起的人通常都是为了进行某种通讯。在此意义上，人们形成村庄、乡镇和城市。他们进而建立国家。亚里士多德在描述古希腊城邦国家的形成时曾经提到，人们首先组成家庭。若干个家庭汇聚成村庄。若干个村庄汇聚成乡镇。若干个乡镇汇聚成城市。城市成为一个国家。[25]他的描述是个洞见，有助于人们看到国家形成过程中小规模共同体怎样汇聚而成大规模共同体。换言之，如果人们不聚集在一起，他们就不会联合起来。如果他们不联合起来，他们就不会建立组织。他们就不会成立国家。也有些学者认为亚里士多德的相关论述解释了国家是怎样起源的。他们认为共同体人口的增加和领土的扩大是个自然演化过程。村庄、乡镇和城市都代表那个自然演化过程。但从语言的视角看，村庄、乡镇和城市也是媒介。它们为人与人之间的互相通讯提供有利条件。就是说，城镇人口密集，而农村人口稀疏。相对而言，城镇就是媒介。所以，除去其他条件不说，乡村、城镇的成长过程就是逐渐形成国家的一个过程或至少是其一部分。
此外，人们进行社会交换。人类使用语言进行通讯时，他们会互相表露自己的意图和打算。他们会互相告诉对方他们需要什么或想得到什么。当他们互相合作时，他们会互相做出承诺。他们逐渐地进行称为“社会交换”的互动。本作者在此处所说的“社会交换”包括许多物品的交换。这些物品包括礼物、商品、服务、机会、利益等，甚至还包括权力。人们还可以针对这些社会交换的对象进行分类研究。那就是，在口语通讯条件下，人们倾向于形成一个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里，人们经常进行礼物、机会、利益或权力的交换。而在书面语通讯情况下，人们还能建立一个陌生人的社会。这个社会里的典型的社会交换是商品和服务的交换。尤其是后者深刻地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促进了现代社会和国家的形成。
这就是说，在前现代，商品交换的不发达部分归因于语言通讯的覆盖范围有限。在那个时代，土地是最主要的财产。武装掠夺经常是社会内部财富分配的主要形式。特别是在封建时代发生这种情况。于是，封建主主要从事土地的掠夺。他们将掠夺来的土地分配给自己的封臣，而后者又将部分土地出租给农民。这样形成了人身依附关系。人身依附关系是封建时代的一种特殊社会关系。而封建主是贵族。贵族剥削农民。每个封建主居住在山顶上建立的一个城堡内。城堡周围是出租给农民的耕作土地。土地是维持人身依附关系的基础。领主、土地和农民构成一个庄园。每个庄园自给自足。每个地区也在经济上独立。根据赫伯特∙斯宾塞的描写，在九世纪末的法国，商品的分销受到限制。每个人或每一群人为自己生产许多物品，包括衣服和武器。在乡村的庄园内，一个人既是屠夫，也是面包师、牧羊人和编织工。在中世纪，城堡几乎制作了人们使用的一切物品，特别是甚至是最高社会等级的妇女纺纱、织布和制作的衣服。[26]后来，新生的市场在人们进行通讯和从事运输的马路和河流边兴旺发达起来。从一定意义上说，马路和河流是媒介，因为它们方便人们迁移和通讯。例如，人们倾向于在马路边、山脚下或河流交汇处交换商品和服务。结果，临近主要马路和河流的地方的人口开始增长，逐渐形成乡镇和城市。乡镇和城市经常在山脚下或河岸边成形。特别是一个地区或国家的主要河流会为交通运输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交通运输的发展促进了贸易。贸易促进一个城市的繁荣。一个成长中的城市成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枢纽。
这样，频繁进行语言通讯的人频繁地交换商品和服务。他们通过货币来交换商品和服务。货币成为一种媒介，因为它促进人们相互之间交换商品和服务。货币让商品和服务在全社会内流通。从某个意义上说，货币成为人们建立经济共同体的一个基础。如果人们从事社会化大生产，他们需要资本。资本也是一种媒介，因为它方便人们集中使用大量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技术资源。没有资本，人们就无法进行社会化大生产。人们通过生产和交换来积累资本。人们还逐步建立本地的市场。市场也是一个媒介。人们涌向市场，以便从事商品和服务的交换。这样，出于经济生活的理由，人们也会聚集在一个地方。他们建设城市。城市则是人们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主要区域。
这样，我们或许还能提出这样的一个看法：拥有制造商品和提供服务的特定技术或技艺的人会在城镇长期聚集。他们在那里供给商品和服务。由于城镇方便人们互相之间的语言通讯，他们也主要在城镇交换商品和提供和索取服务。如果我们认为人们不仅在雇佣劳动关系中生产剩余价值，而且在市场交换过程中也提供剩余价值的话，作者本人希望能够拓宽剩余价值的概念。我的意思是说，当年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学家首先将其概念化的剩余价值可能会为后代人研究商品交换提供更多的帮助。我们似乎可以认为，每个前往市场进行交换的人原本就具有某种剩余价值。比如，每个掌握生产某个特定产品的特殊技能的人可能就是市场上的另外一个人专门需要的。这个时候，前者就具有后者需要的剩余价值。如果不进行交换，这个剩余价值就会被浪费掉。这个剩余价值决定每个人都具有社会性。于是，人们通过市场帮助实现的劳动分工来创造财富。这样，从古代到中世纪晚期，铁匠、铜匠、木匠、瓦匠、面包师、酿酒师、屠夫、裁缝、制鞋匠、小客栈业主、小店业主、挑夫和马车夫等都在城镇聚集。到近代，企业家在城镇设立和经营工厂。城镇保证供给大量的劳动力。随着商业、投资和贸易的发展，生意人在城市内从事各种类型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会计师、技术人员、工程师、律师等其他专业人士也纷纷前往城市。他们在城镇开办他们的事务所。医生及护士则在城镇为他们的病人提供医疗服务。就城市的成长而言，所有在城镇聚集的人都对城镇的发展做出贡献。
此外，人们在城镇汇聚也加强了文化的交流和传播。采用语言进行互相通讯的人传播知识、理念和信仰。那些拥有知识、理念和信仰的人向那些缺少知识、理念和信仰的人传播和灌输知识、理念和信仰。由于前者的人数少于后者的人数，人们开办书院、学校、学院和大学。由于需要更多的获取知识、理念和信仰的人，人们选择在城镇开办这些教育机构。学生或学员大多来自人口密集的地区。这些地区即是城镇。有时，建立一所大学甚至反过来促进了城市的成长。人们主要在城镇内建造戏院、电影院和美术馆。作家，诗人和艺术家倾向于居住在城镇。人们主要在城市地区传播文化，因为那里提供更多的媒介，帮助他们传播文化。
换言之，城镇提供先进的交通和通讯设施和条件。人们在城市地区进行互相通讯比在乡村地区进行互相通讯更加容易。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居住在城市的原因也是如此。或许，人们更多地在乡村地区传播传统文化。民间文学家和艺术家是传播传统文化的主要力量。但是，现代文化则主要在城市地区传播。专业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是现代文化的主要传播者。民间文学家和艺术家是分散的乡村当地社会的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和继承者，而专业文学家和艺术家则是整个社会的甚至是整个国家的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和继承者。换句话说，乡村的建设往往仅是当地社会的建设。各地的社会并不一定总是完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所以，在这个社会或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乡村的文化并不一定构成一个媒介。但是，城市是整个社会和国家形成的媒介。专业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也在城市地区聚集。他们是社会和国家的精神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和继承者。他们也是形成现代社会和国家的主要媒介之一。
此外，使用语言进行通讯的人类也在不同地区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这样的语言通讯。人们首先在人口密集的地区即城市地区建立公共行政管理的机构，因为在这些地区语言通讯最有效率。在这些地区最容易公布和执行国家的法令和法律。所以，人们首先在城市里成立政府机构。历史上，统治者的王宫所在地就是一个国家的最大城市。最大的城市是行政管理的中心。在那个背景下，从一定意义上说，城市的形成就是国家的形成。世界上各个地区的特定的文明的兴衰就经常是一些特定的城市的兴衰。在古代苏美尔，人们创造了美索不达美亚文明（公元前3500-1500年）。人们建造寺庙。寺庙在收集和分配物质剩余过程中扮演经济组织者和权威当局的角色。城市最先在人们建造寺庙的地方出现。每个城市均成长为一个国家。在古埃及（公元前3000-332年），法老的都城就是一个大城市。在古希腊（公元前776-338年），一个城市的形成就是一个国家的形成。在中世纪的欧洲（大约500-1500年），城市的兴起就是民族国家逐步诞生的曙光，而民族国家兴起于近代。十五世纪，在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帝国征服以前和以后，包括哲学家、作家、艺术家和翻译家在内的大批文人逃亡西方，主要逃亡意大利，带走了大量的古希腊的文化遗产。[27]他们主要定居在城市，如佛罗伦萨。他们成为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而文艺复兴运动为近代欧洲的城市发展创造了一个重要的人文条件。那就是说，首先在城市兴起的资本主义经济需要扫除封建制度的桎梏。那些文人讴歌人的伟大，提倡人的科学，反对封建社会等级制度。于是，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瓦解，人员流动加速。城市的发展导致城市人口剧增。行政管理制度首先在城市地区成形。大城市往往成为各个地区的行政管理中心。首都则是全国的行政管理中心。民族国家的时代露出端倪。
这意味着，城市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城市兴起的主要基础。城市促进人员、商品、生产资源和资金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适合于新社会的诞生的现代文化也在那里繁荣起来。行政管理也首先在城市地区出现。城市的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大众社会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因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的崛起。
运输系统也是一个媒介。如果人类不使用语言，他们或许就只能采用一种最原始的方式互相通讯。这样，他们才能不改变他们自己的社会动物的属性。在这样的语境下，人们只能通过展示自己的行为的方式来进行互相通讯，如通过挥手或摇头或叫喊的方式来互相通讯。他们的身体行为就是他们互相通讯的原始媒介。但是，人们仅仅能在很小的空间范围进行这样的通讯。他们仅仅能够在他们的视觉和听觉能够直接抵达的范围内进行这样的通讯。在此背景下，就社会的形成而言，人们仅形成小规模社会，人们绝不会发展其运输系统。说话和写字的人会在更大空间范围内互动。结果就是，他们需要从一个地方旅行到另外一个地方。人们开始发展交通事业。交通事业延长语言通讯的距离。延长语言通讯距离的人类成立人口众多和占地广泛的国家。在古代，罗马人依赖马路和马匹来扩大其语言通讯辐射的范围，他们在西方建立一个巨大的帝国。同样，在中世纪后期，蒙古人依靠他们的骑马的部队将其帝国的边界扩展到中亚和东欧。马路和马匹都是媒介。媒介的应用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历史。
总之，使用语言的人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互相通讯。人们不再总是通过亲属关系而互相连接，而是通过语言和媒介来达到目的。来自不同地区的陌生人也会有兴趣互相见面，进行互相交流。于是，人们发展交通事业。所以，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人们建造了一个马路的网络，从首都巴黎辐射到国家的各个地区。[28] 改善通向各地大城市的交通系统提高了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的效率。于是，形成一个中央政府控制下的地方政府网络，这又逐步促使法国从中世纪的封建王国向近代的民族国家过渡。同样，我们也可以提出这样的看法：十九世纪英国的通向全国的铁路网的建成巩固了联合王国的行政管理体系。
人类还开掘运河。人类还发展海洋运输事业。在现代，人们发展铁路公路和航空运输事业。他们还发展通讯事业。例如，人类发展了电报事业以后，又发展邮政事业，发展电话服务事业。人类还发展无线电广播和电视广播事业。所有这些交通和通讯事业都促进民族国家的崛起。
那就是说，如果没有语言，人类就不会发明货币，不会积累资本，不会建立市场，而且人类也不会发展交通和通讯事业。这样，人类就不会建立大规模共同体，也不会建立国家。受麦克卢汉的启发，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人类骑马时，马的四条腿成为人的两条腿的延伸。同样，我们可以认为，汽车和火车的轮子也是人的腿的延伸。我们可以认为，无线电广播和电视广播是人的嘴巴、耳朵和眼睛的延伸。所有这些都是人类自己创造的媒介。它们是人类从事各类活动的媒介，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媒介，特别是人类从事生产劳动和社会管理的媒介。但是，人类仅仅是在使用语言的背景下才创造和利用这些媒介。如果人类不使用语言，人类相互之间只能进行面对面的接触，人们就最多只能进行短距离的行为通讯或符号通讯。这样，他们就不会广泛地互相交换产品、技术和思想。这样，人类也不会对发展密布的交通或通讯系统感兴趣，不会对开发车辆和各类设施感兴趣，不会建立一个陌生人的社会，也不会形成一个国家。
总之，语言代表人与人互动的一种形式。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特别包括不断改善人与人之间的语言通讯条件的过程。语言通讯的媒介具有关键意义。所有的媒介发展过程就是国家的形成的过程。
三、军事、宗教、政治组织及政府
人类形成他们的共同体时，他们需要彼此联系和互动，以便于维系共同体的统一。通常，他们互相通讯的方式就是他们互相联系和互动的方式。特别是在共同体的规模不断扩大的时候，他们急需互相通讯，以便保持互相联系和互动。然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共同体内的人口越多和规模越大，人们相互之间保持联系和互动就越困难。换言之，一旦共同体人口增加和规模扩大，维系所有人与所有人的通讯变得更加困难。人们通常分散居住。即使在城市内人口的分布相对集中，有时，人与人之间需要进行更加紧密的通讯，以便维系共同体的统一。比如，在一定程度上说，从事文化的传播和从事商品交换的通讯还是相对分散的，而从事社会的管理往往需要进行更加紧密的通讯。例如，社会管理需要建立社会秩序。建立社会秩序需要一个统一的权威。这个权威需要对所有的人口发布同样的命令。但是，人类均衡地进行这样的语言通讯以便向所有人发出同样的命令往往是非常困难的。人们逐渐发现，少数人维持相互之间的通讯比多数人之间维持相互通讯更加容易。由于共同体需要组织，以便于管理共同体，人们首先选择让少数人组建共同体。换言之，组建共同体的人需要进行更加频繁的通讯，以便彼此协调，因此，首先组建共同体的人总是少数人。
我们可以认为组建共同体是一种集体行动。少数人采取集体行动的成本低于多数人采取的集体行动的成本。曼克尔∙奥尔森（Mancur Olson）是一位美国社会学家。他研究了一些社会利益团体试图影响政府决策过程时采取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他指出，团体的规模影响了团体集体行动的成本。小规模团体比大规模团体更能影响政府的决策和获取利益。虽然人们成立所有团体的目的是帮助其成员获得他们单个行动所不能获得的利益，随着团体规模的扩大，人们采取团体行动的动力则相应地下降。正如他争辩的，“必须组织起来以便于获得一个集体的福利的任何团体会发现，它有一个必须支付的某个最低限度的组织成本，不管它获取的集体福利多么稀少。团体中的成员的数目越大，这些最低限度的成本就越大。”换言之，“这些是团体成员通讯的成本、他们内部任何讨价还价的成本以及创立、派人运作和维系任何一个形式上的团体组织的成本。”因此，“团体成员的数目越大，组织的成本越大。”[29] 同理，我们可以认为，人们形成他们的国家时，他们组建国家。然而，虽然很多人参与形成国家，只有少数人组建国家。组建国家时人们需要进行互相通讯。少数人互相通讯比多数人互相通讯更加容易。如果一部分人从人们互相通讯的过程中撤离，这就意味着他们让其他保持互相通讯的人代表他们进行互相通讯，因为一部分人的互相通讯能让所有人得益。这样，我们需要研究人们互相通讯的方式，因为不同规模的团体中的互相通讯的方式不一样。
作者本人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虽然所有人都会说话和写字，人们的互相通讯总是处在不平衡的状态。那些积极地互相通讯的人倾向于保持定期的或持续不断的通讯。他们不断地互动。如果他们要保证这样不断地互动，他们可能订立协议，成立一个组织。语言通讯的不平衡导致组织的出现。其结果是，组织内的人频繁地和不间断地互相通讯，而组织外的人不这样通讯。原因是，组织外的人较多，而较多的人互相通讯的成本升高。因此，我们看到，组织定期召开其成员参加的会议并且在组织内部散发文件。组织的成员采取彼此协调的行动，选举产生组织的领导人。组织内部订有纪律，确保组织成员服从组织的领导并且遵守其规定。组织的所有成员的团结是该组织运作和成长的基础。所有组织的成员都有一个同样的目标。如果他们的事业成功，他们会获得权力并管理社会。他们会建立一个具有等级秩序的行政管理体制。在这个等级秩序内，高级官员向低级官员发布命令。低级官员向高级官员汇报执行命令的结果。鉴于仅有那些加入这个组织的人管理社会，我们假定，并非所有人在国家的组建中发挥作用。这意味着，国家也可以被视为一个组织，但是一个大规模组织。鉴于人们在一个小规模组织内部进行语言通讯要比在一个大规模组织内部进行语言通讯更加容易，例如，在一个由十个人组成的组织内部进行通讯比在一个由一万个人组成的一个组织内部进行通讯更加容易，人们通常先设立一个小规模组织，以便于帮助他们设立一个大规模组织。他们以这种方式组建国家。在这个意义上说，意图在于组建国家的一个小规模组织是人们组成国家的一个媒介。局限于一个地方的少数人彼此互相通讯比在全国范围内的多数人互相通讯更加容易。小规模组织就是大规模组织利用的媒介。这意味着，人们建立国家时，人们组建一个大规模组织。人们首先需要建立一个小规模组织，然后再通过这个小规模组织来建立一个大规模组织。小规模组织通常比较活跃，能力更强。小规模组织负责运作一个大规模组织。人们以此方式建立国家。
所以，很久以前，人们有时看见的一个现象是，一群人组成一个军事团伙或武装集团并通过征服建立一个政权。这个政权宣布成立国家。分散居住并且彼此之间缺乏联系的众多个人无法聚集在一起，无法将他们自己直接组织起来。于是，人们总是可以看见这样的现象：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例如，在前现代，人们常见的一个现象是，一部分人使用强制力建立政权和组建国家。那些统治者建立奴隶制国家或封建制国家。这些统治者经常就是军事首领。诚如斯宾塞所言，在早期埃及，国王和将军的职位合二为一。亚述人的经文和刻字描述专制统治者的时候也把他们视为政府的军人。希伯来人的记录也有类似内容。在荷马史诗描述的古希腊人中间，文人和军人的领导人是合并在一起的。而在原始的罗马，“将军通常就是国王本人。”[30]在现代社会里，我们有时也看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里，一批军人控制着政权，并且管理国家。出现这个情况的背景是，人们在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上出现分歧。人们在国家内没有统一的意志。但是，掌控武装力量的军人集团能维持国家的统一，因为军人集团内部的军人持有一致的意见。军事集团内部的人员进行频繁的语言通讯，计划采取一致行动。军事集团内部的人员彼此之间保持更加密切的联系。军事集团内部订有更加严格的纪律。这些人员的组织性更强。军事集团成为一个媒介。它在国家建设过程中发挥特殊作用。其原因是，人们更加有效地组织军事集团。这个道理可解释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曾经多次出现军人而非文人掌控国家的局面。即使人民希望看到国家的快速社会经济发展，是军人在组建国家。于是，在那个时期，在亚非拉地区军人专制曾经是一些国家建设的特色。这意味着，在那个特定背景下，国家依靠军事组织来组建国家。
当然，学者可能会从不同角度看待这个现象。他们确认军人集团在国家形成中曾经发挥一个作用，或者在某个特定条件下，军人扮演过类似的角色。于是，他们认为，国家起源于征服。休谟坚持认为，“几乎所有的政府，不管是现存的还是历史书上记录的，都是人们通过篡权或征服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的方法而建立起来的，没有任何人民自认的公平合理的同意或自愿的服从。”[31] 不少后来的学者认为休谟支持国家起源于征服的观点。奥本海默直接指出，“国家在其诞生之际完全是或在其存在的早期阶段基本上和几乎完全是一个由胜利的群体强加在被打败的群体身上的一个社会组织。”[32] 休谟和奥本海默就是持有这类学术观点的一批学者和思想家中间的代表。他们特别强调征服者在国家组织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在现代，很多哲学家或社会科学家也赞同他们的观点或理论。但是，如果从语言的角度看国家的组织，作者本人认为征服者仅仅是个媒介。如果人类不使用语言，就不会发生征服导致国家形成的情况。如果人类不使用语言，他们就绝不会建立大规模共同体，不会建立国家。征服者仅仅在国家形成的某个时刻加速了组织国家的进度。在中国历史上，作为少数民族的蒙古人曾经在十三世纪征服作为多数民族的汉人并建立元朝。在十七世纪，作为少数民族的满人曾经征服作为多数民族的汉人并建立清朝。不过，在不同民族互相融合过程中，少数民族使用的小语种让位于多数民族使用的大语种。少数民族被多数民族同化和吸收。人们无法忽视语言在一个国家的演化中发挥的作用。
在中国，汉语就是国家形成和统一的一个先决条件。当然，一旦人们无法互相通讯和互动，军人组织就可能在组织国家过程中发挥突出作用。过去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提出的征服论并非没有任何学术价值，而且那个理论有其自身的逻辑和道理，不过，如果我们需要系统地解释国家的起源并且从人类社会的长期演化的过程看待国家的形成和建构的话，完善的论点需要包含一种语言社会学的分析。可以说，征服导致成立一个管治社会的一个组织，因为征服者事实上在语言启动的人类文明进步长过程中成为一个组织国家的媒介。征服者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益也是一个媒介。征服者至少需要提供最低限度的公共服务，如维持社会秩序和保卫国家。
事实上，只要少数人能自组织，他们就经常能够在国家的形成中发挥某种媒介的作用。历史上，宗教组织也会在社会的组织过程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在欧洲，基督教教会曾经是社会的主要组织者。在西亚和北非，伊斯兰教寺庙曾经是社会的最主要组织者。宗教组织努力传播其信仰。它们和民众建立各种各样的联系。皈依于宗教的人有义务参加宗教组织的各类活动。相对于不信教的人而言，信教的人因为参加宗教活动而进行特定的语言通讯。所有信徒因为宗教或宗教组织而加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他们彼此之间进行更加频繁的语言通讯。它们让同样的宗教信仰进入了在其他方面可能有所不同的各种各样的人的心田。所有人联合起来。宗教信仰或宗教组织则成为所有人互相通讯和联合起来的媒介。例如，信徒们因为定期前往教堂或寺庙而彼此相识。他们彼此之间进行更多的语言和感情交流。他们认为他们彼此都是兄弟姐妹。他们的心连在一起。他们联合起来。这样，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参与社会组织的宗教团体也可能参与国家的组织。既然人们在社会之上建立国家，不时参与社会组织的宗教组织有时也就参与国家的组织。这时，宗教组织的领导人甚至成为国家的领导人。正如斯宾塞写到的，“巴比伦人的记录结合了希伯来人的传统，向我们讲述祭司―国王的故事。在利底亚，情况相同：克洛苏（Croesus）是王国，也是祭司。在斯巴达也是这样，作为军事首领的国王也是高级祭司；而在罗马也存在类似的原始传统。”[33]在一些民族的历史中，有些宗教组织的首领也是成长中的国家的创立者。圣经中提到的亚伯拉罕是一位先知，但他也是贝都因人的部落酋长。他在以后的民族形成过程中发挥影响力，促进本民族的身份认同。摩西是先知，但他也是希伯来民族的首领。默罕默德是先知，但他也是阿拉伯民族的创立者。在基督教世界里，一些著名的教士是社会的组织者，他们也会在民族形成过程中做出某些贡献。在他们传播基督教的教义的时候，他们也可能以某种方式传播民族的意识。马丁∙路德是一位宗教改革者，他在布道时宣扬的日耳曼主义在所有讲德语的人士中间扩散。胡斯是一位宗教改革家，但他也是创建捷克民族国家的历史人物马扎里克（Masaryk）的先驱。[34]在现代，教士仍然可能在社会的组织中发挥某种作用。他们传播的宗教思想可能成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结果，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在国家建设中发挥某种作用。于是，信仰一种宗教的人联合起来。结果，有时宗教组织在国家的组织中发挥某种作用。
在中世纪，一些支持国王的人士宣扬国王的君权神授理论，声称君主制是按照神意建立的制度并且国王仅对上帝负责。[35]尽管今日很少有学者提及这个理论，事实是，在一些国家，宗教仍然在国家的建设中发挥作用。原因也在于社会或国家动员和组织坚持信仰宗教的人比动员和组织不信仰宗教的人更加容易。如果政权获得教会或寺庙的支持，它也更加容易获得民众认可的权威。在中世纪欧洲，国王或皇帝需要获得教会的支持。教会不时为登基的国王或皇帝举行加冕礼。在现代，教会的支持也体现民族国家建设中的社会和谐。从语言的视角看，教会担当了一个民众互相通讯的媒介，促进了一种集体意识的传播。在民众信仰一种宗教的情况下，采用宗教话语的当局会获得更大的社会感召力。如果一个国家的精神建构中包括一种宗教的话语，国家会在信仰这个宗教的信徒中获得应有的权威。在现代，有时来自宗教组织的教士直接参与国家的建设，于是，国家往往需要依赖宗教组织的合作。国家需要借助宗教组织拥有的特殊社会动员能力。教会领导人或教会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媒介。
在现代社会，人们建立世俗的和文人的政府。然后人们开始建立政党。政党开始发挥过去国家形成过程中军事组织或宗教组织曾经发挥的类似作用。由于人们会针对国家的治理或公共事务的管理持有不同的意见，政治家成立政党来代表他们。然后，政党提出有关的政策建议。政党成为人民自组织过程中被人民所利用的媒介。如果我们从语言的视角看政党发挥的作用，本作者提出的观点是，少数人互相通讯比多数人互相通讯更加容易。于是，参加政党的人比不参加政党的人进行更多的互相通讯。人们在政党内部频繁地举行会议并散发文件。所有人都有一个统一的意志，并服从领导发布的命令。这些政党甚至可能建立自己的军队，以便借助于军队来推广自己的意志。一旦这些政党获得国家政权，他们就在国家建设中发挥特殊的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在二十世纪初，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建立苏维埃俄国。以后，主张建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各个政党也在东欧和东亚成立自己的国家。人民经常是不团结的，人民内部总有分歧。历史上，仅仅是在特殊的时刻才会出现人民内部针对某个重要的公共事务或有关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的事件形成高度一致的意见的情况。但是，参加政党的人士是团结的。结果，参加政党的人能在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发挥某个特殊的作用。在今日西方国家内，政府的形成也依赖于政党发挥的作用。政党发挥的作用无法替代。由于人民由无数个个体汇聚而成，全体人民在整个国家范围内进行频繁的和定期的互相通讯（沟通）非常困难。于是，在国家形成的语境下，一部分人进行的互相通讯替代了所有人需要进行的互相通讯。一部分人进行的通讯成为所有人进行的通讯的媒介。在今日民族国家中出现的政党代表这个历史发展趋势。政党就是政党领导或代表的人民用来进行自组织的媒介。
此外，国家也需要行政管理。那些从事行政管理的人在国家内部是少数人，而那些服从行政管理的人是国家内部的多数人。那些管理国家的人通常隶属于一个组织。这个组织负责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内部协调。那些服从行政管理的人并不一定需要组织，因为他们并不一定需要进行频繁的和定期的通讯（沟通）。组织显然就是国家行政管理过程中的关键媒介。
历史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互动也反映作为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媒介的组织所扮演的角色。当被统治者不愿意服从统治者的统治的时候，被统治者会在其内部加强互相通讯，以便于采用一种合力，与统治者的统治做斗争。参加起义或革命的人士会建立自己的组织，包括军事的、宗教的和政治的组织。然后，一旦他们成功地推翻了统治者的统治，他们就会承担其组建新国家的责任。这意味着，人们需要进行必要的互相通讯，然后才能将自己组织起来并建立国家。由于分散居住的个人不便于互相通讯，组织者成为一个媒介。如果没有组织者发挥的作用，人们就不会汇聚在一起并建立国家。历史上许多军事、宗教和政治组织的兴衰和更替恰恰意味着国家的兴衰和更替。
换言之，政府是个组织。没有政府，人们就无法进行日常的互相通讯。在政府内部，人们定期举行会议和散发文件。会议代表口语通讯，而文件代表书面语通讯。同时，有些人发布指示，而另一些人汇报工作。政府内部的人士进行的互相通讯比政府外部的人士进行的互相通讯更加频繁。于是，由于政府内部的人士有能力进行内部的协调并且采取一致行动，政府获得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政府成为社会的最大组织者。政府也是将国家组织起来的媒介。
总之，国家需要行政管理。管理者是少数人，而被管理者是多数人。诚如卢梭所言，“多数人管治和少数人被管治是违背自然秩序的。”[36]同时，频繁通讯的一部分人会建立自己的组织。组织也是人们互相通讯的一个媒介。隶属于一个组织的人员频繁地互相通讯，而不隶属于这个组织的人士则很少互相通讯。组织就是国家形成所需要的语言通讯的媒介。历史上，包括霍布斯、洛克和卢梭在内的哲学家将政府的形成归因于人们签订一个社会契约。人们让渡他们的部分民权给政府，以便责成政府确保他们的安全和自由并保护他们的财产权。[37]其后，部分学者坚称上述哲学家思考签订社会契约的可能性时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国家起源的理论。本作者不否认使用语言的人类会签订各种契约，包括在特定条件下，人们有可能签订契约论者所定义的那种管理公共事务的社会契约，而且人民与管理他们的政府之间互相承担某种义务并享有某种权利合乎常理，但是，从语言的视角看，社会契约论仅仅证明管理国家的人需要受到人民的委托。人民自己无法管理自己。即使某些地方实行自治，也不是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能够管理国家的少数人是那些没有能力亲自管理国家的多数人使用的媒介。换言之，如果人民不使用语言，他们就不会签订契约。如果管理者不按照媒介的逻辑行动，被管理者就不会委托他们管理国家。社会契约论是人们思考如何组建政府时提出的一个解决方案。如果这个理论也解释国家的起源，人们也一定需要解释语言通讯过程中媒介发挥的作用。社会契约论不足以解释国家的形成。它仅仅解释政府的形成。在有关语言通讯和媒介的语境下，需要将政府也视为媒介，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地和更加深刻地解释国家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