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的悲剧：朝野极端派占据上风
===读《宪政民主左派与宪政民主右派合则双赢、离则两败》有感）
（编辑说明：本刊刊发David Wong 关于主张宪政民主的左右两派合则双赢，离则两败的文章后，引起一些读者的共鸣及讨论，因为该文触及近代中国宪政历史中影响了其进程的一个关键性的认识与政治操作问题。这里，再发表一篇相关的读后感，以期能引起更多的讨论。此文不长，但涉及诸多有关在中国实现宪政、与当下川普现象相关的美国宪政问以及对中国海外一些异议政治人士的某些看法与做法的评价，当然也都只代表作者的立场与看法，不代表本网站。这里也欢迎各方就此文及Wong文所涉及的议题做更深入的探讨）。
中国是亚州现代化起步较早的国家。除了印度等殖民地外，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国家，也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悲剧的是：中国在现代化之路上一波三折，经常是进一步退三步，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甚至连起点都不如。
那些现代化起步比中国晚，文化底蕴也远不如中华民族的亚州国家，今天的现代文明水准，多数已跃升到中国的前面。且不说日本、韩国的文明水准直追欧美发达国家，东南亚等第三世界小国，在现代化之路上也后来居上，把中国远远甩在后边。
十年前，越南少女以能远嫁中国为荣。华人光棍汉花上几万元人民币，就能去越南买个年轻漂亮老婆。今天的形势倒转过来了。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壮劳工，争相越过中越边境去那边寻找机会。
“现代化”的本质是“民进官退”，不是什么摩天大楼，原子弹、航空母舰……瑞士可没什么原子弹，航母，现代化水准在地球村首屈一指。
按“民进官退”这个现代化的主要标准，中国的现代化水准和百年前相比不但没进步，相反还倒退了很远的距离。百年前的中国乡村自治，教育民办，土地私有，科举选官，几乎没什么城乡差别；公权力对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乡村作用甚微。当今中国公权力则无限膨胀，几乎掌控了所有的人口、土地和资源。官僚政治渗透到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民间活力处于历史上的最低点。
为什么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水准不进反退？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悲剧？
根本原因是：近代中国经历了几次剧烈社会变革，每次社会变革的前夜，朝野都是极端派得势；真正能推动国家社会进步的中间理性力量，得不到多数民众的理解与支持，要么沦为牺牲品；要么边缘化。每次朝野力量对决前，双方都要在内部进行一次理性与极端力量的对决，最后几乎都是极端力量掌控本坛大局。
朝野一旦都是极端势力站台，双方就不可能存在“妥协共赢”的任何机会，只有通过你死我活的暴力革命来一决雌雄赢家通吃。暴力革命是社会变革的最悲剧模式，除了对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破坏外，赢的一方为了巩固胜利成果，很容易采取反现代化方式来穿新鞋走老路。
近日读到王大卫先生的雄文《宪政民主左派与宪政民主右派合则双赢、离则两败》，如雷轰顶，兴奋之情不只是“共鸣”一词能够解读。
这篇近三万言的雄文，是王大卫对《中国良心知识分子谈宪政民主》问卷的答复，针对37个宪政民主问题，系统解读了未来中国实现宪政民主的困扰、出路和期望；为中国宪政志士们厘清了认识上的误区，指明了努力的方面。读完此文后，飞骏的很多困扰有了答案，虽该文有些长，又学术性较强，读起来甚费心力，仍开卷难舍，前后读了三遍。
虽钦佩该文的睿智和格局上的高屋建瓴，但笔者并不完全赞同该文的观点，针对几个认识上不一致之处，或看法相同但窃以为需要略加补充的问题，这里略谈一下自己的管窥之见：
1、关于中国一旦走上宪政之路，是实行总统制还是议会制的问题，我和王老师看法一致，认为议会制更适合中国；并且认为宪政中国只能实行议会内阁制！总统制则是必败之路。
两种宪政体制的主要区别是：议会内阁制国家元首由议会选举产生；总统制国家元首由全国选民直选产生。
两种体制的优劣：议会内阁制容易贿选；总统制容易倒退回强人独裁。
一个国家的国会议员最多也就几百人，用金钱收买比较容易。
一个国家的选民通常在千万级以上，贿选几乎没有可操作性。
民主宪政的理想路径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一个国家的民主宪政采取哪条路径，主要是看那个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和风险是什么。
美利坚是实行总统制的典型国家，当初之所以选择总统制，主要原因是新生美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分离”而不是“集权”。
美利坚是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代表坐到一张圆桌上“谈”成的，前期各州的实力和民众归属感远大于中央。那时美国人民心中的“国”就是自己的“州”，而不是“合众国”。
第二次英美战争期间，英军进攻合众国首都华盛顿时，负责守卫的马里兰州民兵一触即溃拔腿就跑，只恨爷娘少生了两条腿。随后英军进攻马里兰州，同样是马里兰民兵，个个英勇无畏视死如归，痛击英军。为和前后如此不同？只因那时保卫华盛顿的民兵心中的“祖国”是马里兰州，与自家切身利益紧密相连的是“州”而不是“合众国”。
新生的合众国要想生存下去，不在关键时刻“分家散伙”，就必须大力提升中央政府的实力和感召力，使之能与有分离倾向的“州权”抗衡。
总统制比议会制显然更有利于提升中央政府的形象和实力。国家元首既然是由全国选民直选产生，民众自然把中央政府视为自己的政府。
总统制最大的缺限是容易倒退回“强人独裁”。因为总统是全国选民直选产生，权力来自全国人民而不是议会，就很容易跳过议会直接和人民“结盟”敛权，把议会、法院架空，破坏“三权分立”的宪政架构。
一个有着长期专制传统，多数民众又习惯“个人崇拜”的国家，走上民主宪政之路后，一旦实行总统制，倒退回元首独裁是大概率事件。普京俄罗斯就是前车之鉴。
一个开启宪政大门的集权专制国家，“贿选”肯定不好；但“独裁”的危害性更大！贿选相当于前进路上“跌跤”，爬起来还可继续朝前走。“独裁”则是“倒退”，比“跌跤”的危害大百倍。悲剧的是：专制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国民，对“贿选”的厌恶远大于“独裁”。
二战后走上宪政之路的国家，凡是采用英国式议会内阁制的，宪政成果多保存下来了。那些采用美国式总统制的，多数都一波三折，甚至倒退回原来的起点。
因为美国模式在二战前的巨大成功，二战后的宪政转轨国家，多数师从美国式总统制，只有少数采用英国式议会内阁制。
最幸运的是日本！这个国家虽然是在美国主导下走上民主宪政之路的，但采用的却是英国式议会内阁制。大和民族有“崇拜强人”情结，如果实行美式总统制，倒退回元首独裁几乎没有悬念。
最悲剧的是俄罗斯！这个有着浓厚专制传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宪政变革的最大问题和风险就是“独裁复辟”，最适合的转轨模式应该是议会内阁制；可它们却实行总统制，没过几年“宪政瘾”就倒退回强人独裁。
…………
2. 民粹主义的兴起是全球民主宪政面临的最大风险。因为自媒体的普及，阿Q小D等乌合之众的声音一下子提升了几十倍，有格局、远见和责任心的精英声音越来越小，社会开始被乌合之众裹胁，加速度向急功近利的方向狂奔。急功近利与民主宪政是水火不容的！社会价值取向如果趋向急功近利，宪政将面临严峻挑战。
美国这个一直离民粹主义较远的国家，近几年民粹力量也像滚雪球一样壮大，并且把川普这个美国历史上的最大无赖推上了总统岗位。这不仅是美国的悲剧，也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悲剧。川普这个没有任何人格底线的无赖和骗子，居然能在美国赢得数以百万计的狂热崇拜者，确然令正常人匪夷所思。美国“铁锈州”的狂热川粉，和文革期间的红卫兵完全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人类文明的大风险真个扑面而来。
对于国内外民运圈的认识，飞骏远没有王老师那么乐观。美国大选期间，很多民运人都被“川普主义”迷惑，一窝蜂追捧川普，并且听不得任何不同声音，对质疑川普的良心同仁玩文革式大批判，恶语相加扣帽子打棍子，哪还有一丁点民主素养？
美国大选以来，民运圈不是做大了而是缩小了，在国内外的影响跌落了近十倍。那么多没有任何厘头的弱智谣言，在民运圈大面积传播，极大损害了民运圈的整体形象。我先前接触过的很多普通民众，心底都认为民运圈的信息比官媒更可信，只是不敢公开表达而已。现在，普通民众对民运圈的“信赖”大不如前。那些狂粉川普的弱智谣言对他们的负面刺激太大了。
如果民运圈不痛定思痛自我反省，战胜自身弱点，就很难承担起推动中国宪政变革的重任。就算哪天专制大厦突然倒塌了，他们也没有机会独领风骚，因为毛左的力量和影响比他们大得多。
川粉和毛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区别只是打的旗号不同而已。很多狂热川粉的表现甚至连毛粉都不如！如果选择的方法得当，多数毛粉还是能够讲道理的；可狂热川粉几乎油盐不进。狂热川粉虽然是川粉中的少数，可负面影响极大，对民运圈形象的伤害非语言所能形容。
3、未来中国的宪政转轨能否成功，除了“议会制”外，“联邦制”也是另一个必要选项。不实行“联邦制”必倒退回中央集权。
中国是一个东西南北自然条件和文化生态差别很大的国家，根本不可能存在适合全国的统一方针政策。一个地方的“善政”复制到另一个地方，就很可能异化成劳民伤财危害地方文明的“恶政”，只有“地方自治”才能因地制宜趋利避害。
中国的中央集体程度在全世界首屈一指，也是宪政转轨面临的最大问题。如果不实行联邦制，地方政府首脑仍由中央政府任命，就算国家元首是全民直选产生，国家也很难避免倒退回中央集权。政务官只服从于“权力源”，地方政府由中央任命，自然会听中央的话，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而把当地民众的诉求不当回事。当多数地方政要都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时，中央集权就水倒渠成了。中央一旦拥有集权的能量，强人独裁就不可避免。一旦出现强人独裁，宪政就会名存实亡。
俄罗斯在宪政转轨前期，国家实行名副其实的联邦制，地方政府首脑由当地选民直选产生，普京在第一任期内想玩独裁也力不从心。普京连任总统后，就以防范国家分裂为由，把地方政府首脑的产生权收归中央任命，中央集权复辟了，强人独裁就瓜熟蒂落。
虽然“联邦制”是中国宪政转轨的必选项，但执行起来要分步分期，一蹴而就容易酿成国家分裂的悲剧。
红色中国执行的是前苏联民族政策，通过成立民族自治区的方式，实行牺牲主体民族偏袒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唤醒或加强了各少数民族的种族主义，极大提升了藏疆等主要少数民族的体重和能量，为民族分裂埋下了制度种子。
在国家宪政转轨过程中，如果一步到位实行联邦制，藏疆分离和动乱将是大概率事件。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分离就是前车之鉴。为了避免这一悲剧，有必要在中国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分步自治”。
十年前，飞骏曾在拙作《中国民主变革的第一步》中提到过，我国宪政转轨的第一步不是全民普选国家元首；而是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县官直选。
“县官直选”是“地方自治”的基础，也是我国实行“联邦制”的第一步。“县官直选”既能锻炼平民大众的自治能力；又能有效防范国家分裂。只有省市一级政府才有能量玩独立和分裂，县级政府则没那个能量。民众一旦习惯了“县官直选”，省级政府就不可能直接对辖区各县政府发号施令，就不容易凝聚起全省力量和中央政府对抗玩独立分裂。
4、地方政府的最低一级应该是“县”，而不是乡镇或村。
民众选举地方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贿选”。“贿选”在选民千人以下很容易操作，超过万人就有一定难度，超过十万人就几乎没有可操作性。我国的村官选举，“贿选”是普遍且公开的，主要原因除了上面默许外，还有登记选民多在千人以下。换届期间因为多数青壮年都去遥远的城市打工去了，实陆参加投票的选民只有几十上百人，“贿选”的成功概率极高。
我国绝大多数行政县，选民人数都在十万以上，“贿选”的操作难度相当大，就算偶尔得逞也是个别现象。
5、言论和新闻自由是民主宪政的第一要件。
一个国家的宪政变革，新闻自由是第一步。凡是没有实行“刚性新闻自由”的国家，民主宪政都名不符实，并且很容易倒退回赤裸裸的专制，没有例外。衡量一个国家的民主宪政是否属实，是否有连续性，第一就要看新闻自由度。
一个国家元首不是全民直选的威权国家，如果实现了新闻自由，就会大概率转轨到民主宪政国家。一个全民直选元首的民主国家，如果新闻不自由，倒退回独裁专制国家就只是时间问题。
“言论自由”虽然很重要，但多数中国人并不理解“言论自由”的真正内涵。“言论自由”的主要对象是公权力，只要是针对公权力，就算是说错了话也司法免责。一个平民对另一个平民的言论则是有“边界”的，前提是不能侵犯对方的“自由权”，并且没有“说错话”的权利，否则司法问责。中国民运人爱好“质疑”，可很多人不知道“质疑”的边界。一个平民无证据质疑公权力没事；但无证据质疑另一个平民则可能惹上官司。民众质疑公权力，对方只能自证清白。一个平民质疑另一个平民，谁主张谁主证，拿不出确凿证据就可能吃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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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一年九月二十六日
作者：熊飞骏是中国大陆知名民间学者、评论家